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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及其弥补思路作者：许楠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01期摘 ;要：经济法的可性是现代社会经济冲突尖锐化的必然产物，是经济法最基本、最本质的属性之一，就目前来看我国经济法的可性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广大公民的经济权益难以有效保障。
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法可诉性存在的缺陷，并针对缺陷提出了一些弥补建议，希望能对我国经济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经济法;可诉性;缺陷;弥补思路经济法即调整现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在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快速发展的推动下，经济法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而又重要的法律部门，为了提高其操作性应具有可性，但受讼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法的可性往往难以有效实现。
目前，经济法的不可现象仍广泛存在，可性缺陷与日俱增，公民的经济权益得到了严重威胁，如何弥补经济法的可性缺陷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缺陷分析（一）经济司法体系尚未健全出台经济法的初衷在于充分发挥法律作用解决经济案件及纠纷，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尽管经济法已明确相关基本规定的义务，甚至一些较为复杂的经济职权也有作明确规定，然而却忽视了一些较小的民事纠纷。
至今为止，我国经济法在诉讼方面的规定仍较少，而且已出台的一些规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导致在处理一些实际的经济纠纷时法律操作性不强。
如果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又或者说案件所涉及的范围已超出了法院管辖范围，那么这个时候法院也拿它没有办法，只能通过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来解决，这样一来公民的合法权益将受到一定的损害。
如此看来，我国的经济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诉论法方面还需进一步健全，只有构建健全的经济司法体系才能确保司法实践能稳定执行。
（二）经济诉讼权规定不够明确诉讼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一项最为基本的权利，公民利益受到侵犯或权利与义务存在冲突时，通常可通过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浅析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经济法是指对经济活动及其组织、制度、规则等进行规范和管理的法律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加强，经济法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诉讼和纠纷问题。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可诉性问题是指一个案件是否能够成为法院受理的法律争议的主要条件之一。
在经济法的领域中，可诉性问题涉及到对经济主体的权益保护、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经济法的适用范围等方面。
探讨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也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制度。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需要考虑的是经济主体的权益保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经济活动中的纠纷也日益增多。
为了保障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必须确保经济法的可诉性。
这就要求法律制度能够有效地认可经济主体的权利，确保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在这一方面，经济法的可诉性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等途径进一步加强，以便更好地保护经济主体的权益。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还涉及到市场秩序的维护。
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市场秩序的健康和有序发展。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由于各种原因，市场秩序常常受到侵害，导致经济纠纷的不断发生。
这就需要经济法的可诉性能够有效地维护市场秩序。
在具体实践中，法律体系需要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司法实践来保障市场秩序的稳定，有效地应对经济纠纷和市场混乱的现象。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还涉及到经济法的适用范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经济法的适用范围也日趋广泛。
在这一背景下，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在法律适用范围内的纠纷才能成为法院受理的争议案件。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需要从法律适用范围的角度来加以考量，以确保经济法的实际适用效果。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课题。
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既要充分考虑经济主体的权益保护，又要确保市场秩序的健康发展，同时还需要注意经济法的适用范围。
张守文《经济法》复习资料1、经济法的具体制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调控制度,具体包括财税调控制度、金融调控制度、计划调控制度等；另一类是市场规制制度，具体包括反垄断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消费者保护制度等。
2调解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另一个是国家的有形之手。
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市场失灵，一个是政府失灵。
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
4、,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
经济法不是单纯地强调限制政府的权力和国家的权力,而是以及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
5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互相之间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各类利益主体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清晰，也必然关注为取得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
6、经济法之所以会产生，导源于“两个失灵"问题的存在。
经济法不但要规范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等市场行为，同时要规范政府的调控和规制行为。
因此，一类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一类是政府失灵的问题。
7,来不断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持续地解决“两个失灵”的问题，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保障社会公益和基本人权,进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横向上分为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纵向上分为基本目标和最高目标.具体包括①稳定增长目标（双重目标)②保障基本人权目标（分配法)③保障社会公益目标④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目标.8理论意义来看，经济法的调整目标是经济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价值论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它既能够把抽象的价值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构成部分，同时又能够为相关的法律原则和具体规则提供指导；其次,从实践价值来看，经济法调整目标的研究对于相关的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尤其对于经济法的立法和法律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经济法不可诉性探析一、经济法不可诉性现状及其原因分析纵观我国经济法律法规，普遍规定了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形式。
实践中这三种责任对应于经济纠纷、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分别由行政执法机关、人民法院判决、裁令。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法具有可诉性。
但在我国现行的经济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中，因经济法可诉性的缺漏，而使经济法的不可诉现象大量存在。
鉴于此，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从整体上大致可作两种划分：1、经济法可诉性的立法缺位首先，从现状而言，在我国现行经济法律法规中经济法可诉性的立法缺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其一，有实体权利义务，而无诉权的救济：或规定有法律责任，而无责任的适用。
其二，有实体权利义务，也有诉权的规定，但诉权规定不周全。
其三，在有限的经济诉讼中，对适格主体及其责任承担条件作出限制规定，限制了诉权的充分实现。
其次，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以上经济法可诉性的立法缺位现象并非单一的演变形成，而是由若千原因综合而成：其一，象征性立法的相当存在。
相对于，西方学者将缺乏具体行为模式或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称为象征性立法。
我国将其称为宣言性立法。
虽然我国的宣言性立法利外国的象征行立法在形式上颇为相像，但它们在适用上，即可诉性上，却大为不同。
在西方国家，象征性立法并不妨碍其在法庭或其他纠纷解决程序中被引证为法律根据，因此它们通过判例和司法解释得到重构和新生：而在我国，这种宣言性立法的可诉性则大为削弱，儿乎丧失其作为法律规范的功能。
其二，法律中责权分离。
在现代法治社会，责任与权力均应明示于法律之中，以责任制约权力奠定规则基础。
如果缺少了与该权力直接相关的责任机制，就会造成权力滥用。
于此，在经济法中，不能仅对经济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规定有严格的法律责任，而对经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却不设定或设定松弛的法律责任。
经济行政主体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并且对职权的不行使或不当行使，也应承担法律责任。
浅析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经济法是一门涉及经济关系的法学分支，它在规范市场经济行为、保障经济主体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逐渐凸显。
可诉性作为法律制度的基石，关系到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公正性。
本文将围绕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展开探讨，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和解决之道。
一、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的现状法律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的经济法体系还存在不少不完善之处，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可诉性的不明确。
一些法规和规定对于经济法案件的审理程序、法院管辖权等方面缺乏清晰规定，给当事人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一定困扰。
法院对经济案件的适用不当由于经济法的特殊性，一些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可能存在对法律适用不当的情况。
这导致一些经济法事务无法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加剧了争议的恶化。
司法保护力度不足在某些情况下，经济法案件可能因为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满而上诉，但是上诉的审理过程中，原判决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司法保护力度相对不足。
二、挑战与问题分析法规滞后导致法律真空由于经济法领域的快速发展，相关法规滞后成为一个普遍问题。
法律滞后使得一些新兴经济行为难以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也让涉及这些行为的案件在审理时陷入法律真空，可诉性问题凸显。
法官专业素养不足一些经济法案件需要法官具备深厚的经济学和法学知识，然而实际上，部分法官可能缺乏对经济领域的专业素养。
这导致一些案件在审理时难以充分理解经济学原理，从而影响对案件的正确判决。
司法透明度不足在一些经济法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审判不透明的问题。
这使得当事人难以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无法在法庭上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可诉性受到影响。
三、解决可诉性问题的对策加强法律体系建设要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首先需要加强法律体系的建设。
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法规，明确经济法案件的审理程序、法院管辖权等，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
加强法官培训与招聘为了提高法官在经济法领域的专业素养，需要加强法官培训，使其更好地理解经济学原理，熟悉相关法规。
浅析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1. 引言1.1 什么是经济法经济法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和管理，以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旨在调整和规范经济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推动市场经济向深入发展。
经济法不仅体现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反映了社会对经济关系的规范和管理需求，具有一定的法治思想和理念。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可诉性问题的重要性在经济法领域，可诉性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诉性问题指的是在特定的法律体系下，当发生经济纠纷或争议时，当事人能够依法选择适当的司法程序进行解决的程度。
可诉性的核心在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和法治精神。
在经济活动频繁、信息交流快速的现代社会，经济法可诉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经济法可诉性的提高可以有效保护各方当事人的权益。
在经济活动中，各种形式的合同、交易和投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纠纷和争议。
如果当事人无法依法诉诸司法程序进行解决，就可能陷入权益受损的境地，无法得到有效维权。
提高经济法可诉性是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
经济法可诉性的完善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需要有一个健全的法律环境作为保障，而这离不开当事人能够依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和争议。
只有当法治环境得到有效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经济社会才能够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稳定发展。
经济法可诉性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保护当事人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更在于构建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法律环境，为经济活动提供有力保障。
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并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促进经济法领域的持续健康发展。
1.3 本文内容概要本文旨在从经济法的角度深入探讨可诉性问题，通过剖析相关基本原则、特点以及解决途径，探讨可诉性问题在经济法中的表现和影响因素，探讨可诉性问题对经济法发展的启示。
浅析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摘要】本文旨在浅析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通过引言部分对经济法的概念和特点进行了概述，阐明了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在分析了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界定了可诉性的概念，探讨了影响可诉性的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途径。
结论部分强调了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议和展望，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通过对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护当事人权益提供参考，推动经济法领域的发展和规范化。
【关键词】经济法、可诉性、概念、特点、分析、界定、影响因素、解决途径、重要性、建议、展望、总结1. 引言1.1 概述可诉性问题作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议题，关系到经济交易的合法性、争议解决的有效性以及法治环境的完善。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如诉讼主体的资格、法律适用的范围、诉讼程序的规定等，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将围绕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展开讨论，旨在对其进行深入解析，探讨其影响因素和解决途径，以期为完善经济法体系、提高法律效力、维护经济秩序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推动经济法领域的发展与完善。
1.2 研究意义经济法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经济法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经济活动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为经济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明确法律关系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2. 经济法的研究有助于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经济主体的法律素养，促进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和健康发展。
3. 经济法的研究可以揭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法律漏洞和问题，为相关立法提供参考和建议，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4. 经济法的研究有助于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加强市场监管和法律监督，促进公平竞争和社会和谐。
5. 经济法的研究还有助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交流，加强国际法律合作与法治建设，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经济法可诉性问题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浅析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经济法是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体系，旨在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经济主体权益，促进经济发展。
可诉性问题是指是否可以将与经济法相关的纠纷提交给法院进行处理。
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的核心是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和司法管辖权，从而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和维护社会稳定。
本文将从法律适用、司法管辖和可访问性等方面对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进行浅析。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涉及法律适用的确定。
经济法是广泛适用于经济领域的法律，而经济活动涉及的主体众多、行为复杂多样。
在处理经济法纠纷时，需要明确适用的法律规则，从而确保法庭能够正确审理案件。
对于一些经济法纠纷，如合同纠纷、公司治理纠纷等，可以明确适用相关的民商法律规定；对于一些特殊的经济活动，如金融、税务等，需要考虑特别的法律规则和适用标准。
由于经济活动的国际性和跨境性特征，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法律规则也需要加以考虑，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还涉及司法管辖的确定。
司法管辖是指法院对案件的管辖范围和权限。
在处理经济法纠纷时，需要考虑案件的性质和涉及的主体，以确定合适的法院和审理程序。
一般来说，经济法纠纷可以提交给一般民事法院进行审理，但对于一些特殊的经济法纠纷，如知识产权纠纷、金融纠纷等，可能需要专门的法院或专门的审判机构进行审理。
经济法纠纷还可能涉及不同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之间的协调和合作，需要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等方式解决。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还涉及可访问性的保障。
可访问性是指当事人能够便利地访问和使用司法制度的能力。
在处理经济法纠纷时，需要考虑当事人的经济实力、资源情况和司法服务的可及性等因素。
一方面，司法制度应该提供方便快捷的诉讼途径，减少当事人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司法机构应该提供专业、高效和公正的司法服务，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还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援助制度，为经济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和保护。
多样化责任：构建中国经济法可诉性基石【摘要】中国经济法可诉性问题成为中国经济法独立部门法地位确立后的突出问题。
本文就经济法在中国的产生进行理性的反思，以经济法与政策的责任契合点为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展开对可诉性问题中经济法责任问题的探讨，并以贵州省清镇环保法庭创新适用非刑罚处罚手段为联系现实的切入口，探讨以引入多样化处罚手段作为我国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的解决方式。
【关键词】可诉性；经济法；责任制度一、西方经济法影响下的我国经济法（一）西方经济法对我国经济法的影响我国经济法与西方经济法殊途同归地出现在传统私法与国家权力之间。
在西方，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法在自由主义的崩溃和政府失灵的物质基础决定下完满地瓜熟蒂落。
经济法作为一种现代法始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之初，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目标则一开始就是从经济上追赶西方，所以对中国经济法可诉性的研究以西方作为参照，并无可否认地以移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方法，当然包括法律移植。
（二）我国经济法的特点中国经济法自诞生之日就有着难以改变的政策色彩。
我国从建国初期高度集权的战后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的信仰支撑着惊醒的中华民族舔血疗伤。
建国后，随着我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活动的模式需要设立市场体制，以降低资源配置成本，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从市场体制上与国际对接以便参与国际经济，发展并加速提升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生产力。
由于立法的稳定性不及经济现实的迅速变化，我国大量存在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从立法权的角度分析其究竟是经济法还是经济性政策是比较机械的。
这些政策不是传统意义的政策，而是对法律空白和需要改进之处进行具补漏和缓冲的政策。
改革开放几乎与我国法治进程同步，相适应地，我国建立了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主要法律部门，转变政府职能和加强法制建设同步推进，法律手段调控经济，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经济的作用，以“国家之手”和“市场之手”相结合配置资源，由上自下地出台推行了《预算法》、《政府采购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审计法》、《统计法》、《会计法》、《城市规划法》、《价格法》等。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研究【摘要】经济法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法律部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障，也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国家权利主题制约的一个法律，它能够保障行为人的各种经济权利，实现经济法权利的司法救济，总的来说就是实现经济法的可塑性。
现在，因为我国的法律诉讼机制还不完善，法律体系也不健全，所以，我国的经济法的可塑性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
【关键词】经济法；可塑性；实行一、经济法可诉性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一）经济司法的权利得不到发挥，司法保障不健全经济法自从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来，我国也出现了很多法律法规是和经济法相关联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只是给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可是对于他们要对这些权利和义务进行保障却没有具体的法律；而且，在经济纠纷处理的程序中，也没有司法的保护，这也是我国经济法的可诉性的一个严重问题，经济法采用了很多法律来规定经济的义务和权利，但是这些义务和权利却没有得到保护，权利和义务没有可诉性，那么其他的一些条款可想而知了。
我国经济法的可诉性还有经济司法的权威性，受到政府的很多宏观调控手段影响，因此在经济调节这一行为中，很多都受到司法的控制和政府行为的干扰，而我国司法程序的审查也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完善的，这与政府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经济法没有独立的诉讼制度，是依靠其他诉讼的体系进行诉讼的我国现在的诉讼制度还有待完善，在经济活动中如果出现法律纠纷，其他的一些诉讼的体系就会出现在经济纠纷中，而经济纠纷则没有独立的诉讼制度。
经济法不能独立，是与许多行政、民事纠纷混在一起处理，性质混淆，这样的后果就是行政机关去处理经济纠纷，使得我国的经济纠纷处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但是很多经济纠纷都是和国家密不可分的，经济纠纷中的一方当事人很多情况下就是行政机关自己，所以，在处理过程中的公平性就被人们怀疑。
所以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如果各自行使各自的权利和职能，将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维护起来，那么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发挥它的优越性，但是在传统诉讼机制的制约下，经济法作用得不到更好的发挥。
民主与法制2010.390随着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的颁行，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法学者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尽管国内学者已经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但主要的研究着力点都集中在经济法的程序法本身的理论构建和完善上。
可问题在于：经济法的实体法能否为经济法的可诉性提供实体权利支持？经济法的程序法能否脱离经济法的实体权利而独自成为一个美妙的世外桃源？单纯从经济法的程序法来研究经济法的可诉性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经济法的程序法是为经济法的实体权利服务的。
经济法作为增量利益的博弈规则，以剩余博弈权作为其实体权利内核，以剩余控制权和剩余分配权作为其实体权利外设，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超越传统法所确立的利益格局而使人们对增量利益的生产、实现、分享、消费秩序不断走向正义，因而经济法是保障人们不断走向共同经济的法。
经济法的实体权利的可诉讼性是经济法可诉讼性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法实体权利的可诉讼性则来源于其所确立的权利模式能否有效保障人们的剩余博弈权而使社会不断走向共同的安全、公平、发展的理性方向，这引发了笔者对经济法实体权利之可诉性的下列思考。
一、权力的本质———劳动力权力逻辑正如我们所知,以罗马法为起源的西方法学的核心范畴是权利与义务,西方法学对权力的关注始于权力分立理论,因为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了权力的滥用与腐败。
关于权力的概念，主要有三种学说。
其一是能力说，该学说认为权力是与做事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对一定或一定行为的支配性或支配力。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权力是系统中的一个单位在其他单位的对立面上实现其目的的能力”，是“为实现系统目标的利益，使资源流通的一般能力”。
[1]其二是强制意志说，如韦伯认为，“权力”是指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抗拒其意志的可能性，即一个人即使被别人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具有的以其意志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
美国学者彼德·布劳则指出了在权力概念中所包含的三种更为深刻的意义：（1）权力的概念用来指一个人或群体反复地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而不是指影响他们的一项决定或单个例子。
（2）用来对反抗进行威胁的惩罚，这种情况使他区别于直接肉体强迫的限制情况。
（3）权力被设想为固有的不对称的和依靠一个人从其他人那里截留报酬并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基本能力———在考虑到他们能强加给他们的限制之内依然存在的能力。
[2]其三是关系说，这种学说认为，权力指的是一个人处于这样的地位：他有权要求他人在一种社会的关系中服从他的指示，因为集体的标准和价值体系确认了这种权力，并把他赋予应该享有这种权力的人。
[3]以上关于权力的学说或观点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都各自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权力的本质却没有对权力的社会属性与法律属性作全面的解析，因而难以覆盖权力外延的全部。
二是对权力的历史演进逻辑缺乏实证考察，因而对人基于人力（指智力、体力或二者的结合）而获得的对自然的支配力关注不够。
三是没有将客观存在的权力现象与主观映识的法律意识分别开来而将原生性的权力（本质上是支配力）直接作为独立的法学范畴推进到法学中来，使法学研究徘徊在权力与权利之间而阻碍了法学理论的更新。
因此本文认为，权力本质上是人及其组织因各自的财产、组织力和劳动能力(简称为劳动力)不同而形成的对他人的支配力，其中财产与组织力不同的终极根源是劳动力的差异，在这种层面说，权力的本质是人及其组织因劳动力的差异而取得的对他人的支配力。
首先，人及其组织的支配力表现为人类因劳动力的提升而逐渐取得对自在自然的可持续支配力，因自在自然的唯一性与稀缺性，这种人及其组织对自然的支配力的差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一些人及其组织对另一些人及其组织的支配力。
其次，人及其组织的支配力表现在对人化自然的支配力。
再次，人及其组织的支配力表现在对由于对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支配力的差异而取得对他人的支配力。
这种因劳动力不同而取得的支配力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二、权力权利化———权力之法律实现的理性路径我国法学界一般认为，“权力”指的是“国家权力”，而“权利”指的是民众权利；并将关于权力的法律关系定位为隶属经济法实体法权利的可诉性研究刘运新（明达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射阳224300）作者简介：刘运新（1973—），男，湖南娄底人，法学硕士，明达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教师，主要从事经济法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摘要：经济法的实体法既调整公共增量利益关系，又调整私人增量利益关系，因而经济法的程序法包括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两方面的内容。
经济法实体权利的可诉讼性则来源于其所确立的权利模式能否有效保障人们的剩余博弈权而使社会不断走向安全、公平、发展的方向。
剩余博弈权具体表现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分配权，是劳动力权力的经济法权利转换模式，它在企业、市场、国家等经济治理机制中具有可诉性。
关键词：劳动力权力；权力权利化；剩余博弈权；剩余控制权；剩余分配权；可诉性中图分类号：D922.290.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3－0090-03性的“支配———服从”关系，而将关于权利的法律关系定位为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种将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势将会引起我们对国家与人们关系的误解，也不利于凸显现代法律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国家依权力命令对方时，国家亦不是毫无限制地对任何事项都有发施命令的权力的，只不过在国法允许的限度内，对国法所承认的事项才有要求的权力；即那权力是国法所公认的权利。
……作为主体的国家和对方一样须服从国法的规律，其与对方间法律关系是依国法的规定而互享权利互负义务的关系，和私法关系并无二致。
”[4]同样，权利的表现方式与权力的表现方式十分相似：权利是权利主体行动自由与其对义务主体进行控制的统一体，并且权利的“自由”要件与“控制”要件都不可或缺，因而，权利既关系到对自由的适当分配，也关系到对控制的适当分配，权利是自由与控制的统一体。
[5]“权力”应当是政治学上的而非法学概念，没有界限的权力必将导致权力的滥用，因此，美国总统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忠告人们：“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奢谈对人类的信心，让法的缰绳约束人们的罪恶吧。
”[6]韦斯利·纽科姆·霍菲尔德（Wesley Newcomb Hohfeld）认为，所有的法律关系都可以归结为“权利”和“义务”而且这些范畴足以分析即使是最为复杂的法律利益问题。
[7]因此权力不宜作为独立的法学范畴，法学对权力的研究不应将政治学或社会学上的权力不经法理化的改造而直接引入，否则，将导致法与权力逻辑的紊乱，“权力”一经法的确认和规范，就转化为“权利”与“义务”。
权力（客观存在的支配力）只有通过转化为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才能在法律领域获得实现，法学中只存在权利与义务，将权力作为独立的法学范畴不仅无助于法学研究的深入，而且将导致权力异化为不可能实现的怪胎，这种研究进路是为法学研究所不足取的。
权力（支配力）的法律边界是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以权利为核心），这也是权力（支配力）之法律实现的理性路径。
三、剩余博弈权———劳动力权力的经济法权利转换模式1.剩余博弈权原理解析。
剩余（或称增量利益），古今有之，自资本主义社会解除封建特权并实施民主法治以来，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剩余急剧增多，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释放的生产力使然。
[8]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为劳动所创造，但马克思对劳动力的微观研究是存在一定的缺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因而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中作为资产阶级的资本家也为剩余的生产和实现付出了复杂的脑力劳动力，如投资决策劳动力，风险管理劳动力等，因此剩余应在资本家和其他劳动者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公平分配的途径有两种，其一是在承认资本家在剩余的初次分配中享有对剩余的全部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全民性社会保障制度以实现剩余的再分配，其二是在初次分配中将本应该由其他劳动者享有的剩余分配给劳动者自己。
上述第一种分配方式存在相当的弊端，那就是劳动者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因为这关系到社会整体效率能否不断提升，如果过于注重社会保障对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作用，那这种乌托邦式的全民保障模式就将使人们失去创新的动力，所以上述第二种分配方式较为可取，那就是根据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在各种劳动力的提供者之间进行相对公平的初级分配。
我们可以采取以上述第二种分配方式为主体，以第一种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剩余分配模式，这种剩余分配模式必须依法进行，可以认为经济法是实现剩余的初次分配的法，而社会保障法是实现剩余的再分配的法，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分别保障了剩余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正义秩序，二者共同保障了劳动权的法律实现。
劳动力权在经济法中的实现表现为剩余的生产、实现、分享和消费（剩余的生产、实现、消费都源于对剩余分享的切实保障），因而可以将经济法权利最终归结为剩余分享权，剩余分享权可以解析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分配权，因为要参与剩余的分配首先必须有效地控制住剩余。
剩余控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资本家控制，二是资本家和国家共同控制，三是所有劳动者共同控制，无论由谁控制都必须依法进行。
可以将资本家控制剩余的方式命名为民法模式，将资本家和国家共同控制剩余的方式命名为民法与行政法复合模式，将所有劳动者共同控制剩余的方式命名为经济法模式。
资本家控制剩余引发了剩余分配的巨大失衡，导致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资本家和国家共同控制剩余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分配失衡的问题，但却也存在代理或代表的道德问题风险，尽管资本家以外的其他劳动者手中的选票可以对资本家与国家公职人员的相互勾结形成一定的制约，但由于资本家掌握着剩余的相当控制权，所以剩余分配权的天平也将倾向有利于资本家的方向；所有劳动者共同控制剩余既可以解决因剩余分配失衡而引发频繁的阶级对立和社会革命，又可以降低国家公职人员的代理或代表风险，因而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剩余控制方式。
经济法在保障所有劳动者共同控制剩余的基础上，又保障其参与剩余分配的权利。
但经济法只是提供了剩余（增量利益）的控制与分配规则，能否有效行使两方面的权利与劳动者本人的行为能力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动者本人是否具有劳动力（指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因而剩余控制权和分配权的实现只能是劳动者依法进行博弈的结果，而不可能由法律对劳动者的实际控制或分配的剩余份额作出计划性的规定或命令，法律不应也不可能对权利进行数字化的规定，而是保障人们作出某种行为或获得某项利益的可能性或资格。
经济法通过配置剩余博弈权而为劳动者提供剩余的博弈规则，可以实现社会原生性劳动力权力向法律权利的转换。
2.剩余博弈权在企业、市场、国家等经济治理机制的可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