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翻译高潮

中外翻译简史一、中国翻译简史从现有史实来看，中国翻译史始于东汉末年安世高的佛经翻译。

大体经历了五个高潮。

1. 佛经翻译(公元148年至1111年)佛经翻译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式微于北宋，元以后为尾声。

起始阶段(公元148—316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安世高，译籍30部，41卷，现存22部，26卷；支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

兴盛阶段(公元317—617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释道安，编有《众经目录》，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倾向于直译；鸠摩罗什，共译74部，现存39部，如《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金刚经》等，倾向于意译；真谛，共译64部，现存26部，如《摄大乘论》等；彦琮，共译23部。

全盛阶段（公元618—906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玄奘，通称“三藏法师”，629年前往印度那烂陀寺求学，带回梵文经典657部，十九年中共译经论75部，1335卷，主持了译场，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和“五不翻”原则。

2、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主要是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相结合进行的，汉译17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古希腊哲学、科学等。

从事或组织翻译的代表人物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ean Adam Schull von Bell)、林则徐、魏源、李善兰、徐光启、徐寿等，主要译作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四洲志》、《西艺知新》及续编等。

另外，还设有我国最早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四夷馆（明代），创办了同文馆、京师译学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墨海书馆、益智书会、文会馆、广学会等翻译编译机构。

3、清末民初的社科、文学翻译清末民初的社科翻译属严复最为著名。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几道。

译西学颇多，影响深远，如：《天演论》（T. Henry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Adam Smith, Inquiry into the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学肄言》（H.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群己权界论》（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社会通诠》（E. Jenks, History of Politics），《法意》（C.D.S. Montesquien, Spirit of Law），《穆勒名学》（John Stuart Mill,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W.S. Jevons）等。

第33卷第5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3 No.5 2012年5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y.2012五四时期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影响马婕（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71000）摘 要：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翻译推动文化的发展。

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加强,“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处于我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时期，是翻译事业空前发展和波澜壮阔的时期，也是中国式翻译理论的大发展和大争论时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中国语言与文化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现代翻译；语言与文化；作用与影响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2）05-0142-03一引言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翻译推动文化的发展，每一次人类思想史的进步与发展都伴随翻译的身影与脚步。

我国翻译史上的几次高潮作为翻译史上不同时期的划分标准，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对中国语言与文化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现代翻译，处于我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时期，是翻译事业空前发展和波澜壮阔的时期，也是中国式翻译理论的大发展和大争论时期。

“五四运动”时期， 翻译从孕育新思想和新知识开始，不仅为国人排除语言文字障碍，推动了我国的文学建设，更是促进了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经典著作的译介更是引发了一场文化裂变和思想革命。

五四时期翻译的三重追求，即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审美情趣。

翻译在承担社会功用的同时，其文学性不再受到忽略，审美情趣也纳入了译者的视野。

“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在译介外来文化的同时，也逐步完善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体系。

而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对我国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西翻译高潮的对比作者：王永刘美芳来源：《卷宗》2016年第06期摘要：翻译界一直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因素未有定论。

有人倾向于翻译的主题尤其是译者在翻译活动是主导因素；也有人坚持是翻译目的在影响着翻译活动全过程；还有人主张出版社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不可忽视……笔者认为通过对历史翻译高潮活动进行分析，得出影响翻译活动各种要素，以及其内在特点和规律，从而更有效的进行翻译实践和研究。

关键字：翻译活动；影响因素；翻译高潮；中西对比翻译界对于中西方翻译高潮次数和界定存在不同观点，为求明确研究目的、科学探讨路径和有效指导翻译实践，笔者主要依据界内广为认可的学者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提到的西方出现的六次翻译高潮以及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2004）中对于中国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的观点进行简明的对比分析，探明影响翻译活动的影响因素、背后的原因、归纳相关因素作用规律。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西方翻译史”的“西方”并非单纯指地理、经济或政治术语上的“西方”，而是依据学术意义，其范围是东亚之外的国家，尤其是指欧洲国家《西方翻译研究方法论：70年代以后》（2005：1）。

1 西方翻译高潮依据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于1991）中的观点，西方翻译高潮共为六次。

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正处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翻译具有相对稳定、繁荣国内环境，统治阶级基于内部斗争的需要为寻求政治认同，同时为文化征服和娱乐目的而支持翻译。

第二次翻译高潮是圣经的翻译，中世纪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盛行，统治阶级为了政治以及宗教上的目的，加强教会地位。

故以《圣经》为主的经书类翻译迅速发展，成为其他弱小民族的第一批文学材料甚至语言。

第三次翻译高潮是11到12世纪的“中世纪翻译”，教会的支持、与外部大规模贸易文化交往以及有上层阶级的积极参与都是高潮发生的重要因素。

第四次翻译高潮的时代背景是文艺复兴，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变革，推动了西方翻译活动上的大发展，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

简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的相互影响作者：何斌慧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1期摘要：本文通过回溯我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和同时期的文化交流概况，阐述了翻译高潮与对外文化交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高潮；文化交流；影响我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周朝就开始设译官。

东汉以后翻译开始渐成规模，以“五四”运动为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25-1279）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十七世纪初）的科技文献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1840-1919）的西学翻译。

这三次翻译高潮成为那几个时代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先导。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教翻译秦代及秦以前，由于大一统的国家还没有建立，与现在理解的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甚少，今天所知者已不多。

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

而东汉一直到唐宋的佛经翻译，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

在此间，我国不但通过大量翻译外文佛教典籍使得本土佛教取得重大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特点，同时还通过向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辐射奠定了东亚文化大国的地位。

也许是唐朝时期中国鼎盛的文化和对外交流盛况太过耀眼，在宋元时期并没有出现许多有影响力的译著，翻译方面乏善可陈。

但是，被四面包围的北宋和偏安的南宋都依然保持着活跃的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生命力，而不断发展的海上交通也使得中原与外界的交流没有中断。

尤其是元朝时，疆域的不断扩张不但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而且扩大了中华文化辐射的范围，使得火药、印刷术等都传到的欧洲。

也为明清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到达中国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明清的中外交流和明末清初的科技文献翻译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始于明朝后期。

明朝的中外文化交流就范围而言，远远超过以往。

不但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这样的近邻和中国交流频繁，甚至远达西欧国家，官方、民间都有交往。

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皆起过作用。

西方翻译简史一、西方翻译简史1第一次翻译活动高潮（公元前3世纪）罗马文学三大鼻祖之一的安德罗尼柯于公元前3世纪翻译的拉丁文版《奥德赛》被视为西方翻译史上最早的译作。

其后的一些大文学家们也都开始尝试用拉丁语翻译或改写希腊戏剧作品，从而掀起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

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将古希腊文学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2第二次高潮（罗马帝国后期）圣·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同样重要的地位。

3第三次高潮（11－12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西方翻译家把大批阿拉伯语作品译成拉丁语，在翻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4第四次翻译活动高潮（文艺复兴时代晚期）翻译活动已经深入到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译作。

英王詹姆士一世1611年命人翻译的英文钦定本《圣经》则标志着英国翻译的一次飞跃。

这部译着至今仍被奉为英语语言的经典之作，对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第五次次高潮（17－20世纪）这一时期的翻译比文艺复兴时期稍为逊色，但仍有大批西方文学名著被翻译出来，此时东方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也开始被译成各国文字。

6第六次高潮（二战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二战以来，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科技领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翻译的范围随之大大扩展，科技和商业翻译日趋成熟。

各种国内、国际翻译协会和团体的组建，为集中翻译力量多出翻译精品打下坚实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人们对机器翻译的研究也已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虽然目前计算机翻译的质量远远不如人工翻译，但其速度却是人类无法比拟的，这无疑对人工翻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未来的世纪里计算机到底能不能代替人脑还是个谜。

二、西方翻译理论和翻译活动、翻译名家1最早的翻译家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1）翻译的定义（解释家和演说家---直译与意译）2）意义（开创翻译的先河）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和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奥古斯丁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

从中国翻译史上四次高潮谈翻译对文化的影响摘要：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自然离不开翻译。

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共出现过四次高潮且每一次翻译高潮均有其特点，都或多或少对当时乃至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文化在中国悠久的翻译发展历史上共出现过四次高潮：东汉至唐宋期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翻译。

1.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1）东汉至唐宋期间的佛经翻译我国佛经翻译的历史最迟从东汉桓帝时安世高译经开始，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唐代达到鼎盛。

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指出，“名物不同，传实不易”，首次在中国译论史上提出译事之不易。

东晋·前秦时，道安提出了有名的“五失本，三不译”，意思是说，“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由此我国的译论论述呈现出了系统化的特征。

唐代玄奘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五不翻”的翻译原则并在翻译中使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翻译技巧。

佛经翻译将佛教引入中国，丰富了人民大众的宗教信仰，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同时，佛经翻译活动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使佛教经典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末清初我国翻译史上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此次翻译高潮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被人誉为“中国圣教三柱石”，但他们的主要作品却是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

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开启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之后还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见解。

李之藻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在自己的论述中还坚持“辞能达意”的原则。

杨廷筠论述了翻译之难，尤其是哲理类科学著作，并意识到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张景丰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

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

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

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

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

可见他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并倾向于直译的。

以上三家的论点颇为近似,他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重质朴,轻文采”。

唐代僧人玄奘,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

他的指导原则就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这是一切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理想。

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

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对玄奘及其前辈的佛经翻译作了比较,他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

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

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

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不难看出,玄奘在翻译上已达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熟练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