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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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湘军体制和近代军阀制度的关系军阀”一词在《辞海》中该词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湘军被许多著名历史学家认定为是中国近代军阀的雏形,因此湘军体制也就成了近代军阀制度的开端。
1、1、湘军是与团练、乡勇不同的历史范畴,湘军始于团练,后发展为乡勇,后成为湘军。
在内部结构上,湘军的士兵与将帅之间结成了牢固的隶属关系,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纽带,实行以将领为中心的招募制;在募勇的标准上规定:一是统帅亲自招人,不假于他手,这种募兵制为近代军阀的产生提供了军制基础;而死严定标准;三是原籍招募,取保具结。
这种兵制具有鲜明的封闭性、宗法性与依附性,具有生死与共、其同进退的组织特点,但也有其局限性。
“兵为将有”是湘军组建上最大的特点,形成了谁招募便服从于谁和全国服从曾国藩的格局,形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支独特的私人武装。
这种模式后为李鸿章、袁志凯等效仿,形成了近代军阀武装集团。
2、从军阀政治形成的历史角度来看,曾创立湘军时期是军阀政治滋生期,其特点表现为君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地方势力已经形成影响政治的实力、军阀政治岁能影响政治但不能违背皇权政治,为军阀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3、湘军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军制、军权和政局上,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军阀割据。
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但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开创了“兵为将有”的状况,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因此近代军阀制度起源于曾。
4、曾国藩开近代新型幕府制度之先河,而幕府是近代军阀的雏形。
5、从军事近代化的视角来看,晚清军事制度的变革是近代中国军事变革最为深刻地内容。
曾国藩创立了湘军开启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过程,湘军制度成为后来军阀割据的重要历史参照体系。
“将领中心制”是对清朝“经制兵”制度的否定,这使军权和政治实权从皇室贵族手中逐渐转移到地方督抚大员手中,从而导致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
6、湘军独立的筹饷制度导致了清政府财权下移,为近代军阀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
论湘军的组建发展对清末社会的影响■张 滢/湘潭大学摘 要:湘军是清中期由曾国藩组建的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消灭各地起义军的一支汉族地方武装军队。
鼎盛时的人数达到十二万之多,研究湘军集团,不仅对清朝的政治、军事、社会,乃至后来近代的军阀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关键词:湘军的组建 清末 影响一、湘军的组建及发展(一)湘军的组建湘军是一支十分神奇的军队,它以团练开始,为了维护清王朝的没落统治和镇压太平天国而兴起的,但它又和其他地方的团练不尽相同。
他的将领曾国藩等都是湖南人,他所招募的兵勇亦大都是湖南籍的。
罗尔纲先生曾在他的兵志中记载,考证过关于湘军领导人物祖籍的问题一共有156人,湘南籍贯的将领就高达130人,达到可考证人数的八成以上。
太平军进攻长沙,湘南众多乡绅招募农民训练,建立自己的丁勇来守护家乡。
但是他们这种分散力量还是不能够与太平军抗衡。
正在这时,清政府派遣官员开办团练,清政府指派的官员与地方乡绅们联合。
曾国藩认为想要镇压太平军的话,就必须要另外建立一支新的军队。
到了1853年4月后,曾国藩以已经有一定势力的“湘勇”和“楚勇”作为根基,招募了湘勇、宝勇3000余人,还把其所在的绿营军裁撤冗员,还加以扩大。
曾国藩还从实际作战经验里摸索制定了严格的军队规章制度,强化了将领对部队的控制,形成了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以儒家的三纲五常等思想来教育士兵。
(二)湘军的发展壮大湘军的慢慢壮大是在与太平军的斗争中慢慢发展的。
1853年的7月,太平军攻打南昌,曾国藩派罗泽南带领三千精兵前往,但是第一次对垒,湘军的损失极为惨重。
1853年的秋天,编练水师的计划通过了咸丰皇帝的批准,湘军的规模改成了组织水军和陆军各一半。
到了1854年的2月,陆军一共13个营,已经有了5000余人,水军一共10个营共5000人建立。
完成了他想要与太平军进行水陆联合作战的作战策略。
再加上夫差劳役,全军的人数竟达到了1.7万人,船舰也有了500艘。
湘军军制对晚清军事改革的影响湘军军制对晚清军事改革的影响内容摘要:19世纪中叶,一支由书生统领的湘军崛起,并在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激烈对峙争斗中取得胜利,充当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排柱梁,从而几乎决定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命运。
湘军制度对晚清兵制的影响,其余波直到清末才止。
所以有清一代的军制,咸丰前是八旗、绿营制度的时代,咸、同至光绪甲午为湘军制度的时代,甲午战后为兴练新式陆军的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其枢纽。
关键字: 湘军军事改革影响一、湘军兴起的历史背景清朝国家的经制军队原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
八旗早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
而另一支国家经制军绿营,则在制度上存有严重的弊病。
平时绿营军实行汛牟驻防制,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用于驻防,造成兵力极其分散,缺乏集中的训练与监督;且军政不分、差操不分;又兵饷微薄,不足以赡其身家,从而养成了绿营兵将钻营滑巧、谋利敛财、漫无纪律、贪生怕死的积习。
绿营兵在初期还不失为清王朝可以依靠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但乾隆中叶以后,这支军事力量每况愈下,将领生活奢侈,兵士纪律废弛。
到鸦片战争时期,绿营兵已经积弊深重,不堪战守。
清王朝遇事用兵,不得不临时招募乡勇。
鸦片战争后,随着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在两广地区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
此时绿营兵完全失去战斗力,“旧日绿营,遂同虚设”。
太平军进攻桂林时,只有一万人左右,而广西的绿营军就有两万两千人,又征调云、贵、川、湘、鄂、皖等省的绿营兵,共计有八、九万人之多,在数量上远远胜于太平军,而太平军所向披靡,直下南京。
随着江南、江北大营的垮台,标志着作为清朝国家权力最重要的工具—绿营被打碎了。
这样,清朝统治者已不可能指望绿营军来战胜太平军了,统治者迫切希望寻找另外的反革命劲旅来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的打击。
于是,曾国藩组织的湘军便出现了。
鉴于清朝经制军已完全腐化,根本无力担负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故【1】曾国藩在筹建湘军时就一再强调:“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
第23卷第4期1999年8月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S 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Vol.23No.4Aug.,1999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Ξ王继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摘 要:在中国,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导致王朝政治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
晚清湘军集团的崛起却导致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新的政象,使清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
因此,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
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还应从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一方面来考察。
以经世派士人为主体的湘军人物,对清政府是忠诚不贰的,它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以忠诚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保持着儒将的风格。
关键词:湘军集团;晚清朝廷;政治;互动关系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1999)04001208 在中国封建社会,王朝的末期总是呈现出地方政治或军事势力集团的崛起、地方与中央分离的政象。
这种中央大权旁落、地方尾大不掉的趋势,最终都成为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
在晚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因此而崛起了以湘军集团为代表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集团。
然而,在湘军集团存在的年代,晚清政治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循环出现的那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反而出现了“同治中兴”这样一种短暂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场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来考察晚清政局的发展,从而说明晚清中央朝廷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一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论湘军兴起对晚清社会之影响作者:罗进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11期【摘要】湘军是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交汇作用产生的集合体。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湘军的兴起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晚清政局中汉人地位大为提高;二是晚清兵制改革中开兵为将有之先河;三是盲目排外观念的革除推动了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湘军;晚清社会;影响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面对作为国家军事支柱的八旗和绿营腐败不堪的情况,清王朝万分焦急,企图想沿用乾、嘉时期的办法,建立以靖卫地方为主的地主武装——团练,就是在此特殊历史背景下,曾国藩奉清廷之命组建了湘军。
湘军的兴起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晚清政局中汉人地位大为提高曾国藩在训练湘军和选拔湘军将领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从而使其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用之将才,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湘系集团。
据初步统计,其中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有数十人之多,官至道员、总兵以上者多达百余人;官至文职三品衔以上者更是不计其数。
满清入关后,在北京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封建专制政权。
为维护贵族特权,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形成了满族一统天下的局面。
从清初顺治到咸丰、同治,极少任用汉人在朝廷掌握实际权力。
清初处理国家军政机密的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成员“皆以满臣充之”。
清中央设六部之时,六部长官都是满人,汉人只能充任下级官吏。
部中事务由满人尚书“一人主之”,汉官只能“相随画诺”,“不复可否……一切皆为所命”。
顺治皇帝自己也承认:“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
”康熙时更是“满人权重,汉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
满人謦欬,无敢违者。
”重满轻汉的现象在地方督抚及将军、都统等权重位尊的封疆大吏中更为严重。
然而,自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肇始,清政府的权力机构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地方督抚权力有了扩大。
第四讲 湘军的兴起与晚清政局一、湘军的兴起与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蒋方震(民国时期军事学家,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著有国防论、新兵制、新兵法等书)曾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
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
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
”《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1.湘军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衰落,八旗绿营相继丧失战斗力分不开。
清八旗建于入关前,23万左右,主要是满人,大部分驻京师,小部分驻各省主要城镇。
绿营建于入关后,主要是汉人,驻各省。
兵制,世兵制,即一人在任,全家编入兵籍,由兵部掌握,父死子为兵,世代相承,主要官职是满州人。
总督巡抚,节制一省绿营,带兵是武官,以文治武,总督巡抚加提督衔,可以节制本省绿营,防止武官拔扈。
绿营在清初是很有战斗力的,但随之而久,战斗力下降。
绿营的弊端:一是调遣方法,平时分驻各地,战时零星征调(抽选数营),统领之将并非平日本管之官,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必然造成部队的散漫。
二是差操不分,承担解送、守护、缉捕、缉私、承催,致使绿营全力应付差役,置操练于不顾,“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嘉庆皇帝检阅)。
三是内部腐化,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惰、剋扣、冒饷、窝倡、庇盗、开赌场、吸鸦片(可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制》)。
太平天国兴起后,绿营没能阻止起义的爆发,统治者为了控制局面,下令各省举办团练。
1853年,清任命十省在藉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任务是团练乡兵,镇压土匪。
湘军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团练是依靠地方乡绅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嘉庆时曾依靠团练镇压了白莲教。
其方针是坚壁清野,组成堡垒,使白莲教得不到给养,其粮饷取于民。
曾国藩,湘乡人,字伯函号涤生,进士,理学家,任过礼兵吏刑工部侍郎,1852年因母殁回籍守丧,第二年即受命督办湖南团练。
曾国潘在湖南办团练就提出,以前的办法不行,应把团丁(团练)改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
另一方面,要独立于官军之外,而以明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为准。
•淮系集团研%!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两个结合”的构成要素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摘要: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的构成要素,最关键的可以归纳为“两个结合”:一是“政缘性”与“地缘 性”的有机结合;二是“军”与“政”的有机结合。
在这两大方面的具体表现上,湘、淮两者既在基本面上类同,也有程度不同的若干差异之处。
对此予以论说和解析,便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关键词:晚清;湘系集团;淮系集团构成要素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 605X(2017)03- 0118-10The Two Formation Elements between Xiang and Huai Army in Late Qing DDONG Cong- lin(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24,China) Abstract:The most important formation elements concerning Xiang and Huai Army in late as “two connection”:one was politics and localization,the other was army and politics. but in details,they had some different aspect.This is the chief viewof this paper.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Xiang Army;Huai Army formation elements晚清分别由曾国藩和李鸿章领起的湘、淮两个军政 集团,既密切关联又各有所异,在构成要素上也是如此。
其构成要素当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和方面来审视,而最关 键的可以归纳为“两个结合”:一是“政缘性”与“地缘 性”的有机结合;二是“军”与“政”的有机结合。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晚清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晚清三大军政集团导语:所谓“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以下以“湘”“淮”“袁”简称所谓“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以下以“湘”“淮”“袁”简称之)。
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替,可以“三环链”喻指。
本文就其“环链关系”略呈浅见。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时间上比较靠近,且源流上关联直接而又密切。
当年曾做过“湘”“淮”大员(如胡林翼、李鸿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归庐谭往录》中曾说:“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后来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中,也转录了有此话的笔记内容)。
这种说法旨在揭示其间的连带关系,无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时间的先后。
具体看,曾国藩自咸丰二年末开始借办团练练兵,咸丰四年(1854年)春湘军正式练成出征,至此可以说湘系集团雏形初备(当然,还说不上具有“完备”形态)。
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在特定情况下形成比较快捷。
因“东援”需要,本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奉幕主之命组建淮军,同治元年(1862年)开赴上海,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苏巡抚)权柄,这样“军政结合”,淮系集团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形态,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
从湘、淮集团各自初成的时间上看,前后有大约七年的时间差,而两者形成后共存“交叉”的时间则更长。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孕育产生则比较靠后,自甲午战后的“小站练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淮两者之后,不如生活常识分享。
从与湘淮集团的政争谈胜保死因李有福【摘要】When Xianfeng and Tongzhi, the emperors of Qing dynasty, were in power , there was a dispute in court on whether to suppress the rebels or appease them. Some officials thought that the rebels were so powerful that the emperors should appease them, while others such as Zeng Guofan, Li Xuyi, Yan Shusen believed that the rebels were savage and often fought against their armies, so it's sensible to repress them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completely. Shengbao, different from the XiangHuai camp, deemed that the rebels should be repressed. However, at that time, the power of Xianghuai camp was pretty strong. However, Shengbao failed in the political debate, and was forced to commit suicide.%清季咸同年间,在剿抚捻军问题上,朝廷内部意见不一,遂发生纷争。
兵部侍郎胜保、安徽巡抚翁同书、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等人认为捻军势力甚大,应派人前去安抚,使其为朝廷所用。
而曾国藩、李续宜、严树森等人皆认为捻军势力猖狂,多次与湘军发生冲突。
前言湘军因太平天国运动而起,也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名声大震。
它在组织领导、选人标准、军纪以及军事思想等方面与清王朝的国家经制军队——绿营军相比,都大有区别,它的军纪、军风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是值得研究的。
学术界对湘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特别是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对湘军的研究已经从以前的“一边倒”的批判态度纠正过来,对其评价更为客观。
本文主要通过对湘军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湘军组建特点的研究,探究它对我国近代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湘军的崛起对晚清国家政权的影响,首先是财政大权由清朝中央转移到了地方督抚手中,弱化了清廷对地方的专政,地方督抚掌握国家财政大权。
其次是引发了清代兵制的重大改革,曾国藩湘军自招、自练、自有的募兵制代替了绿营军的世袭制,形成兵为将有的局面,成为近代军阀的鼻祖。
因此,对湘军特点的研究意义重大。
一、曾国藩临危受命(一)兴办团练的背景太平天国革命自广西金田爆发后,转战湖南、湖北,席卷江南,定南京为国都,北伐、西征,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
为了对付太平军,清政府调兵遣将、实施围剿。
但清王朝的国家经制军队绿营军,面对太平军的攻势望风披靡,一败涂地,清廷屡次更换前敌最高指挥官均没有任何效果。
鉴于嘉庆年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地方团练起过很大作用,所以在1853年2、3月间,清廷先后任命各省在籍的大官僚四十多人为督办团练大臣,在各地举办团练。
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丧丁忧在籍,也奉旨在长沙协助巡抚办理团练。
但曾国藩认为,当时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昔日的政策已不能用于今朝。
就军事上说,嘉庆时白莲教股数重多,指挥不统一,靠地方团练还可以将他们消灭。
但如今太平军军队统一指挥,节制严明,靠地方团练武装,不过是多费些钱粮,不可能将其消灭。
就形势上说,嘉庆时的国家财政远胜于咸丰初年,那时地方团练的经费由中央发放,不全是从农民手中收取。
但今天国家财政枯竭,地方组织团练的费用必须全由农民出,农民如此穷困,要他们拿钱办团练,当然十分困难。
论湘军集团2014-02-12 15:23:28 《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王继平湘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史学界对它的研究已经不少,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学者们对它的注意,还是远远不够的。
晚清社会,如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末年一样,崛起种种军事的、政治的、中央的、地方的势力集团,影响着晚清政局。
然而与既往的朝代所不同的是,晚清地方军事政治集团的崛起,并没有导致地方割据、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
这一种现象,既有清王朝本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与湘军集团相联系。
因此,从政治的角度,将湘军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进行研究,不仅对研究湘军本身,且对研究晚清政局亦大有裨益。
一湘军之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集团,而是一种政治集团,乃在于构成湘军的成分,不是历史上习见的那种以割据地方、挟持皇权为目的的军人组成,而是由一批饱受封建文化熏陶、有着经国治邦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儒生群体组成,并且构成湘军的基本官佐,从而使湘军没有衍化为专横跋扈的武人集团,而是融入了封建政治结构的主体之中,成为支撑晚清政局的柱石之一。
湘军建军的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也就用受过封建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来统率乡野朴实血性的农民。
在整个湘军的官佐构成中,出身士人、有各种功名的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根据罗尔纲先生对182名有出身可考的湘军官佐的统计,出身于进士、举人、贡生、诸生、附生等士人的占58%[①]。
所以曾国藩曾不无自恃地称其将领乃"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之儒将,如罗泽南、李续宜、李续宾、王鑫、江忠源、江忠义、彭玉麟等等。
正是这样一批士人群体,决定了湘军的发展方向。
与清末废科举之后大批士人因寻找出路而投入新军不同,这一批湖南士子之投入湘军,有着不同的特点或原因。
第一,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倾向: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乃嘉道之际学术之一大变向,它的兴起与滥觞,实为湖南士子为之嚆矢。
鸦片战争以前,汤鹏、陶澍、贺长龄、贺熙龄以及魏源等人就以倡导经世致用为职志,编纂了《皇朝经世文编》,反对汉宋之学的繁琐空疏,提出治学当为经世,以拯救日见危机的清王朝。
论清末湘军的兴起张伟①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25摘要:湘军是一支以湘乡人为主体,由曾国藩、胡林翼等统率的军队。
团练是湘军初期的主要兵力来源,团练的兴办为组建湘军提供了许多经验,湘军的崛起与湖湘当时的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
儒家伦理道德是湘军兴起的思想根源,八旗绿营的腐败无能和军备废弛为湘军的萌芽提供了机遇,清廷迫不得已的政策改变为曾国藩在家乡兴办团练,创建湘军创造了条件,湘军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
曾国藩的声望、胆识与能力是湘军兴起不可或缺的个人因素。
湘军对晚清的政治与军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埋下了督抚专政与军阀混战的祸根。
关键词:清末湘军兴起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the XiangjunZhang weiUnit:Gui zhou Naiion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thnologyand sociology Gui zhou Guiyang 550025Abstract:Key word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的湖南地区诞生了一支军队,名叫“湘军”,也称“湘勇”。
曾国藩对湘军的问世功不可没。
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
士兵来自湘乡一代的农民,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湘军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晚清的衰落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刺激,太平军的出现成为了湘军兴起的催化剂。
晚清时期,清政府的核心军队八旗绿营兵早已腐朽不堪,在镇压各路农民起义中已经无能为力,一溃即散,清廷不得不违背祖制,利用地方汉族地主武装的力量。
这样既可以采用以汉制汉的策略,同时又可以强化大清的统治,坐收渔翁之利。
于是清廷当即下令朝中汉族大臣到家乡积极兴办团练,以维护本地治安。
在此背景之下,曾国藩在家乡湖南兴办团练。
曾国藩奉朝廷之命是在家乡兴办团练的目的是镇压当地土匪,保境安民。
解密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府权力之争,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湘军创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地方团练。
清中期以后,清朝的八旗、绿营等正规军风气散漫、严重腐化,战斗力低下,遇到战乱等重大危机,朝廷即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保护地方,所需费用均由民间自筹。
团练创始之初,不过是防卫地方的民间武装。
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其本意与其他各省办理团练并无区别。
而曾国藩是老于宦海的人物,深知清朝兵制的弊病。
另起炉灶,编练新军,必须洗心革面,一改旧章。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湘军重要首领)署理湖北巡抚,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
清代官制中,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军权应归于官文。
可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
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虽申奏,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
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与官文结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
不过,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加以利用。
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战事,或被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
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
于是,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稳定湖北局势,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但事实上,清廷并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
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让清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
清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没有满足曾国藩的意愿。
曾国藩与晚清政治曾国藩(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居武,号涤生,考中进士后改名国藩。
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地主家庭。
曾国藩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散馆,二十年(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从此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京官生涯。
他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讲求程朱理学。
在京城期间,他相继担任过内阁学士、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丁母忧回籍守制,第二年奉旨在家乡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度过了长达20年的军旅生涯。
自丁忧侍郎之后,曾国藩相继担任过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大学士等军政要职,被清廷加封太子太保衔、一等侯爵。
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病故在两江总督任上,享年61岁。
曾国藩进入仕途后的发展称得上是一帆风顺。
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1847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后4年中又兼任过兵、工、刑、吏部侍郎。
10年七迁,连跃10级,这在当时也是少有的。
因此这对自幼生长在湖南僻远山村、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的曾国藩来说,对清政府的知遇之恩始终没齿难忘;另外他也对当时清廷上下官场腐败风气十分不满,多次上书清帝,希望政局有所更张,但一直不被采纳。
直到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曾国藩因丁忧回湖南家乡办团练后,才开始了有实现其政治抱负、挽救晚清政局的转机。
从此以后,曾国藩与晚清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其影响也愈渐突出。
综观曾国藩对晚清政治影响,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改革军制创建湘军清入关以后,八旗兵逐渐没落,基本上丧失战斗力。
康雍以后清廷主要是依靠绿营兵(汉兵)维持统治。
八旗、绿营皆有兵籍,弁兵父子相承,世代为业,是清代国家的主要常备武装。
其经费出自国库,兵权归于中央。
曾国藩在京城作官时,已感到绿营兵惰将骄,日渐腐败,必须大加整顿和严加训练。
曾国藩的湘军强清朝的政局不稳,为什么不反清自立?本文导读:清朝后期爆发了横扫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此时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早已不复曾经的骁勇。
在此背景之下,清廷不得不利用地方团练武装进行抵御,湘军由此诞生。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和北方捻军起义的连番打击,清朝已经出现政局严重不稳的迹象,而此时掌控湘军的曾国藩备受清廷质疑,麾下亦有不少人曾或明或暗的示意他起兵倾覆满清,但却被其所回绝。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曾国藩手握重兵却最终自行裁军转身成为一个政治官僚呢?其实要想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曾国藩自身进行分析。
康熙朝已经完成对中原文化的兼收并蓄纵观清朝十二位皇帝,功绩最为突出的当属康熙帝和雍正帝。
虽然在这两任皇帝在位期间创下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并且因大肆推动文字狱造成了清朝思想界和文学界万马齐喑的灰暗景象。
但同样也是促进民族文化大融合、继承中华文明最优秀内涵的时期。
清朝延续了此前中原王朝注重科举选拔官员的礼制,严格遵守和学习四书五经以及其他经典。
康熙皇帝更亲自主持编纂了权威性极强的汉字典籍,即康熙字典。
康熙时期,朝廷在任用官吏和选贤举能方面,已经能够基本做到一视同仁。
满人如若贪赃枉法,同样会严惩不贷。
明朝中后期嘉靖朝,桂萼曾提出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并被张居正推广全国。
然而该税法既量地又计丁的方法,使得无地或少地的贫农吃亏而让兼并了大量土地的地主占了便宜。
康熙时期,玉米、红薯等明朝后期引进的高产作物已经开始普及,因此朝廷做出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规定,通过将丁税额度固定下来的方式,大大减轻了百姓身上的负担。
从康熙朝开始,中原民众对清朝统治的认可度急剧提高。
曾国藩的思想形态清朝自康熙朝大力推行文治开始,对思想学术的控制同样严苛起来。
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剧,清朝的官僚大多从小沉浸在孝臣忠君的思想熏陶之下。
在这种制度的管束之下的曾国藩,其本身就是清朝政治举措安排的胜出者,天然会有维护清朝统治的一面。
第23卷第4期1999年8月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S 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Vol.23No.4Aug.,1999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Ξ王继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摘 要:在中国,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导致王朝政治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
晚清湘军集团的崛起却导致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新的政象,使清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
因此,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
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还应从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一方面来考察。
以经世派士人为主体的湘军人物,对清政府是忠诚不贰的,它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以忠诚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保持着儒将的风格。
关键词:湘军集团;晚清朝廷;政治;互动关系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1999)04001208 在中国封建社会,王朝的末期总是呈现出地方政治或军事势力集团的崛起、地方与中央分离的政象。
这种中央大权旁落、地方尾大不掉的趋势,最终都成为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
在晚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因此而崛起了以湘军集团为代表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集团。
然而,在湘军集团存在的年代,晚清政治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循环出现的那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反而出现了“同治中兴”这样一种短暂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场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来考察晚清政局的发展,从而说明晚清中央朝廷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一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
先是利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是利用湘军集团稳固其统治。
但是,猜忌、防范、牵制却是自始至终的,贯穿于湘军集团存在的整个过程之中。
清政府起用曾国藩,并不想他造就一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国家制兵———八旗与绿营的常规部队,而是想沿用乾、嘉时期的办法,建立以靖卫地方为主的地主武装———团练。
1853年1月21日,道光帝发出上谕,云:“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指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托。
”①显然,清廷的本意很清楚,与同时委托的其他团练大臣一样,只是希望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任务也是“搜查土匪”之类的事②。
清廷在此刻并没有意识到太平军的严重性,更没有想到八旗、绿营之如此不堪一击,所以沿袭历史的老办法,以为可以用团练之法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然而,对当时政治军事深刻了解的曾国藩,对八旗、绿营的腐败有清楚的了解。
他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响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随,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袭Ξ收稿日期:19990506 作者简介:王继平(1957—),男,湖南双峰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生处处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
”③所以他决定“别树一帜”,“于省城立一大团”,“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侪,不求速效”④。
根据这一设想,曾国藩经过苦心经营,终于练成了战斗力远远超过清朝国家制兵的强悍之旅———湘军。
然而,这样一支“别树一帜”的湘军,既有取代八旗绿营的潜意识,故而从编练之日起,就无不受到朝廷与地方官吏的猜忌与防范。
早在曾国藩长沙练兵之时,由于表现得过于侵官越俎,插手绿营事务,受到前后的巡抚潘铎、骆秉章、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思培以及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等人的排挤,甚至发生了冲击曾国藩私宅、杀伤其随丁的事件。
地方官吏的排挤和绿营兵丁的发泄,表面上是由于曾国藩的侵权,实际却反映了地方官和绿营兵将对传统体制的维护。
按照清制,各地的绿营兵向由总督统辖,总督之下则由提督统领,巡抚以及各级文官例不能过问。
且曾国藩此时只是一个“不官不绅”的帮办团练大臣,就染指绿营事务,无怪乎要招至忌恨了。
巡抚骆秉章对绿营兵冲曾宅一事,充耳不闻(他的住宅仅与曾宅一墙之隔),事后还亲手释放肇事者,令曾氏尤为难堪。
尤具深意的是,副将德清以及依附德清的提督鲍起豹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更说明了满人对汉人的猜忌。
当初曾国藩刚从衡州出师时,咸丰皇帝就心存戒备:“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湖广)总督台涌会其师”⑤。
这是明显的提防与猜疑。
然而,咸丰皇帝又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那就是绿营的溃败以及太平军的神速进军,使得他不得不利用曾国藩。
故而,清廷对他采取的是“又打又拉”的方针。
靖港战败、湘潭大胜,咸丰皇帝一面说“从重治罪,实属咎由应得”,一面又说“加恩免治其罪,即行革职”,“带罪自效”⑥。
真令曾国藩既惶恐又感激。
清廷对湘军的既利用,又戒备的措施,特别表现在对曾国藩的问题上,既要求他不断进攻驰援,与太平军死战,同时又长期不肯信任他,不授以正式官职,让其保持“不官不绅”的团练大臣的尴尬地位,让其在办事过程中多方受掣。
所谓帮办团练大臣,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是朝廷的命官,亦非纯粹的地方绅士。
这就使团练大臣处于一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
一方面,这样可以使团练大臣在募勇、练兵等方面较少受到封建官场陋规及某些规定的制约,有一定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团练大臣要取得成功,取决于地方官的支持与否,这里既包括地方官个人的素质、还包括清政府有关地方体制问题⑦。
曾国藩深知其中奥妙,一直希望摆脱地方官的牵制———通过清廷授予他地方官职。
早在长沙练勇引起与地方官和绿营的矛盾时,他就说:“官场伦次,各有职司,置此不官不绅之人,哽塞其间,于人觉耳目之非是,于吾则乖之并乖。
”对清政府来说,又何尝不知团练大臣的苦衷,只是出于对曾国藩及湘军的戒备,始终不肯改变。
即使已经授予同样为团练大臣的江忠源为安徽巡抚,也不肯赏给曾国藩。
1854年10月,湘军攻占武昌,咸丰帝一时兴起,给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
然而,曾国藩署抚仅七天,他的谢恩摺尚未到达朝廷,咸丰帝的另一诏谕已达:着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
同时还数落了曾国藩一番,说他“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并且把巡抚一职授给与曾国藩不和的原湖南按察使陶思培。
真令曾国藩无可奈何。
咸丰帝的这一转变,还是出于戒备。
据说,咸丰帝授职曾国藩之后,一军机大臣提醒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
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
”⑧咸丰听后,“默然变色者久之”⑨,于是又改变了他的即兴之作。
咸丰帝的这一改变,令曾国藩在以后的几年里虽立不少战功,却办事多受牵制,极为不顺。
特别是在江西的两年,真是举步维艰。
王定安撰《湘军记》论说道:“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外逼石达开、韦昌辉诸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牛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
”⑩曾国藩当时也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醋而获咎。
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
” λϖ特别是在江西为筹措湘军粮饷,接连碰壁,令曾国藩心灰意冷,最后借父死丁忧,回籍去了。
时在1875年3月。
当曾国藩三个月假满,他上奏咸丰,要求在家终制,行以退为进之策,开始咸丰帝不同意,以为“剿贼吃紧”,应回营“力图报效”。
于是曾国藩再次上奏,来个讨价还价,请求开除兵部侍郎缺。
同时,又另上《沥陈办理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
在这一奏折中,曾31国藩列出三点困难:一是“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二是客军虚悬,宾主歧视,于筹饷、劝捐、抽厘极为不便,因为“身非地方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三是关防屡经更换,往往被疑为伪造,朝廷的各项指令,亦由廷寄而非明谕,也令人“讥议”。
所以曾国藩认为,“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λω。
曾氏的这一番话,虽非虚言,但也不无邀官要挟之意。
这样就使本来心存戒备的朝廷倍增疑虑,于是咸丰帝顺水推舟,开缺了曾国藩的兵部侍郎,又使他碰了一鼻子灰。
尤使曾国藩心寒的是,在随后的一年多里,湘军节节取胜,原来他的部下如李续宾已授浙江布政使,并加巡抚衔,水军统领杨载福也升提督,赏穿黄马褂,而胡林翼早已是湖北巡抚,加太子少保衔。
虽经胡林翼奏请起复曾国藩,但朝廷仍然不加理睬,把曾国藩晾在一边。
直到1858年7月,浙江诸军群龙无首,亟需“素具声威之大员”统领,又经给事中李鹤章、巡抚胡林翼再次奏请起复,咸丰帝才下诏令曾国藩回营。
曾氏此次再不讨价,奉到上谕三天后即起程。
从此以后,曾国藩的处境才逐步改善。
这是因为,咸丰帝已经看出,湘军是镇压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的主干力量,不加利用,是达不到目的的。
1860年6月,浙江“军情万分危急”,清廷在浙抚王有龄及杭州将军瑞昌的催促下,为了促曾国藩驰援,乃下诏令曾国藩加赏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
显然,这是朝廷无可奈何之举。
曾氏幕僚赵烈文说:“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援。
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户衣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举也。
” λξ这反映了清廷的利用之策又占了上风。
到同治更元,西太后掌权,采取了对汉人稍更信任的态度。
西太后上台仅18天,便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而外,统筹江、浙、皖、赣四个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又给曾国荃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
在此前后,湘军其他将领也各有所得。
左宗棠继咸丰十一年12月任为浙江巡抚后,1864年4月,又补授闽浙总督,仍兼署浙江巡抚;李鸿章则于同治元年三月任为署江苏巡抚;曾国荃也在左宗棠晋升闽浙总督之后,补授浙江巡抚。
其他如蒋益澧授浙江布政使、陈士杰擢江苏按察使。
真可谓皆大欢喜,湘军达到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清廷并没有放弃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和戒备,特别是曾国藩攻占金陵前后,对于这位拥军30万,直接统治和节制江、皖、赣、浙、湘、鄂、闽乃至粤、桂、川的重臣,以及控制整个长江水面,拥有半壁江山的湘军集团,更是严加戒备。
清廷的措施有二:一是拔擢湘军其他将领,压抑曾氏兄弟,以达到牵制曾国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