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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案例摘要：本文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对国有企业人员失职罪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并探讨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以期为国有企业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案例背景某国有企业是一家大型电力公司，负责供应一座城市的电力和能源。
该公司有一名电力调度员，负责日常的电力调度和控制工作。
由于该员工的失职行为，导致该城市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停电事故。
二、案例分析1. 失职行为的发生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调度员在工作中存在下列失职行为：(1) 工作疏忽：调度员没有认真核对电力设备的运行状态，并未及时发现和处理设备故障，导致设备最终发生严重损坏。
(2) 未按规定操作：调度员在电力调度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的操作流程和安全措施来进行工作，致使电力系统出现故障。
(3) 信息处理不当：调度员接收到系统报警信息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导致问题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停电事故。
2. 后果和影响由于调度员的失职行为，该城市陷入了长时间的停电状态，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包括：(1) 企业经济损失：停电期间，该国有企业无法正常供应电力，导致各类企业停工停产，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和生产中断。
(2) 公众生活受损：停电使得城市的居民生活陷入困境，无法正常使用电器设备，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便和损失。
(3) 社会安全受影响：停电期间，部分地区的交通灯、监控系统和警报装置无法正常运行，给城市的安全带来了威胁。
三、法律责任与处罚措施1. 法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调度员的失职行为已构成刑法中的失职罪，严重影响了国家和公共利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处罚措施(1) 刑事责任追究：对于调度员的失职行为，应根据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依法进行审判，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相应的判决。
(2) 行政处罚：国家监管部门可以对该国有企业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包括罚款、停产整顿等措施，以惩戒企业管理失职行为。
(3) 民事赔偿：受害者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要求调度员和国有企业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受害者的经济损失。
国有企业基层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例国有企业基层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例引言国有企业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责任。
然而，一些国有企业基层工作人员却在执行职责中违法违纪，给企业形象和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本文将深入探讨国有企业基层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例，并从根本原因、防范措施和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一、案例分析1. 案例一：贪污受贿的国企销售主管某国有企业的销售主管小李负责与供应商洽谈合同、采购物资等工作。
然而，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小李私下接受供应商的贿赂，并将本应指派给合同上标注的信任供应商的订单转给了另一家不合格的供应商，从中收取巨额回扣，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利益。
2. 案例二：挪用公款的国企财务主管某国有企业财务部门的负责人小张在管理公司资金时，将大量公款挪用至个人账户，并用于赌博等非法活动。
他通过伪造公司支付凭证、虚假报销等手段掩盖了自己的违法行为，致使公司资金损失惨重。
3. 案例三：滥用职权的国企人事主管某国有企业人事主管小王利用职权安排亲友入职，忽视选拔程序和岗位要求。
他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违规提拔晋升，破坏了人员选拔的公正和客观性，严重损害了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
二、案例分析背后的根本原因1. 缺乏职业道德教育这些违法违纪案例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工作人员缺乏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
他们没有形成正确的职业操守，容易被金钱和权力诱惑，违法违纪行为难以避免。
2. 体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一些国有企业在基层监管体系建设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监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对基层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不到位，导致一些人以权谋私，滥用职权，侵占财产，破坏了国有企业的正常运转。
三、防范措施和改进建议1. 加强基层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国有企业应加大对基层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力度，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
通过开展道德讲座、培训班等方式，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让他们懂得遵纪守法，明辨是非。
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案例【案例分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案例一、案情综述某国有公司A股上市公司，成立于X年，是一家在X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份额的企业。
然而，由于公司内部管理不善，造成了大量的违规行为和损失，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最终导致公司业绩下滑，股价暴跌。
经侦查机关深入调查后，发现了一系列企业人员失职罪行。
二、案件背景该公司在X年上市后，迅速扩大了经营规模，多次进行资本运作，引入大量外部股东。
但与此同时，公司没有加强内部管控和监督，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
公司管理层和职员严重失职，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态度消极，将业绩冲击等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
三、案件发现1. 经营决策失误：公司管理层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做了一项错误的决策，导致公司的业务发展受到重大损害。
该决策是在未进行充分市场调研的情况下，贸然投资了一个风险极高的项目。
这个项目最终亏损巨大，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按时兑付债务。
2. 内部黑幕：公司高管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设关联公司或与供应商勾结，以高价购买公司所需物资、服务等，却质量低劣、价格不合理。
这些行为既导致了公司成本的大幅增加，又造成了巨额资金流失。
3. 内外勾结：公司内部职员纵容外部供应商以虚构或夸大的交易额向公司列支虚假费用，并返还一部分款项给相关公司人员作为回扣。
企业人员与供应商之间形成了利益链条，为提高自身利益而违规操作，使公司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4. 职务侵占：公司高管通过种种手段挪用公司资金，私自投资、消费和借款。
他们从公司账户划拨款项到个人账户，以个人名义购买高档房产、汽车等奢侈品，并没有给予公司任何合法的报销或赔偿手续。
四、案件影响该系列失职罪行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 公司财务损失：经过核算，该公司的经济损失达到了数十亿元人民币，导致公司资不抵债，无力偿付债务。
2. 员工福利受损：公司经济损失导致了大量裁员和降薪，员工的福利待遇大幅下降。
3. 股东权益受损：公司的业绩下滑造成了股价的暴跌，股东的权益严重受损。
国企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深入扎实地推动反腐败斗争，不断加大打击和预防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的力度，是检察机关重要的历史使命和重大的政治任务。
国有经济在我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决定着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和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制约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公司)负责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的案件频频发生。
在现阶段，国有企业人员职务犯罪中贪污犯罪突出，表现为:大案数量和比例大幅度上升，犯罪人员年龄较为集中，单位部门负责人犯罪多、女性职务犯罪数量有所增加、犯罪涉及面广，犯罪手段隐蔽诡秘，呈多样化趋势。
具体分析其犯罪的原因和对策，使国家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有企业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1、社会转型期管理上的漏洞和体制、机制上存在的弊端，为职务犯罪的滋生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能。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期是一个阵痛时代，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各种职能权力的调整和人们地位角色的转变，各种利益发生冲突，社会矛盾的凸显，各种管理漏洞和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中，适应WTO要求，国企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在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政府机构重新整合、职能调整进程中，与其相配套的管理制度尚未及时制定，各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也难以及时解决。
加之各项具体工作衔接的无序化，使得管理的漏洞和权力监督的盲点不断涌现，客观上为职务犯罪的蔓延、发展创造了条件。
2、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为职务犯罪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在当前国有企业体制转换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由于新旧体制的交替造成管理制约制度上的漏洞，一些企业在逐步摆脱政府部门管理的同时，忽略企业内部的制约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甚至出现真空，任何事情企业负责人一人说了算，这就给少数企业负责人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有机可乘，有空可钻，从中贪污、受贿等。
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作者：高延湖郭向荣来源：《山东青年》2016年第01期近几年来，福建省龙海市检察院查办了一批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2013年以来，共立案侦查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4件14人，占立案总数的20.90%，涉及公共交通、市政工程、通讯网络、码头管理等领域。
这类案件的主要特点、发案原因及预防对策是：一、主要特点1、中高层管理人员涉案比例高。
2013年以来，涉案的国企工作人员中，原任董事长、总经理、厂长、经理等主要领导有4人，占28.57%；原任部门经理、主任等中层领导7人，占50%。
两者合计占78.57%。
2、发案部位较为突出。
企业的生命在于市场，企业与市场之间联系较为紧密的采购、销售和工程建设等三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最具有现实权力，也最不易监管，最易受种种不健康思想、作风的侵袭机会也最多，一直以来都是职务犯罪的多发区。
3、犯罪类型高度集中。
在所查处的国企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案件中，均为受贿案或贪污案，其中，受贿案12件12人，占该类犯罪案件（下同）的85.71%，贪污案4件4人，占28.57%，涉及贪污和受贿两罪的有2件2人，占14.29%。
4、涉案数额较大。
2013年以来所立案的14名国企工作人员中，大案率达100%，涉案数额在100万以上的有4人，占该类犯罪案件的28.57%，10万到100万的有3人，占该类犯罪案件的21.43%，整体涉案数额大。
5、内外勾结群体作案现象严重。
国企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窝案串案较多，有9人，占64.29%，且多为内外勾结，利用经营管理活动之便虚报成本费用有3人，占21.43%，或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而收受贿赂，甚至不择手段地直接以损害企业的利益作交易，利用手中的优惠利率管理权、物资采购权、工程发包权、拔款权等，从中收受“好处费”有11人，占78.57%。
二、发案原因1、思想堕落，法律意识淡薄。
「作者简介」华东政法学院「内容提要」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资格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反映，这一特殊身份表明依照这一身份条件可以取得特殊的权利，同时也负有因这一身份条件而产生的特殊义务。
非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权利，也就不能担负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承受的特殊义务。
因此，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的贪污犯罪。
「关键词」共同犯罪/贪污罪/身份「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第1、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即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但是该条第3款又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该条款表明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共同犯罪。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更是通过司法解释贯穿了这一原则，例如2000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笔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既不能单独构成贪污罪，也不能构成贪污罪的共同犯罪。
将这一问题推而广之，实际上是一个共同犯罪中的身份问题，即无身份者不能加入到只有特殊身份者才能实施的犯罪中，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实施共同行为，应当以各自的身份性质分别认定.我们以普通身份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与意义为切入口来探讨这一理论问题。
一、普通身份资格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与意义人的身份，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划分。
按照自然属性，可以划分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男人与女人等。
国企工作人员不作为也能构成贪污罪共犯之探析[摘要]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国企工作人员对特定事物负有管理监督权限，即使其没有直接参与盗卖国有资产，也会因为事后获取盗卖行为实施人给予的经济利益而成为贪污犯罪的共犯。
其获取利益并漠视犯罪行为发生就已经与其他共同犯罪嫌疑人构成犯意联络，只是这种特定身份和管理权限使其成为该类共同犯罪的帮助犯。
[关键词]国企工作人员；不作为；贪污罪；共犯一、基本案情何某某系某国有公司保安队队长，刘某某系某国有公司保卫干事（分管保安队）。
2008年初，时任保安队班长的何某某与时任保安队队长的刘某某，两人利用监督汽车过磅的职务之便，和该国有公司废旧物资管理员黄某、司磅员罗某，收购商杨某某，在废旧物资出厂过磅时弄虚作假，采取半边车轮压秤减轻废旧物资过磅重量，共同将减轻部分重量物资予以盗卖。
2008年底由于何某某升任该国有公司保安队队长，刘某某升任公司保卫干事，过磅监督改由一般保安人员轮流参加，两人就没有机会直接到现场参与作案，就由黄某、罗某、杨某在过磅现场秘密采用电子模拟器干扰过磅，减轻废旧物资过磅重量，将减轻部分重量废旧物资盗卖，事后何某某、刘某某、黄某、罗某、杨某五人将盗卖物资所得钱财平均私分，到2013年初案发，上述5人共同盗卖价值11万余元的废旧物资。
二、分歧意见本案分歧的焦点在于：2008年底何某某、刘某某没有直接参与作案后，何某某、刘某某身为保安队队长和保卫处干事，其职务上的不作为行为能否构成贪污罪共犯。
第一种分歧意见认为，本案中何某某、刘某某虽有共谋的合意，但是在2008年底过磅监督规则改变，刘某某、何某某丧失了直接参与作案的机会，而且刘某某、何某某升职转任之后，在具体职务上也没有门岗查验、过磅监督等职务职责体现，刘某、何某虽然事后参与分钱，但是没有直接参与废旧物资过磅作假，并没有利用各自职务上的便利行为，不构成贪污罪的共犯。
第二种分歧意见认为，本案中何某某、刘某某事先有共谋的合意，事后也分得了赃款，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刘某、何某升职、过磅监督规则改变之后虽然没有再参与具体的作假过程，但是刘某、何某身为保安队长、分管保安队的保卫干事，仍具有在厂区内检举、查处偷盗行为的职责。
而刘某某、何某某消极地不履行这些职责，也即刑法上的不作为行为，客观上对黄某、罗某作假偷盗物资提供了帮助和掩护，应认定为贪污罪的共犯。
三、评析意见本案的焦点在于何某某、刘某某的不作为行为能否构成贪污共犯。
笔者认为该案中何某某、刘某某职务上的不作为行为已经构成了该案贪污罪的不作为共犯。
第一，从贪污犯罪的行为方式来看，贪污犯罪可以由不作为行为构成，这也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得到支持。
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虽然对“不作为的贪污罪”均存在分歧，但笔者认为，贪污罪是可以由不作为行为构成，而且我国现行刑法也体现了这种观点。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将贪污罪的行为表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在行为方式上，这些都是作为。
在《刑法》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显然是一种不作为。
贪污罪的行为方式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中多体现为作为方式，而在《刑法》第三百九十四条中则为不作为，也体现了立法者对贪污罪为不纯正不作为犯观点的认同，也即贪污犯罪虽然通常情况下由作为形式实施，但也可以由不作为形式实施。
第二，从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表现来看，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可以表现为不作为的作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构成贪污犯罪的重要条件，而“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通常是指行为人通过本职实施的行为，一般表现为作为的行为。
而不作为行为在受贿罪中是一种特殊表现。
“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的。
所谓刑法上的“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要求必须履行的某种特定的义务，本来能够履行却有意不履行的行为，也即是当为而不为。
在表面上看来，不作为人好像没有实际的动作，好像不构成犯罪，但是这只是不作为这种特殊行为的假象，不作为正是由于和隐藏在背后的特定的义务联系在一起，所以才具有了违法性。
不作为是以行为人违反特定的应尽义务为构成前提的该作为而不作为，由此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就应当以犯罪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本案中何某某、刘某某必须按照其所供职国企的规章制度、工作职责的要求以及操作程序履行工作职责；其工作性质决定了该二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应认真、负责地履行本职。
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在对应当履行具体的工作职责而故意消极的或不负责任的态度不履行工作职责，和他人共谋侵吞公共财产，就会触犯法律，构成在客观上表现为不作为行为的贪污罪。
因此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不能狭隘理解为“利用基于职务关系占有职务之便”，而是包括“利用看护、保护财物等职务之便”，利用职务之便既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作为也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不作为。
第三，从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看，本案何某某、刘某某的职务不作为行为已经符合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
不作为犯罪，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
从本案来看，一是何某某、刘某某在职务职责上具有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义务，有作为的义务来源。
何某某、刘某某根据其职业和职务要求在职责上具有依法被要求履行的一定作为义务。
即何某某、刘某某的作为义务是一种积极义务、应尽义务，何某某、刘某某作为国有公司安全保卫工作人员，对盗卖公共财产的行为必须举报、制止和查处。
更重要的是何某某、刘某某的作为义务是职业或业务要求的作为业务，不是道德上的义务，这种作为义务有的规定见于法律法规中，也有的规定在具体行业和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中。
何某某、刘某某2008底升迁任领导职务之后，职责中虽没有具体要求其到现场进行过磅监督，没有要求其到门岗对进出场车辆装载物资进行查验，但是何某某、刘某某仍然从事着该公司的安全保卫工作，其保卫人员身份赋予其对该公司的人身和财产进行守卫和保护的职责，天然的有对危害公司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为进行举报、制止和查处的作为义务。
二是何某某、刘某某有履行特定义务的实际可能而未履行。
“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强求任何人去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义务。
本案中何某某、刘某某有能力履行自己的特定义务。
国有公司的保卫人员都是经过选拔和训练的，都具有从事安全保卫的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而且何某某、刘某某作为从事公司安全保卫工作多年受到晋升提拔的业务骨干，更是有能力履行好其职务和业务上上的特定义务的可能。
但两人虽有能力履行但实际未履行，何某某、刘某某在明知黄某、罗某弄虚作假偷盗公司财产情况下，两人没有向公司检举揭发，也没有对黄某、罗某的偷盗行为进行打击处理，反而期待和追去求偷盗行为的发生。
因此，对这一事实，应当认定为何某某、刘某某有履行其作为保卫人员的义务而实际未履行。
三是何某某、刘某某的不作为与最后犯罪结果的发生有刑法上因果关系。
何某某、刘某某对黄某、罗某盗卖公司物资的行为不举报、不制止、不查处的不作为行为，与公司物资被大量盗卖有直接联系，如果两行为人在明知黄某、罗某过磅弄虚作假盗卖物资时，负责任地将盗卖物资的真相如实向上级反映、举报，对盗卖公司物资的行为进行及时制止和严格查处，那么就能避免公司物资被大量盗卖的后果发生。
在本案中，何某某、刘某某两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与黄某、罗某的作为行为一样，共同指向同一犯罪目标，共同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是犯罪结果发生的统一的原因。
第四，从共同犯罪中各犯罪嫌疑人的分工来看，何某某、刘某某在该案中已经构成不作为的帮助共犯。
在刑法理论界一般肯定不作为帮助犯的存在，我国学者赵秉志、周光权等学者也基本认同不作为帮助犯的概念。
不作为帮助犯是指行为人对于他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故意违反义务而不阻止，从而给他人以帮助的行为。
首先从共同犯罪故意上来看，共同犯罪故意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构成，认识因素是指共同犯罪人对本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以及对自己和他人共同实施犯罪的认识，共同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指共同犯罪人在认识本人行为和他人行为的基础上，对于本人行为和他人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
在本案中何某某、刘某某在盗卖公司物资过程中与黄某、罗某达成事先通谋合意，事后积极参与分赃，何某某、刘某某既明知罗某、黄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具有对罗某、黄某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结果持期待和追求态度，同时又有对自己的不作为行为会造成的危害单位财产结果的希望的心理态度。
这两者构成有机的统一，具备共同犯罪所需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其次，从侵犯的客体上来看，何某某、刘某某的不作为行为和黄某、罗某的作为行为都侵犯了同一法益。
何某某、刘某某作为公司保安人员，有保护公司物资不收侵犯的义务。
黄某、罗某作为公司物资的管理和经手人员，也有维护公司财产的完整性和不受侵犯的义务。
何某某、刘某某明知作假而故意不履行查处职责的行为与黄某、罗某弄虚作假减轻过磅物资重量的行为共同作用于公司财产，共同侵犯了受法律保护的国有公司公共财产利益。
最后，从本案客观上作为行为与不作为行为的结合来看，不作为行为从属作为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了帮助作用。
何某某、刘某某负有犯罪阻止义务，能履行而故意不履行，为黄某、罗某提供间接助力，以致于黄某、罗某易于实施犯罪行为和完成犯罪结果，何某某、刘某某的不作为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了帮助作用。
四、总结司法实践当中，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相互交错形成的共同犯罪现象，其复杂性不言而喻，但是笔者认为，若参与者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他人实施作为行为，有作为义务者实施不作为，应为实施犯罪分工不同，作为者与不作为者应成立共同犯罪。
类似何某某、刘某某这样负有保护公共财产义务之国家工作人员，与非法侵占公共财产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有共谋，明知自己的不作为能帮助他人侵占公共财产，仍不履行自己的作为义务，应当认定为贪污罪不作为共犯。
[参考文献][1]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1.[2]李成.共同犯罪与身份关系研究.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4-1.[3]王建平.现行刑事诉讼法视角下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热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9-1.[4]张亮.职务犯罪侦查实务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8-1.[5]顾军.职务犯罪的理论与司法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