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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高潮谈译名作者：赵洁来源：《新校园(下)》2016年第07期摘要：笔者以三次翻译高潮为时间主线，分别总结了每个阶段的译名问题，列举了译家、译论及目前对这些译论的理解。
笔者认为学习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我国的传统文化，应该珍惜、学习前辈们的成就和贡献，并将其发扬光大。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翻译高潮；译名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在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全球化发展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国际之间的交流也日趋广泛，从而使英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逐渐进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当中。
此外，新文艺、新科技以及新理论的发展也为英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语言素材。
但是，因源语创新、语言表达差异以及文化差异等问题，大量词语在汉语当中是难以用现有词语进行翻译的，从而给目前的翻译工作人员带来了诸多不便。
因此，重谈译名问题有助于解决新词汇不断涌现给翻译带来的各种难题，对指导日益增多的翻译实务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
关于译名的论述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春秋谷梁传》中记录了孔子的这样一句话：“名从主人，物从中国。
”这正是对译名问题的原则指示。
之后的2000多年来，有关译名问题的论述几乎贯通整个中国翻译史，在中国翻译研究中占的比例很大。
直至今天，新词的翻译仍然是众多翻译者讨论的话题。
我国的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笔者现结合三次翻译高潮讨论译名问题。
一、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佛经翻译构成了我国古代翻译活动的主要内容。
我国唐代的玄奘（俗称三藏法师）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即在五种情况下要采用音译的方法，探讨了译名问题。
第一为“神秘故”，也就是有着很多十分神秘的内涵。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把握将其自身的意义借助汉语表达出来，那就不必翻译。
比如“国际歌”当中的“英特纳雄耐尔”，我们就没有必要进行翻译。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翻译这首歌的歌词时，没有找到非常准确的词语来表达其应有的含义。
从中国四次翻译高潮探索翻译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张琳秦琛(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摘要：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
明末清初的科枝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
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翻译，在翻译史上揪起了四次翻译高潮。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发展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
五四”运动以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
“五四”之后的翻译是我国翻译史历经的第四个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更是掀起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高潮。
一．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在三国时期，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指出，。
名物不同．传实不易”。
支谦此序，首次在中国译论史上提出译事之不易。
同时，他提出。
因徇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
晋、前秦时，道安提出了有名的“五失本，三不译”。
他的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我国关于翻译理论的论述从他开始系统化。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琛写的<辩证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
他提出。
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就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
他提出的。
八备”．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唐代玄奘是中国最突出的佛经译师之一。
他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以及“五不翻”理论．并且在译经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翻译技巧。
由此可见．通过大量的译经实践，我国的译经大师就翻译原则、方法以及翻译者本身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开启了我国译论的先河。
为我国译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教士携带西方科学书籍和宗教书籍闯入中国的大门。
从而引发了我国科技翻译的高潮。
中国译者中最出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
一、佛经翻译时期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
“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
世间伎艺，多所综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
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
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
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
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
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
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
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
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从中国翻译史上四次高潮谈翻译对文化的影响摘要：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自然离不开翻译。
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共出现过四次高潮且每一次翻译高潮均有其特点，都或多或少对当时乃至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文化在中国悠久的翻译发展历史上共出现过四次高潮：东汉至唐宋期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翻译。
1.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1）东汉至唐宋期间的佛经翻译我国佛经翻译的历史最迟从东汉桓帝时安世高译经开始，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唐代达到鼎盛。
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指出，“名物不同，传实不易”，首次在中国译论史上提出译事之不易。
东晋·前秦时，道安提出了有名的“五失本，三不译”，意思是说，“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由此我国的译论论述呈现出了系统化的特征。
唐代玄奘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五不翻”的翻译原则并在翻译中使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翻译技巧。
佛经翻译将佛教引入中国，丰富了人民大众的宗教信仰，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同时，佛经翻译活动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使佛教经典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末清初我国翻译史上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此次翻译高潮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被人誉为“中国圣教三柱石”，但他们的主要作品却是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
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开启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之后还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见解。
李之藻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在自己的论述中还坚持“辞能达意”的原则。
杨廷筠论述了翻译之难，尤其是哲理类科学著作，并意识到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从翻译高潮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变化与发展张亚敏，任培红（河南科技大学，河南洛阳471000）摘要：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变成另一种语言的行为，属于文化活动的范畴。
该文主要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翻译的定义，第二部分是四次翻译高潮的过程，第三部分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体悟，以此来探究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最终实现翻译整体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变化与发展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039(2016)15-0143-021翻译的定义翻译，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运动，思想运动，更是一种知识技能、一项职业选择，而且与当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马祖毅2004：2-3）。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翻译历史悠久，翻译内容、形式丰富多样，出现了不少佳品。
在我国,翻译活动是从夏、商两代开始的。
早期的翻译活动是没有文字记录的,基本上是口译,活动的目的性很强，因而理论的高度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追溯历史，一共有四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在这些高潮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翻译家,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没有总结出系统的、连贯的记录阐述他们的理论,也没有构成统一体系,但是这些翻译大家的理论都是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受到了一定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风格特色十分鲜明。
在后代人的不懈努力下，这些理论不断地深化、发展,实现了翻译风格突出、独具特色。
因此如果想要进一步地探究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就必须走进历史、总结经验。
本文是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进行探讨。
2四次翻译高潮的过程2.1第一次翻译高潮：从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开始于东汉末年，在魏晋南北朝有了质的变化，唐代时达到极盛，北宋时期慢慢衰减，元代以后趋于没落。
翻译佛经的队伍，是由两队人马组成。
一队是从西方来中国传教的僧侣。
据历史统计，从东汉到南宋约三百年间，来中国进行佛教传教活动的就有六十多人，另一队是去西方求经的中国僧侣，他们有的中途死亡，有的定居国外不归，真正回国进行翻译的人员只有四分之一。
从中国四次翻译高峰期看翻译理论的发展摘要：我国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与之伴生的是翻译理论的同步发展。
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大致轨迹是由“质”而“信”再到“化”，也就是说，从单纯模仿原文句法的直译到允许句法自由的意译再到饱含创造神韵、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的多种翻译手法相结合。
我国的翻译理论是在不断深化中加快发展，在传统理论基础上不断更新与提高的。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的发展史，本质上其实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政治、文化、商贸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
我国的翻译可以上溯至公元67 年，传至我国的佛经由于语言不通而出现了经文的讲解、翻译。
由此至今的近二千年间，翻译也随着对外交流、对外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地发展。
下面就让我们从四次影响较为深远的高峰期来对我国翻译理论发展史进行探讨。
一、第一次高峰期———唐宋及以前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明帝派使者从天竺邀请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来朝开始，我国的佛经翻译先后在东汉、东晋、南北朝、唐朝、北宋掀起了不小的热潮，历时一千多年，译经1 690 多部、6 420 余卷，形成了我国外来文化的巨大宝藏。
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这一时期可以归结为直译到意译的过程。
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开始，佛经翻译从零散翻译进入了大规模翻译时期。
安息人安世高及来自西域大月氏的支娄迦谶都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家。
尽管他们所译的经书很少是全译本，翻译中问题也很多，但加速了佛教在社会普通群体中的传播。
后人对安世高译文的评价是“贵本不饰”，对支娄迦谶译文的评价是“审得本质，了不加饰”，表明他们的翻译提倡保持文学原意，属于初期的直译行为。
在前秦王朝的官方支持下，僧人道安主持了我国最早的大型佛经译场，他提出翻译佛经时要竭力符合原文原意，“惟惧失实”，对直译的要求更加明确。
由于这几个人的观点比较近似，后代的翻译家对他们的翻译原则给出了“重质朴，轻文饰”。
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译经僧人鸠摩罗什，他一生译经74 部、384 卷，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和语趣的重要问题，对翻译文学影响甚大。
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张景丰(载《语言与翻译》杂志，2002年第三期)摘要：通过对中国翻译史的回顾,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的回顾，研究翻译理论的发展,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
[作者简介］张景丰(1958-),女，汉族,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发展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823(2002)03-0048-04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
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
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
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
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
可见他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并倾向于直译的。
以上三家的论点颇为近似，他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重质朴，轻文采”。
唐代僧人玄奘，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
他的指导原则就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这是一切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理想。
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
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对玄奘及其前辈的佛经翻译作了比较，他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
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
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
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不难看出，玄奘在翻译上已达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熟练程度。
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翻译文学与佛典》）据印度学者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等人研究，玄奘在译经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
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清两代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首先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
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但是，他们的主要和有影响的译著，却不是“圣教”类著作，而是西方科技类著作。
如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技著作，开凿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
徐光启在 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
清末，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
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
”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
它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
马建忠的“善译”标准，是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
这一提法，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
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著作为主，如《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等，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更为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信、达、雅”三原则，被不少人奉为圭臬，历久不衰。
除了这三字理论外，严复在翻译主导思想方面的论述也是我国近代译论的精华。
他在1894年写的《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世人所注意的西方“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使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者，“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
可见，他提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是自觉地抓了根本，是为了直探资本主义“命脉之所在”。
如果说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在明末、清初就得以萌芽，那么当时的翻译家们积极译介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所从事的艰辛劳动则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文学革命运动前后，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
最有名的早期多产翻译家林纾，移译外国文学著作达一百七十余种，如《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后译为《汤姆大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王子复仇记》（Hamlet）等。
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
其实，周桂笙则更早于林纾，而且译作所采用的不是古文，而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的文字，颇具特色，不过鲜为人知罢了。
文学革命运动后，文学翻译更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文学翻译理论家也随之大量涌现。
翻译工作在历史上常常是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的先导，也是传播人类文明的雄鸡晓唱。
“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译成汉文在中国传播，为中国后来的革命作了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这一时期，大概数鲁迅先生译得最认真，它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得丰姿”。
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
所谓忠实，是指内容上的“信”；所谓通顺，是指表达上的“顺”。
瞿秋白在《再论翻译?答鲁迅》一文中说：“翻译的时候，应当用这种绝对的白话文：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
“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
” 鲁、瞿所提倡的“信顺”，是科技翻译、文学翻译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鲁迅的论述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主要和突出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翻译的目的与宗旨。
第二，关于“直译”与“硬译”。
第三，关于翻译的言语、句法问题。
第四，关于重译（转译）和复译问题。
第五，关于翻译批评问题。
因此，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有关译论，几乎涉及了翻译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并且都是非常深刻的，是中国现代译学史上最宝贵的财富。
“五四”运动后，还有像茅盾、郭沫若、钱钟书、傅雷、陈西滢等一大批翻译家。
茅盾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指出：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
”而是要“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
……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
”这段话的确把如何进行文学翻译作了完整而又全面的阐述。
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
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
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
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
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
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
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
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
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因此说，这一时期是文坛和译坛上明星叠出的时代，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
第四次翻译高潮：改革开放至今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它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黄龙的《翻译学》是他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几十年心血的结晶，也是目前我国大陆惟一标明“翻译学”的专著。
难得的是该书很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如：(一) 唯物辩证观。
(二) 知行统一观。
(三) 三位一体观。
(四) 体貌相称观。
(五) 寓美于微观。
(六) 信息时代观。
(七) 智能科学观。
这些正是当代翻译学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
在翻译方法和文学翻译的风格上，许渊冲的《翻译中的几对矛盾》中认为：无论直译、意译，都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
翁显良的《意态由来画不成？》中，指出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朴、庄重或谐谑都是可译的。
在翻译理论与文体的关系方面，刘宓庆的《文体与翻译》中认为：“翻译必须随文体之异，随原文风格之异而调整译文，必须保证译文对原文文体和风格的适应性。
”此外，“翻译理论基本模式”是刘宓庆提出的一个理论范畴。
他提出的是重描写的语义——功能模式。
“翻译原理”也是刘宓庆在译论研究上的一项突破。
关于“翻译单位”，刘宓庆认为“句”只是一个基本的翻译单位，而翻译的“本位”应为“语段”（text）。
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
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
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提倡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是王佐良。
他的《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与文化繁荣》和谭载喜的《文化对比与翻译》、吴泽林的《试谈文学翻译的文化交融本质》等文，大大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