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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批判与现代性问题近年来，西方文化批判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在已经进入现代时代的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对现代性产生了质疑和反思。
而正是西方文化批判为我们提供了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新的思维和视角。
一、现代性的定位在我们谈论现代性问题之前，需要先考虑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性，又称现代主义或者新时代的理性，是指西方社会在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时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使得人们从传统的宗教、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追求自由、平等、普遍性和理性。
现代性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科学，工业和思维方式，使得人们得以摆脱传统的束缚，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理性和更好的生活。
然而，随着时间和历史的演进，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
二、现代性的困境现代性催生的高速技术、产业和文化使得社会日益复杂化和脆弱化。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被机械化和标准化，失去了生命的独特性和自由性。
而面对一切的困境和问题，人们的智力和理性似乎无法完全解决。
现代性的另一个困境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对自己的个性和文化认同感丧失。
现代性所强调的是普遍和理性，却忽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的危机。
三、西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批判从思想、文艺和哲学角度对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进行审视。
其核心观点是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重建一个更加全面、真实和宽广的人类世界。
西方文化批判一方面集中批判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致力于提出一种新的人类世界的构想和实践。
其思想启示颇为广泛，人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批判和透彻的思考，还能找到建设和实践的方法。
四、现代性的融合针对上述问题和困境，如何实现现代性与传统的平衡和融合，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自由和普惠性，传统的核心则是信仰、情感和独立人格。
因此，在实现现代性与传统的融合和平衡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重建文化的信仰和认同。
社会认同和现代性问题社会认同和现代性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社会认同是指通过身份认同、价值观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方式建立起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而现代性则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与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和社会组织方式等相关的变革。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认同主要依靠血缘、宗教和性别等因素建立。
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社会认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人们开始更多地注重自我认同，而非简单地依赖传统的社会认同模式。
例如，许多人会通过自我表达或与小众文化互动来打造个性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这种趋势在现代社会尤为突出。
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也带来了许多现代性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是失去传统联系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和道德混乱。
人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被现代化所冲击，许多人无法找到新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而面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这样的信息爆炸，人们也更加容易迷失方向。
这种现代性问题给社会带来诸多挑战。
如何应对社会认同和现代性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首先，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普及。
这一核心价值观强调礼仪、诚信、爱国、敬业等传统美德，可以带领人们走向美好的道路。
同时，政府和公众媒体应该积极引导社会舆论，营造积极向上、理性和包容的文化氛围，避免出现一些极端、暴力和歧视性的言论和行为。
其次，教育的力量也是解决社会认同和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手段。
学校可以通过教学和社团活动的形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
教育也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和思想的传承，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
再次，各个行业和社会组织也可以发挥作用。
企业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活动和品牌建设，加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认同。
非营利组织、义工组织和社会组织则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等方式，促进社会的凝聚和互动。
最后，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解决社会认同和现代性问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才能实现。
我们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文化自信，探寻符合我们国情特点和现代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和思路。
中华文化教学反思引言：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明智慧。
然而，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教学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反思。
本文将从几个角度对中华文化教学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
一、中华文化教学的现状1.1 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的培养至关重要。
1.2 教材内容的选择当前中华文化教学中，教材内容往往局限于经典文化和名人事迹，缺乏多样性和现代性。
这导致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整体认识较为片面。
二、中华文化教学面临的挑战2.1 文化的全球化冲击全球化的加速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冲击。
学生受到来自其他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可能不强。
2.2 教学方法的单一性目前，中华文化教学依然主要采用传统的讲解和背诵方式，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
2.3 缺乏实践环节中华文化是活动的、体验的文化，但现有教学模式中缺乏实践环节，学生难以真正地感受和体会中华文化的魅力。
三、改进中华文化教学的方案3.1 多元化教材选择在教材选择上，应该包括经典文化、当代文化、地方文化等多个方面，增加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全面认知。
3.2 创新教学方法探索新的教学方式，例如游戏化教学、互动式教学等，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和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3.3 引入实践环节加强实践课程的设置，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实地考察等，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四、结语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其教学对于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的培养至关重要。
然而，当前中华文化教学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我们应该不断反思教学方法和内容，积极寻求改进的方案，并努力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让中华文化绽放出更加辉煌的光芒。
文学流派知识：解读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现代性”概念现代主义文学是20世纪初至中期的一种文学流派，它对传统文学形式进行了颠覆和挑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新和实验性。
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表达是其核心特征之一。
本文将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现代性”概念进行解读，并探讨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以及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
1.现代性的多重内涵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涵盖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
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对现代性的理解呈现出多重内涵。
首先，现代性意味着对传统的批判和颠覆。
现代主义文学家对传统的文学形式和价值观提出挑战，试图打破固有的文学规则和结构，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和价值取向。
其次，现代性还表示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思。
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常常试图揭示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探讨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和困境。
此外，现代性还包含着对个体主体性和自我认知的探索，以及对时代精神和文化认同的反思。
总体而言，现代性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表现为对传统的颠覆，对现实的反思，以及对自我和时代的探索。
2.现代性的文学表现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现代性通过多种文学形式和技巧进行表达。
首先，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常常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模糊的时空边界，以展现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错位和迷茫。
例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采用了多重叙事视角和错综复杂的时间结构，展现了都柏林市民在一天之中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流转。
其次，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还常常使用了内心流的手法，以展现人物内心的断裂和混乱。
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至灯下》即以内心流的形式呈现了主人公克拉丽莎·唐斯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
此外，现代主义文学还注重对语言和文字的实验，以突破常规的表达方式和传统的文学结构。
总的来说，现代主义文学通过多元化的文学形式和语言技巧，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多重理解和反思。
3.现代性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现代主义文学中对现代性的表达与20世纪初至中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读后感看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我认为现代性的出现是以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为标志，监控制度是体现之一。
现代组织最重要的特点是制度反身性，这是由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脱域（象征标识如货币以及专家体系）构成的抽象体系。
与传统社会稳定自我相比较，现代社会对自然、未来的殖民，时空全球一体化，使得自我认同凸显，更多的选择性中做出决定日益与自我身份认同挂钩，日常生活领域的安全感换取的代价是做出重要性代价时不得不面临存在性和道德性问题。
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发展为一种纯粹关系，因为缺乏外部指涉机制，这一关系纯粹而不稳定。
日常生活规划、身体的反映、心理治疗、风险投资等均是现代社会反身性的证明。
相比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在生存上更安全便利，原先诉诸宗教、巫师的事情现在交由专家作为权威，但事实上，越是在具体细微的专业领域，各专业内部大多莫衷一是，因此现代人可能保持两种态度，一种是对权威的完全信赖，另一种是固执坚守个人生活方式。
而即时每个人都会参考专家意见，在最终做出决定时，往往与自己之前的特定生活方式保持一致。
福柯对疯人院的研究主要从理性监禁视角，吉登斯认为精神病院、医院、性、纯粹自然界在现代社会都被人类进行封锁和管理，自然的社会化、性脱离生殖目的作为单纯享乐体验、医院将人类的生、死、病与正常人区隔，精神病院将疯癫移除人类视野。
我觉得吉登斯对此的论述与福柯并无本质的不一致。
生死爱欲被封存在人类生存的死角，而正是在这些地方体现人类的存在性和道德性问题，因此日常生活中的安全在面临重大人生变故时同样的不堪一击。
我认为，吉登斯所说的现代制度的反身性，简单来说即是控制和管理，将一切都纳入管理的领域，在这里风险投资的例子可以确证之。
人们将信任交付专业领域，专业人士与决定者共同承担风险，控制体现在全球性与对未来的监管预测上，风险被纳入监管，而无论怎么监管，任何细微的疏漏所造成的危险都是全球性的。
现代人是内在矛盾重重的，消费文化的绚烂刺激起巨大的消费欲望，衣服的选择透露出个人的基本品味和生活方式，标志着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与此同时，过剩的刺激又使人忘乎所以沉浸于靠外在的修饰标识自身身份，自恋主义文化猖獗，个体内在越发空虚。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摘要】中国现代性是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特征。
本文通过对中国现代性的概念和演变进行探讨，发现中国现代性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经济方面，中国现代性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在政治方面，中国现代性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治理能力提升。
在社会方面，中国现代性体现为城市化加速和社会结构变革。
在文化方面，中国现代性体现为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软实力提升。
未来，中国现代性将继续向着多元化、开放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冲突和挑战。
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面临着挑战，需要在坚持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适应全球化的潮流，实现中国现代性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性、特征、传统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趋势、价值、挑战1. 引言1.1 中国现代性的概念中国现代性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复杂多样的概念，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
一般来说，现代性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不断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特征和属性。
中国现代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压力时，开始意识到自身需要进行现代化的改革。
中国现代性的概念在不断演变和完善中，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开放和扩展的概念。
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许多学者和研究者都在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内涵和特征。
中国现代性的概念包括了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批判、对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对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革，以及对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的重新审视和建构。
1.2 中国现代性的演变中国现代性的演变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变革和发展。
在我国历史上，现代性的概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进和完善。
从19世纪末民主革命到20世纪初的近代化运动，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性的演变历程经历了多次深刻的变革和转型。
【内容提要】中国人面对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巨大变革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作出的不同反应与艰辛探索，既揭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方式必然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又证明了不能简单地回归本土思想资源，必须立足于全球问题背景，以构造性的态度综合创新，才能成功地回应现代性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的挑战。
一、现代性与认同危机的发生中国的现代性（注：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
我们在本文中强调制度变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接受了吉登斯的概念，即：“它首先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世界’；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16页）有人批评吉登斯的现代性描述忽视了文化问题，“吉登斯不认真对待文化问题，……认为不探讨从目前有关文化的政治、文化资本、文化差异、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族群性、民族主义、种族、性别等等争论中产生的问题，人们也可以合理地说明当代的世界，这整个想法就令人难以置信。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本文的展开或许是参考了这种批评，但始终认为制度的变迁是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出现的根本的和首要的因素。
）的历史发展是以追求现代化作为重要动力的。
在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现代化的努力最直接的体现，是对于西方技术的吸收和制度的模仿。
与此同时，科举制的废除和作为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价值秩序象征的皇权的崩溃，导致了制度层面的巨大断层，即以民族—国家的模式取代传统中国的“天下”模式（注：关于近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认识是由“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详细讨论，可参阅金光耀：《中国的民族主义》，载《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211页。
文化认同文化认同(cultrual identity)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
虽然与政治认同有相似之处,但是不是同义重复。
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该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目录定义描述中国的认同自我认同思维误区定义描述中国的认同自我认同思维误区展开编辑本段定义关于“文化认同”，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
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
总之，“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
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编辑本段描述现代的对于文化的思考转变成了对于文化认同的思考.不同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都对文化认同进行了思考.最近几十年,一种文化的统一,也就是说,来自与个人的细小特征的紧密结合而成的文化主体.文化认同表现在:地理位置,性别,种族,历史,国籍,性别取向,宗教信仰和种族划分等.一些文化认同的批评家认为:文化认同(基于不同性)的保存在于社会的不同力量;世界性给了个人很强的身份共享.但那不是说文化认同必须分裂.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实际联系,各国会把整体中的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的分享,作为与其他群体相互识别的其他方式.以前几辈人或同时代的年长者为例子,在古代欧洲国家分享了相同文化中的高水平,归因于他们共同的历史(频繁的暴力关系和罗马文化的起源),布朗指出西方国家概念的发明被证明是对于多种文化统一化的吸引力的表现.编辑本段中国的认同价值积5000年文明史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基本价值的认同，如认同“轩辕黄帝”为自己民族的共同祖先，认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为自己民族的风俗，认同汉语汉字为国家通行的语言文字，……认同“龙”、“长城”、“黄河”等为自己民族的标志，这些最基本和最有意义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汇集到一点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现代性反思与文化认同摘要：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的现代性语境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随之而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与文化选择的多元化成为这一阶段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化逻辑。
本文选取该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长篇小说《心灵史》为主要分析文本，以性别视角切入，探究作品“性别表述”背后的现代反思精神及其与不同于其他“非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认同。
关键词：性别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性文化认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出版行业、大众传媒的发展，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创作突破了地域文化局限，朝着更大的受众群体迈进，期间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畅销”之作，回族作家张承志创作的长篇小说《心灵史》便是其中优秀代表。
2000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和《文汇报》等数家单位联合发起组织的全国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活动中，《心灵史》位居第6位，其文学地位，可见一斑。
此前，对于《心灵史》的解读往往侧重于阐释其深厚的宗教意识、民族文化以及所彰显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诉求，而本文另辟蹊径，通过“性别研究”的分析方法，解读文本叙述背后的性别运作机制，以及作品“性别表述”背后的现代反思精神及其极具民族性的文化认同。
一、“男子汉”的转向：审美现代性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及社会结构的变化，知识界对“现代性”进程的态度与文化想象也随之更改，“80年代那种进化论式的乐观情绪受到很大的削弱，而犹豫困顿、批判和反省的基调得以凸显”，[5]p384文学创作纷纷走向现代性反思的新阶段。
张承志于90年代初创作的长篇小说《心灵史》便是一部真诚的“反思”之作。
《心灵史》主要围绕少数民族回族中“哲合忍耶”一派两百年间的风云历史而展开叙述，讲述了哲合忍耶教徒们如何在大西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一边承受着清朝政府的镇压和剿灭，一边坚守信仰的故事。
作品中，作者以真挚饱满的文字为信仰高歌、为理想呐喊，谱写了一曲珍贵而悲壮的心灵之歌。
那么作者又是如何通过这样一个刚毅悲壮的民族形象完成现代性反思的呢？现代性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彰显着一种与传统决裂的线性姿态，不可逆转，飞速前行，它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变革中的产物，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强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其概括为“市侩现代性”或“社会现代性”，然而“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阶段，在作为西方文明史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
”[1]p47-48自此，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现代性”与艺术创作中的“审美现代性”、“文学现代性”之间的反抗与纠葛成为文学表述的重要内容，中国当代文学也不例外。
因此，以前研究往往认为，《心灵史》体现了作者对工业文明社会的厌倦与批判，是张承志面对九十年代经济转型带来物质文明对人类精神异化的一次反抗与文人精神的诉求，是通过“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对抗完成了现代性的反思。
然而本文认为，作品不仅体现了张承志对于“社会现代性”、“工具文明”的反思，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于自身创作中审美现代性建构的反思，而这种反思集中体现在作品中“男子汉”形象的悲剧转向上。
张承志是当代中国最具男性气质的作家之一，勇敢、强健的“男性气质”总是被其极力赞美与歌颂。
因此，张承志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勇敢、乐观、自信的“男子汉形象”，例如《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北方的河》中的研究生等。
然而这种气质并非确定的生理构造，“男性气质仅仅是作为各种意识形态及幻想而存在”，[3]p3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因此其必然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产生不同的转向与倾斜。
于是，我们发现，到了《心灵史》中，张承志笔下的“男子汉”形象已经发生了悲剧性的美学转向，正是这一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性别表述传达出作者对于其前期审美现代性诉求的某种反思。
从《北方的河》与《心灵史》的互文性解读中，我们发现，作者对“男性气质”的现代性主体的认同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肯定态度。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北方的河》中的“他”以坚强的意志和广博的知识征服了桀骜不驯的北方大河，纵身跳入翻滚的黄河的画面成为一曲男人的赞歌；而《心灵史》中的男子汉面对“一片茫茫无尽的黄土高原”不是选择“逃离家乡”，[7]p2就是隐忍于内心，发出“在这样的天地里，信仰是唯一的出路”[7]p3的悲凉感叹。
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北方的河》中的“他”志向高远，坚定执着，为了梦想而不懈努力，而摄影师的“她”则显得平庸无为、目光短浅，此时，具有理想光芒的男子汉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心灵史》中哲合忍耶的教徒们则在清朝官兵的肆意屠杀和疯狂打压下，选择悲壮殉教之路，哲合忍耶也成为下葬都带着血迹的“血脖子教”，从战争双方的力量来看，清军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人数众多，而哲合忍耶的男子汉们“从不依仗武器，他们以滚滚热血做出的都哇尔（祈求）”，[7]p53祈求用生命来祭奠自己的信仰，何等的惨烈、何等的悲壮，此时的男子汉已经变得不再强大和自信，无力反抗的悲剧感油然而生。
最后，在从个人（少数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来看，《北方的河》中的“他”最终坚持了自己的理想，毅然地放弃了爱情，这一表现代表着个人对民族国家理想的皈依与认同，同时完成了本质化男性气质的自我建构；而《心灵史》中哲合忍耶则偏激地坚持本民族的立场和信仰，“永不近官，永不信官，这种心绪后来成了哲合忍耶的一种气质，总是使人觉得孤僻但又高贵，古怪但又深具魅力”[7]p260，而这无疑是自我主动与民族国家的疏离。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心灵史》中的“男子汉”形象已经悄然发生了价值转向，文学中的审美现代性取向已经不再是个人对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而是倾向于保持精神独立的边缘立场。
此时，作者的现代反思精神，已经不仅仅是对物质层面的批判，同时也有精神、审美层面的自我解构与重建。
显然，这种男性气质的悲剧转向及诉诸信仰的理想无疑也与当时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潮中被剥夺地位后所产生的茫然、困惑进而寻求人文精神复兴的文化心理达到了某种契合。
如前所述，《心灵史》中的“男子汉”已经不再如八十年代那样积极乐观、充满自信了，而是满溢着忧虑和悲剧色彩，“男性”文化符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作者对于性别文化的基本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呢？其实不然。
从小说中男性、女性及两性之间从属关系的表述中来看，《心灵史》依然表达着“男性”优于“女性”的性别文化意识，作品依然延续着男权中心主义的叙事策略。
无论是踏上茫茫征途、不顾生死的教派创始人马明心，还是还是忍受严刑拷打、坚守信念的平凉太爷；无论是骁勇善战、力克敌军的穆花生，还是隐忍苟活、保全大局的李得仓；也无论是背负着教派残余希望出走云南的马元章，还是争回了信仰自由而挺进兰州的十三太爷马华龙，都是具有主体性的英雄形象，是具有铮铮铁骨的男子汉，整部作品也围绕着男性形象群而展开，哲合忍耶的悲壮历史也都是由这些创造历史的男人来书写。
相比之下女人的形象又是如何？她们不是如同撒拉夫人一样，“听说丈夫已殉教于兰州后，就自杀了”，[7]p61就是像张夫人一样“以一个女人之身为信仰和丈夫报仇”,“宰了他全家三十几口人”[7]p60，再就是如西府夫人一样，用自己的美色来换取哲合忍耶的安全，让“哲合忍耶全灭后死而再生”。
[7]p171女人们的选择并非源自自我的意愿，而是屈从于固有的男权意识形态。
文中的一处细节，尤其值得玩味，作品中所有的哲合忍耶女人都为自己男人的殉教而自杀殉夫，西府夫人却凭借自己美色存活下来，巧合的是她并非本族女人，而是嫁给了十三太爷的“汉族女人”。
可见，在张承志的笔下，民族间的差别十分严格，本民族的男权意识形态是神圣而不容侵犯的。
作品中的所有女人都是被男人建构起来的，即便她们为哲合忍耶的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却依然不会被写入历史，因为她们“身上更多折射着征服她的男子的光芒。
”[7]p192纵然积极乐观的创造英雄变成了为信仰殉教的悲壮英雄，但男性的主体地位却没有发生变化，《心灵史》中的性别文化符码都统一地被安排在固定的文化轨道之上，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性叙事视角并没有因为男性形象的转向而发生变化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张承志对与审美现代性反思也必然停留在男性主体认同的框架之内。
齐格蒙·鲍曼认为，真正的现代性“都不可救药地是自我批判的，即是说，现代性是自我放弃过程中一次无尽的、但最终没有前景的练习，现代性是静止的‘不可能性’；‘现代’意味着不断运动。
”[2]p83因此，无论是“社会现代性”还是“审美现代性”都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以前研究往往倾向于关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很少关注“审美现代性”的变化与反思。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知，在继承了男性中心主义立场的《心灵史》中，作品通过“男子汉”形象的悲剧“转向”这一性别表述，将作者对于审美现代性的反思予以呈现。
二、阉割焦虑：民族文化认同现代性反思的文化逻辑不仅是少数民族题材作品自身文化选择在九十年代的转向，同时也与当时大的文化环境相一致。
虽然《心灵史》始终坚持以本民族文化为出发点，但依然受到整体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
可见，“民族和个人不会最终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立场，相反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之保持了一定张力下的一致。
”[8]p3但本文认为，作为承载着特殊文化形态——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必然具有与主流文化认同有所区别的特殊文化取向，即前文所说的“保持了一定的张力”，也正是这种“张力”成就了少数民族题材长篇小说特殊而丰富的文化内涵。
作为男性叙事文本的《心灵史》便具有明显的“阉割焦虑”情结，这种共同的性别表述也是探究少数民族题材长篇小说文化认同中民族性特征的重要渠道，下面将通过与同时期非少数民族题材的长篇小说的互文性阅读，具体阐述。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市场化的逐步确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中心地位受到了商业主义的有力挑战，知识分子被无情地抛向边缘，失落、迷茫的情绪空前高涨。
因此，“阉割”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频繁地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之中，例如《白鹿原》中儒家传统的宗族文化对男女交欢的压抑，最终导致了男性生殖能力的丧失；又如《废都》中象征着当代知识分子的庄之蝶，只能在与唐婉儿、柳月、阿灿等美女不停地性交中弥补自己在政治文化等公共领域“被阉割”的失落感，放纵的性欲却是源自“性无能”的阴影。
尽管两部作品中“阉割焦虑”所产生的文化背景并不相同，一个是乡土宗法世界，一个是混乱的现实“荒原”，但却共同表达了个体面对社会转型或文化重组时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以及深深的迷茫感，此时被“阉割”的主体并没有明确的文化认同，且多为个人。
与之相对的少数民族题材的长篇小说，则具有较为确定的民族视角，主体亦并非个人，而是整个民族。
“阉割焦虑”的产生不再是个体内心需求与外在文化束缚的结果，而主要是源自“外族”入侵与迫害时，对本民族能否延续种族生命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