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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法学1案例分析题及答案 1、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下属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
监考教师虽未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
北京科技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号通知”第三条第五项关于“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根据第一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
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
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
其后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
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
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部分教师曾经为原告田永的学籍一事向原国家教委申诉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于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该校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一事处理过重建议复查。
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复查后仍然坚持原处理结论。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进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门呈报毕业派遣资格表。
田永所在的应用学院及物理化学系认为田永符合大学毕业和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由于学院正在与学校交涉田永的学籍问题故在向学校报送田永所在班级的授予学士学位表时暂时未给田永签字准备等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再签学校也因此没有将田永列入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内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2021行政法指导性案例中正当程序原则的体现范文 摘要：行政法治的推进需要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同时展开。
在实体法规定已经比较全面的基础上,行政程序法显得尤为关键, 其基本原则是正当程序。
在制定专门的行政程序法典之前, 很多行政法指导性案例都以正当程序原则为指向展开司法探索。
指导性案例38号 (田永案) 第一次专门集中表述“正当程序原则”, 指导性案例6号、26号、41号和69号等分别强调该原则中的部分内容。
通过行政法指导性案例贯彻正当程序原则有着重要价值和优势, 包括尊重立法权限, 积累立法经验;有效回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警示行政机关合法实施行政行为;提升行政相对人维权的意识和能力等。
数量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指导性案例, 为正当程序原则的实践开辟新的途径。
关键词：行政法;指导性案例; 正当程序; 行政程序法; 行政行为; 一、指导性案例38号对正当程序原则的集中体现 行政法治是法治进程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从发生的频率和数量来说, 行政行为占有绝对的优势, 这也是现代社会中行政权力扩张的主要表现之一。
要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 行政法应当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行政实体法的内容非常丰富、全面, 相比较而言, 行政程序法的发展比较滞后。
在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中, 很多具体行政行为都没有严格依据应有的程序进行, 不但导致大量行政诉讼的出现, 而且严重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行政程序法”法典的缺失, 影响行政相对人获得胜诉的几率。
面对程序规范的缺失与社会强烈需求之间的矛盾, 司法者也在不断探索, 基于正当程序原则形成判决结论就是其中主要方式之一。
这种方式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
在《人民法院案例选》等出版物上,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充分肯定正当程序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报案例中, 也出现相当数量基于正当程序原则做出判决的案件。
例如, “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不服兰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宋莉莉诉宿州市建设局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案”“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案”等。
行政法热门案例那我给你讲个行政法里挺热门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吧。
田永呢，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学生。
这事儿啊，就像是一场校园里的“权利大作战”。
学校因为田永某些违反校规校纪的事儿，就决定不给他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了。
这田永可就不干了啊，他觉得学校这么做不合理。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呢，这里面就涉及到学校到底是个啥性质的主体。
学校虽然是教育机构，但在管理学生的时候，行使的很多权力其实有着类似行政权力的性质。
就好比学校像个小小的“行政王国”，对学生有着各种管理权力。
田永觉得学校在处理他这个事儿的时候，没有遵循正当的程序。
比如说，可能没有给他足够的申诉机会，就像一场比赛，还没等他好好为自己辩解呢，就直接判他输了。
这就不符合行政法里要求的正当程序原则。
而且啊，毕业证和学位证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那可太重要了，这关系到他以后的工作、生活等好多方面。
就像战士的勋章一样，要是莫名其妙被剥夺了，谁能乐意啊？这个案子在行政法领域很热门，因为它让大家开始思考学校的管理权力边界到底在哪，在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怎么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这就像在模糊的地带划了一条线，让大家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行的。
还有个“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也很有趣。
汇丰公司按照规定盖楼，楼都快盖好了，这哈尔滨市规划局突然说不行，你这楼不符合规定，得改。
这就好比你按照菜谱做菜，菜都快出锅了，有人跑过来说你这个菜的做法不符合标准，得重新做。
汇丰公司肯定不服啊，就开始和规划局打官司。
这里面就涉及到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和程序的问题。
规划局说楼不符合规定，那你当初审核的时候咋没发现呢？这就涉及到行政机关的公信力。
而且规划局让汇丰公司改楼，那给汇丰公司造成的损失咋算呢？这就像是一场行政机关和企业之间的“掰手腕”，看谁的道理更硬。
在行政法里，这个案子就引起了大家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的重视。
行政机关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今天说行，明天说不行，得有个准儿，还得按照法定的程序办事，要不然企业的权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行政法学研习作业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专业：行政管理班级：二班姓名：张梦临学号：20103330222一、分析高校对学生作出退学处理是否属于“行政”行为？根据我国《教育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行奖励和处分。
”学校虽然不是一级行政机关，但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内享有相应的行政管理职权，成为行政主体，其依法享有学籍管理权，有权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处分。
因此，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的退学处分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二、行政法有哪些基本原则？该案涉及到行政法的什么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1、合法行政原则；2合理行政原则；3诚信原则；4、程序正当原则；5、权责一致原则。
该案涉及到：程序正当原则和诚信原则。
北京科技大学的行政处罚行为严重违背了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同时涉及到诚信原则。
北京科技大学没有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另一方面，北京科技大学在做出了退学处罚决定后，并未给田永办理过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并且为其补办了学生证并注册，这一事实是与该校当初的处罚决定相矛盾的。
北京科技大学作为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时没有充分注意到正当程序对行政行为的影响，和诚信原则的重要性。
三、司法机关能否介入高校纠纷案？应如何协调司法审查与高校自治之间的关系？（高校自治的范围与司法审查的限度如何？）司法机关有权介入高校教育纠纷，但应遵循一定限度才能协调司法审查和大学自治之关系。
大学自治毕竟是大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司法审查介入教育纠纷应该建立在对大学自治尊重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坚持司法机关有权对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进行司法审查，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行使介入权的时候，应当有一定合理限度，应当遵循有一定的限制原则。
1、用尽内部救济原则。
个人寻求司法救济之前，首先应该运用内部救济手段。
2、区别对待原则。
教育纠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法律仅能作为社会调控的一种手段。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第一篇：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行政法基本原则概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及适用来论证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即：依法行政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以及责任行政原则。
关键词: 法的要素法律原则依法行政正文:一、行政法基本原则概述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
今天所讨论的主题首先要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及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考虑的因素谈起。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从实质上讲属于法律原则，它是法的要素之一。
根据我国法学界的通说，法的要素是指法的基本成分，即构成法律的基本元素，它包括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
同时，《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法律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
而基本法律原则是指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中枢；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在不同领域或法律运行中不同阶段的具体化。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体现行政法的根本价值，指导行政法的制定、执行、遵守以及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准则，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和行政法制监督的各个环节之中。
它的基本特点分别是：普遍性、特殊性、有效性、时代性。
（二）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考虑的因素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融入现代宪政精神。
2、现代法治观念以其永恒的光辉照耀着、指引着人类探索和追求合理、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的理想社会。
3、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种法律原则，首先应当体现法的价值，同时应当体现行政法的目的。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行政法基本原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以及责任行政原则等五个下位原则。
（一）依法行政原则所谓依法行政原则，又称为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物，必须有法律授权，并遵守法律规定。
课堂笔记：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法律思考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法律思考一、案情简介。
1998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
该案的受理和最终判决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
案件原告田永是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1996 年 2 月参加电磁学的课程补考时，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纸条掉了出来，被跟随的监考老师发现，虽然没抓到正在抄袭的直接证据，但监考老师还是按考场纪律，将其考卷以零分计算。
北京科技大学根据该校“068号”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第3条第5项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并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
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田永继续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修完了四年的本科课程,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
临近毕业时,北京科技大学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原告田永认为被告行为违法,侵犯了其基本权利,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决定。
一审受理案件的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决：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应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与此同时，被告北京科技大学还应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
二审法院驳回了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二、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
1．行政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以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扩张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间及其界限问题——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引发的初步思考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一案，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审理和裁判，已有最终定论。
北京科技大学被法院判令履行三项职责：1.向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2.对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3.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
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个案件并非第一起以学校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
[1]然而，在所有将学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案件中，它无疑系首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上登载的重要案例。
尽管我国司法制度尚未正式确立遵循先例之原则，但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所拥有的相当权威性和对全国审判实践的指导作用，鉴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存在的审级监督关系，预计该案将实际形成类似于先例的普遍影响力和约束力。
所以，该案诉讼过程及法院判决，已经引起学术界与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
本文拟以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和《公报》作为分析的主要文本，[2]就这一案例在行政法适用空间方面所具有的预示意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行政法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问题，略述一己之见。
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初步路径，而不是在终极意义上给出答案。
;一、并非两造当事人争执焦点的焦点问题;从前揭三个文本所反映的诉讼过程观之，原告田永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之间主要的争议点在于：北京科技大学未向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未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否合法？进而，在解决这个争议点所需考虑的若干因素中，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的退学处理决定是否合法并生效，田永是否因此已经被取消学籍，成为法院裁判纠纷时必须应对的核心问题。
这可以从北京科技大学在一审的答辩逻辑中察知：田永因考试作弊而被学校按退学处理；虽然由于一定原因退学手续未及时办理，造成田永在校继续学习的事实，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田永的学籍已经恢复；没有学籍就不具备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学校不给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正确的。
指导案例38号：田某某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文章属性•【案由】教育•【案号】（1999）一中行终字第73号•【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程序】二审•【裁判时间】1999.04.26裁判规则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因违反校规、校纪而拒绝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受教育者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正文指导案例38号：田某某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4年12月25日发布）关键词：行政诉讼/颁发证书/高等学校/受案范围/正当程序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基本案情：原告田某某于1994年9月考取北京科技大学，取得本科生的学籍。
1996年2月29日，田某某在电磁学课程的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
考试中，去上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
监考教师虽未发现其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某某的考试。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根据原国家教委关于严肃考场纪律的指示精神，于1994年制定了校发（94）第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简称第068号通知）。
该通知规定，凡考试作弊的学生一律按退学处理，取消学籍。
被告据此于1996年3月5日认定田某某的行为属作弊行为，并作出退学处理决定。
同年4月10日，被告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退学处理决定和变更学籍的通知未直接向田某某宣布、送达，也未给田某某办理退学手续，田某某继续以该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1996年9月，被告为田某某补办了学生证，之后每学年均收取田某某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某某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安排田某某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由其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
田某某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
通过判决发展法律 —— 评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则的运用 一、 引言 二 、对作弊学生的惩处方式与平衡原则的要求 （一）从法条中得不出判决结论 （二）平衡原则的一般理论 （三）运用平衡原则检测退学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三 、作出退学处理决定的正当程序 （一）本案判决运用了正当程序原则 （二）正当程序原则：学者的企盼 （三）正当程序原则：法官的直觉 （四）正当程序原则获得最高法院的首肯 （五）对本案正当程序原则运用的评论 四、 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 （一）第三条判决理由论证上的不足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一般理论 （三）本案应当适用信赖保护原则 （四）法院在本案中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功亏一篑 五、 通过判决发展法律 （一）司法之现状：囿于条文的法律适用 （二）法律原则与法律适用 （三）对中国行政法官的期待 一、 引言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无疑是中国行政法学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它的意义不但在于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也在于法院对本案实体问题的判决理由。就前者来说，法院把司法审查的触角伸向学校的教育管理领域，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行政法调整范围的扩展，具有深远意义。[1]对此，已有学者撰文论述和评析。[2]本文仅仅就本案实体问题的判决理由进行讨论，目的不在于论证本案判决如何正确，而是通过对本案的评析，阐发法院在个案判决中运用行政法原则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本案实体问题的关键是田永的学籍问题。如果田永具有学籍，并且具备其它法定条件，被告就应当给田永颁发毕业证书；反之，就无从谈起。法院认为田永没有丧失学籍。在判决书[3]中，法院指出了三条理由： 1．田永的“夹带”行为不属于考试作弊，而仅仅是“违反考场纪律”；对其作退学处理没有依据。这构成实体上的瑕疵。 2．退学处理决定没有直接向被处理者田永本人宣布、送达，也没有允许田永提出申辩意见。这属于程序上的瑕疵。 3．退学处理决定没有实际执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以后的一系列行为更“应视为”该校自动撤销了原处理决定，说明该处理决定从未发生应有效力。 法院没有阐明三条理由的关系。在法院判决的实际思维过程中，三条理由的份量并不完全相同（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分析）。由于法院陈述的判决理由是法官思维“理性化”的产物，所以，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判决书所展示的理由去评论法院判决理由的正当性。[4]从判决理由的逻辑上理解，三条理由独自成立，即：单单实体上的或者程序上的瑕疵就足以构成撤销退学处理决定的充足理由[5]；即使退学处理决定合法有效，仅凭第三条理由也足以使被告的处理决定不复存在，并使田永的学籍得以恢复。 下面我将力图对上述判决理由逐条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评论法院判决理由的成功与不足。我认为，如果仅仅依据制定法条文，判决理由是无法得出或者不能成立的，而必须分别用“平衡原则”、“正当程序原则” 和“信赖保护原则”去弥合司法推理链条的断裂。本案可谓法院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判案的先声；我将考察“身在此山中”的法官的实际思维过程，并对本案中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进行评价。以这三个原则的运用实例为基础，本文最后一般性地（但也是初步地）论述这样一个设想：通过法院在司法判决中对行政法原则的运用，实现行政法的发展。 二、 对作弊学生的惩处方式与平衡原则的要求 （一） 从法条中得不出判决结论 对于退学处理决定在实体上的合法性，法院首先区别“作弊”与“违反考场纪律”，认为田永的夹带行为不属于作弊。我认为这有些牵强。即使纸条上所写的电磁学公式不能直接套用于试题，即使没有发现田永偷看过夹带的纸条，田永违反考场纪律，把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纸条带到试场，仅凭这一事实，可以推定他有偷看的企图。把这种行为归于作弊的情形之一，完全符合严肃考试纪律的要求，符合人们对于“作弊”的一般理解。在实践中，这样的规定普遍存在于各个学校的校规中，也得到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有关法规、规章的印证。[6]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违反考场纪律”和“作弊”概念上的区分，还是转向讨论这样的问题：对田永夹带纸条这种作弊行为作退学处理是否合法？ 判决书始终没有阐明“作退学处理”的性质。法院没有把它视为行政处罚而适用《行政处罚法》。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也将不打算直接援引《行政处罚法》作分析。[7]法院还似乎接受了被告的说法，谨慎地把它与“勒令退学”相区别。所谓退学，依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是在校学生因情势变更而自愿地终止学籍，或者被学校强制地终止学籍（作退学处理）。[8]在现行制度下，它不同于勒令退学之处在于，它不是由于学生违反校规校纪而对他作出的纪律处分，所以该学生可以再次参加高考。在实践中，一些学校为了照顾违纪学生的“前途”，对一些本来可以（应当）作勒令退学甚至开除处分的，进行“善意的处理”，作退学处理化之了之。[9]如果依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字面规定，被告的做法确实与法无据；根据处罚（处分）形式法定原则，被告对作弊学生“作退学处理”是不合法的。但是，从本案“作退学处理”的原因（考试作弊）和后果（丧失学籍）来看，它可以被视为勒令退学。为了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暂且悬挂上述问题，而接下去讨论被告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被告对田永作出退学处理的依据，是学校制定的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纪律的紧急通知》。对于学校制定的该文件，法院并没有因为它涉及到学校的教育自主权而放弃审查，体现了法院作为司法审查机构的应有立场。但是，法院没有采纳学校文件的理由――学校文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的规章范畴” ――似乎有些不足。依照《教育法》的规定，学校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受教育者应当遵守所在学校的管理制度。[10]学校文件的制定就是行使教育自主权的一种方式。法院对它应当予以重视，而不能因为它不属于规章就“视之如草芥，弃之如蔽屣”。法院有必要通过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审查而决定是否适用。 在接下去的判决理由阐述中，法院通过校规和国家教委规章的对照，否定了校规的效力。[11]法院的逻辑是：校规“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重于”就意味着超越和抵触，因此校规是不合法的。本案中被告校规是否抵触法律、法规和规章呢？事实上，从判决书引用的国家教委规章中，无法得出学校不能开除作弊学生或者勒令作弊学生退学的结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的“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自然包括给以勒令退学甚至开除的处分。[12]这样的理解与该条前一段的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也是可以相容的，即在勒令退学或者开除的同时，档案上该科成绩记零分。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法律和法规明确排除学校对作弊学生实行哪怕是勒令退学、开除学籍这样严厉的处分。 综上所述，在法定的处分种类内，对作弊学生具体实行何种形式的处分属于学校的自由裁量范围；如果撇开“作退学处理”的形式合法性，对作弊学生作退学处理（勒令退学）仍在规章条文字面含义允许的范围内。在法条的字面意义上，我们还不能说被告《关于严格考试纪律的紧急通知》的规定是违法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校规本身的实质合理性。 （二） 平衡原则的一般理论 我国行政法学理论认为，行政行为除了遵守合法性原则，还要遵守合理性原则。通说认为，合理性原则指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做到客观、适度、合乎理性。在我国，通常认为，合理性原则除了要求行政行为的结果合理性，还包括动机合理性；合理性原则不但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也适用于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它规范性文件。[13]由于合理性原则包容广泛而内涵模糊，本文将根据具体语境，有时用另一个稍微精细的概念――平衡原则――来分析。平衡原则，有的称为比例原则、均衡原则，是通过对目的－手段、公共利益－私人利益等实体范畴的衡量，以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人们对公正合理的一般期待。[14] 国外行政法学中有相似的理论。在法国中，行政法院面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运用损害－得益平衡、目的－手段相称等平衡方法，努力在公共秩序、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界限，并通过判例，确立了均衡原则。[15]德国行政法学对平衡原则（多称比例原则）作了深入具体的阐述。在德国法中，比例原则要求采取一项措施以达成一项目的时，该方法必须是适合目的的、必要的、相称的。[16]日本和我国台湾继受了德国的比例原则。[17]在素以程序正义为重的英美，也出现了对实体合理性的要求。英国上议院1968年在温斯伯里(Wednesbury)案件中确立的行政合理性原则，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今天，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发布的判例中”。[18]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把是否滥用自由裁量权规定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之一。[19]尽管各国理论阐述角度、适用范围和具体规则不尽相同，但都体现出一个同样的精神：公共机构行使职权的行为不但受制定法的约束，还受合理性原则约束。 法院能否依据合理性原则审查行政行为，这在我国行政法学上还有不同观点。[20]一些学者则认为，原则上我国法院只应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应审查其合理性，但在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等例外情形下，也可以对合理性进行审查；另有学者断言，我国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只限于合法性审查，但是，不合理达到一定程度亦可构成不合法，所以，合法性审查实际上包含对严重不合理的审查。[21]这些争论更多属于概念上的争论，事实上，几乎没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只要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行事，法院就不能干预。现在的分歧是，法院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行为的干预（撤销或者变更），是否仅限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对此，许多学者通过解释《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滥用职权”，论证法院能够审查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撤销行政机关明显的或者严重的不合理行为。[22]我认为这种观点比较符合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行政诉讼法》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其说禁止法院审查合理性问题，不如说是要求法院节制审查强度，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和某些问题上的政策性考虑，对于明显或者严重的不合理情形，法院不能放弃不管。 法律规定法院对于行政规章有参照适用的权力；对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没有规定，通常认为也应当参照。[23]只是参照的标准似乎还缺乏深入的讨论。我认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也应当采取实质法治主义的标准，除了审查它是否“抵触”上级制定法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