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督抚与晚清政局共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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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督抚制度的变化督抚制度是明清时期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融合了监察制度和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明清几百年的历史当中,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
明清时期,总督和巡抚有着重要的职权,其职权颇具多样性和变化性。
督抚制度作为明清时期的主要政治制度,其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督抚制度是明清时期重要的监察制度和地方行政制度。
督抚制度其演变和发展具有鲜明的特征,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发展的产物,对统筹地方事务、保持地方稳定、维护明清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明清时期督抚制度的历史沿革所谓督抚,即是总督和巡抚的总称,在明清两代几百年历史之中,督抚制度不断发展变化。
督抚制度起源于明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统治者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产物。
明代前期,督抚官员以行使监察职能为主并主要处理地方特定事务;到了中后期,逐渐演变为中央派驻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监察职能已不再是其主要职能,但是,有明一代,督抚都没有正式地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在行政序列上,督抚依然隶属于都察院系统。
自隋唐以来,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地方权力不断收缩,但是元代以后,“外重内轻”的局面日渐严重。
明代建立之后,明太祖吸取前朝经验,废除行中书省,设立三司。
三司之间相互牵制,分化了地方权力,强化了中央集权。
但是,三司的设立也导致地方权力出现了过度弱化和分散的局面,对于很多地方事务无法统筹处理解决。
督抚制度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而产生的。
巡抚的设立,大致在明代初期。
洪武、建文年间,巡抚制度已经开始萌芽。
永乐十九年(1422年),中央派遣尚书蹇义人分巡各省,标志着明代巡抚制度开始形成。
宣德五年,于谦、周忱等6人分抚南北直隶等省,从此各省常设巡抚渐成制度。
宣德年间,巡抚官的专设与定设标志着巡抚作为一项制度正式形成。
总督制度形成时间稍晚,大致在正统年间开始出现,景泰、成化年间大致成型。
明代的总督是在巡抚制度普遍推行的前提下逐渐形成的,一般因事特遣,较为侧重于军事层面以及节制地方文武等事务。
读《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余青该书是由李细珠先生所写,其试图从地方督抚在新政中的思想与活动的角度,具体考察地方督抚对清政府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以及地方督抚与新政过程中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以期观察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变态势。
关于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研究的具体方法,大致可以有三个研究视角:一是督抚群体研究,研究整个督抚群体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二是分省区域研究,以若干省区新政为专题研究,可能有些省区涉及多个督抚;三是督抚个案研究,以若干督抚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为专题研究,可能有些督抚涉及多个省区。
该书力图将群体研究、区域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具体采用的方法,不是教科书式的系统论述,而是选点专题研究,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在某些专题研究方面有所深入。
该书具体研究了十三个专题,具体内容就不多加赘述了。
通过十三个专题的研究,具体探讨了有关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的一些重要问题。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其一,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内在关联性。
这十三个专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板块:(1)第一、二章是关于晚清督抚制度与督抚群体的一般研究,具体探讨了清末新政时期有关督抚制度与政区变革问题,以及地方督抚群体结构与人事变迁多方面因素与新政的关系;(2)第三、四、五、六、九、十、十一章,是关于地方督抚对清政府新政决策的参与和影响的研究,具体研究了地方督抚与新政的启动、吏治改革、清廷预备立宪的决策、官制改革、咨议局、国会请愿及平满汉畛域问题的关系;(3)第七、八章是关于督抚应对新政过程中突发事件的研究,具体以秋瑾案与长沙抢米风潮为例,考察地方督抚应对革命与民变的情形;(4)第十二、十三章是关于地方督抚与晚清权力格局变动的研究,具体考察了“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及其对清末民初政局的影响。
这四个板块基本上按时序排列,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反映了清末新政的发展进程与晚清权力格局的演变态势。
其二,这些问题只是本课题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洋务运动: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的权力争夺阅读原文来自:三品小衲 8小时前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李小庆1,军用及民用工业中中央与地方的资本构成由于军用工业品不参加商品流通,并无利润,所以其发展并不取决于内部的资本积累,而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扶持。
较大的军工企业多为中央出资,主要来自关税及军费的划拨。
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例,在初创时,其常年经费耗银“大约每月总在一万两以外”(《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鸿章全集》(一)卷9,第322页),由淮军军费中下拨;1867年,经曾国藩奏准,将江海关洋税解部中的四成充作制造总局的经费;1869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请自八年正月洋税第三十四结起,所留二成银两,准其全数为制造轮船之用”(《江海关洋税酌留二成统归机器局用片》《洋务运动》(四),第20页),自此,以江海关二成洋税作为其常年经费。
当然,由于中央财力微薄,所以很多军用工业都是依靠地方政府的投资。
以山东机器局为例,其开办经费和常年经费统由本省自筹,“开办经费来自藩库银94000两、粮道库银72800两、临清关税银20000两,共计耗银186800两”。
(《机器局置器造厂规模大备折》,《丁文诚公遗集》卷12,第45页)鉴于军工企业的特殊性,其资金大都来自政府的财政调拨,关税﹑厘金和军需项下的拨款。
除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少数大型企业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以外,大多数洋务军事企业都是依靠地方财政的扶植发展起来的。
民用企业与军用工业不同,中央财政拨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还是地方,重要的集资方式为借垫官款和招商集资。
如轮船招商局创办于1872年,其资本渠道既是招商集资,最初的股金为100万两。
1876年,该局面额200两的股票在当时只值40至50两(《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70页);但随着经营的改善,到1882,股票大幅上涨,面值涨至200余两,涨幅达到200%之多(张后铨:《招商局史(近代部份)》,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49页);到1883年,该局股份银已经高达200万两。
押江苏卷第6题1840-1912: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1.(2023·江苏·高考真题·T6)下图所示为部分年份英、美、日三国对华输出商品在近代中国总进口中份额变化状况。
该状况应存在于()A.1841-1868年B.1868-1895年C.1895-1922年D.1922-1949年2.(2022·江苏·高考真题·T6)1876年,浙海关税务司文书李圭参与美国万国博览会后写道,博览会“原以昭友情,广人才,尤在扩充贸易”,而国人出外甚少,“多以无益视之”,若能明白西人办会之意,“亟亟焉图维之,上可以裕国,下可以利民”。
李圭的言行表明()A.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体系B.国人需重视对外沟通C.美国成世界贸易中心D.政府应提倡实业救国3.(2021·江苏·高考真题T6)1.如表中的评论反映出当时A.社会分工日益精细B.农商皆本成为共识C.工商致富备受推崇D.职业观念发生变化4.(2021·江苏·高考真题T7)清末某报发表的《论体育》一文提出:“体育者,智育、德育之基础也。
今之国力者,定一国之盛衰,不定于版图之大小与人口之多寡,而定于国民身体之强弱。
”这表明,当时国人A.已生疏到落后根源B.重体轻文蔚然成风C.救亡自强愿望迫切D.呼吁实施分科教育5.(2021·江苏·高考真题T8)3.1907年,察哈尔都统认为,当地虽物产丰富,商贾荟萃,“惜民气未开,不知振兴实业,亟应设法提倡,以挽利权”,特派专员至江西景德镇调查瓷器制造状况,“以资备鉴”。
该都统意在A.加强地区经济合作B.以机器工业取代传统工业C.进展地方特色产业D.利用本地实业救国的氛围精准解密一:两次鸦片战斗后中国社会的剧变精准解密二:晚清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化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题)1.1840年8月递交到英国国会两院的请愿书表明:1839年9月至1840年5月之间,伦敦东印度协会,伦敦、格拉斯哥、里兹、利物浦、不来本及不列斯脱各地的商会都全都敦促政府对中国“作出强硬而有力的行动”。
第4期陈才俊 督抚制度与晚清政制变革研究范式的创新341督抚制度与晚清政制变革研究范式的创新)))评5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6陈才俊(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632)收稿日期:2005-01-01作者简介:陈才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
总督巡抚制度起源于明初,本为弥补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设置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管理地方事务制度之缺陷而增设的临时性差遣,是省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因其职责主要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0[1],故名之曰巡抚。
至清康雍乾时期,督抚制度逐渐完善为重要的地方官制,督抚们成了总管地方军政、民政的封疆大吏。
随着清王朝晚期社会的大变革和政局的大动荡,督抚制度不断调整、变化,督抚们的权限亦不断扩大,成为晚清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角色。
军事上,他们成为清王朝统治的支柱,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运动以及抵抗外来侵略的主力;政治上,由于他们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面交锋,较早认识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觉醒者和有力推动者。
在洋务运动、甲午新政、辛丑)乙巳新政和预备立宪等历次改革中,不少督抚都是改革的支持者、参预者与同情者,因而成了推动当时经济文化发展与社会政治变革的一支坚实强劲的力量。
可以说,晚清政治的每一项重大活动都少不了督抚的参预,所以,要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及晚清政治,督抚肯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刘伟教授的新著5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6(以下简称5督抚6,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版),正是从一个侧面对这种特定的政治现象予以了深刻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文献价值。
该书以全新的学术视野、宏大的思想体系、鲜活的表述方式和独到的理论创见,将晚清政治体制变革之研究拓展到了一个新的学术平台。
细读5督抚6,觉得全书有如下鲜明的个性特色:一、把制度的研究与人的研究相结合其实,督抚问题很早就是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话题,一些人做了不少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中国失败英国获胜。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0月,是英法资产阶级第一次联合侵略中国的战争,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
两次鸦片战争使旧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一、衰败的清王朝:1)、人口压力(人地矛盾,流民问题,读书人多影响吏治买官、贿赂盛行)2)吏治腐败3)军队腐化4)民变蜂起,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等二、闭关政策明清为了维护自身封建统治所实行的对外政策。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表现在:限止口岸开放;禁止外商与中国商民直接接触;约束来华外人;限制民间商人的对外贸易。
闭关政策非但没有起到自卫作用,反而限制了中外正常贸易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阻碍了中西文化交流,妨碍了中国人民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助长了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心理,是中国渐渐脱离世界大势。
三、战争起因及性质1)通商战争说,英国为了获得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场地2)文化冲突说,中英历史文化冲突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英国资产阶级实行殖民侵略和扩张的结果。
四、林则徐与琦善的评价问题(1)林则徐是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1)虎门销烟,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国家利益深受英国和国人敬仰,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
2)为民办实事,关注社会现实。
3)开眼看世界,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译馆,翻译著作,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
消极方面: 1)林则徐使"贸易摩擦"激化为"贸易战争"。
林则徐从一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就企图通过暴力驱逐的办法,其结果适得其反2)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助长了中国的民族排外主义。
3)林则徐对鸦片战争的准备不足,他并没有预料到未来战争的规模,对英国的认识不足(2)琦善1)关于琦善的评价,历史学界有争议,传统观点认为琦善是卖国贼,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为琦善翻案,认为琦善卖国的四项罪名(1、主张弛禁,破坏禁烟;2、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3、拒绝增兵虎门;4、私自割让香港给英国)无一成立。
晚清的政治生态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因为文化的力量总是无声地融入经济、政治和社会中,孕育无形的凝聚力、向心力及亲和力。
晚清政治史向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内容,经过20世纪的风雨历程,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分支学科。
上个世纪末,姜涛先生曾经就19491999年50年间学界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做了系统的评述,[1]总结了以往研究的得失利弊,明确了该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新世纪以来,随着近代史研究的重心逐渐下移与社会文化史等新学科的勃兴,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逐渐有所冷落。
同时,又因为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实属不易。
即便如此,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当然晚清政治史研究也不例外。
本文拟对近五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略做述评,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曾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名,不仅是晚清政治史而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近年来,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在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关于太平天国与晚清政局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虽然已成冷门,但仍然有一些具体的考证性研究成果值得注意。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初冯云山所创建的宗教组织,一般认为其名叫拜上帝会,这似乎已成不易之论。
夏春涛通过考证发现,冯云山创建的宗教组织其实名为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
同时,他还指出,太平天国对其宗教没有正式命名,间或称为天教,根据拜上帝会这一所谓的宗教组织名称推演为拜上帝教,也有欠妥当。
[2]天朝田亩制度历来被视为太平天国主张平均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反映农民土地要求的农民革命纲领。
王国平通过考察太平天国起义酝酿过程的宣传活动及其主张,探析上帝教的教义,并与中国历史上曾使农民获得私有土地的均田制比较,认为所谓平均分配土地其实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误解。
晚清督抚与“借师助剿”关系摘要“借师助剿“政策是在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它作为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水岭,在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中央通过这一决议之后,作为直接与太平军作战的清地方官员,却产生了分歧。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和上海江浙官吏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斗争,分析两派持不同看法的原因,是由于与西方列强的密切程度有所不同,以及互相争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占据主动,这场争论以湘系的胜利而告终。
而湘系在争论中取胜的原因,大概因为湘军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为清政府所倚重。
这场争论对晚清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奠定了晚清“外和诸夷,内图自强”的外交基调。
关键词借师助剿晚晴督抚一、“借师助剿”的提出与清政府的态度“借师助剿”是指19世纪清政府借助外国的军队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国内反政府运动。
“借师助剿”的提出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一)西方列强提出“借师助剿”西方列强对19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始终视为洪水猛兽。
1853年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南京,美国人就提出“愿派兵来助剿”,当时的清中央政府并没有表态,但是已经有一些地方官员开始积极鼓吹借兵于洋人,例如苏淞太道吴健彰,在1853年太平军进攻南京时,请求列强军舰进入长江,共保南京。
上海小刀会刘丽川于1853年9月7日占领了上海,逮捕了吴健彰,那位大人“像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们的官印”。
这激起了极大的震动,外国侵略者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便主动要求出兵平定起义。
江苏巡抚便与外国侵略者联合共同镇压了小刀会。
至1860年,上海江浙的地方官员更加积极地借师助剿。
咸丰帝虽然不满于此,可当时的清政府外忧内患,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法、俄等国领事主动提出出兵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奕对此极力推动:“江浙为财赋之区,地方糜烂几遍,兵力不敷剿办。
”奕还于咸丰十年十一月上奏,正式向咸丰帝提出了“借师助剿”的计划。
如何理解清末新政一、背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屈辱的签订了《辛丑条约》,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加剧,名义上中国还是保持统一独立,而实际上已经成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国家,而清政府则成为列强在华共管的有利工具,中国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在华共管的需要,缓和民族、阶级矛盾,笼络人心,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
二、过程:1901年1月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任命奕劻、李鸿章等6人为政务大臣,5月增补张之洞、刘一坤等3人为参赞,全权负责新政各项事宜,但新政的各项主张和推广实施权力仍集中在慈禧太后一人手中,7-8月间,两江总督刘一坤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三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慈禧太后称赞,便以此二人主张制定新政措施蓝本。
之后在1901-1905年陆续颁布新政措施30余项。
三、措施:(1)政治:减冗衙,修刑律。
1901年7月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省,位列六部之首;撤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詹事府、通政司、太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停止捐纳实官,整顿吏治。
1902年令沈家本、伍廷芳参酌各国法律,修订刑律,此二人对《大清律例》进行大规模修改,废除如凌迟等一系列酷刑。
(2)经济上:重工商,振农业。
1903年成立商部,管理工、矿、交通等企业;设立商会,兴修水利,清查田亩,颁布《商律》对兴办实业有贡献者进行奖励,设立农务学堂、农事试验场,1903年7月设立银钱总厂。
(3)军事方面:改军制,扩新军。
1903年设练兵处,总管全国练兵,全国各省设立督练公所,淘汰绿营和防勇,编练新军;同时,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
而编练新军也成为清政府“新政”核心内容。
(4)文化方面:废科举,建学堂,兴留学。
清政府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时颁布新学制,命令各省办大学堂、府设立中学堂、县设立小学堂。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童年12月成立学部,主管教育。
试析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政治考察的原因第23卷第2期2005年3月贵州大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GUIZ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s)V o1.23No.2Mar.20o5试析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政治考察的原因赵广示(贵州大学编辑部,贵州贵阳550003)摘要: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进行政治考察是1905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之一.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在晚清十年的"新政"和立宪运动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中介.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的政治考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应归纳为五个方面.厘清这个问题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应变历程中是一个重要步骤.关键词:五大臣;晚清政局;出洋;政治考察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05)02—0084—06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进行政治考察,是晚清政局中的一件大事.有的论着甚至将其与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相提并论为1905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在晚清十年的"新政"和立宪运动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中介.它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应变历程中是一个重要步骤.但从1906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半个世纪里,国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对这一事件仅作过一些零星的,一般性的描述,几乎没有一篇经过认真探讨的专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O世纪8O年代中期的30年中,对这一课题仍然很少有人涉及.对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专门研究的,据笔者所见,只有国外学者孙任以都着(1905年一1906年的中国宪政考察使团》一文该文材料丰富,叙述翔实.是一篇具有相当有学术价值的专文.后来,随着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和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书籍,资料的整理出版.为我们今天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更多的,第一手珍贵的资料条件.因而,在2O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研究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的同志日渐增多.据统计,仅在1982年至1987年的5年时间里.有关这方面的专文就有5篇之多.比如,陈四益的《五大臣出洋之一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钟叔河的《关于五大臣出洋》E2;赵秉忠的《清末五大臣出洋》;马东玉的《五大臣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运动》L4;朱金元的《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5I.在这一课题的研究领域内,积累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说,都还只是一个开头,本文拟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期对此问题做出较为全面的,公正的阐述.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的政治考察是清政府一手导演的.这一事件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重大原因的,决非偶然.伧父曾在《东方杂志》上撰文分析过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的原因.他认为有三点主要原因.即日俄战争的影响;革命之流行;疆吏之陈请和人民之请愿.伧父之见,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来看,的确有中肯之处.但,这一分析尚欠全面和深入.笔者据当时的国内外的主观和客观形势,我们认为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的政治考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应该归纳为以下五点:一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影响;二是清政府内部权贵们的收稿日期:2004一l1—10作者简介:赵广示(1963一),男,贵州大学编辑部副编审.①"政治考察"与"宪政考察"中的"政治"与"宪政"两词,虽然是一字之差.它们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名词."政治"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广.大凡涉及国家议会,立法审判,各级行政,自治制度等属于政治的范畴.而"宪政"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小一些.在外语中,以英语为例,"polities;constitutionalism"二者也是不尽相同的.二者的关系是"宪政"是"政治"的一部分."宪政"是不能涵盖"政治"的所有释义.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指同一事件.在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的政治考察中,清政府对二者的用法是加以区别开来使用的.1905年,在派出政治考察大臣5人后,在1907年,又派出宪政考察大臣3人前赴英国,德国,日本专门考察和研究宪法.这可资佐证"政治"和"宪政二词之间是不能混同的,也是不能乱用的.84?一致呼吁,敦促和大力推动;三是五大臣政治考察是清末"新政"发展的必然要求;四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直接促使;五是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恐惧.兹就以上五点原因和社会背景进行分别论述.首先,看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昔日至圣至尊的皇权地位受到了激烈的挑战和剧烈的冲击.西方各国列强相继发动了多次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每一次战争都是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 因此,国内一些先进的仁人志士从鸦片战争起,就开始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检讨.但囿于当时的见闻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初期,他们仅仅看到外国的船坚炮利等表面现象.还远远的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对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挑战和冲击.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以点滴政治改良为辅的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全国各地相继举办了一些军事工业.仿造西式兵工厂和西式兵器样子,制造枪炮.他们这一帮人甚至幻想举办洋务,学习西方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来增强清政府的防卫能力,并以此来巩固国防,达到与外国抗衡的目的,以便重新树立起清政府天朝大国的威严.达到继续维护其封建统治的目的.洋务运动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挫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6]以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也意识到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优于君主专制政体.因而他们竭力主张用君主立宪制来代替封建的君主专制.不过,这些维新人士能认识到这一点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所以公允地讲,这些维新人士的这种认识仍然很肤浅,不系统.因此没有能对清政府的最终决策产生任何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是以君主立宪制的日本对君主专制的清政府的一次在社会制度上孰优孰劣的大较量.本来这次战败给清政府再一次敲了一记警钟.虽然清政府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不可能也不愿意从根本上查找几次大的战争中战败的原因,但资产阶级维新派毕竟以此次战败为契机,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运动或改良运动.史称"戊戌变法".资产阶级维新派看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严重后果,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挽救中国."甲午之后,论者惊叹于日人上下一心,相与推委,乃稍稍语及宪法".资产阶级维新派标榜新政,要求设立议院等政治主张.但他们的维新变法的救国活动却为清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所不容,后被当政的西太后一手镇压下去了.演出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资产阶级维新派志士仁人或喋血京门,或逃遁海外.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变封建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的一次尝试,终成了泡影.尽管资产阶级维新派志士仁人在理论准备方面有众多欠缺和不足,有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但却基本反映了戊戌变法时期,鼓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治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上主流思潮和主导思想了.如果说,1894年一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未能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产生应有的影响的话,那么,在1904年一19o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一些史实来看,这种外部影响依然存在.日俄战争催促人们继续反思,对清政府的统治开始发生了怀疑和动摇.1904年一19o5年的日俄战争是以日本和俄国争夺我国东北领土为主要目的,在我国东北领土上进行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战争以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应该说,日俄战争确实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这种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在清政府内部,可以说他们再也不敢小看有"弹丸之国"的日本了.而是真正确立日本是世界强国的观念.国内舆论纷纷认为,日本以区区三岛战胜强大的俄国.一时间,全国的舆论都归功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效果."甲辰以后,(日本)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议来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专制之政,不足以复存于天下;而我之士大夫,亦不以向日之聋聩矣.舆论既盛,朝议亦不能不为之转移".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均已证明,危如累卵的清政府已经走上了日暮途穷的道路.封建专制不足以"扶危济艰".一时间,"立宪之说,腾布于万国,清政府内部立宪问题遂起焉".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有充足的理由和实例来印证他们要求立宪的观点.当时就有《中外日报=》载文指出:"(日俄战争)是中国转向立宪的一大转机".他们还指出:日俄战争的结果"无疑是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的铁证".同时,日俄战争关系世界最大有二:其中之一便是"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金刃之无可疑,必无人再敢尝试"J.在资产阶级维新人士看来,君主立宪对封建专制的胜利,证明要救中国必须仿行君主立宪政体.可见,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是促使清政府采用新的统治手段,调整统治政策,派遣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的原因之一.其次,来自清政府内部权臣们的呼吁和推动,也促使五大臣出国考察之举变为了现实.日俄战争前后,就清政府内部来讲,无论是中央85?官吏,还是地方督抚中,有些人在认识上也起了一定的变化,思想上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他们猛烈批评清末"新政"仅仅袭其皮毛,难言实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们便开始将视线转向变革政治制度.从政治体制的角度上去寻找问题的突破口,以期达到复兴清王朝的目的.尽管当时这些权贵们的认识早已不是新东西,但这种认识出自清政府内部的朝廷权贵们,这应该说也是一个进步.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某些地方督抚等实权派人士对促使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这些权贵们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愿望出发,他们为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所震慑,相继奏请变更国体,实行立宪.他们一再敦促清政府适应潮流,急起变革,以达到复兴朝不保夕的王朝统治的政治目的. 这些权贵们一致指出,"观于今日国无强弱,无大小, 先后一揆,全出宪法一途.天下大计,居可知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清政府内部开明的权贵们,本身固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但他们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这些人主张清政府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但我们应该承认,他们这部分人是在思想上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当权人士.他们这些人早年从事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其政治主张和要求也逐渐倾向于君主立宪.由于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实权.清末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部分人的呼吁.在这些权贵中,比如当时的驻法公使孙宝琦在1903年的《上政务处书》中,力陈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主张尽力避免革命的爆发.因为这批驻外公使们,如孙宝琦等驻外使节接触西方政治,经济的机会较多,通过中外政治制度孰优孰劣的比较,他们对于清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内忧外患的处境有较为深刻的,清晰的认识.而且他们权势很大,对清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最终制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孙宝琦指出:清政府"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团结民心,保全邦本……不然则外侮日逼,民心惊惧相顾,自铤而走险危机发,终恐非宗社之福也".从这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言论并非危言耸听的一面之词.的的确确是为清政府的长久统治在着想,打算的.满清贵族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看到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也主张兼采西法,实行宪政.日俄战争加速了这一活动的开展.一时间,在当政的权贵们主张"立宪之议"者日渐增多.在驻外使节中,除深受资产阶级宪政思想影响的孙宝琦,胡惟德外,汪大燮(驻英公使),梁诚(驻美公使)等人也屡次从国外电请清政府进行立宪改革,地方督抚中的丁振铎(云贵总86?督),周馥(两江总督),岑春煊(两广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湖南巡抚),林绍年(贵州巡抚)等,加上朝廷中的周景崇,戴鸿慈,徐世昌等人"持其说者——立宪"[12].相率立宪为言.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有某某钦使之电奏;有某某总督之联名,内外上下,翘首颈以期以望"立宪政治"【l3].此时端方也奏请"亟宜附从(宜为"服从"——笔者注)多数希望立宪之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14]正如《南方日报》对此问题作了十分中肯的分析.过去,"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 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又一次在河口发动了"河口之役".此役对清政府的震动的确不小.[]1905年7月初(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底),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3人联衔奏请立宪,并请定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另奏请派遣亲贵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袁世凯告诉慈禧太后,倘若实行立宪, (大清天下——笔者注)则无足虑也.我们知道,袁世凯是晚清政治生活中的一位炙手可热的汉族官吏,权倾一时,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够对晚清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制订产生重大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清政府面对主客观形势和自身的实际,痛切地感到,如果不"曲从舆论,厌众之希望",则可能使那些知识已启者,先生觖望,至激成异端邪说紊乱法纪."[16]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经过了反反复复权衡得失利弊,此时趁袁世凯等人奏请预备立宪之机,顺水推舟,遂宣谕允之.第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直接促使.这也是五大臣得以出洋政治考察的又一因素.资产阶级立宪派为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而摇旗呐喊,起到了一个"吹鼓手"的作用.资产阶级立宪派属于封建地主,官僚,外国买办等阶层的人士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他们这些人身份,尤其是他们的政治身份比较特殊和比较复杂. 他们身兼官僚,资本家等多重身份.然而,资产阶级立宪派毕竟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他们主张用"和平"的手段,达到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目的.如张謇,梁启超,汤化龙,汤寿潜等人都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典型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阶级立场以及他们在经济,政治上与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主张立宪,反对共和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他们还主张进行某些局部的,渐进式的变革和改良,以便让其参与政权,保护和扩大其在经济上的利益.其基本政治纲领就是君主立宪.他们认为中国自强取决于立宪."宪政不立,则吾国必亡"立宪救国论.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运动,资产阶级立宪派是十分忧虑和不安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说过,"揭竿之徒(指革命党人——笔者注),在所可虑".资产阶级立宪派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和派的革命)将招致"六朝五代之混乱",共和政体将是"权操诸民,势不至蠹政治,祸国家不止''[1.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时间,国内关于君主立宪的呼声顿时消失了.朝野上下,视西学为禁区.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立宪运动出现了一线生机.资产阶级立宪派再一次活跃起来了.渐渐地,国内舆论谈论君主立宪的话题又多了起来.时论关于和鼓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舆论连篇累牍地刊载在《新民丛报》,《中外日报》,《时报》和《东方杂志》等报刊杂志上.这些被称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人士,宣扬君主立宪政体,痛斥封建的君主专制政体.很明显,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加强了舆论宣传攻势的同时,并将立宪的言论付诸于实际行动. 1904年5月,张謇等人草拟了给袁世凯的一份奏稿,派人提请袁世凯注意:"日俄之胜负,乃立宪与专制之胜负也."[18]他们力劝袁世凯等人效法日本之伊藤,板塬等人,促成立宪以挽救时局.此外,资产阶级立宪派还翻译了《日本宪法》,《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等书籍呈递清政府,为清政府推行君主立宪提供效法的蓝本,并为之出谋划策.此时,在国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也与国内的人士遥相呼应.他们也在积极筹办和出版刊物,报纸,翻译书籍,游说权贵,联络同志,宣传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和立宪政治主张.于是,国内的立宪要求和呼声又一次高涨起来了,而且此次是遍及全国.此时,全国"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首脑人物梁启超认为,"日俄战争为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其刺激顽固派之眼帘者,未始不有力者".LJ梁启超倾心于立宪理论文章的撰写和立宪宣传工作.他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的专门讨论俄国君主立宪的文章,以期推动中国立宪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梁启超指出,"立宪则强盛,专制则败亡".特别是他关于"鉴于俄国之败亡而知专制之不足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日可指" 的观点颇为感人.[20]''日俄之胜负,乃立宪与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专制之国讹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遭失败,证明"专制国立宪国孰优孰劣所由判(定)也".由此俄国民众也要求实行立宪.素称"专制如俄,近亦颁布宪法.是居今日而谓必当立宪!殆众论所同,且终不能不立宪,乃势所必至".【22]沙俄政府在各方面"无在不使其国民对中央政府决然绝望".J于是,俄皇眼看大势已去,也在1905年宣布立宪之谕,后因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的冲击未能获得任何结果.专制的俄国也摈弃专制制度了.俄国的政治变化不能不使其睦邻的清政府有所震动,刻意去效法改革.中国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十分注意俄国的立宪运动的变化及其运动趋势,资产阶级立宪派舆论指出如不及早图维(变革),则中国可能成为俄国第二.他们评论道:"自从海陆交绥以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由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为之立宪之争,吾国士大夫亦忧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廿纪和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张)者渐多".L24J立宪派人士进而指出"中国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可见,资产阶级立宪派惧怕革命,他们对清政府存有幻想的态度固属错误,不足取. 但他们要求及早废除君主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呼声似也不应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要求切实地实行,而不是敷衍地实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也认为"欲禁遏革命党使不发生者,无外乎改良政治……使政府而幡然大悟也,实行改革以与天下更新,则革命党不期弭而自弭".【25]他们提出"夫立宪,善政也.然而吾若行之,则当师其意,而不必袭其名.若徒袭其名,而不通其意.有如前日所谓谣传以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则于存亡,仍无当也."[26]由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奔走呼号,使"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此为请."[]致使"数年之间,风气大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的普遍的政治觉醒.正是由于立宪舆论的强大压力,才直接促使五大臣的出洋政治考察.受一时之蒙蔽,资产阶级立宪派对此欢欣鼓舞.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称"伟哉此举!开改革政治之先河,而朝廷以实心变法之意而宣布天下乎!!【28J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清末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中,资产阶级立宪派直接促进作用是不小的,不能低估,更不能全盘否定.第四,清政府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恐惧,也是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与让步.这明显地表现在其后来实行的统治政策的确是作了一些调整和让步的.我个人认为,清末五大臣出洋赴欧美,日本考察政治乃是清政府统治政策调整的具体表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日俄战争前后也在不断兴起,这种与日俱增的革命形势对清政府的统治政策的制订与调整都产生了间接影响.从1894年11 月,兴中会成立至清末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前的十87几年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经多次发动过武装起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多次采取这样的革命行动.比如,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0年至1901年的广东惠州三洲田起义等.据笔者统计, 在1903年全国共发生起义达19次之多;1904年则上升至52次.江西乐平,山东莱阳,湖南长沙等地的农民武装暴动,武装起义规模大,影响广.这些起义和革命极大地影响了清政府这座即将坍塌的大厦在革命的大风暴中失去支撑力量.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根本上是不满意清政府推行的"新政"的.他们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达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的.在1905年7月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形成全国性的高潮,只是局部的,地区性的起义和暴动. 没有对全国的政局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但它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清政府统治政策采取何种措施来适应,应对时局的变化.这年发生的"河口之役"再次震慑了清政府.慈禧太后说过"洪匪(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笔者注)虽靖.孙逆(指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起义和暴动等一笔者注)未擒.仍然是可虑之事."这些平地发生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折射出,清政府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不安,忧虑和恐惧.为了抵制革命烽火的滋生和蔓延,清政府也想用立宪政治来敷衍一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危如累卵的清王朝统治集团此时不得不调整其统治政策.此后清政府采纳了此项建议,并派遣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1905年7月,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为标志,国内。
清朝政局的变动【思考导学】1.总理衙门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设立的?它主管的事务有哪些?它包括哪些机构?它的设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答案:背景: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和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清朝统治者的华夷观念受到冲击;西方列强不甘心以“外夷”身份同清朝政府打交道,强烈要求清朝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
总理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及其他洋务事宜。
它下设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同文馆和海关总税务司署是其附属机构。
影响:它的设立加强了清朝同外国的联系,但更有利于列强控制清朝的内政外交,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
2.简析19世纪六十年代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基础。
他们正式勾结的标志是什么?其勾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答案:背景:19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面临着太平天国的巨大威胁,辛酉政变后主张同外国侵略者和好的政治派别占了上风;而此时的外国侵略者迫切需要把与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付诸实施,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平等的外交政策,一再拒绝列强的无理要求。
因此,中外反动势力在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开始由对抗走向勾结。
标志:1862年,清政府决定向英法两国“借师助剿”,英法两国立即宣布放弃“中立”,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起来。
影响: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加速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导致清朝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
3.简析慈禧太后倚重汉族官僚的原因。
答案:①汉族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掌握的武装是对抗太平军的主要力量,为了巩固统治,慈禧太后不得不重用这些汉族官僚。
②曾国藩等汉族官僚有外国侵略者在背后撑腰,慈禧太后不敢轻视他们。
【自学导引】一、清朝中央机构的半殖民地化——总理衙门的设立1.背景(1)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和外国公使进京,清朝统治者的华夷观念受到冲击。
(2)随着侵略的不断加深,西方列强也不甘心以“外夷”的身份与清政府打交道,强烈要求清朝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
2.设立时间和主管大臣:1861年;奕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