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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诗赋中的乡关之思摘要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由南入北的一位重要文人，其入北后的诗赋充斥着深深的乡关之思，其诗赋中的乡关之思具体表现为故国之思、羁旅愁思、忏悔反思，而究其乡关之思的深层意蕴，可以看出庾信的忏悔精神与“忠”“孝”之间的矛盾心理，同时这也是庾信后半生羁旅生涯的精神支柱。
关键词庾信乡关之思忏悔羁旅The Thought of Xiangguan in Yuxin's PoemsAbstract Yu Xin was an important literati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His poems after entering the North were full of deep thoughts about the hometown, and the thoughts about the hometown in his poems and fuss are embodied in the thoughts of the old country and the wandering Confession and reflection, and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thought of hometown can be seen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Yuxin's spirit of confession and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KEY WORDS Yu Xin thinking of township repent brigade目录引言 (1)一、庾信诗赋“乡关之思”的表现 (1)（一）故国之思 (1)（二）羁旅愁思 (2)（三）忏悔反思 (3)二、庾信诗赋“乡关之思”的深层意蕴 (4)（一）创作契机 (4)（二）庾信诗赋中的矛盾心理与忏悔精神 (7)结语 (9)参考文献 (10)致谢 (11)引言庾信字子山，世号庾开府，是六朝时期重要的文人，身历梁、北魏、北周三朝，在历史上颇有盛名。
江山之助作者：徐翠翠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08期摘要：庾信是整个北朝时代成就最高的作家。
他过人的才华以及由南入北的经历，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最早把南方文学的风采和北方文学的气骨在作品之中融会贯通，其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
他的诗歌经历了由“宫体”的浮艳向“凌云健笔”的“老成”境界转变，这一转变得益于他“南朝才子，北地羁臣”的江山之助。
关键词：庾信；南北之胜；宫体；江山之助作者简介：徐翠翠（1992-），女，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1一、“江山之助”之概念淺析“江山之助”这一词来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
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亦江山之助乎！”对于这个“江山之助”就有不同的阐释，从字面上看就是指自然景物对诗人创作的启迪，认为诗人采撷了自然的馈赠，滋发了诗人无限的创作灵感，《新唐书·张说传》记载：“既谪岳州，而诗益慎惋，人谓得江山之助云”，此处就把“江山”直接诠释为“贬谪”，而汪春泓先生则认为：“因此，‘江山之助’恰恰不是指自然景物的助益，‘江山’不等同于‘山林皋壤’，而是指源于朝廷斗争所造成的屈原的不幸命运，是指社会政治因素，这才是成就屈《骚》的刚重要的内因。
”[1]我认为“江山之助”应该既包含自然景物也包含社会政治因素从这方面讲的就和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讲的“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有相通之处，这些由政治社会引起的灾难也可以算是一种江山之助。
一个人的写作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就会发生变化，接下来论述的就是在“江山之助”的影响下庾信诗风的转变。
二、前后诗风之比较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人。
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的家国之思杜甫有一组诗叫《咏怀古迹》，其中第一首写的是南北朝的大文学家庾信：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庾信字子山，出身于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书香家庭，父亲叫庾肩吾，是当时著名的文人。
他从小就特别聪明，喜欢读书，所以成名很早。
南梁大通元年（527年），年仅十五岁的庾信就成为了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
萧统去世后，萧纲被立为太子，萧纲也爱好文学，身边聚集了一大群文人学士。
庾信父子和徐陵父子同时受到了太子的礼遇。
庾信和徐陵都年轻而有才华，他们所写的宫体诗，被人们称为“徐庾体”。
当时的文士，都竞相模仿他们的作品。
所以每当他们写成一篇文章，都会被人们传诵。
但这些宫体诗，风格浮靡艳丽，题材范围狭窄，成就并不高。
这一段日子是庾信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无忧无虑，沉浸在风花雪月和醇酒美人之中，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马蹄和刀剑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太清二年（548年），东魏降将侯景率军反叛。
腐朽的南梁军队不堪一击，叛军势如破竹，直逼都城。
危急之下，太子萧纲派庾信率领宫中文武官员千余人去抵抗叛军。
只会吟风弄月的庾信哪里懂得打仗，他看见侯景赶到时，匆忙领兵逃走。
很快台城就失陷了，庾信见势不妙，就逃到了江陵投奔湘东王萧绎。
后来萧绎即位，就是梁元帝。
承圣三年（554年）四月，庾信奉命出使西魏。
他刚到长安，西魏大军就攻克江陵，杀死了萧绎。
西魏的权贵也听过庾信的名字，仰慕他的才华，就把他扣留了下来。
庾信被迫留在长安为官，听到江陵城破，元帝已死的消息后，他悲痛不已，写下了组诗《拟咏怀》中的第十一首：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
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
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
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
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
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经历了两次国家破亡，且身陷异乡之后，庾信的诗歌由以前的轻艳浮荡变得苍劲悲凉了许多。
【庾信】庾信简介庾信（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南北朝时期文学家、诗人。
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他的父亲庾肩吾为南梁中书令，亦是著名文学家。
字子山，小字兰成。
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在梁朝，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
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
庾信详细介绍庾信简介庾信(513 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
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文学风格，也被称为徐庾体。
侯景叛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
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
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
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
所以，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
如此至老，死于隋文帝开皇元年。
有《庾子山集》。
庾信生平庾信早年曾任梁湘东国常侍等职，陪同太子萧纲(梁简文帝)等写作一些绮艳的诗歌。
梁武帝末，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率兵御敌，战败。
建康失陷，他被迫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
元帝承圣三年(554年)他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
他被留在长安，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
庾信被强留于长安，永别江南，内心很是痛苦，再加上流离颠沛的生活，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创作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庾信出使西魏以前的作品存者不多，一般没有摆脱宫体诗的影响，迄今被传诵的诗赋，大抵是到北方后所作，这些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和早年有所不同。
地域与文化对唐诗宋词的影响引言唐代和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个重要的文学时期，唐诗和宋词被誉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巅峰之作。
这些作品无一不展现了风华绝代的艺术魅力。
地域与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将探讨地域与文化如何塑造了唐诗宋词的独特风貌。
一、地域特点在创作中的体现1.1 唐代地理环境对唐诗创作的影响：介绍唐代各个地区的自然景观、气候条件等，并阐述这些因素如何激发了唐诗家描写山水田园等题材。
1.2 宋代地理环境对宋词创作的影响：探讨南北方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南方丘陵水乡、北方黄土高原等不同地形所带来的不同意象，在逼仄或辽阔中呈现出纷繁生动的画面。
二、地域性文化对创作主题的塑造2.1 唐代地域性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分析唐代各个地区所具有的特色文化，如长安的繁华、江南水乡的柔情等。
探讨这些地方文化如何影响了唐诗家对于人情世故、乡土风俗等主题的创作。
2.2 宋代地域性文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介绍不同地区精神气质和文化传统，如江南温艳婉约之风、北方豪放直率之气等。
阐述这些不同的地域性文化如何在宋词中体现出来，形成了独特的主题和情感。
三、地域与文化对表达方式的影响3.1 唐代地域与文化对诗歌写作方式的塑造：描述唐诗家运用不同格律、修辞手法以及语言表达形式，反映出各个地区所追求的美学风格和审美观念。
3.2 宋代地域与文化对词牌选用和演唱方式的塑造：探索宋词家根据不同曲调选择合适的词牌，并如何运用特定的演唱技巧和语调形成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作品更加婉转动人。
结论地域与文化是构成唐诗宋词的基础元素，它们通过自然环境、地域性文化以及创作方式等多方面影响了这些杰出作品的风格和主题。
对于研究和欣赏唐诗宋词来说，了解地域与文化背景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深入理解这些影响因素，我们才能更好地欣赏、传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诗歌艺术。
二、名词解释1、江苏地域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指江苏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所具有的各种文化要素，以及由这些要素构成的整体文化面貌的总特征。
2、金陵文化:也称“宁镇文化”，宁指今南京市，镇指今镇江市。
三国时期孙吴建都京口（今镇江），随后移都建业（今南京），自此形成金陵文化圈。
金陵文化以江淮方言与吴方言的并存互融为其语言文化特征，以今南京镇江为中心地带。
3、吴文化:是以春秋时期建都姑苏的吴国为基本型制，以吴方言为语言文化特征，以目前太湖附近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为中心地带的文化圈。
4、维扬文化: 取名于南北朝诗人庾信《哀江南赋》中名句“淮海维扬，三千余里”，明代曾置维扬府，后改为扬州府，以扬州、泰州为中心地带。
5、徐淮文化：也称“楚汉文化”，以项羽西楚王国和西汉王朝的巍巍雄风为地域文化的标志，主要指以今徐州、淮安、宿迁三市为中心的文化圈。
6、苏东海洋文化:苏东有近一千公里的海岸线，由此而形成的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指以沿海的南通、盐城和连云港三市为中心的文化圈。
7、族塾：由一姓家族利用本氏祠堂或本族富户空屋，共同出资聘请教师所办书塾，所收一般都是本族子弟。
8、门馆：又称私馆，是由塾师自备房子，或在自己家中设馆办学，招收学生。
9、吴中四才子：明代中期诗坛有“吴中四才子”即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10、南京云锦：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图案典雅，色彩富丽堂皇，宛如天上瑰丽、璀璨的云霞，故名云锦。
11、上党挑花：是镇江一些地区妇女日常习作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品，作品风格朴实无华，独具魅力。
12、桃花坞木刻年画：始于明末，清雍正、乾隆年间盛极一时，与杨柳青年画并称“南桃北柳”，与天津杨柳青木刻年画和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并称“中国三大木刻年画”。
13、彭祖墩遗址：出土了石刀、石斧、石纺轮、陶盆、陶釜、陶鼎及一大批玉器，距今约6000至7000年。
14、泰兴花鼓：用红灯作为主要道具，用泰兴方言演唱，所用曲调具有浓郁的苏北民间小调风味，舞步和动作幅度大且灵活、风趣。
文化是作家创作的底蕴，是作品的精神和灵魂，是根脉。
有什么样的文化，便会生长出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高尚纯正的文化，会带来大善大美的文学艺术，而低下媚俗的文化，会给人类社会和时代带来污染。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台阁体作家的诗文创作呈现出一种趋同的特征，即雍容典雅的风格。
然而，台阁体作家诗文风格的形成与也其所接受的地域文学有关。
时代的阁臣和翰林官员主要从科举出身，而明初江西科举之盛一直居全国之首，台阁后期作家邱浚说：“皇朝文献盛于江西。
……永乐以来，文物之盛，一时馆阁儒绅多吉郡人。
”钱谦益称：“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
”明初的阁臣和翰林官员以江西人最多，台阁体的主要作家如杨士奇、解缙、胡广、胡俨、金幼孜、周叙、王直等皆为江西人。
因此，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就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江西地域文学的影响。
又如陕西地理风貌的差异，形成了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陕南山地三大地理板块。
地域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促成了陕西三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而陕西作家的创作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较大，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
关于陕西三地的文学艺术特点，贾平凹有着深刻的见地：“陕北，原为黄土堆积，大块结构，起伏连绵，给人以粗犷、古拙之感觉，这一点，单从山川河流所致而产生的风土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来看，陕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缓悠远。
相反，陕南山岭拔地而起，弯弯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之分明，朝夕阴晴之变化，使其山歌忽起忽落，委婉幻变。
而关中，一马平川，褐黄凝重，地间划一的渭河，亘于天边的地平线，其产生的秦腔必是慷慨激昂之律了。
于是，便产生了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特色，以王蓬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特色。
”路遥小说的宏阔大气、粗犷奔放的创作风格和热情、浪漫、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效果，彰显了其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背景。
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着陈忠实的创作风格，他不似路遥那么热烈、直率，而是含蓄蕴藉、内敛深沉，能够极有分寸地以理性驾驭自己的感情，叙述风格客观沉稳，不动声色。
北朝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北朝诗歌是南北文学融通的产物,南朝诗歌的辞彩情韵和北朝诗歌的塞漠气质合而为一,文质互补,铸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气象,这就是庾信、王褒及诸位北朝本土诗人的文学做工。
他们各取南北诗歌之优长而形成的"庾王体"和"三才体",既是北朝诗坛的两座高峰,也是北朝文人诗艺术个性的标识,最为后世治北朝文学者骄傲与称是。
而北朝民歌围绕战事,内容宽泛,"军中马上"、铿锵刚健,充满力与健之美,比之南方民歌,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北朝隐逸类诗歌在数量和质量上，与南朝相比。
都具有一定的差距，远远比不上南朝。
而且北魏前期的诗歌作品数量不仅少，且以四言为主，极大地阻碍了北朝时期的诗歌水平发展。
但是自从孝文帝执政以来，五言诗的发展受到了重视，北朝的诗歌水平获得提升。
而且也正是因为五言诗句自身句式的灵活顺畅的这一特点，极大提高了诗歌的表情达意水平。
北朝时期，隐逸诗的种类相对单一，以咏物类为主。
但是咏物类隐逸诗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即包括了对山水的真情描绘，也不乏有大量的对田园农事的描写。
第一类，山水隐逸诗。
隐士大多喜爱自然山水风光，在天地间寻觅灵魂真谛。
魏晋南朝时期，士人们的隐逸风尚流行一时，谢灵运、谢眺、鲍照、沈约等人引领了山水咏物诗的风潮，创作出了许多传世名作，其中谢灵运更是有着光照临川之笔的美誉。
郑道昭则是北朝隐逸诗的先驱，也是山水玄言诗的代表，他的文学创造作品十分多，是北魏时期有名的高产作家，在《北史》记载他的作品有几十篇，但现在仅存于世的只有四篇。
在郑道昭的《登云峰山观海岛诗》，虽然题目取名为观海岛，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描写海岛的风貌，而是将岛屿想象为有神仙居住着的世界，写出了仙境的金碧辉煌、雍容华丽。
在《于莱城东十里与诸门徒登青阳岭太基山上四面及中顶扫石置仙坛诗》中，他写自己从繁忙的政务中脱身，偷得闲暇时光，和门徒一起登青阳岭。
他们漫步在山林之中，感受着自然风貌，山谷的幽静和花草的清香更是使得郑道昭感慨万分，在此情此景之下，他期盼自己可以跟随自己的心意而无需受到凡尘俗世的束缚，表明了郑道昭内心之中，渴盼自由的生活愿景。
--庾信南北漂泊的人生经历却在文学上结出了“穷南北之胜”的丰硕果实，其实庾信的创作成就并非凭空而来，而正是植根于那个特定的南北变迁的时代，不断变换的地域环境，再加上庾信自身的文学天赋等多种因素的天才整合，才成就了庾信集大成的文学。探求庾信创作的发展轨迹，不能不关注地域环境地域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地域空间为人物的活动提供了舞台，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有着各自的地域和文化特征，三地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把它们组合起来，就成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重要的路标，从中勾勒出的是庾信一生由南入北的人生轨迹。“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模式包括三个地理空间要素：移出场、移入场和移动路径。移出场是指人或物移出的场所，移入场是指人或物移入的场所，移动路径是指连接移出场和移入场之间的路线。”[1]庾信的第一个移出场是金陵，移入场是江陵，移动的路径是由长江下游到长江中游，移动的原因是因为侯景之乱的爆发而被迫逃亡，那一年庾信36岁。庾信的第二个移出场是江陵，移入场是长安，移动的路径是由长江流域移到黄河流域，原因是受梁元帝之命出使西魏而被羁留，江陵之难也使他永远地留在了关陇之地的长安，再也没有回归到原来出发的第一个移出场，那一年庾信42岁。庾信本为南阳新野(今河南)人，生长于江南的金陵，中年逃奔至荆楚之地的江陵，后又出使西魏，永远留在了长安，回归到原点是他后半生的梦想。庾信生平的前两个时期都活动于长江流域，那里均是南方文化的中心，但江左与荆楚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后期所处的长安则属于关陇地区，那里则是北方文化的中心。可以说作家活动地点的变换不仅改变的是其笔下的描述对象，其创作风格随之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三地各不相同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华实相扶，情文兼至的文学创作。“北迁”对于庾信的创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本文拟从瘐信生活的三个地域来探讨其各自对他创作的影响。
一、江左文化与庾信的创作如果我们追溯庾信创作的源头，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那充满灵动之气的江南，那里有他最初的生命之水，江南孕育了庾信浪漫的气质，那里是他的文化之根，也是他的生命之根，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怀的地方，“某本吴人，常想江湖之味。”（《谢赵王干鱼启》）“夫寄根江南，
淼淼幽潭，传节大夏，悠悠广野。”（《邛竹杖赋》）本文所说的江左即指江南以金陵为中心的吴地，庾信在此生活了36年，其文学创作亦与江左这一地域息息相关，应当说，
庾信从内心里认同的自己就是吴地之人。
江左地域文化对于庾信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对故都金陵的认同。36岁以前生活在金陵时，庾信作品中的地域观念并不明显，他与徐陵、萧纲等人一样，只是宫廷文人集团之中的一员，“少年惟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舞媚娘》），但到了北朝以后，他才发现了金陵的意义。梁建都建康，即古金陵之地。此前的东吴、东晋、宋、齐都曾建都于此。作为京畿之地，南齐的谢在《鼓吹曲》中曾赞美这
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收稿日期：2009-08-16
基金项目：江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教研项目《六朝由南入北文人研究》（2009WYY06）
作者简介：张喜贵（1965－），男，黑龙江拜泉人，江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六朝文学研究。
（江南大学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摘要：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画出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路标，江左文化使庾信的创作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艳丽底色，荆楚文化则为庾信的创作打上了明显的楚地文化的印迹，关陇文化更使庾信的创作具有了“胡化”的特征，三地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创作，从而使庾信成为了穷南北之胜的作家。
关键词：庾信；地域文化；江左；荆楚；关陇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1－0141－04
张喜贵2010年第1期（复总第75期）船山学刊
ChuanshanJournalNo．1，2010
（rest．totNo．75）
141--里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金陵、建业这样的地名在庾信前期作品中基本没有出现过，但庾信入北之后，金陵等地名却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怨歌行》）“二男一女，并得胜衣；金陵丧乱，相守亡没。”（《伤心赋》）“在昔金陵，天下丧乱，王室板荡，生民涂炭。”（《伤心赋》）“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寄王琳》）“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哀江南赋》）“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哀江南赋》）金陵成了庾信作品中的原乡，永远挥之不去，那里曾给了他无尽的荣耀，“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但那里又是让他伤心的地方，萧梁王朝转眼间灰飞烟灭，金陵留给庾信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侯景发动了金陵之祸，梁武帝、简文帝相继故去，自己的二男一女也相继死去，“昔之虎踞龙，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殓瘁。”“千悲万恨，何可胜言。”庾信作品中的“金陵情结”可以说开创了后代金陵怀古主题的先河。其次是南朝乐府民歌与文人诗歌对庾信的影响。南朝江左一带吴歌非常丰富，江南建业就是其发源地，“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2]乐府民歌那质朴自然的语言，深厚真挚的感情，都对庾信的作品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的许多诗歌都与江左的吴歌有着密切联系，如《乌夜啼》开篇即写道：“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荡子赋》中说“新歌《子夜》，旧舞《前溪》。”子夜，指《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等南朝流行的乐府民歌，相传《子夜歌》起于晋朝，由一个女子子夜所作，其特点是弦急调悲。《前溪歌》，为晋城车骑将军沈玩所制，诗中用了《史记》中司马相如以琴心挑文君及窦滔妻苏蕙织锦为回文诗之事来隐以自喻，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庾信在《咏舞》诗中有“顿履随疏节，低鬟逐上声。”其中的“上声”就是指《上声歌》，此外，庾信还多次写到刘碧玉：“定知刘碧玉，偷嫁汝南王”（《结客少年场》）；“定知刘碧玉，将过阴丽华”（《咏画屏风二十四首》）；“直将刘碧玉，来过阴丽华。”（《奉和赵王美人春日》）明显是借鉴吴声歌中的《碧玉歌》，碧玉本为晋汝南王之妾，宠而歌之。“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可见子山对吴声歌曲的熟悉与喜爱。萧涤非先生在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庾信条下还列有《对酒歌》、《怨歌行》、《舞媚娘》等乐府，从中可以看出庾信对南朝乐府民歌的学习是有意识的。在《哀江南赋》中庾信说“吴越吟，荆艳楚舞”，那是他对南朝盛世的美好怀念，其中他就特意提到了吴、越一带的歌曲，荆楚地区的乐舞。
江左文人诗歌对子山创作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庾信与江左宫廷的文人关系密切，十五岁侍梁东宫讲读，十九岁为湘东国常侍，转安南府行参军，二十岁为萧纲东宫府抄撰学士。子山诗文可以说是从宫体入手，所以一涉及女性人物，就显得千娇百媚，妖艳动人。无论是在南朝写王昭君的“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还是在北朝抒写自我情怀的“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都莫不如此。给庾信以很大影响的还有被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尤其是子山入北之后，相似的身世之感使他不但在作品中一再提及这位同样由南入北的吴人，如《哀江南赋》中就有“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逢赴洛之陆机”等等，而且更有意识地模仿陆机的《演连珠》而作了四十四首《拟连珠》，叙南北兴废之事，发展了这种借物陈义，以达讽谕之旨的文体。
再次是江左自然山川的影响。江左气候湿润、河流纵横，庾信的作品大多充满了水的灵动，如《春赋》中他写宫苑的春色，就能紧紧围绕着曲水流觞来渲染刻划，水在他的笔下似乎已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物，它可以像镜子一样映出美女的身姿，水面还可以传送凌波仙子佩玉的和鸣，人们既可以在水边流杯取乐，又可以在滩头尽情的戏水，“影来池里，花落衫中”、“吹箫弄玉之台，鸣佩凌波之水”、“三月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如此看来《春赋》简直可以称为一篇写于江南的“水之赋”了，
一提到水，庾信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亲切感，以至于到了北朝的庾信还一直深深地眷恋着建业之水，“还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拟咏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可以说正是建业之水孕育了子山创作中永不衰竭的性灵之气。正因为这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容易产生安土重迁的思想，张季鹰的莼羹之恋，陆机的华亭之思，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失去才知道存在的价值，
于是庾信的作品中才有了不绝如缕的江南之恋。
二、荆楚文化与庾信的创作金陵之祸中庾信把守的朱雀航失守，庾信不得不逃离金陵西奔江陵。加上逃难的时间，庾信在此生活了大约五年。江陵是古代楚文化的发源地，在六朝时江陵是仅次于京城金陵的大城市，庾信八世祖庾滔随晋元帝南渡，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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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骑常侍,遂徙家江陵，江陵即荆州城。荆楚文化中的宋玉对庾信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庾信至江陵，居于城北三里宋玉旧宅，即八世祖庾滔故居，《哀江南赋》中说“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于宋玉故宅。后来杜甫有诗：“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李商隐有诗“可怜留著宋玉宅，异代应教庾信居。”所言均及于此事。江陵的宋玉宅这个特殊的纽带使庾信与宋玉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时时可以看到宋玉的影子。张说《过庾信宅》诗云：“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与宋玉能同居一宅这样的巧合，自然使庾信与宋玉更有了亲切之感。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庾信）掩抑沉怒，出以哀艳之词，由曹植而上师宋玉，此又南文之一派也。”[3]自然宋玉在许多方面都引起了庾信的共鸣。既在身份上加以认同，“是以精采瞀乱，颇同宋玉”（《谢滕王集序启》）又在悲秋的情感上相通，宋玉《九辨》中说“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庾信说：“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枯树赋》）“悲哉秋风，摇落变衰。”（《伤心赋》）“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拟咏怀》）此外在哀怨的情感上二人也是相似的，“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赵国公集序》）。其两篇名赋《哀江南赋》、《伤心赋》的题目竟然都直接来自宋玉《招魂》中的“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庾信反复吟咏的宋玉，可以更好地表达庾信自我的多方面情感。屈原对庾信的影响也是不应忽略的。江陵，乃古荆州之地，春秋时楚国的国都，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屈原曾作《哀郢》抒发家国之恨与身世之感，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八百多年后位于荆楚旧地江陵的萧梁王朝居然也是被地处秦地的西魏攻破的，这些相似之处激起的是庾信对历史的反思和联想。在庾信的作品中对屈原的接受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庾信同样特别注目于屈原作品中的“哀怨之深”，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一再抒发此种情感，“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哀江南赋》）屈原《天问》曾对天地发问，为何不言“问天”？因天之尊贵不可问也，故曰天问。受此启发庾信作品亦有多处问天，“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抟抟之土。”（《思旧铭并序》）“天道或可问，微兮不忍言。”（《拟咏怀》）“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哀江南赋》）除了问天之作外，庾信后期作品中还非常喜欢用疑问的句式来创作，这也与屈原天问有关。“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