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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肃申毛驳郑的《诗》学观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郯（故城在今山东郯城西南）人，三国魏司徒兰陵侯王朗之长子，著名经学家，一生著述颇丰。
《三国志?魏志》本传说他“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
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三国志?魏志?钟繇华歆王朗传》）。
其中研究《诗经》学的专著有《毛诗注》二十卷、毛诗义驳》八卷、《毛诗奏事》一卷、《毛诗问难》二卷，内容多以申毛驳郑为主旨。
、混合家法，兼通今古汉儒治经，首重师法，所以崇师道而尚颛门。
郑玄为汉末大儒，一生学贯今古，遍注群经。
他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分界及各种家法师法，融通众家以为一，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王肃亦为曹魏大儒，成就多方，他承蹈郑玄之术，亦废颛门之训。
汪之昌文集曰：“王肃以后，汉儒专门之学一变殆尽。
”《清儒学案》卷184引）廖平《今古学考》云：“今古之混乱，始于郑君，而成于王子雍。
大约汉人分别古今甚严，魏晋间厌其纷争，同思画一。
郑君既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苟欲争胜，力返古法，足以摧击郑君经籍。
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厉。
”（卷下）皮锡瑞承廖平之说，亦云：“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
肃父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王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
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
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
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
”（《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据此可知，王肃治《诗》，亦兼通今古，并不限于古文诗》学。
王肃从今文说者，如《小雅？雨无正》篇中沦胥以铺”之铺”字，《毛传》无传，《郑笺》云：“铺，？桃病！蓖跛嘣唬骸捌蹋？病也。
”（《释文》引）惠栋《九经古义》曰：“沦胥以铺，《韩诗》云：‘熏胥以?j 。
《毛诗正义》“比兴”观论略“比兴”问题历代解释纠缠不清，《毛诗正义》虽没有卓然创见，但在遵循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扩大了“兴”的范围，又引“象”释“比兴”，详尽考查“兴”与“象”的关系，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极为实用的理论借鉴。
但是，《毛诗正义》中的比、兴不分而且不断牵引进其他问题的做法更使这两个概念纠缠不清，后人越发难以分辨，比、兴并称遂大行其道。
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毛诗正义》中的比兴观并非绝对正确，比和兴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人尽管区分不够明晰，但从来也没有否认它们各自的独立性。
标签：《毛诗正义》;比兴;兴象;混淆;区别《毛诗正义》（以下简称《正义》）“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①的说法很好地解决了“六义”中若干难题②，但对“比兴”自身特征这一问题，该说法却未能成功解决。
事实上，“比兴”问题直到今天也未能真正形成定论。
朱自清云：“风雅颂的意义，历来似乎没有什么异说，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渐有新的解释。
赋比兴的意义，特别是比兴的意义，却似乎缠夹得多;《诗集传》以后，缠夹得更利害，说诗的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
”③本文的目的是企图从“缠夹得多”的各种理解中考查《正义》“比兴”说的渊源及其具体特征，并由此进一步探明其对后世“比兴”思维的影响。
一、《正义》前诸家“比兴”说先秦文献中言“比”言“兴”者甚众，《周礼》首言“六诗”，然未见有释，《左传·文公七年》载：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
公族，公室之枝叶也。
若去之，则相无所庇阴矣。
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④此之言“比”，杜预注云：“谓诗人取以喻九族兄弟。
”可见此乃“比喻”之“比”。
但《王风·葛藟》首句“绵绵葛藟，在河之浒”后，《毛传》注：“兴也。
”也就是说，在《毛传》看来这是一首兴诗，而不是乐豫所说的“比”。
对于二者的认识差异，《左传正义》解释说：彼《毛传》以之为兴，此云“君子以为比”者，但比之隐者谓之兴，兴之显者谓之比。
论《毛诗正义》的情志观作者：李珍珍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6年第10期摘要：情志观集中体现了《毛诗正义》对于文学本质的体认。
在《毛诗正义》中初唐儒家试图将“缘情”和“言志”贯通，提出“情志一也”说，表达了不同于传统的诗学理想。
将《毛诗正义》的情志观置于经学的阐释过程之中，探讨孔颖达等初唐儒家贯通情志的理论背景、目的和价值。
关键词：《毛诗正义》情志观理论渊源影响一、《毛诗正义》情志观的理论渊源在中国诗学理论上，“缘情”与“言志”是与中国诗学发展相伴相生的两大命题。
“情”与“志”分别在不同的时代主导着当时的文学观念。
初唐的儒家在《毛诗正义》中试图将“言志”与“缘情”贯通，提出了“情志一也”之说，呈现了不同于唐前的情志观念。
要理清《毛诗正义》的情志观，有必要对其理论渊源做简要的梳理。
唐前的情志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先秦以言志为主体的情志观。
最早在《尚书·尧典》中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命题，“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1]。
这里所言的志是“献诗陈志”“教诗明志”“赋诗言志”的志，政治教化被看作是诗的主要功用。
诗“是和祭祀、典礼、庆功、战争、政治、外交等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个人情感抒发的成分非常少，诗是被当作政治历史的重要文献来看待的”[2]。
朱自清也说：“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
”[3]先秦的“诗言志”不太关注诗人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作为外交与政治教化的手段。
第二，两汉时期志与情并置，但依旧以言志为主，缘情为辅。
《诗大序》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4]与先秦《诗》学相较，出现了新的信息：首先，在《诗》的内容上，除了言志以外，开始关注到“诗人”个体的情感抒发；其次，在《诗》的功用上，除了政治教化功用以外，开始注意到诗的抒情作用；再次，在《诗》的创作上，除了集体采集整理的诗章以外，逐渐认可了诗人个性化的创作。
徘徊于文学批评与仕宦情结之间——王闿运《诗经》评点发微王闿运乃晚清近世徘徊于文、史、政治、教育之间的湖湘名士。
《清史稿》则曾引其言“我非文人，乃学人也”将其划分至儒林传内，萧艾《王湘绮评传》则以纵横家、史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平民的六重身份特质为线索来钩稽他的一生，足见其身上多重的身份烙印。
王闿运涉足领域既多，又在各个领域皆有代表作，因此以往无论是在经学领域还是文学领域，其《诗经》评点都不太显眼而乏人问津。
但既然他的一生是动态发展的，是在各个身份之间转换游走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将其各种身份割裂开来看待，而《诗经》评点由于批点文本与评点方式的特殊性反而具备了综合呈现王闿运各种身份特征的文本特质，且其作为晚近以来可见的最后一种《诗经》评点，有收束意义，值得进行探究。
一、王闿运评点《诗经》概述王闿运之子王代功在《湘绮府君年谱》(下文简称《年谱》)中曾两次记录父亲的《诗经》评点活动。
一是光绪十三年(1887)十二月，王闿运曾执教过的尊经书院弟子吕翼文前来拜访，“问选《八代诗》之意，并问诗家流别”。
针对其问询，王闿运并非专论《八代诗选》，亦言及《诗经》评点。
《年谱》记载：府君取《诗选》，自汉、魏至齐、梁，分为四体：曰宽和，曰清劲，曰高华，曰纤仄。
各识之于当篇，俾学者取径焉。
评《诗经》一通，以授子女，使知三百篇之修辞及汉魏诸家之所从出，及门高足弟子颇有钞本，见之者皆以为非独前人所未道。
即此可知府君诗法之所自出。
二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王闿运舟中讲诗时提及评《诗三百》。
《年谱》记载：命健孙、黄孙、齐七同游陕西。
于舟中讲诗，因及作诗之法，将三百篇中遣词命意略为评出，以示与汉魏六朝消息相通，于经学、词章不致遂成两橛。
原本今存名健处，外间亦有传钞者。
由上可知：其一，王闿运的《诗经》评点作于晚年，意在教授子女学诗、作诗之法，故该评点能表现其已然成熟定型的《诗经》学思想，且具有一定的教育目的。
其二，由“于经学、词章不致遂成两橛”可知该评点主要着力点非在“经学”，乃在“词章”。
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诗经》从文学的角度呈现了封建礼制完善之初，周代社会男女交往的原始生活画卷，表现出了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
《诗经》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者纯真烂漫，或者哀婉悲戚；或者情重绵长，或者懦弱痴情；或者热情泼辣，或者彷徨疑惧。
本文试图通过对《诗经》中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爱情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再现周代社会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探求周代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和心理取向的要求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我国素来就有“诗国”之称，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我国便出现了最早最古老的诗歌文学总集——《诗经》。
《诗经》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历史时间跨越大约五百多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
虽然《诗经》篇章数量众多，产生的地域、时间不尽相同，描绘的社会风俗、生活面貌不相一致，但是都从各自方面反映了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各种情景场面和心理活动，再现了周代的社会风貌，对周代的家庭关系、婚姻制度、以及伦理道德、人生哲学、审美心志、生活情趣等方面都作了如实生动的刻画。
《诗经》中的爱情诗歌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周代社会各种生活画卷，其中的作品大都感情诚挚、气氛热烈、文体朴素、思想健康，与上层社会的荒淫、庸俗、虚伪以至矫揉造作之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有不少清新可喜、具有优美情思、扣人心弦的优秀之作，是爱情诗中的珍品，而由此塑造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成为劳动人民世代吟唱不衰的经典。
一、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恋爱和婚姻是人类共同的需要，也是生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所谓“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
”因此，《诗经》中描写恋爱和婚姻的爱情诗篇甚多，令人注目，值得称道。
《诗经》中的爱情诗歌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
《诗经》对于女性的描写是真实自然的，用“思无邪”来形容里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处。
《诗经》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有很多的作品着墨于女性，描写她们的喜、怒、哀、乐与理想追求，通过爱情和婚姻生活展示她们的形象。
河南省郑州市2023年高中毕业年级第一次质量预测语文试卷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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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五四”以来形成、目前仍十分流行的《诗经》研究范式可称为现代诗学，其特点是把《诗经》只做诗讲。
事实上，《诗经》在历史上是以“经”的形式而非以“诗”的形式发挥作用的，《诗经》首先是“经”，其次才是“诗”。
作为“经”和作为“诗”区别甚大。
“经”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发展脉络的基本文献。
《诗经》作为“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培养人的温柔敦厚的中正性情。
它通过比喻、联想等手段感发人的心志情意，使人从美的情感体验上升到善的理性认知。
《行苇》开头“敦彼行苇，牛羊切践履。
方苞方体，维叶泥泥”四句，若只作修辞上的兴看，便索然无味；若作“经”看，则韵味浓郁。
《毛诗》认为，此段表达了“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的道德。
古人把《诗经》作为经，引中出“仁及草木”的哲学命题，把仁者“爱人”推进到了爱自然，这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
可是，这些丰富内涵在现代诗学中是看不到的。
现代诗学问题出在何处？出在“文学”概念和世界观上。
中文中“文学”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论语》，指的其实是文献、文化。
在西方文化中，文学也有文化的含义，如《共产党宣言》中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说法，其中“文学”的含义也是广义的文化。
现代学科在西方分化出来以后，“文学”概念特指狭化的文学专业。
“五四”以来的诗学从现代“文学”概念出发，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自然反映不出《诗经》在历史上的作用。
“五四”以反封建著称，但由于时代局限，也存在对传统道德中的永恒内容缺乏辨别的弊端。
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一)【内容提要】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经》阐释，特别是《毛诗》阐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倾向，这一倾向与方法的形成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以《诗》为史，赋予《诗》的本事，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诗》与作者、时代的关系、了解《诗》的文本意义；第二，提出“风雅正变”说，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源流演变规律的认识；第三，客观地说明了“诗”与“史”之间存在的同一性，有助于认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第四，揭示了《诗》内含的记事、言事、感事功能，有助于认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经》阐释的一个基本倾向。
“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语），“经”本就是“先王”时代的政教典籍和历史文献，以经为史，经史合一，可以说是经学家对待《诗》的普遍倾向。
不过，经学家眼中的“经”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圣人为垂教后世所创制出的神圣经典，它并非简单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反映，还包含着文化传统、社会制度、道德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
这里所讨论的“以《诗》为史”，则主要是从将《诗经》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以对待历史的态度去对待《诗》的角度展开。
这一倾向，应该说早在先秦就形成了。
《左传》和《国语》引《诗》数百条，不少与历史、政事相关。
清代诗话理论家劳孝舆谈到《左传》引《诗》解《诗》时说：“左氏传《春秋》，学最博，而尤好说诗；诗之关时事者，往往标出”①，认为早在《左传》，人们就把《诗》与史联系起来，看成是可以承载历史的。
汉代以《诗》为史的解释倾向的形成，正与先秦的解《诗》传统相关。
不过，先秦把《诗》当做历史事实看，并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
先秦的诗学观主要表现为以《诗》为教，重《诗》的礼乐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较少涉及《诗》与历史的关系，这我们从孔子等人的诗学观念均可以明显见出。
在先秦，明确地将《诗》与史联系起来的是孟子。
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六期 2012年5月 頁1~27 臺灣大學文學院
尊《序》？反《序》？析論 《毛詩李黃集解》的解《詩》立場 黃 忠 慎 摘 要 《詩經》學發展至北宋，解《詩》的觀點出現突破性的進展，其中尤以歐陽修、王安石、蘇轍的表現最受後人注意。不過，透過李樗、黃櫄的《毛詩李黃集解》，我們可以發現，南宋之初的《詩經》集解體著作，收錄前輩學者之說，未必有喜新厭舊的現象。
目前學者言及《毛詩李黃集解》，主要是透過《直齋書錄解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目錄學專著，而給予印象式的評價。較新的研究成果則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一謂《毛詩李黃集解》嚴守《詩序》，二謂李樗屬於「廢《序》派」，黃櫄屬於「尊《序》派」。本文全面觀察李樗、黃櫄對於《詩序》的意見，精細檢視《毛詩李黃集解》對於《詩序》的依違程度，以確認李、黃二人的解《詩》立場，從中可以實際認識到北宋時代反《序》風潮在南宋早期集解著作中的影響程度，進而作出較為細膩的結論：李樗少量地批判了一些《序》說，黃櫄則仍然回到傳統的行列。
關鍵詞：李樗 黃櫄 《毛詩李黃集解》 《詩經》 《詩序》
100.6.26收稿，101.3.8通過刊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特聘教授。 臺大文史哲學報 2 一、前言 《詩經》學發展至北宋，已呈現全新的風貌，在疑經改經的氛圍中，三百篇之詩文與其傳統詮釋，被諸儒重新檢視、探索，從而得出與漢唐舊說相異的新見解，這些異彩紛呈的新說不止豐饒了《詩經》詮釋的歷史血脈，也影響了後來學人面對三百篇的態度。從現存的解《詩》著作看來（含著作亡佚，後人有所輯佚），歐陽修（1007-1072）、王安石（1019-1086）、蘇轍（1038-1112）應該是北宋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歐陽修標舉「本義」的追求，王安石則逕以「新義」來進行創造性的發揮，蘇轍則大膽地割棄了每篇〈序〉說中的申述之語（即所謂「後序」或「續序」）。受到歐、王、蘇等人的啟示，到了南宋終於掀起一股批判、揚棄傳統漢唐經說的風潮。 南宋之初，已有學者針對北宋新派《詩經》學者的意見進行整理，其中最早者為李樗（1111年以前出生，生卒年不詳），其著作為《毛詩詳解》四十六卷。1稍後，黃櫄（生卒年不詳，1177年尚在世）編寫《詩解》二十卷，體例略承李樗《毛詩詳解》，並多次引述李樗之語。2或許因為兩人皆為福建人氏，且兩書體例近似，因此後世將兩書合為一書，更名為《毛詩李黃集解》刊行於世
1 案：此據《宋史‧藝文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以及《四庫全書總目》皆云三十六卷。分見《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5冊，卷202，頁5046；《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上冊，頁99；《文獻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614冊，卷179，頁102：14b；《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第1冊，卷15，頁337：15b。另，朱彝尊《經義考》於「李氏樗《毛詩詳解》」條下謂「《宋志》：『三十六卷。』」翁方綱《補正》：「按：《宋志》作四十六卷，《文獻通考》作三十六卷，此似誤。」《經義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第4冊，卷105，頁9。 2 案：黃櫄引李樗之說，超過30處，分見《毛詩李黃集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冊，卷1，頁4：5a；8：12b；16：29a；25：46b；28：53b；29：54a；31：58a；卷2，頁36：2b-3a；46：22a；47：24a；52：39a；54：38a；55：41a-41b（兩處）；60：51a；卷3，頁5：2a；72：16b；81：35a；83：38b；卷4，頁94：6a（兩處）；卷17，頁348：30a；卷21，頁405：4b；卷32，頁592：14a-14b（兩處）；596：22a；卷33，頁627：24b；卷34，頁644：8a；卷36，頁704：27b；卷38，頁734：5a；746：29b；747：31b；卷39，頁755：9a；卷40，頁771：3b；卷41，頁798：20a。 尊《序》？反《序》？──析論《毛詩李黃集解》的解《詩》立場 3 （詳後）。 歷來重視《毛詩李黃集解》者極少，為此書進行研究的現代學術論文更是付之闕如。在目錄專書方面，宋代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僅著錄李樗的《毛詩詳解》三十六卷，不著錄黃櫄之作，全文僅以五十一字的篇幅介紹李樗其人其書：「《毛詩詳解》三十六卷，長樂李樗迂仲撰。博取諸家說，訓釋名物文意，末用己意為論以斷之。樗，閩之名儒，於林少穎為外兄。林，李出也。」3
此一簡評成為後世評論李樗著作最常引用的文字。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也僅著錄李書，未著錄黃書，且其評介李書就僅引述陳振孫之言，一字不差。4
清儒朱彝尊《經義考》分別著錄李、黃二書，前者以引陳振孫（介紹李氏之書）與何喬遠《閩書》（介紹李氏其人）之言作為評述內容，後者則僅列出卷數，註曰「存」，又引《閩書》之言介紹黃櫄簡歷。5《四庫全書》收有《毛詩李黃集解》四十二卷，《提要》當然必須同時評介李、黃之作（詳後），《通志堂經解》收「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四十二卷」，翁方綱（1733-1818）云：「《毛詩集解》四十二卷，宋李樗、黃櫄。此書閩縣李迂仲、龍谿黃實夫二家，卷前各有詳說總論，其卷內黃氏又引李迂仲說，蓋黃在李後，或是本相續而作，互為補苴，併為一書，故無合編姓氏也。」6
目前學者言及《毛詩李黃集解》，主要就是透過上述幾種目錄，以及《四庫全書》之言而給予評價。7當李樗的《毛詩集解》與黃櫄的《詩解》被合成《毛詩李黃集解》時，混在一起討論，的確有其方便之處，但論述結果必然不夠精確。實際上《毛詩李黃集解》先排李樗的解詩意見，後面才是黃櫄的見解，是以要分論李、黃二人的《詩經》學毫不困難。前面所引諸家之說，多未具體涉及李、黃之解《詩》立場，而關文瑛（1903-？）作《通志堂經解提要》則云：「《毛詩集解》四十二卷，蓋闡發《毛傳》者也。……詳觀是書，李、黃二家於《詩》似皆深造自得，故其所解率皆淳實而近理。……夫宋儒自歐陽修以下，說《詩》咸趨新奇，舍訓詁而尚議論，重空談而輕實學，其仍守毛公舊說者罕
3 《直齋書錄解題》，上冊，頁99-100。 4 《文獻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4冊，卷179，頁102：14b。 5 《經義考》，第4冊，卷108，頁75。 6 翁方綱，《通志堂經解目錄》（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頁461。 7 例如陳文采，《兩宋詩經著述考》（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4月），頁21。林葉連，《中國歷代詩經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250。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53。牟玉亭整理：「《詩經集解》」條，夏傳才、董治安主編，《詩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頁353-354。 臺大文史哲學報 4 有所聞，惟樗、櫄二人不惑於流俗之見，獨推明《毛詩》之學，其於名物之難明者，且廣采諸家以證之，其識可謂卓矣。」8關氏以李、黃皆為舊派學者。問題是，宋代新舊兩派《詩經》學的劃分，主要是觀察其對於《詩序》的依違現象，關氏將《毛詩李黃集解》進行一體式的、印象式的品鑑，且未涉及到兩人對於《詩序》的接受程度，逕謂新學為流俗之見，更是令人難以安心。此外，目前較新的研究成果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一，《毛詩李黃集解》的特點之一是嚴守《詩序》，二，李樗與黃櫄分屬宋代新舊兩派的陣營中，李樗屬於「廢《序》派」，黃櫄屬於「尊《序》派」。9此二結論至少有一個不符事實，本文的書寫目的即在詳細檢視《毛詩李黃集解》對於《詩序》的依違程度，以確認李、黃二人的解《詩》立場，從中亦可探知北宋時代反《序》風潮在南宋早期集解著作中的影響程度。
二、李樗、黃櫄與二人著作之分合 李樗，字迂仲，福建閩縣人（今福州、閩侯一帶），世稱三山先生、迂齋先生。10李樗是林之奇（1112-1172）的表兄，11兩人一同拜入呂本中（1084-1145）
8 關文瑛，《通志堂經解提要》，嚴靈峯編輯，《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公司據民國23年排印本影印，1978），第81冊，頁36410-36412。 9 歷來研究《詩經》學的學者，在劃分不同解《詩》陣營的時候，通常都略過了《毛詩李黃集解》，只有近人蔣見元、朱傑人、戴維特別提及《李黃集解》，蔣、朱二人以為李樗、黃櫄二氏嚴守《詩序》，戴維則將李樗劃歸為「廢《序》派」，黃櫄歸為「尊《序》派」，二說出現矛盾現象。分詳蔣見元、朱傑人，《詩經要籍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31；戴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396-397。 10 《宋史》不為李樗作傳，而關於李樗的字號，文獻所載不一，《宋元學案》云：「李樗，字迂仲，侯官人，自號迂齋，與兄楠俱有盛名，並以鄉貢不第早卒。臨終謂林少穎曰：『空走一遭！』勉齋嘗稱之曰：「吾鄉之士，以文辭行義為學者宗師，若李若林，其傑然者也。」所著有《毛詩解》，博引諸說，而以己意斷之。學者亦稱為三山先生（馮雲濠案語︰《閩書》言先生有《毛詩註解》，學者稱迂齋先生）。」〈鄉貢李迂齋先生樗〉，〔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冊，卷36，頁1247。《經義考》引明末何喬遠（1558-1631）《閩書》謂李樗：「字若林，閩縣人，受業於呂本中，後領鄉貢，有《毛詩注解》，學者稱迂齋先生。」《經義考》，第4冊，卷105，頁9。《福建通志》亦云：「李樗，字若林，閩縣人，與林之奇俱師呂本中，後領鄉貢，其學以窮經力行為主，及門之士往往志尚修潔。黄幹嘗稱之曰：『吾鄉儒學彬彬，其以文行為學者宗，則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