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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总结与反思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土地制度改革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
本文将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总结与反思，以期为今后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总结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成果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农村土地流转和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
通过确立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流转权的合法地位，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第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改革后，农村土地流转和承包经营的灵活性增强，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经营机会和发展空间。
农村经济逐渐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化经济发展，工商业、旅游业等新兴产业逐渐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第三，增强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意识和法律意识。
通过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合同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农民逐渐意识到土地是一项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不再只是生活的来源。
同时，也加深了农民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和遵守，提高了法制意识。
第四，加强了土地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土地、水利等自然资源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伴随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相关的资源管理制度也得到了不断完善和落实。
通过土地流转手续的规范化和审批制度的建立，有效地保护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反思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我们加以反思和解决。
第一，土地流转市场不够活跃。
尽管土地流转政策的推出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经营机会，但在实际操作中，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些地方存在流转土地信息不对称、流转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制约了土地流转市场的规模扩大和流转交易的顺利进行。
第二，农村土地产权保护不够完善。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权的确立和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执行力度也有待加强。
对我国现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思考【摘要】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是农村经济的基础。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是否科学、合理，对稳妥解决“三农”问题的影响极大。
目前，我国农地的细碎化经营、产权混乱、管理不规范、违章征用土地等问题比较严重。
农村土地制度决定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农村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事关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土地管理；土地流转近年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备受各方关注。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是否科学、合理，对稳妥解决“三农”问题的影响极大。
近年来，土地流转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生事物之一，已经全面推开目前，土地使用中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争地矛盾十分突出，耕地保护形势十分严峻。
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农村土地制度自身的不足与缺陷逐渐暴露。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赢得我国人民群众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就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农民土地权益。
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1 当前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1.1 征地范围过大，补偿标准不尽合理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
另外，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
以年产值为依据制定征地补偿标准，从实践中看，合理性和科学性程度不高。
补偿标准参差不齐，“同地不同价”的现象较多。
1.2 失地农民长远生计难以保障一方面，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造成强烈的征地冲动，而部分农民又期望通过征地“一夜暴富”。
由此导致因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上访和行政复议案件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现行征地报批程序仍较繁杂，审查权限过于集中、重复审查事项过多，导致审查周期过长，进而造成未批先用现象难以遏制，影响政府形象和法制权威。
同时，一些纳入流转试点的地方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政府推进热情不够。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思考乡村振兴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历史任务，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
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之一。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也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们需要认识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依然处于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阶段，这一制度在当初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当前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已经显现出了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紧迫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土地流转的制度不够完善。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的问题有很多。
土地承包期限短、土地确权难、流转操作繁琐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土地资源的流动和集约利用，阻碍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土地流转的权益保障有待完善。
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权益保障的问题，比如承包地流转后原承包户的收益如何保障、流转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如何保障等。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和乡村振兴的推进速度。
土地制度改革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成为了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而土地制度的改革也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情况。
因此在当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需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农业生产、农民利益、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等多个因素。
在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需要充分考虑到承包地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此在进行改革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承包地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确保改革不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
需要充分考虑到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总结与反思土地是农村经济的基础，土地制度对农村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此对改革进行总结与反思，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改革背景与目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改革的背景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体制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已经不适应，给农村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因此，改革的目标是通过改变土地产权关系，更好地发挥农村资源的效益，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改革措施与成效1.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改革将原先的长期承包制调整为“三权分置”，即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分开。
这使得农民个体经营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自主决策权，提高了农村经济的灵活性和效益。
2.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为了激发土地资源的潜力，改革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
通过建立土地交易市场，实施土地流转补贴政策，鼓励农民自愿流转土地，引导农村土地资源向效益、规模、专业化方向流动，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加强了农民的土地经营产权。
3.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是为了解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难、管理复杂的问题。
改革中，通过确权登记、流转规则、流转价格等方面的创新，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具备了市场交易能力，促进了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三、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反思1. 个体农民参与度不高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存在个体农民参与度不高的问题。
在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中，部分地区个体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流转速度较慢，个别地区甚至没有参与承包权流转。
这一问题表明在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增加个体农民的参与意识。
2. 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首先，土地流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流转价格不够透明、合理。
其次，部分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执行不到位，制约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思考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本文将就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存在问题以及改革思考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推动农村经济、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的关键举措。
传统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难以满足农民对土地经营权的需求。
而改革后的土地制度将有助于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存在问题与挑战尽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1. 土地流转问题：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阻碍。
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规模较小且碎片化，农民之间往往存在互不信任、争议频发等问题；另一方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缺乏规范性和保障机制，农民参与土地流转意愿不强。
2. 土地确权问题：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虽然已经开展，但仍然存在一定难度和不完善之处。
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复杂，确权程序繁琐，导致耗时耗力；另一方面，土地确权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存在。
3. 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农民的土地利益保障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一些地方，农民在土地征收、转让等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
同时，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益认识和保护意识相对薄弱，缺乏有效的维权途径。
三、改革思考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和改进：1. 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土地交易行为，明确流转双方的权益和义务。
同时，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纠纷调解和争议解决机制的建设，保障流转中的合法权益。
2. 创新土地确权手段：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推进土地确权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提高确权工作的效率并减少纠纷的发生。
同时，加大对农民的法律法规教育力度，提高农民对土地权属的认识和维权意识。
21农村经营管理2024.3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作为全国第一批改革试验区，先后承担了30项国家级改革试验试点任务。
近年来，平罗县充分利用其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势，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改革谋发展、以改革求创新，为发展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夯实了基础、拓宽了路径。
笔者以平罗县为调研对象，总结该县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做法成效，并提出持续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做法成效（一）兼顾多方主体，探索多元模式，确保土地延包和流转平稳有序。
平罗县组织试点村深入开展二轮延包摸底调查，充分运用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核查各试点村现有人员身份、地块基础数据信息，形成问题清单和错误信息清单，聚焦重点问题和关键信息开展延包工作。
对死亡或转为财政供养人员（公务员、事业编）收回承包地；对家庭人口全部灭失和财政集中供养五保户收回全部土地（即承包地和农户开垦的土地）；对新出生人口和二轮承包时未分配土地人口（含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员）调整分配土地。
出嫁女、新娶媳妇和入赘男待2027年12月31日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一并核实再做统一调整。
各延包试点村根据土地利用现状，探索“分钱不分田、调账不动地”“生态移民村确权直接延包”等多元化延包模式。
（二）实现多个突破，强化规范保障，让宅基地管理有章可循有计可施。
探索数字化赋能宅基地管理，率先在全区建成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并启动运行，建立了各部门线上联审联办制度，指导乡镇通过系统规范审批新增宅基地，实现了宅基地申请、审批、管理全流程线上“一站式”审核办理、“一体化”数字管理，有效解决了改革前权属不明、审批不严、监管缺失、流通不畅等诸多问题，强化宅基地审批的规范性、公开性和透明度，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坚持“控制总量、盘活存量”，建立“超占有偿使用、转让政府补贴、审批县域统筹、新增多元保障”的宅基地管理新机制。
一是超占有偿使用。
以法定面积270平方米为基数，超出面积均确定为庭院用地，200平方米以内无偿使用，宅基地面积超出470平方米的一次性收取有偿使用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再思考1. 引言1.1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土地改革运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成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在土地改革中，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确立，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实现了土地革命。
随后，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度，农民通过合作社集体经营土地，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土地的科学合理利用。
这一制度的实行，使得我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农村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土地承包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土地流转不畅、人口流动问题等，给农村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制约。
对于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背景，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探索改革路径，以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朝着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1.2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问题农村土地资源过度集中。
由于土地承包制度的存在，大量农村土地被少数人或家庭长期占有，导致土地资源分配不均衡，农民普遍感受到土地流转不畅，土地利用效率较低。
农村土地经营方式单一。
目前大部分农村土地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农民耕作方式传统且缺乏现代化技术支持，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土地承包制度存在漏洞。
一些地方存在土地承包合同不明确、不完整等问题，导致土地权益无法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受损。
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
一些农村土地流转存在强制性、不公平性等问题，导致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权益受损，甚至引发社会矛盾。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着诸多问题，需要通过改革与完善来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民持续增收。
2. 正文2.1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演变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庞大的农杞人口和广大的农村土地。
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新中国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
关于完善现行土地制度的若干思考长子中本文分析传统农村与现代农村在土地制度安排方面的异同，以对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制度，提供参考。
一、传统农村与现代农村土地制度的区别（一）就土地的所有权来看，传统农村土地是农民个人私有的，现代农村则是农村集体所有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农村的土地曾经是私有的。
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章程要求：“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规定：“社员土地上附属的私有的塘、井等水利建设，随着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
”这样，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国家取消了入社农民对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权，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同时，章程又规定社员原有的坟地、房屋地基不入社，显示出高级合作社并未改变农民对宅基地及地上房产的私人所有权。
接着，1962 年9月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并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1]，它最瞩目之处就是规定了“宅基地属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买卖”[2]，农民对宅基地由原来享有土地所有权转变为享有宅基地使用权，标志着宅基地私有权的退出，变为集体所有，完整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最终得以建立。
（二）传统农村土地可以买卖，现代农村土地不可以买卖在传统农村，土地是私有的，为地权的分散和流动具备了条件，在相当范围内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那么所谓的继承、转让和抵押等都不成问题。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有允许土地买卖的记载，赵括便曾以国君所赐金帛“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
[3]”秦汉以后，土地买卖更加普遍。
乾隆六十年，《大清律例》规定：“嗣后民间置买产业，如典契，务于契内说明回赎字样；如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绝卖永不回赎字样[4]。
”法律上承认土地所有权可以经过买卖转移，并对其加以保护。
1949年9月全国政协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变封建地主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土地改革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但在性质上仍然为土地私有制。
当时政府颁发的房地契上明确写明耕地、房产及地基的方位、面积、数量，“为该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当、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法》指出，“农民私有土地可以买卖、租佃。
”1954年《宪法》第八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但由于推行合作化的需要，1956年6月30日,国家颁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取消了入社农民对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权，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改革开放后，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我国第一部专门管理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是1998年修订过的《土地管理法》，该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
从法律上明确了农民拥有30 年的土地使用权。
2003 年3月1日生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继承了这一精神。
该法规定农民的土地权利被划分为各种农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和荒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
分配给农户的耕地承包权和使用权是30 年，草地是30～50年，林地是30 年或者更长。
（三）传统农村以货币为边界，现代则农村以户籍为边界传统农村土地是私有的，只要买卖双方愿意，就可以购买土地，进入农村社区，无人干涉土地用途。
现代农村则以户籍为边界。
集体土地所有制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的、以集体成员权为边界的社区共有制。
最初，人民公社以村集体为边界，限定了一个封闭式的村集体。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没有解决农村的产权制度和社区组织方式问题。
现行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基本沿袭了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组织方式。
农民的流动是自由了，但其财产和利益的核心是不变的，是有边界的，即公共服务只有村集体成员可以享用。
同时，村庄房屋或土地的买卖，也只能在村集体内部解决，任何溢出村集体边界的行为都是被禁止或者是行不通的。
（四）传统农村农民对村庄没有依附关系，现代农村农民对村集体有依附关系传统农村农民流动自由,对村庄没有任何依附关系。
尤其是自唐建中元年改行两税法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5]。
及至宋代,“授田之制亡矣,民自以私相贸易,而官仅为之司契券而取其值”[6]。
官府成了监督土地买卖合法进行的公证机构,并出卖契券作为民户的地权证明文书,用强大的法律手段来保护土地买卖的合法性。
同时，田籍与户籍相互分离而独立，地权流通的障碍已被清除,土地买卖以公开的形式畅通无阻。
现代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土地的分配、获得、使用、征占、补偿等都与村集体有关，农民对村集体有依附关系。
（五）传统农村土地是土地私有制，现代农村的土地制度实质上是准行政权与土地产权的集合传统农村是土地私有，土地产权属农民个人所有，土地可以流转、继承和抵押。
在现代农村,村委会既是村集体公共事务的操盘者，又是土地产权的所有者，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现代版的“井田制”。
二、对土地所有制和资本化的思考一是集体土地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的、以集体成员权为边界的社区共有制。
集体土地制度自建立始，就仅仅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与实际上的使用权简单相加，法律没有明确集体土地产权的法人地位，“集体”应无权支配土地的流转与买卖。
二是从法理上讲，土地经营的具体方式、承包的年限、对土地承包的费用收取等等理应属于农民组织内部的事情，但政府没有把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家土地所有权看成是一对平等的产权主体。
政府不仅能以经济人的身份在市场上转让、买卖土地，而且能以绝对主权权力人的身份制定土地运作规则并进行仲裁。
国家可以在主权层面上对集体土地产权行使强制性权力，集体产权实际上处于国家产权主体的附庸地位，集体土地所有权事实上更接近于国有土地的委托代理权。
三是集体的福利性土地制度，把社会福利与生产要素捆绑在一起，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但绝不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社会福利的逐步货币化和社会化，才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大方向和基本经济制度取向。
但农村集体产权和组织制度的解体、改造和重组，必须是一个平等的经济过程，而绝不能成为一个强制性的政治过程。
四是土地、劳动、资金三大要素的资本化走向构成经济运行的基本主线。
中国当前面临土地问题的核心矛盾是：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农村福利性集体土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资本化运作机制形成尖锐的对立。
且至今我们尚没有找到一条公平、顺利、稳妥进行土地产权重组的道路。
政府强制性介入土地产权重组，导致大量强征、强买、强拆的侵权现象发生。
五是就世界的发展经验看，工业化中期是土地资本化显化的时期，也是实现土地流动与市场交易的全社会化的时期。
从大趋势上讲，现代化、城市化、产业化依赖于土地制度的开放性、社会性和流动性，也就是说，福利性集体土地制度存在封闭性、社区性和凝滞性，不适应开放性市场交易。
六是土地资本化的过程可以与泛土地国有制相对接。
泛国有化突破了土地产权的封闭性，可以实现土地流动与市场交易的全社会化。
土地私有化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不相容，或者说触碰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底线，因此福利性集体土地制度的退出方向，应是通过公平的市场方式逐步实现土地资源的泛国有化。
七是表面上看，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制度根源于两种土地公有制度，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
但从法理上讲，既然同是社会主义的土地制度，其产权主体就具有同样的土地权利，国有土地可以用于非农建设，集体土地同样可用于非农建设；国有土地可以有偿转让，集体土地也可以有偿转让；国有土地的使用由其权利主体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做主，集体土地的使用也应当由其权利主体村集体及其成员决策。
三、调整农地产权和使用权的政策建议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能。
构建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体系一致、权能相衔接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二是完善农民进城定居过程中的土地权利实现机制。
增强土地权利中的交易权是确保农民实现自己土地资产价值的关键。
从长期看，应当探索农民迁居城镇后土地和宅基地有偿流转或有偿退出机制，允许农民通过市场自愿转让获得财产收益，确保农民实现其土地资产价值。
可尝试允许农地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本集体之外的农村户口之间流转，但要进行用途管制。
凡是用于农业，转让价格由农民自行协商；若用于工业建设，与农民协商转让价格后，还需要每年征税。
三是国家建立地产交易市场。
建设性土地交易包括土地指标交易，原则上不得场外交易，均需通过国家审批设定的土地交易市场。
集体建设性土地上市交易，必须建立在所涉农户全体自愿并签名的基础之上，并由政府部门核实审定。
四是鼓励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农用性质的土地产权交易。
农地交易只要性质不变就可以考虑不进入交易市场，由基层政府相关部门审定、备案。
五是试行国家对集体土地产权的收购政策，变有界的集体土地所有产权为无界的全社会产权。
方式上可考虑“土地股权化，股权市场化”，逐步推进。
土地购买首先从粮食主产区做起，国家提出参考性价格，是否合适，是否出售，由集体和农户自愿协商。
总体上先低后调，逐步到位。
六是可借鉴越南土地改革的经验，在坚持土地国有制不变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买卖）、转让、抵押、继承、赠予、入股合资的权利，使农地使用权保持稳定性、确定性、排他性和流转性的特点，并且通过产权权利束的有效分割和清晰界定，实现农地使用物权化。
[1]这是“农业六十条”的第二个《修正草案》。
1961年3月22日“农业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发布，规定：要保障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同年６月15日，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和讨论试行后，“农业六十条”的第一个《修正草案》开始试行。
(见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xwzx/gnsz/szyw/200706/05/t20070605_11609220.shtml) [2][2]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
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21条1款）”。
[3]《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史记》卷八十一第244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4]《大清律例》，乾隆六十年，卷九，第19，17页。
[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田赋考》。
[6]叶适:《水心文集》卷3《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