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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和“官二代”这两个词，现在太抢眼了，围绕着这两个群体发生的事情也太多了。
但是对于《红楼梦》研究来说，一点都不稀奇，从某个层面上讲，红学就是一套实实在在的研究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学问。
《红楼梦》中几乎都是“二代”人物，当然这个“二”并非实指，也不是白痴的代名词，主要取“后代”的意思。
如果按照严格意义上讲，《红楼梦》中的人物大多都可以推到第三代，第四代了。
《红楼梦》第四回，贾雨村第一次看到了“护官符”，这是四大家族贾史王薛的概括性介绍。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这是宁国荣国二公之后；“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这是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这是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是紫薇舍人薛公之后。
从四大家族的第一代爵位来看，都了不得。
贾家是公爵，史家是侯爵，王家是伯爵，都是超一品的爵位，个个都有住中南海的资格。
薛家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是何爵位，但是“紫薇舍人”就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专门为皇帝撰拟诏令的，换句话说，皇帝在金銮殿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出自于他的手笔。
《红楼梦》中除了四大家族，其他的官宦人家也都是“二代”人物，先看东西南北四大郡王。
当年秦可卿出殡，这四家王爷都在半路上设置了临时办公室，专门路祭：第一座是东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宁郡王，第四座是北静郡王的。
曹雪芹说：“原来这四王，当日惟北静王功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
”这句话虽然表面上只是在陈述北静王，然其中的信息已经覆盖了东西南北，一言以蔽之，他们都是帝王后代，标准的太子党，东西南北各郡王的第一代就是当年朝廷的四大金刚。
秦可卿的丧事，在贾珍的有组织有纪律地领导下办得轰轰烈烈，高高兴兴，锣鼓喧天，一片歌舞升平，如果现在的官员看了《红楼梦》中的这一段，都会觉得汗颜，自愧不如，当下的形象工程算的了什么，学学家人贾珍，不说别的，光看看来送殡的有哪些官二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阵势了。
“官⼆代”范纯仁:与⼈交际有“轻重”2019-08-09范纯仁是北宋名⾂范仲淹的⼆⼉⼦，是个名副其实的“官⼆代”，还曾坐上过宰相的⾼位。
范纯仁善于交际，赢得了上上下下的尊重，被⼈亲切地称为“布⾐宰相”。
他的秘诀就在于把有些东西看得很重，⽽把有些东西看得很轻。
重义轻财范纯仁年轻时，曾经奉⽗命到苏州买了⼀船麦⼦，在丹阳停泊时意外地遇到了⽗亲的⽼朋友⽯曼卿。
范纯仁见他满⾯愁容，便问他：“⽯叔叔莫⾮遇到了什么难事？”⽯曼卿叹了⼝⽓，说：“母亲新近亡故，想把灵柩运回家乡，因为没钱⼜借贷⽆门，故⽽发愁。
”范纯仁听了，当即说：“我有⼀船麦⼦，就送给你暂渡难关吧！”就这样，他只⾝回到家中。
⽗亲很奇怪，问他买的麦⼦在哪⾥，他没敢隐瞒，如实说：“我看到⽯曼卿因为亲⼈的丧事耽搁在丹阳，没有钱运灵柩回乡，愁苦不堪，就⾃作主张，把麦⼦都送给他了。
”⽗亲⼀听，不仅没批评他，还点头说：“你做得对，没有辱没我范家的门风。
”朋友遇到困难，竟然以⼀船麦⼦相赠，范纯仁⼤⽅的背后，揭⽰了他重义轻财的交往准则。
明代学者陆九渊说：“君⼦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由义为荣，背义为辱。
”与⼈交际有舍才有得，舍什么是⼀种价值判断与选择。
倘若把⾦钱财物看得重，那失去的恐怕将是朋友的友谊；如果把⼈情道义看得重，那得到的将是珍贵的朋友。
重省轻责熙宁年间，范纯仁任职庆州时，发现环州知州种古公报私仇，便向朝廷检举。
种古听说此事后，反诬陷范纯仁私⾃开仓放粮，收买⼈⼼。
皇帝命⼈彻查，案⼦⽔落⽯出，种古以诬陷罪被流放远⽅。
范纯仁虽⽆罪，却遭贬职。
元祜三年，范纯仁⼊朝当上了宰相，他不仅没有借机报复，还提拔种古为永兴军将领，兼任隰州知州。
⾯对⼈们的质疑，范纯仁解释说：“种古很有军事才能，在抵御羌族⼊侵中⽴有战功。
⾄于他与我个⼈的恩怨，我时常反省⾃⼰，先辈与种⽒上世有很深的情谊，如今引起种⽒⼦孙讼告，是因为我不肖，哪⽤去讨论其中的是⾮曲直啊。
”种古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分惭愧，写信向范纯仁道歉，范种两家和好如初。
论“富二代”“官二代”和“星二代”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最被广泛讨论的就是富二代、官二代和星二代。
这三个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发展情况与一般人群有着较大的不同。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分别探讨富二代、官二代和星二代的发展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富二代。
富二代是指出生在富裕家庭中，并且继承了家族财富的一代人。
这些人通常在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并且享受着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教育资源。
富二代的家庭背景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往往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并且可以在人脉关系和财富资本的支持下创业或发展自己的事业。
然而，富二代也面临着一些困扰。
首先，他们的成功往往被外界归结为“家族财富”的原因，而非个人能力的体现。
这种观念使得富二代在社会上面临着一定的歧视和偏见。
其次，家庭背景的富裕也容易使得富二代变得盲目自信和懒散，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
最后，富二代也面临着家族财富的传承问题，他们需要面对更多的家族责任和家族管理挑战。
接下来，我们来看官二代。
官二代是指出生在官僚家庭中，并享有权力和特权的一代人。
他们的父母往往在政府或者公务员领域中拥有较高的职位和地位，他们的发展受到政治资源的支持和保障。
官二代在人事安排、晋升发展等方面通常会得到相对优先的待遇。
他们往往从小就接受严格的政治教育和社交礼仪的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能力和政治素养。
然而，官二代也面临着一些困扰。
首先，他们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族的政治资源，这容易导致一些官二代过于依赖政治背景而缺乏自身的能力。
其次，官二代的特殊身份也容易引起社会的质疑和不满，在社会道德观念逐渐提高的背景下，官二代也需要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最后，官二代在政治地位得到保障的同时，也需要承受更多的舆论监督和社会压力。
最后，我们来看星二代。
星二代是指因为父母或者其他亲属在娱乐圈中的成就而享有名利和特殊待遇的一代人。
“官二代”现象的表现和危害官二代是一个网络新词，并非说官员的子孙和后代就是“官二代”。
“官二代”这一特定身份形成于当前特定的时代环境，它的立足点是“官”，强调的是属性为公的公共权力被官员后代肆意滥用。
若是“官”成了“官二代”的充分条件，公权等同于私权并代代传承和世袭，这种病态的、非良性的官场体制和官场形态已然触及了社会公平公正制度中最基本的底线。
一、“官二代”现象事例关于“官二代”的新闻往往能轻易震动到社会的敏感神经，引起大众广泛的热议。
主要事例表现为官员子女非正常程序获得权利、表现不良行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较常人轻易获得体制内工作权利，如河南固始县“官二代”扎堆做官，山东新泰市“80后集体登上政坛”，湖南冷水江市未毕业大学生已是公务员编制等。
第二是表现出漠视法律、道德、社会规范等不良行为，如恶意伤人的“女衙内”事件，“我爸是李刚”案，官二代求爱不成泼打火机油案，以及一系列网络上的坑爹炫富事例。
“官二代”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刚产生，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但一直都是碍于官威走走过场最终不了了之。
事实上，“富二代”和“官二代”并不是完全都不好，“贫二代”也未必全部都好。
但是，因权力集中滋生的不公平不平等，以及日益恶化对立的官民冲突，必定让“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再次煽动了社会上日益见涨的仇官恨官情绪。
白岩松曾说过：“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这句话成了浙江某中学的“高考励志标语”，同理，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官二代吗？这句话还反应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不公正。
不时看见“官二代”微博炫富炫权，在当今市场就业不景气毕业等于失业的大环境中，官二代网络高调“晒”父母权利，炫耀借助父母官场人际关系轻易获得的“金饭碗”，这实际是官本位的权力观、利益观作祟；在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剧增而工薪族待遇低下的当前社会，普通民众为生活劳苦奔波却依然难以承受高额生活成本，生活安逸的官二代们却不停歇的“晒”家庭财产，炫富名车、名表、名包等奢侈品，这实际是向公众公示其父母的非工资性收入。
古代的“官二代”作者：赖晨来源：《杂文选刊·上半月》2013年第04期如今，不少“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在社会中扮演了“恶少”的角色。
而在古代中国，那些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的“恶少”，主要是被称为“衙内”的“官二代”。
“衙内”也叫“牙内”，起源于唐末、五代时期。
那时候天下大乱，藩镇割据，军阀蜂起。
军阀的警卫或嫡系部队的军官叫做“牙内都指挥使”、“牙内都虞侯”。
这类军官必须由军阀最信任、最亲近的人担任，其亲莫如父子。
军阀们总是让故旧的儿子、侄子、养子担任这类至关重要的职务，比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让养子李从珂担任“牙内都指挥使”。
后来人们便将“牙内”改称“衙内”，用以通称官宦人家的子弟。
到了宋朝，人们习惯把“官二代”称为“衙内”。
作为封建社会的副产品，衙内们常常戕害苍生、祸国殃民。
一般而言，他们可分两种：一种是豪横奢纵、民愤大的恶少衙内；一种是不学无术，享受特权的寄生虫衙内。
历朝历代的恶少衙内，如毒蛇猛兽般生生不息。
如《水浒》里就有两个臭名昭著的“衙内”：太尉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高俅胞弟高廉的内弟殷天锡。
这两个花花太岁狐假虎威，横行霸道，荒淫无耻，无恶不作，或胡吃海喝，或伤天害理，或淫人妻女，或巧霸别人家财。
高衙内相思上了林冲娘子张氏，喧嚣闹鬼，威逼利诱，千方百计地陷害体制内的下级军官林冲，最终把遵纪守法的林“良官”逼上梁山。
殷天锡凭借姐夫高廉是高唐州的知府，他看上了柴进叔父柴皇城的地产，竟然叫狗腿子活活把过气的柴老贵族打死了，最终把体制内的柴进也逼上了梁山。
东晋时，爆发了大动乱，那些士族子弟，连挖野菜充饥的本领都没有，只好披着精美的衣服，抱着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坐以待毙。
南北朝时期南梁的士族子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道享受特权。
看见马以为是老虎。
马一叫一跳，便把他们吓得要死。
有人统计过，明朝朱元璋的二十五个儿子，到了明末，繁衍出的皇室宗族子孙，仅见载于玉牒的就有二十多万，这些人躺在祖先荣誉、血统关系的账本上，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大多成了营营扰扰的庸碌之辈。
分析下男富二代和官二代应该找什么样的媳妇上回咱们了解了女富二代官二代应该嫁什么样的女婿，这篇就来分析下男富二代和官二代应该找什么样的媳妇。
实际儿女谈婚论嫁，有闺女的比有儿子的操心上火不止十倍。
儿子娶媳妇就算再不好，娶回来也是自家的，闹心上火顶多不待见，少来往，气急了骂儿子一顿。
甚至急眼了拿着棍子满大街追着打也没人笑话，这转回身还是亲父子。
可要是女婿不当意不顺心这就恼火大了，就跟豆腐掉进草灰里，吹不得，打不得。
说话不好听了连面不朝，让你干着急干生气。
要是矛盾闹大了，回头给闺女气受，自己心疼又帮不上忙。
离婚吧，嫁出去的闺女回来了面子挂不住。
不离婚吧，这窝囊气吃的跟心里面长了个火疖子，扣不得挖不得。
所以说，这养闺女真不如养儿子省心。
既然是说有钱人家娶媳妇，那么这个有钱人家要分清楚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要是自己创业草根发家的自当另说，大概年纪轻轻就发达了的也没几个。
不论官二代还是富二代，家里娶媳妇一定要找个性低调的，为人沉着冷静的，做事情大度开朗不计较的。
最好性格还加上点明白事理的，能够忍辱负重。
这样的话就显示出对富贵的承受力，也就是俗称的‘有福’。
适合类型排行第一：从财官格局不论官二代还是富二代选媳妇，第一应该考虑从财官类型的女命。
一般此类女命能够因势利导，服从大局和利益，也就是说看在权利和金钱的层面上会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
而且从财官格局的女命十有七八会懂得哄人，会对长辈讨喜，也就是懂得拿着甜言蜜语哄着长辈和丈夫，获取自身的利益和空间。
不管是哪种媳妇，不气人的媳妇就是最好的媳妇。
而且从财官通常很容易出来享福的命，虽然不一定是创业发财的类型，但是对于丈夫的事业还有有协同帮助作用，另外，也不跟老公对着干，因此老公出轨或者是婚后分手的不是很多。
例如：辛酉年、己亥月、戊申日、壬戌时全局从化财官，以顺从金水木的能力为富贵，虽然大运逆行，但是原局财旺生官，旺夫益子之象。
食伤化财星，精明而不失狡黠之气，乖巧而多玲珑之性。
新中国⾸例“官⼆代”被判死刑案2019-07-15“你去告好了，我们是⾼⼲⼦弟，不怕的！”说这句话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说这句话的⼈是⾼⼲⼦弟、“官⼆代”、强奸犯陈⼩蒙。
1986年2⽉19⽇下午，上海市中级⼈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宣布了陈⼩蒙、胡晓阳、葛志⽂等六⼈的强奸、流氓罪⾏，以及上海市⾼级⼈民法院下达的对陈⼩蒙、胡晓阳、葛志⽂执⾏死刑的命令。
据1986年2⽉22⽇的《参考消息》报道：“他们被绑着胳膊、低着头，在三千名旁听者⾯前⽰众，然后被拉去枪决。
”其余三名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康也⾮分别被判处20年、5年、3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陈冰郎系陈⼩蒙的弟弟，后来在狱中⾃尽⾝亡。
再怎么⽓势汹汹、得意洋洋，陈⼩蒙等“官⼆代”仍被依法枪决了。
据当时的⼀位西⽅外交官所说：“这还是第⼀次。
”⽽深究其意义，还有“他们是以任何⼈都⽆法反对的罪名惩办的。
”“都是⼲部⼦弟”此前的2⽉1⽇，上海市中级⼈民法院已做出这样的审判结果，除判处三年轻刑的康也⾮之外，其余⼈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被上海市⾼级⼈民法院驳回上诉。
据当时的⼀位西⽅外交官所说：“他们是以任何⼈都⽆法反对的罪名惩办的”。
这六名当年横⾏上海的罪犯都是什么⾝份呢？陈⼩蒙系《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胡晓阳系深圳⼤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系上海新华⾹料⼚⼯⼈，陈冰郎系中国民航⼀零⼆⼚⼯⼈，陈丹⼴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系深圳华仪利能电脑⼯业公司职员。
六个流氓，其中两名记者，四名⼯⼈或职员。
今天看来，这些⼈的职业似乎并不显赫，但在当年却并不⼀般，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背景”不⼀般。
这并不是⼀个普通的流氓团伙，他们六⼈“都是⼲部⼦弟，有的还是⾼级⼲部的⼦弟”。
陈⼩蒙、陈冰郎兄弟系原中共上海市委思想⼯作⼩组副组长陈其五之公⼦；同案犯胡晓阳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书记胡⽴教的⼉⼦，胡当时是上海市的第三号⼈物，可谓是位⾼权重。
胡⽴教亲⽣⼉⼦夭折，胡晓阳系胡妻姐姐的⼆⼉⼦，由胡⽴教夫妇领养。
"官二代"，在当今既是一个网络词汇，同时也折射了一种畸变的社会政治生态。现在“官二代”不光是在街头横行，在其他领域也很“张狂”。最受社会病诟的就是“官员子弟恒为官”的世袭现象。 河北大学撞车事件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我爸是李刚”已经成为新的网络流行语。 2010年10月16晚21时40分许，在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一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被撞一陈姓女生于17日傍晚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女生重伤，经紧急治疗后，方脱离生命危险，现已转院治疗。 据目击者陈述：肇事司机撞人后，依然若无其事开车至教学楼接女友，后被保安和追赶而来的众多学生拦下，并被警方控制。当保安和学生勒令肇事司机下车时，肇事者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 随着事件“当事人”的逐渐现身，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事件迷雾渐散。此场源起“官二代”的校园车祸，因肇事者一句“我爸是李刚”而引起轩然大波，不仅让“李刚”一夜成名，更将事发地河北大学推到风口浪尖。 驾车将他人撞飞，却能若无其事地继续开车接女友，被拦住后，叫嚣自己是官员之子，这位“官二代”真是张狂无比。也许在他眼里，别人的生命很低贱，无所谓，撞死人只是赔点钱的事，没什么大不了。这种派头，让人不由得想起《水浒传》里的高衙内，仗着老子的权势，横行街头。而这种衙内现象，在今天人们并不陌生。现在的“官二代”不见得都像高衙内那么低能与张狂，但的确有部分官员子弟靠着父母荫庇，张狂霸道，这位李姓男子的表现，正是这一群体特征的真实写照。 “官二代”为何张狂?这恐怕与官员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相关。现实中，一些官员就表现得非常张狂，某局长开车与他人刮擦，就叫嚣着“我是局长”要“修理”人;新疆建设兵团的一位团职干部和夫人自觉高人一等，举手就打讲解员。这些现象，体现出一些掌权者张狂惯了，而其身边的人也自然就“鸡犬升天”，变得张狂起来。 现在“官二代”不光是在街头横行，在其他领域也很“张狂”。最受社会病诟的就是“官员子弟恒为官”的世袭现象。虽然当官都必须经过公选，但“官二代”进入官场比普通百姓容易也是实情。比如，2009年9月，河南省固始县选拔正科级干部，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后代。“官二代”做生意，同样比一般人容易，一些官员子女靠着父辈形成的人脉，以及父辈直接掌握的公共资源，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大敛其财，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也是公开的秘密。 “官二代”做官容易，发财容易，犯错也容易受到权力的法外庇护，这些都与权力不在法治轨道内运行相关联。要改变“官二代”在公众中的这种“张狂”印象，除了“官二代”群体提高个人修养，自觉维护形象外，还得想办法驯服权力，让权力回归法治的轨道才行。 温家宝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有评论认为，“我校沉默”比“我爸李刚”更令人寒心。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发文谴责河北大学遮遮掩掩，形容处理此事的态度“本末倒置”、“匪夷所思”。即便诚如河北大学新闻发言人所说，“该事件对学生触动很大，不愿提及”，但个别教师发出的“矿难论”，个别学院负责人发出的“与学校无关论”，不能不说有失大学的专业水准。至于遭受“软骨病”、“谄媚”、“集体沉默”、“价值观缺失”等一连串炮轰后，河北大学从一个被同情者沦为被声讨者，不能不引起反思：这个时代的大学精神是什么？该不该对学生承担责任？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万象，一个大学该不该及时发声？ 应该说，事件发生后，保定警方的回应是相当及时的。18日，当地警方正式披露该案为醉酒驾驶肇事逃逸，并表示会依法严惩。综合目前消息，李刚一家也对该事件采取了合乎情理的行动。河北大学发声的滞后、反应的迟缓，除了知识分子的谦逊外，实在没有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有评论认为，须以透明化解公众的质疑，只有信息的公开透明，才能让死伤者和肇事者以及有关方，都获得公正。如果说，此次事件中河北大学采用了“鸵鸟策略”可能有失公允，但在一部分人中具有“鸵鸟心态”应该不虚。恐怕这也是河大校友情急之下，公开致信校领导的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在当今中国社会，“官二代”中醉驾肇事者并不少见，而此次事件之所以被点燃、被放大，皆因那句“我爸是李刚”——隐喻在这句充满中国式黑色幽默话语背后的，应该是当下社会秩序中的某些失范，而这也是这起交通肇事案之所以能激起全民参与兴趣的重要原因，并将有助于解读中国“官二代”的嚣张之源。 李启铭的嚣张，或许是因为酒精的刺激，也可能是他早已用惯了这句话：在当今中国社会，类似的事件并不少见，“官二代”们凭借着父母的特权，享受着物质、升学、就业等方面的特权，久而久之，很容易形成“父母可以搞定一切”的错觉，甚至当他们在剥夺他人生命时（被李启铭撞倒的两名女生，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也会认为父母的名号可帮自己逃脱各种罪责。其次是学校教育的失范，在此事件中公众几乎看不到经过四年大学熏陶的李启铭对生命存有某种敬畏，而若隐若现的封口令更让舆论对河北大学的大学精神产生强烈质疑；再则是权力运行的失范，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公权力通吃一切的现象，冲击着权力与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并极易让公众滋生浓厚的仇官心理和对立情绪。 儿子飞扬跋扈，所以父亲一定有问题；大学丧失自由精神，所以校长也一定有问题„„带着已经形成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偏激），公众们更愿意看到这起交通肇事案被无限放大，并且积极参与其中，甚至乐于相信那些未经证实的传言。 某种意义上讲，醉驾肇事之祸是李启铭闯下的，但罪魁却不仅仅只有他一个——“我爸是李刚”只是一根导火索，它点燃的是民众对当下某些地方社会秩序严重失范的不满。 “我爸是李刚”的流行与2009年的“欺实马”事件极为相似：当年5月7日晚，杭州富家子弟胡斌驾驶着三菱跑车撞飞了浙江大学学生谭卓，警方宣称车速只有70码，引发网民强烈不满，进而杜撰出来这一词汇，并引发社会对“富二代”的集体探讨和对醉驾肇事量刑的法律思考。 从“富二代”到“官二代”，这些特殊群体的嚣张实际上具备着两重含义：一方面是在特权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确很容易养成嚣张个性，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任何言行都极易被指责和被传播，进而放大嚣张的效果，给人“怎么能这么嚣张”的感觉。 由此可见，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的嚣张，都有其产生的个性和共性原因。对于个性的原因，更多要靠家庭和学校教育的调整来解决；对于共性的原因，则要靠改变失范的社会秩序来实现。否则，社会围绕这些特殊群体进行的种种讨论，不仅不能消除他们的错觉，甚至可能提醒他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来享受这种特权。 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社会上一定程度地断章取义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两个发展理念后，使扩大了的贫富差距和官员的特权以一种近乎合理的姿态保持在人们的生活中，并不断挑战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和现代社会平等的人际关系法则。 “官二代”之所以成为网络新词和媒体关注的焦点，除了折射出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外，更反映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分配制度、就业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安排中，存在着种种缺陷和没有执行、没有处理好的深层次问题。 而我国公务员的分配仍处于孤立于市场分配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因而公务员收入无法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分配实现均衡。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机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自认为工资水平偏低的官员，追求工资外的灰色收入，导致部门权力寻租和部分公务员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严重违反了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则，激起了民怨和社会的仇官心理。 “国家保障”的稳定性强化了 “官本位”思想。就业环境上，我国过剩的劳动力总量目前还没有得到完全释放，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在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中自然要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并且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来弥补，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而在当前的职业世界中，公务员有着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福利、地位、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务员职业的吸引力。对部分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来说，利用自己手中特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并充分利用“隐性”的特权和潜规则，以多种方式帮助自己的子女发展。“官二代”子承父业的现象，仅仅是普遍中的典型案例，其利用特权安排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并获得重用提拔，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完成。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世界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与其它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像毛主席说得那样“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和“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现代中国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官本位”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上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现象。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的盛行。官职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 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安排中，由于《公务员法》的实施时间较短，配套的公务员权力限制和激励保障的法规还没有建立或不够成熟，现行的与公务员权利保障相关的制度运行相对独立与封闭，使我国公务员目前享受的福利和保障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保障”。在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普遍享受的情形下，“国家保障”的稳定性虽然也有利于吸引人才，但它也由此强化了人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公务员流动困难。特别是在公务员退出的外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有效疏导官员“独木桥”的拥挤现象，形成有利于各类公务员合理流动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应该说，公务员制度在规范公务员行为的同时，也由此不自觉地扩大和强化了公务员的某些特权，在公务员独立分享职业稳定的“红利”时，也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公务员队伍需要稳定，公务员个体也需要获得职业发展的空间，但不能以阻断公众平等拥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践踏社会公平为代价。 抚在当前，消除社会“仇富、仇官”的心态，就是要割断公权力与市场的交易，还市场一片朗朗的晴空！ “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对此心安理得、麻木不仁和缺乏起码的反思和警惕。当然，一个聪明的民族应该在理性地思考每个阶层的责任上，在公平和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去寻求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