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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史学的个性陈寅恪堪称中国现代最具个性的史家, 有关他的研究, ⾃1980年代末兴起以来持久不息。
但仍有⼀些问题, 如陈⽒⼀⽣强调“独⽴之精神, ⾃由之思想”, 以学术为本位, 但其学⼜深含“淑世”精神, 如何看待其间的关系?陈⽒治学特征究系以“乾嘉朴学”还是“宋⼈长编考异法”为主, 其学术的总体路向为何?如何认识陈⽒政治观的⽴⾜基点及其与学术之关系?均值得作进⼀步探讨。
陈寅恪的淑世情怀与⽂史研究近年来, 论及陈寅恪的治学, ⼈们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其⼀⽣倡导的“独⽴之精神, ⾃由之思想”, 及其“为学术⽽学术”的典范意义。
但事实上, 陈⽒的学术还明显有着继承传统“经世”精神和留⼼时政的⼀⾯, 这同样需要我们加以关注。
陈⽒出⽣晚清官宦家庭, 受祖⽗辈忧⼼时局和忠勤国事的家风熏陶, ⾃⼩便⼗分关怀时政。
即使长期留学海外期间也是如此。
据《吴宓⽇记》, ⼀战后陈寅恪在美国哈佛留学期间, 与之⽇常交谈的主题, 除学问外, 亦多涉现实社会风⽓和国家发展前景等。
李璜回忆1920年代在欧时, 陈⽒与朋友聚会, 酒酣⽿热之际, 亦每好谈论政治、民⽣和教育等问题。
回国后, 他虽专事⽂史教研⽽不参与实际政治, 却依然⼗分关⼼政局变化, 认为学术研究固有其独⽴性, 但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
他本⼈的⽂史研究, 尤透发出⼀种鲜明的淑世精神——希望为改良社会风⽓和推动社会进步起到正⾯作⽤。
从学术实践看, 他的这种社会抱负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是出于对近代以来国势衰微⽽致学术不振的忧思, 欲奋⾝与东西⽅汉学⼀较⾼低, 为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学术独⽴和发展培植元⽓。
这⼀点, 从其发出“群趋东邻受国史, 神州⼠夫羞欲死。
⽥巴鲁仲两⽆成, 要待诸君洗斯耻”等呼声中, 可清楚地感受到。
⼆是其⽂史研究的选题, 多贯穿着深切的社会关怀意识。
其亲友俞⼤维即说:“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 ⽬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
”⾄于具体论著中以古通今, 致⼒揭⽰可供现实资鉴的历史教训, 更时⽽可见。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答案《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材料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先生。
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这样的读音，有人曾请教他为何不予纠正呢。
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
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他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在中国学术逐渐向国际学界转轨时，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大家。
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等。
1937年，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这个转向与抗战有关。
北平即将不保，父亲亡故、右眼失明的他携妻将雏，踏上流亡之路。
藏书悉数毁于战火，随身携带的书籍大部分被盗。
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他以论带史，跟早年做的那种，从语文学到历史学精细的对照，完全不一样。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
说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学者，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为写这两部书，他曾躺在床上呻吟，对前来探视的邓广铭先生说：我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
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给予陈寅恪异乎寻常的褒奖。
牛津大学1939年正式聘请他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虚席以待。
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双目失明了。
抗战胜利了，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
陈寅恪的助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
他来后，先生放下手头的工作，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长袍。
2023 年第 6 期第 63 卷（总 306 期）No.6 2023Vol.63 General No.306陈寅恪与近代“新宋学”之建立 *张凯摘要：近代学术，经史嬗变。
20世纪30年代前后，各派学人群趋编纂宋史，陈寅恪对宋代学术推崇备至，倡导建立“新宋学”复兴民族文化。
在历史语境中梳理陈寅恪的学术渊源与问题意识，结合“新发现”陈寅恪关于“李翱思想起源”的课程笔记，既可展现民国“宋学”与宋史研究的复杂旨趣，更能获悉陈寅恪贯通“史事”与“义理”的尝试，深入认识陈寅恪宋学与宋史观念的演化及其实践。
以此为基础，揭示陈寅恪提倡建立“新宋学”的旨趣与机制，为时下超越分科与专题的学术研究方式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 陈寅恪； 新宋学； 近代学术DOI ：10.13471/ki.jsysusse.2023.06.0081955年，钱穆总结道：“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源流，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
”①“新汉学”与“新宋学”的建立与分合成为民国学术流变的主线。
目前学界关于宋学大体有三种定义：其一指相对汉学，区别于经文考据、重经义阐述的义理之学；其二指宋明理学，“宋代新儒家学派”；其三指陈寅恪从历史文化角度提出的“新宋学”②。
陈寅恪对宋代学术推崇备至，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国学术“将来所止之境”，“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③。
然而，在现存著作中，陈寅恪没有直接论述宋代的专题研究著述，已有学人在民国经史递嬗学术语境中，考察民国学人宋代研究路径的复杂性，探寻陈寅恪宋代研究与“新宋学”的旨趣④。
在历史语境中梳理陈寅恪的学术渊源与问题意识，结合“新发现”陈寅恪关于“李翱思想起源”的课程笔记，或可更深入理解陈寅恪“新宋学”观念的演化，揭示陈寅恪提倡建立“新宋学”的因缘与机制，为实现“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相反而适相成”的文化出路提供有效路径。
一、“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清代汉学突破了宋明先天预成的形而上学，走向考证学的知识实践，注重道德实践的义理学逐步丧失独立价值。
陈寅恪“史学救国”思想渊源研究作者：王跃郭士礼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3期摘要：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在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他虽然自少年时期起便留学日本、欧洲，学习经世之学，但由于其家学渊源深厚，深受晚清乾嘉考据学派、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留洋期间又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洋与东洋的“中国学”的刺激，具有良好的史学素养。
1915年春他曾到北京，任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的秘书，经界局的“分译东西图集，详溯中国经界源流”工作更促使其坚定了“史学救国”的志向。
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提及，但这段经历随后又促使他继续留洋欧美，研究梵文、巴利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对其毕生的学术道路影响至深。
关键词：陈寅恪；蔡锷；史学救国；经界局；秘书中图分类号： K8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3008906陈寅恪先生是民国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学贯中西，其做学问的态度和做学问的追求是学人们之楷模。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近三十年来的陈寅恪研究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期、繁荣期和深化期。
研究人员可分为四个群体，即陈氏门人、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以及港台及海外学者。
研究重点相对集中在八个方面：史学、语言文学、晚年著作、文化观及知识分子观、家族史、与同时代人比较研究、治学研究以及诗歌笺注等”[1]。
其中，学术界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他1925年留学回国后任清华学校国学门导师之后的研究，学术界对其回国前的经历并未进行深入挖掘，尤其是陈寅恪1915年曾任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秘书的经历，对其最终确立“史学救国”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学术界对此一问题的认知尚有未发之覆，而理清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了解陈寅恪的“史学救国”思想渊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研究近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也会有很大的启发。
一、家学与早年留学生涯奠定的史学素养陈寅恪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客家人。
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生平简介陈寅恪，字鹤寿，江西修水人。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下面是本人为大家整理的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陈寅恪生平简介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寅恪(读作chén yín que,虽然“恪”字普通话念“kè”，陈寅恪先生乃客家人，小名“恪(que)儿”，故先生名字应读que音)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
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与妹书《学衡》二十期一九二三年八月出版大乘稻芋经随听疏跋《国学论丛》一卷二号民国十二年九月出版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同上一卷二号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清华学报》四卷二号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一九五六年中大油印本有改订俞曲园病中呓语跋《清华周刊》三十七卷二期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出版又小川秀美所编目录谓此文又载《国语论丛》三十七卷二期按：此文作于本年三月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北平图书馆月刊》一卷二号民国十七年一月出版抄本已有订正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国学论丛》一卷四号民国十七年十月出版又载日本昭和九年五月《东洋学丛编》第一册。
文末署戊辰元夕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北平图书馆月刊》二卷五号民国十八年五月元代汉人译名考《国学论丛》二卷一号民国十八年八月出版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石刻拓片本抄本〇大乘义章书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二分册又载海潮音十二卷七号敦煌劫余录序《中研集刊》一本二分又载《图书馆学季刊》七卷一期《海潮音》十三卷十一号《敦煌劫余录》卷首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研集刊》二本一分民国十九年五月出版又载《海潮音》十二卷九号灵州宁夏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中研集刊》一本二分民国十九年五月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中研集刊》二本一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篇第一篇作於民国十九年六月十一日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清华学报》六卷一期民国十九年六月出版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中研集刊》二本二分民国十九年八月出版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国学论丛》二卷二期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出版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中研集刊》二本三分民国二十年四月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中研集刊》二本三分民国二十年四月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中研集刊》二本三分民国二十年四月李唐氏族之推测《中研集刊》三本一分民国二十年八月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清华学报》七卷一期民国二十一年一月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清华学报》七卷二期民国二十一年六月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中研集刊》二本四分民国二十一年□月又载《西夏研究》第一集，题作《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壁校释序》斯坦因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西夏研究》第一集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中研集刊》三本三分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青鹤》杂志一卷三期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又《学衡》杂志七十九期又民国二十年七月□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清华周刊》三十七卷八期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原条陈残本见《明清史料》第一期）寅师手书原稿支闵度学说考《中研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又清华排印单册本一九五八年油印改订本读连昌宫词质疑《清华学报》八卷二期（附影印《连昌宫图》）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庚寅岭南大学印本《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收入此文又有增改处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中研集刊》三本四分民国二十二年□月出版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研集刊》三本四分清华印单册本又一九五七年打字印改订本又排字油印增补本四声三问《清华学报》九卷二期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出版又清华铅印讲义本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本年六月三日作商务印《王静安先生遗书》首册又潘重规抄稿本乙亥一九三五年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十卷一期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又油印本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序原书卷首按此书最初印本亦有无序者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清华学报》十卷三期民国二十四年七月按此文遵师嘱未编入文集师云文中有误处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清华学报》十卷四期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中研集刊》五本二分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武瞾与佛教《中研集刊》五本二分一九五七年三月重订正油印本又黑硬皮簿增补稿本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中研集刊》五本二分油印改订本附论韩愈与唐代小说英文哈佛大学学报《亚细亚研究》第一卷一号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十一卷一期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一九五七年油印本有增改东晋南北朝之吴语《中研集刊》七本一分民国二十五年三月读秦妇吟《清华学报》十一卷四期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小川秀美编目止此）昆明自印线装本，改题为《秦妇吟校笺》。
国学大师陈寅恪是怎么死的陈寅恪是远赴盛名的国学大师，那么陈寅恪怎么死的?下面是为你收集整理的陈寅恪怎么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1928年，陈寅恪和唐筼结婚，两人一生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陈寅恪当时在清华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开设了文学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而且还有在北大兼课。
之后陈寅恪又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和哲学三个系的教授。
抗战爆发之后，西南联大搬迁到了昆明，陈寅恪也跟着来到了昆明。
后来英国牛津大学聘任他为汉学教授，陈寅恪因此前往香港搭游轮到英国。
但是因为日本人的原因，陈寅恪只能留在香港，并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
在此期间日方多番想要陈寅恪办东方文学院都被陈寅恪拒绝。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去了牛津任教，1949年返回祖国，在中山大学任教，之后出版了《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著作。
在文革期间，遭到迫害，也就是1929年10月7日，因病离开人世享年79岁。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为杰出的学者，文学家，史学家，语言学家，诗人等等，为人谦和朴素。
尽管盛名在外，依旧保持内心的谦逊和真诚，因此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誉，称他是学者本色。
陈寅恪的名字怎么读陈寅恪名字中的“恪”的读音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与陈寅恪相熟的人都称其为陈寅恪“que”，但此读法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皆无记载，在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清华北大出身的高层知识分子皆如此称呼陈寅恪先生，这不禁引起大家的疑问。
如此众多的人称其名字为“que”，询问其中一两人，却都说不出详细原因，大多都是人云亦云，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力先生在一次采访中透露，“恪这个字本身只有"ke"一个读音，但在陈先生的名讳当中，大家都读为“que”，所以我也跟着这样称呼了，并未有正式的资料可以作证”que”这个读音。
”既然是人云亦云，那这个读音的源头出自何人呢，竟连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也将此字读为"que”，这其中的奥秘其实可以用方言读音来解释，因为在南方的一些省份“恪”的读音接近于”quo”，但国语标准中是没有这音的，故而随了乡音将名字读为"que”，陈寅恪先生在北方教学期间，大家也都习惯了称呼其南方的叫法。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GansuEducationCollege(SocialSciences)2003,19(4)Vol.19No.4 2003
陈寅恪史学研究述论李晓英1,马国铤2 (1.甘肃联合大学经管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2.宁夏大学历史系,宁夏银川 750000)
【摘要】陈寅恪作为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成就卓著,为中国历史学开辟了多方面的研究视野和方向,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观点。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术研究自由精神和“以诗证史”的史学研究方法更是为后世学者所敬仰和继承。【关键词】陈寅恪;史学研究;成就【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38(2003)04-0046-04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修水,其祖父陈宝箴,光绪时官至湖南巡抚,倡开民智,推行新政,极力倡导维新运动,颇有政声,戊戌变法失败后,因保举刘光第等人而被罢免。父亲陈三立,光绪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以侍父告归,协助其父治民视事,后与其父同遭革职,从此自号“神州袖手人”,以诗歌名于当世,1937年8月日寇侵入北平后忧愤至极,拒不服药而亡。宦学世家为陈寅恪提供了优良的成长及教育条件,自幼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功底。他年幼时在家主要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13岁时即东渡日本游学,从1910年起,更是负笈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他的挚友、国学大师吴宓在1919年曾经撰文,认为陈寅恪是“合中西新旧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①。1925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后改任历史系、中文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后曾经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组)主任。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转徙于长沙、昆明、香港、桂林、成都等地,在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任教。1945年秋赴英国应牛津大学教职之聘,旋经美国回国。1946年,陈寅恪重返清华园,1948年南下,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改任中山大学教授直至逝世。陈寅恪一生著述,由其学生蒋天枢整理编定为《陈寅恪文集》,其中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等。陈寅恪虽然解放后一直在广州任教,但仍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委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是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历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26年回国到1932年,主要是利用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优势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通过为各种语文文本的单篇或残卷作跋、考释人地译名和年代世系等,从事佛教义理特别是对华夏文化影响的研究。1925年,北京清华学校(清华系外交部以美国所退还庚款创立,创办于宣统元年,即1909年,特赐北京清华园建校,故校名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创议,经外交部批准,停办留美预备部,创办国学研究院并大学部,于当年开始在全国招收第一届新生。经过多方筹商,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及陈寅恪四人为教授。陈寅恪到任后主要研究佛教翻译文学与《蒙古源流》,力求从佛经中探求中国小说故事中人物的原型,指出印度佛教神话寓言对中国古典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如分析《西游
46 【收稿日期】2002-05-08【作者简介】李晓英(1970—),女(满族),河北平泉人,甘肃联合大学经管学院讲师,兰州大学历史系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历史学教学与研究。
DOI:10.13805/j.cnki.2095-7009.2003.04.013记》中唐僧及其三个徒弟的构思来源,根据敦煌卷轴的经文深入探究中国小说的体裁流变;对于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和流传,陈寅恪更是有独到的见解,认为“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他还认为:“吸收外来思想,真能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改变本来民族之地位。”②这些观点被广大研究者所接受。1928年冬,陈寅恪在故宫博物院发现了《蒙古源流》蒙文本以及满文译本,将其与其他版本进行校证,发现该书作者萨囊彻辰的基本思想和体裁,都是来自元帝师八思巴为忽必烈长子真金所作的《彰所知论》。在叙述蒙古族起源问题时,陈寅恪认为民族起源为什么从原来的感生说到《蒙古源流》中成为印度西藏蒙古汗的传世次序,这里也存在一个层累向上创造的过程,是以佛教的传播来附会蒙古族的起源,这种起源是不足信的。陈寅恪以进化观点考证史料作出新的结论,分析了这一不准确来源说的来龙去脉。1933年到1953年间,陈寅恪主要从事中古史即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研究,大致看来,其研究主要集中于隋唐时期。在1940年完成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他以深厚的史学修养和卓越的史识,系统论述了隋唐各种制度的渊源和演变,提出隋唐制度渊源有三:一是来自北魏、北齐;二是来自梁陈;三是来自西魏、北周。而三者当中,又以北魏、北齐之源最为重要。因陈寅恪在写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详论唐代制度,“至于政治史事,以限于体例,未能涉及”③,因此又专门就唐代政治史作出论析,于1941年写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此书共分三部分:一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三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全书运用了家族门第分析、地域集团研究及以种族与文化为切入点的研究方法,集中分析了统治集团的升降及唐代衰亡的原因。在陈寅恪看来,唐代政治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高祖、太宗时期,其特点为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二是武则天时期,关陇集团政治势力被逐步摧毁,由于科举制度得到推行,新选拔的知识分子逐渐取代了旧族势力的统治地位;三是“安史之乱”以后,党派之争、藩镇割据出现,最终导致唐朝灭亡。该书多所发覆,将隋唐史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关于统治集团的研究可谓新见迭出。他根据唐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唐代统治集团划分为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长安集团以及河北集团等概念,并详加考释,多方论证,尤其是“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两个论点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剑桥中国隋唐史》对于陈寅恪的隋唐历史研究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格做出的。在战争年代重庆出版的两部主要著作和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中,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札实、严谨和令人信服。”④
1953年以后,陈寅恪转而从事明清史的研究,特别是着力于《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撰著。两部作品都以女性命运为题材,后者是作者是近十年心血的凝聚,收集了明清之际各家的诗文,对当时一批名士的所作所为详加考释。全书以柳如是的一生遭遇为线索,实际上也探讨了明清之际政治社会的变迁,涉及到诸如明清鼎革的原因,江南经济的状况,士大夫的各种心态,几社、复社的人事关系,复明运动在江南的酝酿,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风等。其写作目的是:以妇女“志节”,反衬民族剧变之际士子变节,反不如“妇妾之道”;同时强调“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余英时认为,陈寅恪的明清史研究,不是为史学而史学,而是通过史学来坚持自己平生所持的“坚定文化价值”⑤。从而在
明清史、风俗史等方面,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涉猎广泛,开辟了诸多研究领域且成就卓著。其主要者如蒙古学、突厥学、敦煌学等。在蒙古学方面,三十年代初,陈寅恪相继发表了《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四篇宏文。利用西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地研究《蒙古源流》一书的流传情况,解决了许多以往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在突厥研究方面,陈寅恪在突厥碑文释读、突厥史研究,特别是唐帝国与突厥汗国政治关系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精深独到的成就。他先后发表有:《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等文章。全面论述了唐王朝与突厥的关系,对突厥的实力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在敦煌学领域,陈寅恪更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1930年,陈寅恪在他撰写的《〈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写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新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⑥这是我国学者首次提出“敦煌学”这一学
47术概念,并指出了开展敦煌学研究的重大意义。陈寅恪先后发表的敦煌学研究论文主要有:《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敦煌劫余录〉序》《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斯坦因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敦煌本心王头陀经及法句经跋尾》等文章,在敦煌学理论及具体研究上均卓有建树。《韦庄秦妇吟校笺》就是根据敦煌所藏唐五代写本之《秦归吟》作校笺的。敦煌学在今天能成为国际显学,陈寅恪等人的发凡之功,实不可没。陈寅恪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研究领域众多,方法多样,成就卓著。实际上,他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更大影响的则是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提出了史学研究必须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研究同政治分开。1929年,陈寅恪在撰写《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时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术,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⑦在这里,陈寅恪实际上是阐释了自由的意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代代追求的目标。陈寅恪先生强调这种精神的目的,在于倡导学术的独立性。他在研究宋史时认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因此这一时期的文章最为“上乘”;“其骈俪之文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庚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以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庚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感情,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之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⑧正是宋代社会自由活泼的思想,才造就了宋代优美的文学及繁荣的学术。在晚年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又一次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论述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⑨可见,陈寅恪所弘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本质是中华民族原本固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渴盼。作为一代学人,他所治学作人,救国经世,都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其精神支柱的。1953年12月,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⑩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之精神,在《周易·大传》中即表示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先生认为,《周易》中的这两句话,代表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陈寅恪先生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史学精神的弘扬和再现。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在求真求实的事实基础上对后人有所启迪和鞭策,这一点,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把政治强加于学术,那是中国历史的悲哀,政治干预学术的历史悲剧就会重演。其次,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就曾说:“今日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诗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史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籍乎诗也。” 1陈寅恪充分发挥兼通文史之长,别具以诗与小说证史的理论,并亲加实践,形成了一种跨越文史、亦文亦史的独特新颖的文化阐释方式,并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史籍一向被称为汗牛充栋,尤其是历代官修正史影响极为广泛,但官方修史者往往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多隐晦,所以仅仅依靠这些史书的记载还难以明了历史的真相。陈寅恪先生认为,治史者必须占有全面、准确的史料,扩充范围,去伪存真,善于从人们所忽视的地方揭示历史的真面目。他极力倡导的以诗文证史的方法,正是这种实践的典范。他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以及《柳如是别传》中,充分运用以诗证史。他认为,中国的诗歌用得合理可作历史的证明,因其别具时、地、人、事等四个特点。他论以诗证史,取其两意:第一是以诗文史料或补证史书,或别备异说,或相互引发。第二是以史事释诗歌,以通解诗歌原意。他著《柳如是别传》对明末清初的历史作透彻理解,乃由笺注钱谦益与柳如是诗文而得。他以为,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史书不详,如复会事迹、钱谦益投敌等,在正史文献当中无迹可寻,但一旦从诗歌背面中去寻觅,以时人的诗文作为材料,却大致可以探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此同时,陈寅恪又以小说解史。他认为每朝人写小说,离不开所处当时所处社会的影响,后代学者皆可从中窥得政治状况与文化状态。小说人物可以虚构,其所处社会风情却是实有的;小说的情节可以杜撰,但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则难以编造。陈寅恪以这种方法研究历史,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传统史料学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