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DOC

法治读书笔记【篇一：《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书笔记】读朱苏力先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有感朱苏力先生在其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陈述了许多经过自身深思熟虑的观点。

有许多观点在现在法学教育、司法改革以及法治建设中得到了落实和完善，也让很多法律职业者或者法律爱好者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

对于我这个法科班学生来说，也不例外，也受益匪浅。

下面笔者从几个方面谈谈阅读该贵书后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部分赞同朱苏力先生的观点一、思考问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法治与变法》这第一编中，朱苏力先生强调“思考问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如果搞学术的要思索学术背景，提问作为切入问题的方式”、考虑“语境化的合理性”等等，这些字眼当中无不展现了朱苏力先生思考问题抓住社会背景的思路，这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必须思考社会背景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透析，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或者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笔者认为，作为法科生，应当在大学阶段就学会保持对理论与现实进行持续深入思考，对于一些社会现象，尽量地从法律角度进行剖析思考。

思索其缘由，联系其社会背景。

尤其是以后以法律作为职业的同仁，就必须养成一种利用法律分析思考社会现象的良好习惯，保持一种在分析社会现象时重视社会背景的理性思维。

二、针对与自己有不同的观点而采取的理性方式朱苏力先生强调在遇到与自己有不同观点时，“不断反思，既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又随时准备在有新的、有足够说明力的证据面前放弃自己的结论，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和观点”。

笔者完全赞同该理性说法。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要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但是，当我们的观点是谬论，或者相比其他人观点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时，又要敢于放弃自己的结论，而坚持别人更有说服力的观点。

三、如何写好一篇优秀法律文章写一篇文章时，朱苏力先生特别注重文章的角度、思路、方法或论证方式等；在写法律文章时，喜欢对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利用，更多关注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事，对于我们日常切身经验的提炼和感悟。

听苏力新讲：好思想又岂在朝朝暮暮（附苏力亲校演讲全文：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关键字: 社会转型中国法治熟人社会陌生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依法治国苏力谈（注：本报道和演讲稿均经过朱苏力教授亲自校对并授权观察者网发表，照片由中信大讲堂提供。

苏力老师委托观察者网转告读者：网上流传的速记稿错误颇多，请以此稿为准。

）苏力教授在演讲现场【观察者网北京报道】“我觉得演讲就应该站着。

”3月27日仲春之夜，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堂，朱苏力教授以这句开始了【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第一讲，主题是《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

当过兵，做过工，60岁的苏力依然精神头十足。

这位中国法学界的“洪七公”式人物，中国本位法治的思考者，当晚演讲风格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其言虽陈，其命维新。

说陈，只是因为其主要思路在十多年前出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等著作里都能找到。

说新，是因为比起流行的教条，依然显得“新”。

放在今天中国的大形势下，越发显出生命力。

此番演讲，苏力也针对近年来的新情况做出了新回应。

开宗明义，苏力教授宣布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什么叫法治？第二，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会需要法治？第三，中国法治今后面临的问题，以及前景预测。

什么是法治？我们是一个从来就缺少法治的国家吗？我们可能照搬他国法律吗？苏力今晚反复强调的是，大家不要一想到法治就是要求政府出台这个法那个法，法治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缺一不可。

“我们现在讲法治，好像只是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

其实法治在我看来，是一种社会有序的生活状态，整个社会的有序的生活状态。

用中国人最习惯的话讲，就是方方面面都要有规矩。

”“从经济学上来说，国家管制经济生活不能过多，国家对社会生活同样只能管最重要的部分，要留下广阔的空间让社会生活富有活力地形成自己的规矩。

”这段话很容易令人想起哈耶克的观点。

关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几点评论作者：路国正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08期摘要通过对苏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基本评论和反思，我们应当用法哲学上辨证分析逻辑来反思中国法治发展之路，正确协调和沟通国家法和民间法、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法治现代化和法治本土资源化的关系，以一种文明、开放和扬弃的姿态来正确对待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模式的发展路径，以期谋求一种“共时性”的法治发展理性之思维来助推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法治本土资源法律移植地方性知识作者简介：路国正，临沂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司法伦理学、刑事诉讼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3-191-02一、关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基本概述苏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一本试图从中国本土社会来反思中国法治发展中有价值意义的法律资源的经典书目。

该书主要针对当时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进行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中国法治建设應当从中国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的观点。

他通过论证知识的“地方性’和”界理性”等方面来论证中国法治不可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应当从中国本土经验来推动中国法治建设。

另外，苏力认为，“寻求本土资源应当从社会中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

上述是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本书中核心的观点和命题。

该书的第一篇文章“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为我们提供了进入上述核心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口。

该书之后的诸多文章尤其是“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和“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等文章对苏力上述观点进一步论证和分析，从个案角度来论证中国社会存在广泛有价值的法律资源，中国的法律本土资源是一个“富矿”有待我们去开发和利用。

法学生必读书籍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本书最大的价值当在法学“启蒙”。

它会告诉我们在观察法律现象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应该如何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进路，以及，如何揭示常识、挑战既有的知识和观念。

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读完此书，会感觉法律原来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枯燥。

2.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写得精彩，译得也精彩。

探索法律背后的精神，支撑法律的东西。

“没有信仰，法律它将形同虚设”。

在中国既有的法律传统被打破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寻找新的在法律下生活的传统？当然，读此书时，不要片面追求其中精彩的语句，更要注重起分析的思路和线索。

3.刘瑜：《民主的细节》这本书是众多学者推荐的书，是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

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我一直喜欢读刘瑜的文字，她的生动是智慧的生动。

在洞察力和解析能力的背后，是一个充满灵气和悟性的独立思想者。

我总是读完一篇就在等着她的下一篇文章出来。

——林达今日中国的公共讨论常见一种病理化的倾向，总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大而无当地浮游表层，夹缠不清，难以寸进。

所以刘瑜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她替这些苍白的名词补回了该有的细节和血肉，有专业学养的根基，又有平近亲和的故事。

她的评论正是这时代最需要的营养剂。

——梁文道我喜欢刘瑜的评论，她讲求事实与论据，不轻易选择左中右的某一方立场，对群众和权力，少数与多数都保持警惕和观察，避免简单的是非判断，避免振臂一呼的冲动，避免智力上的懒惰。

有这样的理性，才有负责任的时评。

——柴静4.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二》以信件的形式，从“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开始，用一连串的故事，层层铺排出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深刻地了解美国是如何在自身的制度系统中，通过“平衡和制约”去实施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

LegaI S y sce m A nd S0ci et yf叁叁!圭塾垒竺!堡!旦!!主i鲨i墓豳箧塑鋈浅谈中国的法治走向——以本土资源论为切入点高志雄同，L》缸止摘要中国法治走怎样的路才是正确的，一如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制度般在摸着石头过河，但相对于社会主义理论，法治具有更加丰富的理论、思潮、制度、哲学、历史等知识来源，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参考、借鉴和引入，但是问题也随之而发。

本文针对本土资源论和其对立的观点做了简要的比较和大致的分析，期望能在这两种对立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关键词本土资源本土化法治现代化范示中图分类号：D920．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l009-0592(20I O)11．013-02这里有玫瑰，就在这里跳舞。

真理就在你脚下，并不在彼岸。

——但丁从苏立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到邓正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或许早已是过去式了，但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还没有完成，如何在转型中的中国实现法治或法律的现代化仍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两种思潮的对立和碰撞从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看苏力教授的“本土资源论”，他认为苏力教授在法律或法治观上“完全无视伯尔曼等论者所建构的有关法律或法律制度先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之形成并成为其基础的‘法的社会理论”’。

…认为其学说是违背社会理论的悖论。

‘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中，邓正来先生写道：“中国法学之所以无法引导中国的法制发展，实是因为他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且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国毫无疑问，苏力教授虽然没有构建一个西方法律理想范示，却构建了一个“本土化范示”，在邓正来先生的眼中，这个范示更加的“毫无意义”。

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中，邓正来先生对“本土资源论”所做贡献也就是其口中的“本土化范示”的贡献总结道：“两个极不可欲的彼此勾连的结果：一是为了强调‘本土资源’的重要性而：I辱它专断的设定为一种法律元，二是在‘为贡献而贡献’的法律观的支配下对“中国现实”做出的‘非中国’的专断处理。

法之道，非常道——《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书笔记《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苏力教授的代表作之一，表现了苏力教授对现代中国的法律发展、法治之路以及法学研究的深刻思想。

全书分为三编，分别是变法与法治、司法问题研究与法学研究的规范化。

本文也将依据原著分为三部分并在最后做出总结与思考。

一、变法与法治苏力教授在全书的第一编便提出了他在全书中最主要的观点之一，不能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而应注重中国的本土资源。

书中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的特殊时期，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尚不成熟，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也尚未建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变革也势必导致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革。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定要求和引起法律及习惯的变化，最终要求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的法制改革困难重重，法治建设之路也变得无比艰难但却势在必行。

当时有许多学者的主张是借鉴西方的法治建设经验，加快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以推动我国的法治发展。

这一学说在中国其实并非这一时期才提出的新学说，而是从中国迈入近代以后建设法律制度的主流学说以及主要做法。

但苏力教授在书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弊端并提出了另一种更好更适合的方法——借助和利用中国本土的传统及习惯。

苏力教授指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治，而是一种从总体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交换发生和发展、促进财富配置最优化的规则和制度。

西方的法律制度，往往是依据其本国的传统及习惯，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修改优化而来。

而自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制度的变迁，大多是“变法”，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这样的法律制定颁布后，由于与中国人的习惯背离较大或没有习惯惯例的辅助，而不易甚至根本不被人们所接受，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近代的法律现代化的努力总是失败的，很少成功。

而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过去，在现代中国的社会中一样存在。

作者以两部电影《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为例向我们论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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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型发展中的中国行政法（1979—）：从法律工具主义向法治主义的迈进（一）工具主义时代（1979-1989）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邓小平的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把法律视作保持社会稳定、推行改革开放的手段，强调以行政为中心，淡化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不注重对政府的权利控制，尤其是没有司法审查制度和公正的行政程序制度。

80年代的行政法整体上是政府管理社会和老百姓的管制法。

（二）向法治主义迈进（1989—）1. 转向法治的标志是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①第一次提出政府要依法行政，对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提出政府守法观念。

体现了官民平等的思想，允许官民对簿公堂，确保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体现了一种基本的人权观念：即个人通过诉讼的途径纠正政府的违法行为，保护个人的合法的权利。

确立了行政赔偿制度。

本法在中国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引入了有限的分权制衡制。

本法直接推动了90年代一系列行政基本法的出台。

2. 1989年以来，行政法的发展方向是完善行政救济制度，基本行政法有：① 1991年通过《行政复议条例》，1999年修正为《行政复议法》，建立了行政复议制度。

② 1993年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

1994年通过了《国家赔偿法》，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因立法不公正，戏称“国家不赔法”。

1996年通过了《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和程序做出了规定。

法治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环节: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摘要]法治的本土资源，指向的是一种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对，体现为习俗规范、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观念等。

法治现代化需要本土资源的孕育与支撑，而其本土资源构筑和完善的关键，在于推动该国以特殊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向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转变。

现代法治所需要的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是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以普遍信任视角来审视法治现代化及其社会转型的动力和条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法治现代化；非正式制度；本土资源；普遍信任；法150080一、法治现代化需要关注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法治现代化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规则要素相辅相成支撑的。

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它通常是成文的并由权力机构保证实施，如法律、政府法令、公司章程、商业合同等称为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对，体现为习俗规范、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观念等。

毋庸置疑，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是一个以大量立法、强调正式法律制度为标志的法治建设时期，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显著成效。

尤其表现在，党的十五大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十六大重申了这一目标。

2007年lO月，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

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的主要标志在于：一是法律部门齐备，我国现行有效的全部法律，已形成七个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二是法律部门中基本的法律齐备，七个法律部门中，均有“代表性”和“骨干性”立法；三是与法律配套的附属性规范及其法规等，也已基本齐备。

回顾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可以说，制度层面的法治建设在我国已基本完成。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还存在着人情、特权等社会不良因素在阻滞和瓦解着法治。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书笔记一、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包括有“变法与法治”、“司法问题研究”以及“法学研究的规范化”三大部分内容，朱苏力教授将其写作发表的一些法学论文收入各个部分，研究了我国法制建设的现实情况、我国的司法制度以及我国法学研究的规范化（包括学术批评和法学教育）等多方面内容，蕴藏了许多法理学和哲学思考。

本书在二十一年后的今天，当我拿起这本书，读起来毫无陈旧与过时之感，这就是经典的魅力所在。

二、我的感悟（一）关于打破框架在阅读本书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实际上被限定在了传统定义的框架之中，将教科书上关于法律的定义背得滚瓜烂熟，却从来没有认识到这是站在政治学的视角对法律下的定义。

在阅读本书之后，才发现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法律的话，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贴近实际，从而更贴近人们的生活。

我在看书的过程中脑海里冒出“打破框架”这四个字，意识到自己从前太过于局限在框架或者所谓标准的定义之中，未曾想到定义的由来是什么，学者之所以下这个结论的推理过程是什么，一篇学术文章的角度、思路、方法以及论证方式又是什么。

朱苏力教授在本书中也提到“所谓结论，按照matz的定理，就是你懒得继续思考下去的地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结论并不重要，结论只是人们为了退出某一具体研究时一个比较有效又体面的战术或策略。

”因此，对于一个问题来说，如果没有最后的结论，就可以继续争论下去，这大概是学术的魅力所在。

（二）关于习惯和惯例本书开篇第一编“变法与法治”，展示了作者贯通全文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的时候应当考虑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

之所以要对其引起重视，原因在于这些习惯和惯例有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惯性，在法律并不能规定一切事物的情况下，习惯和惯例能够充分发挥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正如朱苏力教授书中所言，真正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与通行的习惯和惯例相一致或者相近的规定。

如果一部法律只能够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实施的话，那么即使该部法律的内容非常公正，其也是注定会失败的。

辛普森杀妻案对中国法制的感想 对于辛普森案,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辛普森是一级谋杀犯,但大多数美国人又认为辛普森得到了公正的审判。这看似不可理解的事情来源于美国人对“青树之果”制度的普遍认可。许多中国学者也把该案作为美国程序正义、司法公正的体现,并试图将这一制度在中国得到推广。 但我想问真是这样吗?首先,我想谈一下我对辛案的看法,不妨先提出几个假设: (1)假如当时合议庭10名陪审员不是7名黑人3名白人,而是3名黑人7名白人呢? (2)假如辛普森不是黑人其妻子不是白人,而是恰好相 反,这个案子是不是会被作为典型种族歧视案件呢?进而迫使法院作出有利于黑人的裁决! (3)假如美国压根儿就不存在种族冲突,各民族平等,那10名陪审员的投票还会是这样吗? (4)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假如辛普森没有钱,他请不起“梦之队”这样的著名律师团队,他没能得到著名华裔神探李昌钰的帮助,那结果又该怎样? (5)假如辛普森只是小富翁,而不是名人,结果会不会有些改变呢? 这些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使辛普森案只剩下一个问题要解决:找一个美国人信服的理由宣判辛普森无罪,而“青树之果”制度又恰好提供了这种平台。这种情况极像美国攻打伊拉克,他最后要做的只是要找一个让全世界人民信服的理由。 由这个案例,我又想到了美国的肯尼迪遇刺案的不了了之,这其中金钱的作用居然如此之大。在美国,人们又似乎存在一种共同的认识,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足够的势力,你便赢了官司。法律本应超然于物外,神圣不可侵犯,反而成了工具,其创立的各种保障公利的制度反而成了手段。这种局面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因为这与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两个原则之一平公平是相违背的。 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国也移植西方的近现代法律。中国也必然走向法治之路,彻底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对此,我想提出第一个问题:“司法公正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吗?” 三百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在技术领域里盲目的喜新厌旧,对新技术的无尽追求成了解决一切生存难题的灵丹妙药,人们沉迷其中而渐入歧途,就像是为掩饰一个错误,通常会犯十个错误。为解决一个难题,人们也常常不惜为自己带来十个难题。 比如,人们最初发现汽车或许只是想以车代步,但因此就要一系列的诸如采矿、炼钢机械、化工、石油等工业的配合,也会带来诸如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等一系列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我想说明,人类每前进一步,必然要解决新的问题。正如苏力教授所说:“一个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只有放在具体环境中便成了问题。” 因此,司法公正应是世世代代都予以追求的目标,不可能通过移植西方法律便能实现。 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的法律一定适用于我们吗? 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应该是一项不错的制度吧。但西欧诸国都曾尝试移植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结局是:他们惊奇的发现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并不适用于他们。他们最终己建立了适合自己的制度。 从历史上讲,中国与西方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从社会结构、公共信仰、法律形态、社会意识等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西方的法律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第三个问题:是西方的法律就完美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个明显的案子是中国至少还没有出现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的黑社会。西方国家曾发誓要铲除黑社会,以维护司法公正。但事实是,西方法律某方面不公导致公民对法律的冷漠,转而依靠黑社会来解决问题。 第四个问题:中国本土有没有自己的法律资源可供利用?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调解就曾让许多西方国家惊叹,他们甚至专门派人来考察、学习,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有多宝贵的财富。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不能盲目迷信西方,更要注重本土资源。要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面临中国国情,我们还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哪些社会条件的变化导致犯罪的增加? A改革开放后,人员的高度流动化,相对来说提供了一种陌生人环境,一般来说,处于陌生环境的个人对他人以与周围的环境都无法产生一种切身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这就使他或她更易于从事一些在熟悉的环境种所不为的行为。另一方面,高度的流动性也使XX犯罪者有更多可能逃脱社会的制裁。 B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增加,也使道德规X多元化,人们的共同的道德意识和规X意识淡薄,因此,对XX犯罪的非正式的社会制裁就大大削弱了。 C一些深层次、内部的矛盾也开始出现,人们不得不面临以前所根本无法预料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间,由于利益形成的巨大反差,难免会使一些人心理失衡。同时,这类人涉与各行各业,也使犯罪形式走向多样化,复杂化。 D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变得比以前更为复杂,人与人之间爆发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强。由于利益多元化,道德规X多元化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人们在某些时候,已无法分出是与非,对与错。 我想从以上问题中说明的是,要解决这些根本的、深层次的问题,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关,也可以说是第一个问题的悖论。那就是:为什么有人在这种环境下就能不犯罪?如果说社会转型期间犯罪率的增加是必然的,那么又为什么有些人仍能不犯罪呢?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法治的关键是什么?或者说所谓的法治究竟要具备怎样的一个标准? 在此问题上,我认可苏力教授的说法,法治的关键在于可预期性。 确定的预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比较确定的预期下,我们才能进行一切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尽管我们时而也喜欢新鲜感,但实际上我们同样需要,甚至可以说更需要确切和稳定。实际上,即使新鲜感,甚至冒险也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预期来支撑,人们有时甚至希望“乱”,那也是因为预期乱了以后状况会更好,如果百分之百变糟,恐怕只有疯子才会希望乱。 第四问题是:中国的民众需要怎样的法律服务? 许多学者一直拿中国人“厌讼”,“耻讼”的观点来说明中国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但实际情况呢? 法律未能提供令民众满意的服务,就像秋菊打官司中,秋菊只是为了讨个“小说法”,但执法人员将村长抓走了,试想一下,秋菊以后遇到此类问题还会选择法律吗?我恐怕她再也不会了。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具有趋利弊害的本能,同样,法律工作者有没有认真的考虑到了,中国的民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服务,而不是按自己的一套标准强加于他们 ? 法律的最终意义,还是要为民众服务,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司法公正也正是要作到这一点。 辛普森属于社会中的强者,而众多的社会底层人员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同等的待遇呢?我们可否想过,当法律成了“有钱人的游戏”,“强者的手段”时,弱者又孤苦无依,那样的状况会怎样? 辛案离不开辩护律师的能干,“梦之队”成功地说服了陪审团。最终,由于律师的作用,判决的结果大大地出人意料 。这是一个法治社会想要看到的吗?官司的输赢要由辩护律师来决定。 最后我想说,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法治之路也同样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们踏踏实实的从基础做起。

《法制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读苏力教授的第一本书便是他这本最著名，最受争议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这本《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自上世纪90年代一经出版，直到现在倍受争议。

有人说苏力教授的这本《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表达的是中国法学界的自我反思，它代表了中国法学界的水平；也有人说这本书反映了苏力是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他反对大量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主张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进行一种渐进性的法制改革......或许以上的这些评论并不正确，因为它们并没有完全概括出这本书所传递的一种思想，一种思路和一种希望......我认为对于学习法律的人来说，本书最大的价值应当是它的“启蒙”意义。

苏力先生的这本学术论文集会告诉你我们在观察法律现象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应该如何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思路，以及，如何揭示常识，挑战既有的知识和观念进行思想创新。

对于我们大学一年级的法学专业学生来说，读完此书，你会感觉到法律原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枯燥。

后面的《送法下乡》一书可以说是《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运用，读完之后你后感觉更加充实和饱满！而本书的价值正如赵晓力先生在前面的序言里所说的是“对当今社会盛行的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

其中我认为作者以下的几个理论观点---也是作者论证利用本土资源进行法制改革的原因----对我们的法治现代化建设，法学教育，司法实践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地方性知识和有限理性苏力认为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的建立不可能靠法律移植，大量借鉴西方的法律制度而必须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演化创造的的理由之一就是知识的地方性和有限理性：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任何知识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或者说至少有大部分的知识都如此，因而希望大量的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进行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是不切实际的，利用本土资源，重视传统和习惯建立现代法治才是历史的必然；由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自身的某些限制，我们不可能穷尽关于一个社会中经济活动的一切信息或知识。

读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有感——兼评电影《守法公民》也许机缘巧合，在读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同时，有意无意观看了电影《守法公民》。

欲达师者之作业也罢，而无意中文字的感悟通过画面让我形象的再现了对法律的思考，至少较过去有了更深一步粗略见解。

对于电影《守法公民》之影评，作为法学研究生，或言法律课堂之作业，撇去专业艺术方面的评论，本篇没有对电影本身艺术构成之视觉、音乐、演员及演技等进行评价，而对于情节设计背后的内涵略表个人一点感受。

影片告诉我们不能够否认人们确实崇尚法律，甚至对法律赋予神圣的膜拜。

然而这种图腾破没，当偶像还原真实，人们会失望的感叹“也不过如此”。

此时，一直顶礼膜拜的人们发现神圣寄予希望的寄托事实只是谎言。

刹那间的一种毁灭，远远比曾经没有来得好，因为寄予太多的希望顷刻毁得太彻底。

这种毁灭是多么具有摧毁性，更具破坏力，那么彻底。

简言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守法公民》男主角在目睹妻女被罪犯杀害后，心中所有的愤怒甚至复仇全部寄予法庭审判，以使文明的方式让侵害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然而，由于司法腐败或者制度的机械，他预期的法律效果没有实现。

他失望了，对法律彻底失望，因此他搬下神龛上的法律，选择了自己的“法律”。

以自己自认为符合的方式（一直尊崇的法律所不能达到的）复仇，惩治一切的罪恶，以维护社会的正义。

而他的选择的导火索正是由于他崇尚的法律没有很好的实现，正义没有得到申张，此刻两者的方式确实不同，戏剧性的是目的都为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的正义。

人们给予法律以期望，法律也当给予人们以希望。

此时引出了法律的本质的探讨，很多人很多说法，不同人有不同的属于自己的见解。

我们撇去法律的学术定义，此刻至少现在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是，这种所谓的法律不仅仅指文书上的法律或先行法律条文，它应当包括司法、执法以及社会机制安排中与法律有关的运行活动。

我十分赞成苏教授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所说，法律为人们对未来事项的一种预期。

家族主义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关系摘要：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是家庭的联合，家族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家族主义所具有的行政功能和司法功能在维护传统社会秩序方面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法律一直承认并保护着家长和族长的一些权力。

近代以来，传统家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

在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下，如何对家族主义取利去弊，将其合理规范地纳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使其成为当代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父权；家族；秩序；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与国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传统社会中的“家”在结构上属于依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以家庭为单位形成的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拥有广泛的社会职能。

家族主义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起点，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基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是家庭的联合，家族的稳定影响着社会安定。

一、家族主义在传统社会中的体现在古代社会中，家族常表现为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若干世代聚居在某一区域，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合成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

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家庭中所有人口都在他的权力之下，包括惩戒权、经济权、法律权以及对子女婚姻状况的决定权等。

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父或家长为一家之主，他的意思即命令，全家人口皆在其绝对的统治之下。

家族是家庭的综合体，族长是管理全族事务的最高首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第一，主持祭祀典礼之权。

由于大多数宗族未立宗子，因此族长通常为祭祀典礼的主祭人；第二，主管族产之权。

通过主管族产，可以攫取许多经济利益，利用族产收入又可进一步约束控制族人，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使族长能够拥有实现族权的物质基础。

第三，对族人的教化和惩戒之权。

族长可以利用祭祀、团拜、续谱等仪式以及其他场合向族人宣扬封建道德，族人必须听从教诲。

第四，处理族中的各类纠纷，享有调停争端之权。

二、家族主义的近现代变迁（一）传统家庭的变迁中国传统家庭在构建和存在过程中大概呈现出这几个特征：第一，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其可以延着亲属插叙向外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