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 2008-05-20 作者：黄宗智来源：正来学堂点击：134 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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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题记：本文是作者2007年11月先后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所做讲座的讲稿。讲稿大部分录自作者已经发表的论文，根据本文主题梳理连贯或重写，这里不再一一注明。感谢当时在座各位先生、同学的反馈。特别感谢人大农发院严瑞珍老师的详细评议。
摘要：本讲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理论对错的系统梳理，说明中国农业过去的内卷以及今天的可能出路，提出从农业本身挖掘出路以及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的设想。同时说明作者提倡的从经验实际出发来提炼理论概念——而不是从脱离实际的前提信念出发来推断理论——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过密型农业、集体化时期、改革时期、食物消费转型、历史性变迁、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美国模式、国家体制、经验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会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推向最高效率的（供需）均衡。他们绝对不愚蠢、懒惰。要改造传统农业，关键在教育农民使用新技术，借此发展“人力资本”。农民一旦认识到可以运用新技术得利，便会推进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国家绝对不应干涉市场的运作，更不应该废除土地私有，替之以集体农业和计划经济。在舒尔茨的观点之中，中国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盘错误，导致了经济停滞。而改革时期的非集体化和市场化乃是其后发展的关键。剩下来的不足之处则在于未曾完全建立私有产权和全面市场化。今后中国农村的出路是他设想中的美国模式——以完全私有化、追求最高利润的企业化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制度。这套认识今天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的“主流”，其赞同者认为其首要条件在土地产权的完全私有
化。
我今天的讨论想从舒尔茨的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认识出发，逐步延伸到其他方面，把他的误识和他正确的认识区别开来，借此来讨论中国当前的农村经济问题以及可能出路。
（一）人口问题
首先，舒尔茨整套分析的出发点是他对市场机制的信念，认为它必定会“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推向最高效率的均衡”。因此，他特别强调，在市场化的传统农业中，不可能存在劳动力的过剩——因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乃是一个稀缺资源，在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下，不可能会出现低效率的过剩现象。
作为经验证据，他引用了印度1918-1919年发生的流行性感冒疫症，该流行病当时使印度农村劳动力减少约8%，农业生产水平因此显著下降。舒推论说，农业中若真有“零价值”的劳动力，生产应该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他认为这个经验证实了他的理论——即传统农业中没有所谓劳动力过剩。（Schultz 1964:第4章；中文见舒尔茨1999）但是，这样的推理明显不符实际。首先，他假定所有农户受到同等比例的影响，而实际不会如此，有的农户会全家病倒，有的不受影响。如果有8%的农户因疫症而全家不能耕作，农业生产水平肯定会下降，哪怕其他农户的绝大部分都有剩余劳动力。此外，农业劳动高度季节化，要看疫病影响是否在农忙季节，而后者即使显示全就业，并不表示在农忙季节之外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亦可称作就业不足或隐性失业）。舒没有考虑这些经验细节，因为他主要是个理论家，关心的是纯理论问题，而不看重理论与经验实际的紧密连接。
对他本人来讲，真正关键的不是他的经验论证，因为他对印度所知十分有限，正如他对中国实际所知一样。他真正关心的是理论，而真正支撑他的观点的乃是他关于市场经济的一套理论。在他的论证中，一个关键概念是他所拟造的“零价值”劳动力稻草人，他争论说世界上不会有为零报酬而投入劳动的农民，因此，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劳动力过剩。但实际上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并不等于零价值的劳动。如此来论证没有劳动力过剩，只是一种辩论游戏，对了解实际问题没有帮助。
1．明清以来
历史事实是，中国明清以来因为各主要河流流域的核心地区人口已经基本饱和，人口的持续增加要么导致了向边缘地区的移民，要么是核心地区在按日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到19、20世纪，华北平原符合舒尔茨逻辑的只有该地使用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他们因为可以根据需要而适当调整劳动力，达到了劳动力和土地在现存技术条件下的最佳配置，平均是25亩地一个劳动力。但这样的高劳动效率农场只占该地总耕地面积的10%，其余的耕地是由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种植的，而他们的劳均耕地面积只达到10亩。他们一般比经营式农场每亩投入更多的劳动天数，得到的是不成比例的稍高的亩产。按照每劳动日报酬计算，要比经营式农场差得多。
在那样的情况下，家庭农场相当普遍地从粮食生产转向部分的棉花-
纱-布生产。后者每亩地需要12到18倍于粮食种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远远不到那样倍数的收入（棉花需要约20天种植、161天纺纱织布，相对于粮食的约10天/亩。江南地区亩产30斤皮棉，可以织23匹布，每匹纺纱4天，织布一天，弹花及上浆等2天，共7天。）（黄宗智2000b：84）。在江南，也有不少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到蚕桑种植，以9倍的劳动力投入换取3、4倍的净收入。很明显，无论是花-纱-布还是蚕桑-缫丝生产的每劳动日所得，都和粮食种植相去甚远。这就是我之所谓“内卷”或“过密”型生产。因为这样的生产也是两地（尤其是江南）农村商品化的主要动力，我也称之为“内卷型商品化（或市场化）”。
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是家庭农场的特殊组织性，与舒尔茨心目中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不同。家庭成员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同时，一个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这样，在人口压力下，也就是说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农场会为生存需要而在土地上继续投入劳力，逻辑上直到其边际报酬下降到近乎零，而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则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它会在边际报酬降到低于市场工资时，停止再雇用劳动力。这个道理是前苏联的恰亚诺夫在俄国农业经济的大量经验证据上提炼出来的（恰亚诺夫1996：第3章）。正是因为这样的组织性逻辑的不同，华北、江南的小家庭农场，所得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高于经营式农场的，但按照每工作日计算，其劳动生产率则要低于经营式农场。这就是我所谓“内卷”的基本含义。
这种内卷趋势在民国时期持续了下去，在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的趋势下，包括外来资本（尤其是日本在山东）所建立的纱、布工厂，棉花经济进一步扩充，而花-纱-布的分离（原来是由同一家庭农场种花、纺纱、织布，现在则由工厂产纱，再由农村手工织布），大规模提高了农村的商品率（可能达到40倍），但过密化逻辑基本一致，农村劳力普遍种植少于自己劳动力在理想条件下所能耕种的面积。“内卷化”仍旧。
我为什么要强调“内卷”或“过密”？因为人口众多、就业不足的问题正是中国最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也是中国历史的基本动力之一。正因为劳动力相对过剩、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短缺，在历代王朝中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和农民起义。
说到农民运动，分配不均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里应该进一步说明人口过剩与分配不均间的相互关系。很明显，在前现代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土地分配要比在中国长期的地主制度下更加不平均，封建领主和普通小农之间的身份和收入要比中国的地主和小农之间更加悬殊。因此，如果完全从分配不均程度来考虑，似乎欧洲更应该引起频繁的农民造反运动。但历史事实正好相反。其中的关键原因是人口压力迫使更多人生活于糊口边际，而一个在水深没颈的人，对分配不均感受会比一个处于小康状况的人更加迫切。这样，就更可能导致更强烈的造反动机。
我们也可以就近从中国江南和华北的不同来说明这个问题。江南地主占地比例要比华北高得多，达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相对于华北的15%。也就是所，江南的贫富不均状态要比华北严重。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共产党农村革命运动在江南应该比在华北更具号召力。但历史事实正好相反。共产党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比例是出于其在华北平原获得的广泛的民众支持，而在江南则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民众支持（Chang Liu 200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江南土地肥沃、作物生长期较长，运输和商业比华北发达，也因此总的来讲要比华北更近乎小康生活水平。这是江南农村人民之所以更不容易接受共产党革命的基本原因。而华北则土地贫瘠、人口压力（相对播种面积和产出）严重，而且天灾频繁，因此更容易接受共产党的革命运动。说到底，其中道理是人口压力会扩大、加重贫穷问题。
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明显是由大规模社会危机所推动的；它之要求均分土地正反映了人口过剩和分配不均的事实。其后的国民党时期，天灾人祸频繁，造成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死亡，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基本
动因，而革命政权下推行的土地改革同样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其后，通过集体化为农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它们反映了农村人民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像舒尔茨那样一笔抹杀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和起源。我们更不能把国民党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实际想象为19、20世纪初的美国农村。
2．集体化时期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集体化也并没有能够成功地改造中国农村经济。在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农村实现了舒尔茨强调的现代工业科技因素的投入（主要是机械化、化肥与科学选育良种），但它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许多其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那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农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于糊口水平。
根据舒尔茨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废除土地私有并过分控制生产和价格，因此没有允许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作用。（Schultz 1964: 第8章）他这个观点有它一定的正确之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继续讨论。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他再次完全忽视了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可以用日本和中国的农村发展历史的不同来说明。在日本，现代技术的投入是在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增加的历史情况之下实现的。当时因为城市工业蓬勃发展，吸收了相当部分农村人口，因此，农村人口基本稳定，农村劳动力得以吸收现代投入所赋予的产出上的提高，也因此能够实现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显著提高，也就是我们意义中的现代型发展。
但是，在中国，在这些投入实现的同时，农业从业人员（“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增加了将近70%（从1952年的1.73亿到1980年的2.91亿，《中国统计年鉴》2004：120）。加上集体化下妇女劳动力的动员以及每年劳动日数的增加，大规模的劳动力增加决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依赖原来劳动量的约四倍的投入，伴随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已经是相当高的总产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产出提高了约三倍。这是可观的成绩，但是，每劳动日的报酬不仅没有提高，实际上是降低了（Perkins and Yusuf 1984；黄宗智2000b：441）。复种指数大规模上升，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结果是内卷化的持续。
今天回顾，集体化时期的农村政策肯定有其失误之处。对农业经济控制过严，统死、卡死，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肯定是一个
因素。相对后来联产承包制下的家庭化管理制度，集体生产显然在劳动力使用上是低效率的：上世纪80年代，从集体农业释放出1亿劳动力就业于乡村工业，而农业生产水平非但没有下降，而且持续上升，便是最清楚的例证。这是舒尔茨理论所看到的、突出的问题。但是，舒尔茨没有看到人口问题。当时农村政策的关键性失误是没有正视人口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以致后来迫不得已地必须采取比较极端的生育控制。正因为如此，现代技术投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绝大部分被人口压力所蚕食掉。
3．改革时期
改革的最初几年之中，即1980年代上半期，中国农业出现了相当显著的发展，达到每年5-6%的幅度。舒尔茨等人把那个发展完全归功于去集体化。（黄宗智2000b：250-251）他们的“论证”其实再次主要是出于其基本信条的推理：中国脱离了他们极力反对的计划经济体系，采用了市场经济，解散了集体农业，采用了个别家庭自主的组织体制，当然只可能导致农业发展。（至于其发展不足，他们同样根据从市场经济理念出发的推理，认为只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采用美国模式。这一点下面还要讨论。）但事实是，把农业劳动力从集体组织中释放出来固然是个重要因素，但80年代初期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同样重要。此外，因为石油工业达到成熟发展而大规模提高的化肥供应，也是个重要的因素。按照一般化肥对粮食产量影响的比例计算，折吨量乘4.1得出化肥实物量，再乘3得出产量可预期提高量，可以解释很大部分的产量提高。（见Perkins 1969: 73；参见黄宗智2000b：252-253）i[1]正因为如此，80年代上半期所出现的高速农业发展结果只是短暂和一次性的，到了80年代后期，便已再次趋向缓慢。
事实是，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较高或者较低的劳动积极性只能影响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时间，对其产量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过密的劳动投入会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递减，而反过密的劳动力释放，除非完全就业，只能导致休闲量的增加，不会显著影响亩产量。这个道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农村以及80年代的松江县已经十分明显（黄宗智2000a：第9章；2000b：251-54）。无论是在解放前的市场经济下，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生产下，或者后毛时代的承包制下，都是同一道理。
像舒尔茨那样把改革前的农业问题完全归罪于集体化，和其后的成绩完全归功于非集体化和市场化乃是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分析。事实是，中国农业最最基本的“过密”问题仍然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我们再看80年代蓬勃的乡村工业化。截至1989年乡镇企业吸收了将近一亿（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0.94亿，《中国统计统鉴》2004：123），再一次带来了可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机会。但是，农村的劳动力是如此的丰富，当时自然增长率又仍然是如此之高，“乡村农、林、牧、渔”从业人员在十年乡村工业化之后仍然从1980年的2.98亿增加到3.24亿。(乡村人口则从8.1亿增加到8.8亿，乡村总从业人员数从3.18亿增加到4.09亿。)劳均耕地因此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递减（同上：473-74）。农业仍然过密，农业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中。
再其后，90年代至今，中国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全球资本大规模进入，城市经济大幅度增长，又吸收了约1亿（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再次提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机会和可能，但是乡村农业从业人员数只有少量的递减，从1989年的3.24亿到2003年的3.13亿（同上：474）。中国劳动力人数及其自然增长率是如此的庞大，以致改革以来将近30年之中发展起来的惊人的非农就业总的来说仍然少于农村自然增长的数量。这就是今日劳均仍然只有7个播种亩的基本原因。ii[2]总的结果是，时至今日，农村仍然人口过剩，农业仍然过密，大量务农劳动力仍然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农业收入也因此十分低下。这是今天的所谓“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
简言之，回顾中国农村经济历史，人口压力问题明显是中国最最基本的国情之一。正因为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中国不可能像舒尔茨他们提倡的那样突然采用农村土地私有制，完全依赖市场经济来做分配。按照舒尔茨的方案来做，只会再次导致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那种大规模社会危机。
（二）土地承包制度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土地承包的均分制度乃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措施。入城打工的农民面对的是不公平待遇、不稳定的就业，但如果一旦失业，仍然可以回到家乡种口粮地、承包地糊口。在今天的制度下，口粮、承包土地制度所起的作用在没有社
会保障的农村中等于是一种替代性的社会保障，保证两亿农民工有家可归。这个事实，正如中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一样，是舒尔茨等人所不愿正视的事实。其中关键仍然是他们没有正视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基本国情。
但是，这并不是说承包土地乃是一个理想制度。应该指出，问题是这样的制度化了的口粮、承包生产方式极其容易僵化。对从事这样生产的农户来讲，他们觉得别无选择，大家紧紧抓住自己认为是应得的承包地（和自留地）使用权来补助非农业的收入。首先以为这个制度是公平的，因为全村其他人都处于同样的状况并且也都这么想。同时，上面已经指出，口粮地等于是一种经济保险，因为如果一旦在城市失业，起码还有家可归，有地可糊口。另外，哪怕有意在土地上做进一步的投入来种植价值较高的作物或进行多种经营，但是筹资无门，银行不贷款，而私家贷款的利息又普遍起码要求1%/月、12%/年，是农产品所不大可能达到的资本回报率。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用这样的劳动力来维持农产品生产是最最廉价、最最“经济”的办法。它也是目前容忍、掩盖农业从业人员中三分之一到一半劳动力的隐性失业的一个方法。城市的普通老百姓一般也认可这个制度，因为这样可以在各种消费需要的压力之下维持农产品的较低价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种利益集团所愿意维持的制度，哪怕它是个低报酬的农业生产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男耕女织”是个非常牢固的经济体；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可能同样牢固的半工半耕的经济体。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状态称为僵化了的过密型农业经营。同时，因为它是个被国家政权制度化了的东西，也许更应该称作“制度化了的过密型农业”。
整个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正是这个制度替代了原来的集体生产。
上述是比较明显的制度性因素，但是此外还有一个组织性因素。今天的小农农户，仍然（正如恰亚诺夫多年前指出的那样）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同时，它的劳动力是既定的。因此，它会做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单位不会做出的抉择，会愿意为（低于市场工资报酬的）自家消费之用而种植口粮/承包地，会（像过去那样）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而
结合主业和副业，结合主要劳动力和辅助性劳动力的使用。过去种植业是主业，在农村打短工或在家纺纱织布（或缫丝）是副业。今天半工半耕的农户则以城市打工为主（主要收入来源），家庭种植为副。今天中国的半无产化了的农户之同时从事（半就业型）种植业和城市（镇）打工既是出于这种农户经济单位的组织性逻辑，也是出于国家政策性抉择的原因。
说到底，今天的这个制度的起源还是人口过剩问题。正因为人口过剩，才需要国家的干预来均分土地，避免社会动荡。在此，我们可以做以下的小结：舒尔茨等人认为计划经济会导致农业经济的僵化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减少政府控制会提高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和效率，也是正确的。但他们完全无视中国人多地少以及历史上的大规模社会危机的基本国情，意欲把他们设想中的美国农业模式照搬到中国使用，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从舒尔茨的观点抽出他的正确之处，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选择？
（三）当前的历史性契机
上面已经突出了当前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的众多问题。中国该怎样来走出这个困境？下面我试图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提出一个既包含舒尔茨的是处也照顾到中国国情的方案。
上面已经看到，由于在“全球化”资本投入的推动下，一亿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连同乡村工业化，形成了历史性的两亿多农民的非农就业大趋势。进入新世纪，这个趋势正好与其它两大趋势交汇。一是国家在80年代以来的生育政策所导致的生育率下降终于反映于新就业人数的下降。另外是伴随国民收入上升而来的食物消费转型，从以粮食为主的模式转向粮-肉、鱼-菜、果兼重模式，并因此形成了对农业生产的不同需求，推动更高劳动投入和成比例和超比例价值农产品的需求。这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正为中国提供一个历史性契机。如果能够建立适当的制度环境，借市场需求来推动农业生产，应该可以走出长时期以来的农业过密化困境，提高农村土地/劳力比例，提高务农人口收入，使大多数农民逐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见黄宗智2006a，2006b; 黄宗智彭玉生2007）上面已经提到，舒尔茨则坚持在市场机制运作下，不可能有劳动力过剩。事实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而今日的历史性契机则完全来自舒尔茨视野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最近，我和彭玉生教授合作，试图对这三个趋势在今后10到25年中的可能走向作一个比较系统的估计。首先是根据近年的人口和就业趋势来看今后的去向。
先要说明为什么许多学者会悲观地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将长期陷于人多地少的轮回，无以解脱。1990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大量国企职工下岗，城乡整体非农就业增长速度锐减，从1980至1996年的平均每年1500万，下降到1997至2000年的平均每年650万，仅仅勉强消化了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徘徊于3亿线上。这是“三农问题”讨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案的部分背景。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经过几年的痛苦适应，城乡整体非农就业增长速度最近几年又回升到每年1000多万的数量。务农人数也在2000年以后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递减，即每年约600万左右。同时，现今人口的自然增长趋势业已减缓，从1980到1995年的1.37％下降到今天的0.6％左右。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亦将随之减缓。今后即使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减缓，务农人数应能仍然以每年五六百万的速度下降，并于25年后减半。iii[3]
总之，中国农村人口就业正处于两大趋势的交汇之中。两亿农民的非农就业和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及随后劳动力自然增长的减慢），导致长期以来务农人数的第一次持续下降。这是个划时代的变迁。
在此同时，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动物类副食品（鱼、肉、蛋、奶）的消费量逐年上升，特别是近年来，奶及奶制品的消费迅速攀升。与此相对，粮食消费显著下降，反映动物类副食品的替代作用。
毋庸赘言，中国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但是从食物结构的转型上看，城乡却是同步的。先看肉类消费量，80年代初，城市人均约为21公斤（1981-1983年三年平均），农村人均10公斤，城乡之比为2.1；到近几年，城市人均肉类消费量是31-32公斤（2003-2005年三年平均），农村人均19公斤，城乡之比减缩到1.7。再看水产类消费量，80年代初，城市人均7.7公斤，农村人均1.4公斤，城乡之比为5.5；近3年，城市人均12.8公斤，农村人均4.6公斤，城乡之比减缩到2.8。
食物结构的转型也是横跨不同收入群体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家计调查收入分组资料，鱼、肉、蛋、奶人均消费量随收入水平递增。纵向比较
1995和2005年的收入分组资料说明，动物蛋白消费量的提高不仅体现在高收入人群，也体现在低收入人群。比如，1995年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10%人口的肉类（猪、牛、羊、禽）消费量分别是人均30.2和17.5公斤（中国统计年鉴1996：表9-10）；到2005年，这两个极端收入组的肉类消费量分别增长为37.5和23.7公斤（中国统计年鉴2006：表10-13）。所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高能量的动物蛋白消费量将继续提高。中国人在食品结构上的要求，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居民（排除体力和非体力劳动主要是量上的差别），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彭玉生和我根据今天城镇平均和城镇中上层40%收入组的消费量，来估算全国食品消费量未来的需求和上升空间。城镇中上层40%的人均肉类、水产消费量分别为37公斤和15.6公斤，即每日约3两鱼、肉的水平。在我们看来，这已逼近鱼肉消费量的饱和水平。根据这个标准来估计，人均水产消费量还有较大上升空间，接近翻番（90%）。全国肉类人均消费量，还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目前城镇中上层的消费水平，其中猪肉上升余地较小，牛羊肉和禽肉的上升空间较大。鸡蛋还有55％的上升空间。而奶及奶制品的上升空间最大，为150％。
同时，人均粮食食用量有望减半。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粮食的总需求会下降，相反，粮食消费的减少意味着肉食消费的增加，而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饲料。根据我们对未来畜牧业发展潜力的估计，饲料粮大概还有1亿吨的增长空间。
蔬菜消费，仅从斤量考虑，上升空间不大。iv[4]今后的发展方向不在于产量或播种面积的扩大，而主要在于改进品种、档次、加工和运销。比如，北方在过去的大、小白菜之外，加上茄子、西红柿、油麦菜、丝瓜、芦笋、韭菜、空心菜、木耳菜、鸡毛菜、苋菜、娃娃菜等等多样品种，甚或有机蔬菜。v[5]
相对蔬菜消费量，水果消费量偏低，但有上升趋势。全国人均水果消费量为34公斤，城镇中、上层的人均消费量为70公斤。发达国家的水果消费水平是100-150公斤。水果消费水平偏低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中国人还没有饮鲜果汁的习惯。随着电冰箱的普及，水果和果汁的消费有很大上升空间。
总之，食物消费转型是近年来在大规模非农就业和人口增长率下降之外的第三个历史性变迁。
我们根据近年变化的趋势对未来的食品消费继续转型作了估计。从1995至2005的10年间，人均水产和肉类（猪、牛、羊、禽）消费以每年约5%的速度增长，人均蛋消费的增长速度为3.4%，奶及制品为18％。我们如果假定水产和肉类继续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蛋以3%的速度增长，奶类产品以10%的速度增长，那么，10年以后，这些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将达到或接近增长的限值，即今天中上层的消费水平。
这样的变化将会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因为粮-肉-菜兼重的农业多种经营模式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2005年每个务农农民平均169天务农，其中136天种田，33天渔牧。若按一年250个工作日来算，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失业的，即一亿左右剩余劳动力，这与学术界的共识基本一致。但根据我们的预测，10年以后，局面就可能会大为改观：每个务农农民要用176天种田，另外64天从事渔牧业，这就接近比较充分的就业。vi[6]
从农场规模来看，也能说明问题。根据我们的估计，10年以后劳均播种面积将从今天的7个播种亩vii[7] 提高到10亩左右，而25年之后将达到15、16亩。在改革初期以粮为主的农业结构下，一个劳动力的适度规模在江南起码是10亩，华北15亩，但是在今天向多种经营转型的农业结构下，只需要当年约一半的耕地。这里估计的25年之后的劳均15亩将会是超过一个劳动力（凭今天的技术）自己所能耕种的规模。即便假设在未来的25年里，农业劳动力下降的速度达不到每年600万，而是每年400万，到2030年农业劳动力总数为2亿，劳均播种面积约12、13亩，那么每个农民仍然需要工作320天左右。所以，无论如何，10年至25年内，中国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应会明显改善。
收入的估计比劳动时间的估计复杂许多，这里不可能详细重述。我们采用的是非常保守的静态估计，没有考虑到今后的技术更新、市场价格的上升或国家的价格调整（因为这些变化不好量化估计）。虽然如此，我们的估计是，到2015年，劳均农牧渔的净收入可能会增长到五六千元，增长速度为每年4%左右。到2030年可能增长到10000多元。这些数字是根据2003年的不变价格来估算的，必须以今天的收入和价格结构来理解。
即便是在上述最保守估计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农民如果在今天的收入和价格结构下能够单靠务农平均挣10000块钱，应会带来
一系列的变化。首先，农业从业不会是像今天那样陷入绝境，只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当部分急不可待要脱离农业的农民应会愿意留村，在农业经营中谋取出路。今天农村的青壮年几乎全体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应能得到缓解。此外，农业收入一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定也会相应提高（不然农民就不会愿意外出打工）。
有人会认为工资一旦这样提高，中国将会失去其争取全球资本的“比较优势”。我们认为这是个盲点，其一，较高和较稳定的待遇应会提高劳动者工作效率，减少今日许多不合理的浪费。其二，即使工资成倍上升，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仍然将是世界上相对低廉的。（现今只是台湾、香港的约10分之1，美国的4/50分之1）。viii[8]其三，伴随经济进一步发展，对外来资金的依赖度也应会逐步减低。无论如何，今天的“三农问题”应该可能得到缓解。
上面简述的这三大历史性变迁之中，两个——就业趋势和人口自然增长——直接关联人口过剩问题以及国家控制生育政策，乃是完全出于舒尔茨视野之外的因素。第三个——食品消费转型——也完全出于舒尔茨考虑因素之外。但正是这三个因素形成了今天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性契机。
当然，这一切只是个模拟和契机，去实际还远。它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持才可能实现。但当前农业政策在实施中已经把小规模农业的不能发展当作理所当然。地方官员心目中普遍把美国模式当作为中国农业的唯一可能发展方向。他们扶植的是大规模的专业化企业型农业，不是小规模的家庭多种经营。即便是反对美国模式、要求维护土地承包制度的官员们，也普遍认为小规模家庭农业发展潜力十分有限，中国农村必得等待更高度的城市化和非农就业，才有可能克服当前农业收入低、农村（相对）贫穷的问题。因此，观点对立的两派在农村产权问题上固然针锋相对，但却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农业的低收入和劳动力过剩问题，必须等待进一步的城镇化才有可能解决。也就是说，农业目前基本是个绝境。而我们提倡的则是要在农业本身里面挖掘走出中国过密困境的道路。
（四）与美国模式的不同
应该说明，我们设想的中国农业发展模式和舒尔茨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们设想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和舒尔茨的完全不同。我们设想的是中国
将来的劳均10到15亩的家庭农场，而他心目中的则归根到底是美国的家庭农场，是今天劳均900亩的家庭农场。我们设想的是小规模的多种经营，而他设想的则多是相对大规模的专业经营。我们设想的是后工业化时期的21世纪的小农场，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后工业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例如，农业部从2003年以来致力推广的“秸秆养殖”模式便可能具有相当潜力。配合新生物技术，农村很多被废弃焚烧的农作物秸秆，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生物剂而改成高质量、低成本的牲畜饲料。ix[9]此外是生物能源。一个颇有潜力的可能是在黄河以北占全国土地面积的足足41%的草原地带种植甜高粱，用来生产可供汽车使用的生物能源乙醇燃料以及糖和酒精。（《中国的甜高粱》，2006；朱志刚，2006）上述的只是两个可能例子。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应会发明更多的可能，而使用生物技术的方法一般将会是环保型的生态农业，是绿色产品，是长期可持续的农业，也可以称作为“后工业化的…小农经济?”。舒尔茨设想的则完全是从传统农业转向工业化技术的农场。
更多的不同在于配套条件。显然，我们上面所说的历史性契机只不过是一个契机，去实际甚远，因为它的实现还需要制度性和其他的因素。我们模拟的小规模农业还不具备充分发达的融资条件，而舒尔茨心目中的则是根据美国现实把银行贷款等认作为既定条件。我们模拟的农场也尚未具备充分的运输、销售等等必要的进入市场条件，而舒尔茨设想中的则是把这些当作为既定条件。我们提出的未来估计只不过是需求方面的趋势，尚未具备具体的制度性设施的计划，而他的则是把制度性条件当作为给定前提。这些不同所突出的是市场化中国家的关键角色的必要。
（五）国家的角色
作为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国家干预越少越好。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信条是把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认为必须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制度环境下才可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合理配置资源。x[10]新制度经济学则特别强调唯有在产权完全明确私有化的制度下，才可能接近理想的零"交易成本"状态，提高效率，由此促进经济发展。xi[11]对许多中国制度经济学者来说，这套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削弱国家机器，甚或通过休克治疗消灭现存政治体制。
但实际上，中国近30年的市场化发展“奇迹”的动力其实主要来自国家，首先是乡（镇）、村级（集体）政府推动的乡村工业化，xii[12]而后是省、市、县级政府带动的"招商引资"。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体制的演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完全相反，非但没有收缩，反而更加庞大。
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家体制显示更多令人不满的弊端，尤其是官僚机构的更加臃肿、权力的商品化、部门的牟利化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明显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韦伯意义中的（“理性”或现代性）“科层制化”，建立或扩大了许多专业化的合理部门与管理体系，诸如环保、食检、质检、城建、机场、交通等等。xiii[13]
其实，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同时包含三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历代王朝时期的“官僚”体系，革命时期得自苏联模式的“干部”体系，以及新近提倡的现代西方“公务员”体系。（袁刚2007）高密度人口自始便是高度集权的历代政治体制下的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黄宗智2000b：第16章）由之形成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则是现代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全能政权的根源；而市场化改革下的模仿西方则是新公务员制度的来源。正是这三者的组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
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这个“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成功地激发了乡村基层和地方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让他们带动了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点已是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的共识。xiv[14]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既是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众多弊端的根源。
xv[15]
对于改革30年的经历的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失误在于他们所认为必须削弱甚或消灭的“体制”居然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旧体制内的村、乡政府，以及后来的省-市-县政府的推动，便不会有近30年的经济发展。请问：如果30年代的国民党在当时进一步放权给地方政府并号召它们推动经济发展，会能做到什么样的结果？又有进者：当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协助，中国的企业怎能在国内外与跨国公司竞争？问题是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共产党的党政体制，以及它所连带的无可否认的弊端？怎样去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性，而又同时改进它的众多弱点？问题不是怎样通过休克治疗去消灭现存体制。
今天需要的不是硬搬舒尔茨理论的设想，强调要把国家干预最小化。
今天需要的是认识中国农业的将来应以小规模农业为主体的现实。舒尔茨认为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激发农民的自发图利积极性来改造农业，不要把农村经济统、卡死，是正确的。但是，他无视中国人口过多的基本国情，把大规模的美国家庭农场当作中国农业发展的范本，是完全错误的。他更把美国模式构建为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的纯市场竞争模式，也是错误的。首先，这不符合美国历史实际，美国事实上长期干预、扶持农业（美国联邦政府当今每年补贴全国农场200亿美元）。其次，无干预的农业经济完全不符合当代中国历史实际和农业的需要。事实是，强有力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器使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其生育控制则使中国农业当前的历史性契机成为可能，而今后农业与农村的可能改造的责任则非国家莫属。
（六）两大国情的相互关联
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和人口过剩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两大基本国情——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庞大的人口造成大规模的贫穷，导致社会危机，而古代的政权，虽然高度集中，同时也高度简约，对社会基层其实高度放任，由其市场机制自由运作。（黄宗智2007a）正因为如此，无法克服大规模贫穷的问题，造成周期性的农民运动与战争。进入近现代，正是相应这样的社会背景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以及其后国家对社会的大规模干预。由此，在原有的古代官僚体制之上，形成了现代革命对社会的“全能”控制“体制”，以及其强烈的官僚主义化倾向。
面对权力如此庞大、如此高度渗透基层的“体制”问题，毛时代采用的主要是两种对策：一是通过“开门整党”的群众运动来纠正政治制度的官僚化，最终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一是由中央的条条放权于地方的块块，赋予第一线的基层和地方更大的灵活性。后者正是改革时期所运用的方法。
现在回顾，80年代乡村工业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那个基层中的几种重要因素的巧合。先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于为社区服务的优秀社队干部群体。再则是资源所有权和管理合于一体的集体制度。中央的放权激发了两者结合下的灵活性和积极性，由此推动了蓬勃的乡村工业化。当然，农业劳动资源过剩和此前的工业化也是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其后，在
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之后，以及在国际资本全球化的大潮流下，投资供应和需求规模扩大，已非村-乡级集体所能承载，由此推动了经济主体上移到县-市-省政府。后者不像村-乡那样具有现成的集体所有制，因此导致了从以集体为主体到由官-企/商结合为主体的制度转向。但其动力仍然相当程度来自原来的放权到第一线所触发的灵活性，以及地方干部为本社区服务的价值观。不同的是，在新官方市场化理论和词汇所制造的大氛围下，同时激发了地方官员的私人牟利动机和行为。在市场主义意识形态下，追求一己利益被修饰为新时代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市场机制配置效率、发动“人力资本”的正当办法和行为。
显然，今天的“体制”中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弊端的根源不像舒尔茨设想的那样完全是毛时代革命遗留下来的“极权”体制，而可能更多地是市场化下为一己谋私利的资本主义意识。根据提倡休克治疗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萨克斯的模式，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功乃是极其偶然的，其非市场、非私有、非完整法制化的体制只可能越来越腐败，越来越低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全盘模仿西方理想中的纯粹市场经济以及其必备的民主-选举、自由-私产、法律-宪政配套。唯有如此，方才可能把追求私利的个人主义变成为原教旨市场主义中的那种必然会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机制。xvi[16]
当然，事实不会如此简单，也不会是非此即彼。上面论述的历史经验说明的是：（一）纯放任的市场经济，如国民党时期的农村经济那样，不能处理中国的大规模社会危机问题；（二）全能性的计划经济，如毛泽东时代那样，会导致官僚主义化的政治体制和一个僵化的经济；（三）中央条条放权于第一线的基层和地方块块，如改革时期那样，能够触发体制内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四）从计划机制到市场机制的“转型”，尤其是通过市场需求来带动生产，能够搞活经济，但也会导致贫富不均和官员腐败。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体制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说明国家所作的抉择十分关键。问题是：怎样去继承它原来为了社会公正而抓到和建立的“全能”权力，而又同时让它通过放权和市场化来与社会的经济潜力连同促进发展？
xvii[17]
我们需要的是与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另一种学术思维方式，是从实际经验，也可以说实践历史，而不是理论信条出发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xviii[18]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十分独特，需要扎实的经
验研究来掌握实际和创新性的理论概念来概括。在此过程中，固然可以，也应该借鉴于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非常丰富、非常慎密的理论概念与方法；但是，也应该同时认识到，它们主要是得自从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和纯市场经济竞争前提出发，通过演绎逻辑而得出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的长处是逻辑上的严密性；它们的弱点是无视与理论建构不同的经验的理论提炼。我们可以通过与他们对话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概念，但决不应局限于他们的理论。
思考中国的农业问题，必须认识到小规模农业将长期延续的现实，而小规模农业的现实则突出了国家扮演关键角色的必要。今天需要的不是硬搬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农业发展理论，不是模仿美国模式，而是创建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其根本问题在于怎样激发、扶持小规模家庭农场的积极性。这里应该包括一系列的制度选择：提供以小家庭农产为主要目标的融资渠道（如免息或低息贷款），触发以小家庭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协作，为他们的生产、运输、销售提供必要条件，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廉价后工业时代生物技术。这样，才有可能创建舒尔茨所强调的使用新技术的低成本、高收益经济环境，凭此充分发挥小农业的创新性和积极性。此外，由国家为农民提供基本医药保险，解除农民今天在城乡对比下强烈感受的不安全。事实是，唯有在国家的积极领导和扶持下，才可能触发舒尔茨理论中的那种农民的积极性，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
困难是，当前的这个国家体制既是众多问题的解决出路，也是它们的来源。今天需要的是把国家从一个控制性、汲取性的机器改造为一个服务性的机构。今天需要的既不是计划经济下的集权体制，也不是舒尔茨设想中的看不见的手，而是一个扶持性的手的国家。问题是怎样转化这个体制，不仅只转化它的理论构想，更要转化它的实际运作。面对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习性，包括形式化作风和官僚主义的潜规则和潜意xix[19]识，这是个艰巨的工程。但是第一步必须要梳理清楚我们对过去的计划经济的想法，以及对舒尔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想法。那样，才可能认识问题的真实性质，才有可能谈到对策。
（七）理论的局限
最后，要说明我自己和舒尔茨对经济学和其所谓“理论”的态度的基本不同。显然，我自己的所谓“内卷”/“过密”“理论”，自始便和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相连。它是从历史实际提炼出来的分析概念，是一个与经验证据紧密结合的概念。明清以来直到1980年代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农业是“过密”的，但在近年的“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下，未来的趋势很可能将是“去过密化”。显然，我的所谓“过密化”“理论”自始并不具有超越特殊历史情况的普适野心，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统治集团为获取世界霸权而构建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理论。它从来就“只不过是”一个学术分析概念，不能超越时空。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和古今皆准的绝对、普适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它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得通过当时的环境来理解。我们不要迷信所谓“科学”。在人文社会领域，我们研究的是有意志和感情的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对没有意志和感情的物质世界那种数学似的科学方法去理解。前者与外因的关系是双向的、由客观与主观因素互动的，后者才是单向的或客观的。即便是生物科学，也不可能带有今日许多经济学家自我宣称的那种类似于数学那样的科学性、精确性、绝对性。其实，物理学本身也早已超越了牛顿物理学那种绝对的时空观。
今天，要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寻找出一条可行出路，我们需要的是从实际出发的思维，不是任何简单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硬套。中国当前的经验和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不可能通过任何学科或学派的议定前提来解决。它需要我们正视经验的严谨研究，而不是迷信所谓科学的意识形态。它需要我们在概念上的既大胆而又严谨的创新，而不是盲从任何理论模式。它需要的是多学科视野的灵活使用，而不是任何自命为科学的单一学科的方法或观点，更不是舒尔茨美国模式的盲目照搬。正视中国两大国情的历史性，以及当前的契机，才有可能克服长时期以来农业的过密化困境，走出一条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Buck，John Lossing. 1937.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Shanghai: University of Nanking.
Chang Liu. 2007.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angzi
Delta, 1850-1949. UK: Routledge.
Li, David “Changing Incentive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8, no. 2 (1998): 393-397.
Perkins, Dwight.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erkins, Dwight and Shahid Yusuf. 1984.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1, 4: 83-92。
Schultz, Theodore W. 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蔡昉。2006。《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 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三联书店，2003
贺东航2006《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来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载《东南学术》，第4期，42-51页
黄宗智彭玉生2007《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黄宗智2007a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中国乡村研究》2007，第5辑：1-23页————2007b《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载《开放时代》2007第4期，5-25页
————2006a《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载《读书》，第2，3期。
————2006b《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载《读书》，第10期。
————2005《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5，第1期，85-95页。
————2000a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21世纪物理学的25个难题 大卫·格罗斯1[①] 编者按：1900年，在巴黎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4－1943）根据19世纪数学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新世纪数学家应该致力解决的23个数学问题。希尔伯特的演讲，对20世纪的数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00余年之后的2004年，另一个大卫，因发现量子色动力学中的“渐近自由”现象而荣获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物理学家大卫·格罗斯教授，同样就未来物理学的发展，提出了25个问题。也许人们会说，在物理学领域提出问题要比数学领域容易得多，因为物理学就像大江大河，而数学则像尼罗河三角洲中纵横交错的河网。但若是反过来想一想，既然物理学界对前沿问题具有更广泛的共识，我们就不难明白，格罗斯教授所提出的问题对未来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有趣的是，这25个问题中，有1/3落在物理学的边缘地带，其中3个与计算机科学相关，3个与生物学相关，4个与哲学和社会学相关。格罗斯教授的演讲，最初是为美国加州大学卡维利理论物理研究所成立25周年庆典而准备的，该庆典云集了物理学各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此后数月，格罗斯教授先后在欧洲核子中心（CERN）、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浙江大学等地作过内容相近的讲演。这里的译文，系根据格罗斯教授所提供的讲稿译出，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网站有免费下载的讲演录相（https://www.doczj.com/doc/958530281.html,/ Video/2005/000.asf），读者也可以参考。 作者简介：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卡维利理论物理研究所（Kavli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所长。格罗斯教授是量子色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当代弦理论专家，因发现强相互作用中的渐近自由现象2004年与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和戴维·波利策（David Politzer）分享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份讲稿来自于我在2004年10月7日卡维利理论物理研究所（KITP）25周年庆祝会议上所作的演讲。在这次会议中，与会者被邀请提出一些可能引导物理学研究的问题，广泛地说，在未来25年可能引导物理学研究的问题，讲稿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来自于与会者所提出的问题。 1、宇宙起源 第1个问题关于宇宙的起源。这个问题不仅对于科学而且对于哲学和宗教都是一个永久的问题。现在它是理论物理学和宇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宇宙是如何开始的？” 根据最新的观察，我们知道宇宙正在膨胀。因此，如果我们让时光倒流，宇宙将会收缩。如果我们应用爱因斯坦方程和我们关于粒子物理学的知识，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对哪儿会出现“初始奇点”做出近似的推断。在“初始奇点”，宇宙收缩成为一种难以置信的高密度和高能量的状态——即通常所称的“大爆炸”。我们不知道在大爆炸点（at the big bang）发生了什么，我们所知的基础物理的所有方法——不仅是广义相对论和标准模型，甚至包括我所知的弦理论——都失灵了。 1[①]作者简介：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卡维利理论物理研究所（Kavli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所长。格罗斯教授是量子色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当代弦理论专家，因发现强相互作用中的渐近自由现象2004年与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和戴维·波利策（David Politzer）分享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戏曲以窥中国文化 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悠扬悦耳的戏剧，韵味十足的书画，独特的建筑，优美的诗词，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中国各个时期的科技文化，既保持与发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继承与发展了前代成就，又借鉴、吸纳了异域文化的成果，包容了本国各族的文化，同时又为世界文化和后世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今天的中国依然身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中。今天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在新时代的转换。只有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跟随历史的潮流，传统文化才能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 我透过戏曲一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戏曲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戏剧。戏曲的内涵包括唱念做打，综合了对白、音乐、歌唱、舞蹈、武术和杂技等多种表演方式，不同于西方将歌剧、舞剧、话剧。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在世界剧坛上也占有独特的位置，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 中国戏剧的历史十分悠久。戏曲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秦汉时代。但形成过程相当漫长，到了宋元之际才得成型。成熟的戏曲要从元杂剧算起，经历、明、清的不断发展成熟而进入现代，历八百多年繁盛不败，如今有360多个剧种。中国古典戏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及近、现代戏曲等四种戏曲模式。 说到戏曲就不得不说中国的国粹京剧了。自清代前期起，戏曲舞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戏曲的民间化和通俗化。先是昆曲、高腔折子戏的盛行，后是地方戏的兴起。从此，戏曲舞台不再是传奇戏的天下，昆曲与高腔有了来自民间的竞争者。戏曲的表演场所也由厅堂亭榭变为了茶肆歌台。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为庆祝乾隆的八十寿辰,三庆班进京献艺，。徽调以其通俗质朴之气赢得了京城观众的欢迎，从此在京城扎下了根。继徽班进京之后，湖北汉调艺人也于道光年间（1828年前后）进京与徽班艺人同台献艺，他们同徽调艺人一样唱皮黄腔，只是更具湖北风格。京剧形成后不久，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盛期，时间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当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京剧演员并在此时引起了宫廷官方的喜爱。宫内优厚的物质条件促进了它艺术上的成熟。世纪初的新思潮极大地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个繁盛期。这一时期京剧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优秀京剧演员的层出不穷上。而且，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流派产生最多的时期，旦行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生行的余（叔岩）派、马（连良）派、麒（麟童）派；净行的金（少山）派、郝（寿辰）派、侯（喜瑞）派、丑行的萧（长华）派等。每个流派的创始者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剧目，所以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文学的繁荣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 “有心托市，无人问津” 京剧是中华文化之集大成者，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是“国粹”。但京剧艺术古老的形式和缓慢的节奏已经不太适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创作题材单一和缺乏新意，使得近２０年来上演的京剧剧目中，传统题材仍占据主导，“老戏老演、老
探究活动课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历史小论文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介绍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延续及其影响，让学生了解文化的继承性。 分析传统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鲜明的民族性，解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知道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传统文化对社会与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则会起阻碍社会进步、妨害发展的消极作用。 明确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克服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才能兴旺发达的道理；阐述继承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能力目标 感受中国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和传统思想等在现实生活中的深远影响，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培养分辨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能力，通过对“传统文化对社会与人的发展的作用”，以及“继承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积极作用的正确态度”的分析，尝试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赏析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分析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学生热爱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的热情。树立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价值的态度”。 【教学重点】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教学难点】 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影响 【教学准备】 相关图片资料 【教学过程】
1．让学生课前预习教材并发现问题，搜集有关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由来及特点的相关资料。 2．思考教材中的“探究活动” 讲授新课 师：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关于文化传播的相关内容，了解到文化传播在促进中外文化继承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将一起继续学习和探究新的内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继承。 在进入新课之前让同学们看几幅图片，看看有没有同学了解这些传统文化的来源，知道它有哪些特点。 问题探究： （1）你知道它们的由来吗？ （2）你能列举出传统文化的哪些特点？ 一、传统文化面面观 展示图片：针灸京剧书法和绘画 师问：我们能否运用以上事例，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有哪些特点？ 学生讨论后，教师归纳： 传统文化是： 1．历史上沿传下来的民族文化，产生于过去，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2．本土文化，是人们长期共同生活的积淀，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 3．既存在于历史中，也存在于现实中； 4．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师设问：通过以上事例的分析，能不能概括出“传统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学生探讨，可以分小组讨论） 学生讨论后，教师归纳：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保留在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其形成过程说明文化具有继承性。没有文化的继承，就没有文化的积累。从传统文化的多方面影响，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继承性。 结论：文化具有继承性。 传统文化包含的内容是广泛的，下面我们从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等方面，一起来感受我们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1．传统习俗 师问：我国传统习俗你知多少？你知它们的由来和演变吗？
过去与现在作文 本文是关于作文大全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过去与现在作文（一）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科技时代，衣食住行都不在话下，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我们仿佛生活在天堂里。 过去，衣服质量很差，薄薄的一层布，既不保暖也不防晒。布料种类很少，最好的也不过是带点小花的，颜色并不艳丽，都是同一色调。现在，衣服各式各样，冲锋衣、T恤衫、保暖内衣、羽绒服……每种衣服都有不同的用途，而且都是绚丽多彩的。条纹的、方格的、还有图片的，有的实用，有的漂亮，有的暖和……件件都比过去的好。 过去，房子大部分都是砖瓦房，不但不结实，安全系数更是大打折扣。夸张些说，就是“弱不禁风”。几级大风或是地震洪水，大部分灾害都抵挡不住。现在，造房子用的全是钢筋水泥，牢不可破，就是十三级大风也毫发未损，在洪水里泡五六天也不会有事，六级地震也奈何不了它，安全十分有保障。 过去，出行都用自行车，那是当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有辆汽车就让人羡慕得不得了。交通工具很单一，最快的不过也就是老式火车了。现在，交通工具种类繁多，电动车、飞机、高铁、摩托车……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什么都有。经过不断改进，许多交通工具又快又稳，根本不用为出远门而烦恼。
过去和现在比起来，我们真是幸福。可见，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呀！可有些人却身在福中不知福，根本不珍惜自己眼前的幸福，每天好吃懒做，虚度光阴。相反，还有很多人仍在不懈追求着那属于他们自己的更美好的生活，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学习不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 最后，我只想说一句话：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吧，也许有一天，它会从你身边悄然离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吧，也许它并不遥远，只需要你去追求它。 过去与现在作文（二） 时间，总能改变许多东西。它能让小芽儿冲破那一层厚厚的土，一睹阳光下的天地；它能让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共创一片繁华的都市；它能使沉睡已久的东方巨龙苏醒，腾飞于天上人间。 清晨到来了，而鸡的打鸣声已经随时间不知道飘向了何方，萦绕在耳畔的是一辆辆汽车在公路上疾驰而过的声音。依靠在窗边，已经眺望不到远处了。幢幢拔地而起的大楼，将我的视线遮掩。只有那高高耸起的山顶，还依旧面朝向我，向我诉说着它所见证到的奇迹。 翻开我儿时尘封已久的相册，一幕幕映入眼帘。 咦？这个顽皮的小女孩不就是我吗！我手里拿着的是……对了，是爸爸的相机外壳。只见我紧紧地将它攥在手里，丝毫不肯退步将这玩意儿还给爸爸。回想起来，以前的傻瓜相机还要上胶卷呢！一次性拍不完的话，在家里搁着，又生怕胶卷曝光了！洗出来的照片，又不容易保存下来，还真是麻烦！瞧瞧现在的数码照相机，照片可以直接
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戏曲以窥中国文化 249班王祥 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悠扬悦耳的戏剧，韵味十足的书画，独特的建筑，优美的诗词，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中国各个时期的科技文化，既保持与发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继承与发展了前代成就，又借鉴、吸纳了异域文化的成果，包容了本国各族的文化，同时又为世界文化和后世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今天的中国依然身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中。今天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在新时代的转换。只有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跟随历史的潮流，传统文化才能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我透过戏曲一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戏曲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戏剧。戏曲的内涵包括唱念做打，综合了对白、音乐、歌唱、舞蹈、武术和杂技等多种表演方式，不同于西方将歌剧、舞剧、话剧。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在世界剧坛上也占有独特的位置，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 中国戏剧的历史十分悠久。戏曲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秦汉时代。但形成过程相当漫长，到了宋元之际才得成型。成熟的戏曲要从元杂剧算起，经历、明、清的不断发展成熟而进入现代，历八百多年繁盛不败，如今有360多个剧种。中国古典戏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及近、现代戏曲等四种戏曲模式。 说到戏曲就不得不说中国的国粹京剧了。自清代前期起，戏曲舞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戏曲的民间化和通俗化。先是昆曲、高腔折子戏的盛行，后是地方戏的兴起。从此，戏曲舞台不再是传奇戏的天下，昆曲与高腔有了来自民间的竞争者。戏曲的表演场所也由厅堂亭榭变为了茶肆歌台。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为庆祝乾隆的八十寿辰,三庆班进京献艺，。徽调以其通俗质朴之气赢得了京城观众的欢迎，从此在京城扎下了根。继徽班进京之后，湖北汉调艺人也于道光年间（1828年前后）进京与徽班艺人同台献艺，他们同徽调艺人一样唱皮黄腔，只是更具湖北风格。京剧形成后不久，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盛期，时间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当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京剧演员并在此时引起了宫廷官方的喜爱。宫内优厚的物质条件促进了它艺术上的成熟。 二十世纪初的新思潮极大地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个繁盛期。这一时期京剧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优秀京剧演员的层出不穷上。而且，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流派产生最多的时期，旦行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生行的余（叔岩）派、马（连良）派、麒（麟童）派；净行的金（少山）派、郝（寿辰）派、侯（喜瑞）派、丑行的萧（长华）派等。每个流派的创始者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剧目，所以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文学的繁荣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 二、“有心托市，无人问津” 京剧是中华文化之集大成者，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是“国粹”。但京剧艺术古老的形式和缓慢的节奏已经不太适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创作题材单一和缺乏新
《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和对中华文明的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追求“”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体国经野”：试古代的王朝》，《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扬权》）；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和，并发展成为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名言警句 ●假如你希望现在与过去不同，请研究过去（斯宾诺沙） ●如今逗乐我们的一切都曾是某种危急关头（弗吉妮亚·伍尔夫） ●不要等到日子过去了才找出它们的心爱之点（法国） ●不要埋首于远昔的过去，把握现在吧（德国） ●不要让昨天占用今天的时间（美洲） ●好汉不夸当年勇 ●毋为已消逝之年华叹息，须正视匆匆溜走的时光（欧洲） ●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思念（普希金） ●观往知来 ●最可怕的是看见你过去憎恨的一切披着将来的外衣又回到你面前（让·罗斯唐） ●过去属于死神，将来属于你自己（英国） ●“过去”是我们临终的母亲，其实不是已经死亡的事物。我们的将来不断使她出现在我们的心灵中（梅瑞狄斯）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应展望将来，莫留恋过去（拉丁美洲） ●记住昨天，假如不是为了激励明天的进取，那就莫如忘却 ●将来现在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鲁迅） ●将来走到我们中间，为了能在它发生之前很久就先行改变我们（里尔克）
●对于将来的真正大方在于向现在献出一切（法国） ●为着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绘你现在的图画 ●追上将来，抓住它的本质，把将来转变为现在（苏联） ●创造明天的是今天，创造将来是眼前，当你痴痴地坐等将来的时候，将来就从你的懒惰的双手中畸形丑恶地走出来（克劳塞维茨） ●把每时每刻都用在自己的事业上的人，对他来说都是足够的原因（塞涅卡）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将来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般飞逝，过去永远静立不动（席勒） ●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将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架打。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蔼理斯）
过去过年和现在过年的对比 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名族最隆重的和中国人最期待的节日。在过去，无论高高朝堂，还是僻野民间，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小民百姓，对于春节是十分重视的。古时候过年的情景如何呢？如唐朝诗人周弘亮的诗句所言，“何处夜歌销腊酒，谁家高烛候春风”，描写出了故乡除夕的浓浓年味。又如王安石的一首著名的七绝诗所言，“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描绘出了我国古代人民欢度春节的喜庆场面。 中华文明已有5000年，而中国人过春节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足见春节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之重。传统的春节有很多习俗，人们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事”，每隔几天就有特别的含义和仪式：吃“腊八粥”、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扫尘、杀猪弄肉、祭灶神，蒸馒头、饮屠苏酒、吃年夜饭，守夜、放爆竹、给压岁钱、接神、祭祖、送财神、拜年……。总之，过去那种人神共享的中国年，尽展各式各样的民俗，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有着强烈的农耕文明时代的胎记。现在很多农村依然保留着过去的习俗，但是在大城市里，这些习俗反而见得少了。 大城市里，高楼林立，尽管邻居间门挨着门，但是却很少串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淡漠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随着这些生存环境的变化，“年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虽然春节的花样越来越多，拜年的方式也越来越时尚，而一些人却觉得现在的春节不如过去热闹了，对春节淡漠了，甚至一些人直抒感慨：过年没什么意思了！不少人对春节的新鲜感变得麻木，只是在毫无目的的搜寻着“年味”。过年时的七彩缤纷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新鲜，而唯一剩下的永存不变的就是与家人团聚的那份感觉，这或许是人们心中恒久不变的“年结”吧。 春节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走过了一年又一年，小时候的我们期盼快快长大，到现在岁月如梭，犹记那时“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的除夕的记忆。然后，这些都已成为了过去的故事。现在过年时的“年味”是浓是淡，已经争论了许久。但是，我认为不变的是人们对于春节过年回家的期盼。不管“年味”是浓是淡，当家人从全国各地回到家中，共享除夕夜，欢度春节，这对人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为什么相比于过去，现在的“年味”在一些人眼里变淡了呢？我们可以试着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过年的吃。过去，对于多数家庭来说，平时吃得都比较简单，无非是一些粗茶淡饭，肉类可能都很少见，一年中也仅有少数一些日子才会打打牙祭，给一家人吃顿好的。而过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所以，不论平时日子过得怎样拮据，除夕那晚的年夜饭还是很重视的。鸡鸭鱼肉都会尽可能的备齐全，特别是鱼，因为鱼的寓意是“年年有余”，人们希望来年能有个好收成，生活上能够更好一点。很多地方的人不论生活条件如何，都会尽最大努力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条鱼。另外，像腊肠、腊肉之类的，也基本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进门。越是物质匮乏，生活艰难困苦，人们对春节就越发的盼望，对“年味”品味的也越深。所以，过去人们对过年的吃还是很期待的。 现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相比于过去，人们的购买力也增强了不少，以前是买不起，现在是随意买。一年四季都可以在超市里买到几乎所有以前在过年才能吃到的东西。而且现在平时吃的和过年也没多大的区别了，对于一些普通家庭而言，也能做到天天有鱼有肉。我们对过年时的吃也已经不再抱有多大的期望，所以，这方面的热情也减淡了。
我们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六（2）班吴子捷 我们的祖国拥有着其他国家未曾获得过的悠久历史，从三皇五帝到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过去了悠悠的几千年的漫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中华民族饱经风雨，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巨变，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收到了无数的侵略，但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用我们独有的精神，坚持到了今天，开创了我们今天的新中国。 在过去的几千年时光中，虽然我们的祖国一直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度的控制之下，但还是获得很多的辉煌和成就，让所有的人类为之惊叹，为世界的今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发展。 在三皇五帝的时期一直流传着神农氏尝百草、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尧舜让禅的佳话。商代的盘庚迁都，周代的姜太公钓鱼，春秋战国的长勺之战、卧薪尝胆、周游列国、南门立木、田忌赛马、完璧归赵、窃符救赵、围魏救赵、荆轲刺秦王激励着无数的后来之士。秦时的破釜沉舟，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飞将军李广、苏武牧羊、司马迁写史记、昭君出塞、投笔从军、张衡发明地动仪、医圣张仲景，三国时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煮酒论英雄、官渡之战、神医华佗、七步成诗，两晋时的闻鸡起舞已经吟唱了几千年。隋代的李春修建赵州桥，让我们见证了古人的精湛技艺；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宋代的包青天、活字印刷术、资治通鉴，让我看到了当时的文化，韩世忠、岳飞，体现了宋代将领的爱国之心，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将宋代的诗词流传于天下；元代的成吉思汗开创了当时最大的帝国，天文学家郭守敬、纺织家黄道婆、书画家赵孟頫、作家关汉卿，体现了元代中国的发展；明代的郑和下西洋讲古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于谦、戚继光、袁崇焕又是一代爱国名将，徐霞客、李时珍编写明代的游记和医术；清代的康熙乾隆又创出一番新盛世。 这些过去的辉煌见证了我们祖国的过去，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耻辱，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日本的侵略、南京大屠杀让我们铭记，成为了我们心中的一次惨痛的记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 我们祖国的现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悠悠的五千年已经过去，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我们的伟大祖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给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祖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足和安定，让历尽沧桑的中国人民真正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这个美丽的新时代中，我们的祖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发展，从而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泱泱大国，站立在了世界的屋脊之上，站立在了世界民族之林，让我们的祖先，为我们这一群炎黄子孙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感到无比的光荣，无比的欣慰。 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新时代，我们完成了我们祖先一直梦想的事，我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飞机、坦克、战舰，拥有了核弹、原子弹、卫星，杨利伟叔叔这些伟大的航天员们，代表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第一次飞上了太空，第一次走进了太空，第一次将我们中华人民共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简报2009—05 2009.1.12 数学物理前沿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数学物理研究已经深入到数学和物理的很多领域，并且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成为21世纪数学和物理学发展的重点方向。为更加深入推动国内数学物理的发展，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10月13日-17日组织了“数学物理前沿问题”工作周，该工作周由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王世坤研究员和首都师范大学吴可教授负责组织，有来自中科院理论物理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和宁波大学等单位的五十余名代表参加，其中有14名国内数学物理知名教授和研究员，16名青年学者，约25名数学物理方面的研究生。 工作周研讨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 超弦理论和量子场论中的数学物理问题；2 辛几何、保辛结构算法和离散变分方法；3 协变的延拓结构理论及其推广；4 共形不变性、de Sitta狭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其中第2～3三个研究方向是由我们中国学者提出并开拓的研究方向，这个工作周的一个目的是回顾和总结国内在这些领
域主要研究成果和新的进展，介绍国际上超弦理论和量子场论等数学物理研究的进展，为参加这次讨论班的青年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指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推动国内有特色的数学物理研究。 工作周期间，共安排了21个学术报告，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代表详细地报告了The special relativity triple的研究；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代表介绍了“动力系统几何算法若干问题与进展”；浙江工业大学的代表报告了把离散变分方法用于图形的传输和再生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的代表介绍了将协变的延拓结构理论和方法推广到研究超对称的可积方程和离散可积方程；北京大学的代表报告了在AdS/CFT对应中的半经典弦的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报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关于辛几何、保辛结构算法和离散变分方法、协变的延拓结构理论和三个狭义相对论及其研究进展，也介绍了部分突出的研究成果。 “数学物理前沿问题”工作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紧密结合我国有优势的数学物理前沿研究，密切结合当前国际上重要的数学物理研究，安排学术报告，开展自由讨论。工作周期间，与会学者踊跃交流，研究生虚心求教，就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深入讨论，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研究生普遍反映很有受益。 全体与会人员最后对高科技中心所提供的学术讨论的环境、以及热情安排和周到服务深表感谢。 吴可王世坤供稿
初中作文：过去和现在 2019-12-08 喜欢遗忘，不喜欢铭记，喜欢低调，不喜欢高调――题记 七岁时，她很坚强，那时的她，再摔倒时，会忍着疼痛慢慢爬起来，用那双脏兮兮的小手拍拍身上的泥土，再笑笑。因为妈妈告诉过她，要做个乖孩子，不能太懦弱。八岁时，她很懂事，在学校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同学们的榜样，在家里她是妈妈的乖女儿，她会帮妈妈做很多事情，开始懂得照顾妈妈，开始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她不像其他小孩子那样玩耍，把时间浪费掉，等玩够了在回家，然后就是睡觉。 九岁时，她很独立，就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刻，她就知道，自己这一走，很可能很久后才能回来，但是她也很庆幸自己的这一走。由于生活在山村，那里的教学条件自然也不好，妈妈就让她跟着姑妈到大城市去，离开的前一个晚上，妈妈把他抱在怀里，给她说了好多，她一句话也没说，因为她想呆在这温暖的怀抱里的时间长些。 十岁时，她很自卑，因为她一直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个山村里来的穷丫头，和这个繁荣的大城市完全不符合，在学校，她不是同学心中的榜样，确是所谓的差生。直到有一天，她把自己心里想的全告诉了远在南方的妈妈，那一刻，就注定一切都会改变。 十一岁时，她很勤奋，学习成绩不断进步，直到再次成为同学心中的`榜样，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开始交朋友，开始变得活泼，不知不觉，她就开始喜欢这样的生活，也彻底的融入到其中…… 现在的她，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天真，单纯。她已经变得沉默寡言，这全是因为一件事。当一个人被自己最信赖的人背叛时，她会不再相信周围的一切，友谊，正是这个词让她的心变得伤痕累累。多年前那颗单纯的心，次可以变得千疮百孔。渐渐的，她的性格也开始变得暴躁，对什么事都不在乎。往日的笑容在她的脸上消失了，她讨厌笑，讨厌所有快乐的事。她也很寂寞，为了把寂寞从自己的生活中删除，她整天学习，努力让自己忘掉曾经。这样的生活，她觉得很无聊，所以她再次改变，在学校她是同学们的开心果，在家里，她与家人的关系就像是陌生人一样。她不向其他女孩那样喜欢逛街，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能做回自己。一次次的受伤，让她学会了伪装自己，掩饰自己，当她笑的时候，她的心却在哭
中国骨科的过去与现在 冯传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国骨科起源于医学的两大支，即祖国（传统）医学和西方医学。祖国医学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唐代（618-907）以来，陆续撰印了关于骨折、脱位治疗和矫正畸形的经典论著，描述了复位手法，小（短）夹板固定及促进循环消肿散瘀的方药（见表一）。 表一.祖国医学骨科历史概略 创作者朝代公元年代骨科贡献 华佗汉200麻佛散麻醉扩创 蔺道人唐841骨折、脱位处理，小夹板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危亦林元1337脊柱骨折治疗 《世医得效方》 吴谦清1742总结正骨八法 《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西医东渐，始于明代（1368-1644），经天主教传教士及欧洲商人传入我国。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建立了一些西医医院和医校。英国医生B e n j a m i n H o b s o n(1816-1873)取名合信，在广州、上海行医，1987年曾以中文出版《西医略论》，该书有介绍骨折处理和肢体外科的章节。 1950年代，我国提倡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求取祖国医学精华并探索其科学基础。中西医结合在骨科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前臂双骨折的治疗。中医治疗前臂双骨折，强调“分骨”法，方先之等在解剖学研究中，观察到前臂在旋转的中立位时，桡、尺骨之间的骨间膜张力与间隙最大。在中立旋转位分骨，骨折四个断端排列成类似单骨骨折的上下两段，很利于整复。这一发现为“分骨”手法提供科学依据。小夹板固定前臂骨折不超过肘及腕关节，因之任何活动，均可由上述两关节承荷。相反，用长管型石膏固定，透视观察证明活动发生在断端之间，不利骨折愈合。因而，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理法研究阐明了骨折愈合需要骨折部静止和肢体活动的一对矛盾获得统一，达到“动静结合”。这项工作，方
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菲律宾《当代亚洲》杂志第36卷第4期（2006年）刊登了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题为《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半殖民地到世界大国？》的文章，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政策未来十年中将迎来一次质变： 为了防止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大危机、中国的社会动荡以及美国的严重衰退或中美的军事对抗，跨国公司将从局部控制中国转向通过发动一场全方位的经济进攻全面控制中国：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控制关键的生产资料部门；控制中高端的国内消费市场；增加文化、娱乐、宣传和商业市场的份额。 这样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努力将会遭遇失败。相反，中国将变成帝国主义大国控制和争夺的对象，后者将利用政治精英、军队、学生等等激烈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中国国家性质和政权将被迫改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方法论和概念的说明 在计算中国的出口、投资、生产、融资和进口等时，几乎所有的学者、记者、顾问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官员都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混在一起。此外，他们普遍忽视了如下事实：外资企业增长越快，它们占中
国出口（和进口）的份额、利润和对中国经济新增长部门的控制就越强。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深化和扩大它的自由化战略以来，这种状况尤为真实。 外资企业的增长意味着中国的投资、贸易、出口、融资、定位和决策越来越由跨国公司的全球需要决定，这些公司都得到了其母国的支持。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加，它们对经济增长动力部门的影响也在增强。相反，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却在逐步缩小。更重要的是，就战略增长部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跨国公司的增多很可能改变国家的本质，使中国减少“中国性”和更加迎合跨国公司的战略。 如果我们把跨国公司看作是主要帝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延伸，视为帝国嵌入中国经济中的前哨或飞地，我们就应该把它们的扩张视为帝国增长的一部分。这将降低中国经济表现的级别。 这表明，关于中国是否拥有挑战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实力的争论可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 中国实力的增长是建立在如下观念之上的：在全融、制造和出口等战略部门中，由中国所有和控制的经济单位比帝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机构增长得更快。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证明的那样，数据并不支持这样一种假设。
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历史 小论文 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一戏曲以窥中国文化 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悠扬悦耳的戏剧，韵味十足的书画，独特的建筑，优美的诗词，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中国各个时期的科技文化，既保持与发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继承与发展了前代成就，又借鉴、吸纳了异域文化的成果，包容了本国各族的文化，同时又为世界文化和后世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今天的中国依然身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中。今天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在新时代的转换。只有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跟随历史的潮流，传统文化才能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 我透过戏曲一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戏曲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戏剧。戏曲的内涵包括唱念做打，综合了对白、音乐、歌唱、舞蹈、武术和杂技等多种表演方式，不同于西方将歌剧、舞剧、话剧。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在世界剧坛上也占有独特的位置，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 中国戏剧的历史十分悠久。戏曲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秦汉时代。但形成过程相当漫长，到了宋元之际才得成型。成熟的戏曲要从元杂剧算起，经历、明、清的不断发展成熟而进入现代，历八百多年繁盛不败，如今有360多个剧种。中国古典戏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及近、现代戏曲等四种戏曲模式。 说到戏曲就不得不说中国的国粹京剧了。自清代前期起，戏曲舞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戏曲的民间化和通俗化。先是昆曲、高腔折子戏的盛行，后是地方戏的兴起。从此，戏曲舞台不再是传奇戏的天下，昆曲与高腔有了来自民间的竞争者。戏曲的表演场所也由厅堂亭榭变为了茶肆歌台。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为庆祝乾隆的八十寿辰,三庆班进京献艺，。徽调以其通俗质朴之气赢得了京城观众的欢迎，从此在京城扎下了根。继徽班进京之后，湖北汉调艺人也于道光年间（1828年前后）进京与徽班艺人同台献艺，他们同徽调艺人一样唱皮黄腔，只是更具湖北风格。京剧形成后不久，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盛期，时间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当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京剧演员并在此时引起了宫廷官方的喜爱。宫内优厚的物质条件促进了它艺术上的成熟。世纪初的新思潮极大地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个繁盛期。这一时期京剧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优秀京剧演员的层出不穷上。而且，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流派产生最多的时期，旦行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生行的余（叔岩）派、马（连良）派、麒（麟童）派；净行的金（少山）派、郝（寿辰）派、侯（喜瑞）派、丑行的萧（长华）派等。每个流派的创始者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剧目，所以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文学的繁荣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 “有心托市，无人问津” 京剧是中华文化之集大成者，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是“国粹”。但京剧艺术古老的形式和缓慢的节奏已经不太适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创作题材单一和缺乏新意，使得近２０年来上演的京剧剧目中，传统题材仍占据主导，“老戏
道德与法律：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某公司效益很好，许多外单位职工都想调入，纷纷找市劳动局说情。市劳动局未征得该公司的同意，强行将20名外单位职工调入该公司。该公司不服，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此案应如何处理？（） A．不予受理，因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B．应当受理，因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C．告之属于劳动争议，应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D．不予受理，因为是劳动争议 2、A市某县土地管理局以刘某非法占地建住宅为由，责令其限期拆除建筑，退还所占土地。刘某不服，申请行政复议。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 A．复议机关只能为A市土地管理局 B．若刘某撤回复议申请，则无权再提起行政诉讼 C．刘某有权委托代理人代为参加复议 D．若复议机关维持了某县土地管理局的决定，刘某逾期不履行的，某县土地管理局可以自行强制执行 3、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在这种情形下，下列选项中那个说法是正确的？（） A．复议申请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B．复议申请人可以申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其受理 C．复议申请人可以申请上级行政机关直接受理 D．上级行政机关只能责令复议机关受理 4、熊某与李某同为某乡农民，2004年12月6日，两人因宅基地的事发生争执，李某乘熊某不备向其腰间踢了一脚，熊某被送往医院，经诊断后认定肋骨骨折，但后果并非特别严重，未构成犯罪，乡派出所对此事进行调查后对李某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李某不服，委托其兄长向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市公安局认为行政复议不能由他人代为提起，告知不予受理。李某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李某未经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否受理？( ) A．不予受理，应先提起行政复议 B．应予受理，复议机关不受理复议申请或在法定期间不作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C．不应受理，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 D．以上理由都不对 5、当事人对县土地管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提出申请？ A．《土地管理法》 B．国土资源部的有关文件 C．国务院有关土地管理的行政法规 D．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6、某村村民吴某因家里人口多，住房紧张，向乡政府提出建房申请。经乡人民政府土地员刘某批准后，即开始划线动工。周围左邻申某与右邻崔某发现吴某占用了自己使用多年的宅基地，即同吴某交涉。吴某申辩说建房是按批准文件划线动工，不同意改变施工计划。如申某与崔某申请复议，应当向下列什么机关提出？( )
饮食文化概论论文 《中国饮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摘要：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经几千年而生生不息如此博大的饮食文化最初源自以食为天的儒家饮食思想、养生为尚的道家饮食思想和茹素修行的佛家饮食思想随着儒释道三教的合一，逐渐出现了饮食思想的认同中国饮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流变与分期，最终形成中国以八大菜系为主、各地方特色菜系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进入新社会之后，对于饮食，由原来的解决温饱上升到"吃档次"，再上升到"吃稀奇"，在吃遍天下之后，饮食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增加了各种文化内涵，并且由于外来饮食的引入，出现了中外饮食交融的现象在将来，饮食将朝向三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实惠，一个是品位，一个是古怪。 关键词：饮食思想源头、流变、分期、八大菜系、现状、前景 中国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饮食文化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随着中华民族的繁盛进入现代，成为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为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地区认同、接受，被公认为人类饮食文化中的重要体系之一。 1中国饮食文化的过去 1.1饮食思想的源头 一种文化的形成必定有一种思想的支撑，饮食文化也不外乎如此支撑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的思想有三个主要源头，它们分别是儒家的饮食思想、道家的饮食思想和佛家的饮食思想。 1.1.1以食为天--儒家的饮食思想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民族的先圣就已经对饮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孟子说，“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和性不仅是人类本能的欲望，而且是天下之大欲，这一‘大'字，把饮食提高到了至上的地位”[1]在儒家的饮食理论中，饮食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与天理相通，《左传》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表现出人欲和天理相应的必然性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化，使这一观念系统化。 在儒家的饮食思想中，饮食即是天理这一观念发展到极致的表现形式是，“民以食为天”的广为流传，这使人人与之不可分离，而又习已为常的饮食被推崇为天理，进入至高无上的信念，高度凝炼地表述了民食即天理的伦理观念这一观念在中国流传广泛，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从传授农艺的《劝农书》“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到户户持有的家训“食为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