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犯罪的辩护困局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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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醉驾后,怎么辩护才能翻盘第一篇:被查醉驾后,怎么辩护才能翻盘万一真不幸被查住醉驾后,怎样辩护才能翻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办案机关是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去做了。
醉驾入刑后,曾有一个“对付酒驾”的办法广为流传。
酒后开车,随身携带一瓶白酒。
遇到查酒驾,下车后当着警察的面喝一大口。
然而,这个妙招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3年12月18日《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一部意见》)第六条,以及公安部2011年8月11日《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公安部意见》)第8条,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抽取血样之前脱逃的,可以以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两高一部意见》第一条规定的醉酒标准的,应当认定为醉酒。
那么醉驾后不想被追究刑事责任,该如何为自己翻盘呢?首先,当然是看你是否在道路上醉驾机动车。
如果你没在道路上或者在道路上驾驶的不是机动车,即使被查住醉驾,也不构成危险驾驶犯罪。
关于什么是道路,什么是机动车,请参阅(收藏)关于酒驾,这十个问题你必须知道。
其次,如果你属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又被查住是醉驾,要为自己翻盘,就必须从执法取证中寻找漏洞,将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依法“非法排除”掉。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来介绍一下公安机关处理酒驾案件的基本流程。
现实中,醉驾案件,一般是由交警设卡查酒驾发现,或者在处理交通事故现场发现。
交警发现驾驶人有酒驾嫌疑,先是让“吹气”,“吹起”测试酒精含量超过20mg/100ml,但不到80/100ml,属于酒后驾驶;超过80mg/100ml,按照《两高一部意见》第一条的规定,就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犯罪。
这个时候,按照《两高一部意见》第六条的规定,血液酒精含量检验鉴定意见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据,就要去医院抽血取样,送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了。
醉驾案件辩护的思路与⽅法醉驾案件有以下五个特点: 1犯罪构成要件的边界清晰,定性明确 2最⾼刑为拘役,量刑的裁量空间很⼩ 3犯罪的过程简单且基本没有争议 4证据数量少且定罪量刑核⼼证据单⼀ 5刑事与⾏政交叉 ⼀、醉驾案件的办案思路 醉驾案件办案思路可以概况为“⼀个中⼼、两个基本点”。
“⼀个中⼼”即重点围绕司法鉴定意见书(⾎液⼄醇检验报告)寻找辩点。
“两个基本点”即两⼤辩护重点 1检材的鉴真,也就是检材合法性真实性审查; 2⾮法鉴定意见的排除,也就是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
醉驾案件⼀般包括“喝酒→开车→上路→醉酒”四个环节,每⼀环节都能寻找到辩点。
醉驾案件的⽆罪辩护,则⼀般必须在“醉酒”这个环节上突破,排除鉴定意见(“醉酒”的标准:⾎液酒精含量超过80mg/100ml)。
辩护的关键应当集中于: 1检材(⾎样)的取得过程,是否合法 2鉴定意见本⾝是否科学、准确、可靠 ⼆、醉驾案件的办理⽅法 办理⽅法之⼀:检材(⾎样)的鉴真 醉驾案件的办理⾸先可以从检材(⾎样)的鉴真⼊⼿。
具体从以下⼏个⽅⾯进⾏讨论: 1检材取得(抽取⾎样)⾏为的性质:⾏政强制措施、刑事侦查或者初查; 2检材取得(抽取⾎样)⾏为合法性审查(法律层⾯规范); 3检材取得(抽取⾎样)⾏为合法性审查(技术层⾯规范); 4检材取得(抽取⾎样)⾏为合法性审查的⽅法; 5检材的保管、送检、流转环节的同⼀性和不受污染。
1.抽取⾎样⾏为的性质 关于抽取⾎样⾏为的性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百零五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为处理程序规定》第⼆⼗⼆条、《公安机关办理⾏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四条、第九⼗五条等规定,更倾向于醉驾案件的抽取⾎样⾏为是⼀种⾏政强制⾏为。
将抽取⾎样⾏为理解为刑事侦查或刑事⽴案前的初查,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的定义及“先⽴案后侦查”的⼀般规定,也模糊了公安机关办理醉驾案件过程中,⾏政程序向刑事程序转化的时间节点。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驾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汽车数量的急剧增加,醉酒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频发,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一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其法律规定的完善和执行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就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进行研究。
二、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现实问题1. 法律规定的不足当前,我国关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法律规制尚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条款的设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执行标准;二是法律规定的处罚力度不够,难以起到震慑作用;三是法律对于醉酒驾驶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导致执法过程中存在争议。
2. 执法难度的增加由于醉酒驾驶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执法机关在查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醉酒驾驶的认定需要专业的检测设备和技术支持,而一些地区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无法配备足够的设备;其次,部分驾驶员采用逃避检查等手段,增加了执法的难度;最后,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过程中存在不公、不严等问题。
3. 社会危害的严重性醉酒驾驶不仅会对驾驶员本人造成伤害,还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醉酒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往往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受害者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
此外,醉酒驾驶还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三、完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路径1. 完善法律规定首先,应明确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认定标准,包括酒精含量、驾驶行为等方面,以便于执法机关进行操作。
其次,应提高法律的处罚力度,加大对醉酒驾驶的惩罚力度,以起到震慑作用。
最后,应增加相关法律条款,如对多次醉酒驾驶的从严处罚、对酒后驾车造成严重后果的加重处罚等。
2. 加强执法力度首先,应加大投入,配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技术手段,提高执法效率。
其次,应加强执法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执法水平和素质。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研究》篇一一、引言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酒驾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一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危害了道路交通安全,还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本文旨在探讨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现实问题及完善路径,以期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二、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现实问题1. 法律法规不完善当前,我国关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存在法律空白和漏洞。
例如,对于醉酒驾驶的界定标准、处罚力度、法律责任等方面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困难。
2. 执法难度大由于酒驾行为的隐蔽性和即时性,执法机关在查处酒驾行为时面临较大难度。
此外,部分驾驶员存在侥幸心理,酒后驾车屡禁不止,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3. 社会影响恶劣酒驾行为不仅会导致交通事故,还会给社会带来恶劣影响。
酒驾行为往往伴随着逃逸、抵赖等不法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序良俗。
三、完善路径1. 完善法律法规(1)明确醉酒驾驶的界定标准。
应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醉酒驾驶界定标准,以便于执法机关查处酒驾行为。
(2)加大处罚力度。
应对醉酒驾驶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使驾驶员产生敬畏心理,减少酒驾行为。
(3)明确法律责任。
应明确醉酒驾驶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以便于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2. 加强执法力度(1)加大宣传力度。
应加强酒驾危害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酒驾危害的认识,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酒驾的氛围。
(2)严格执法。
执法机关应严格依法查处酒驾行为,对查处的酒驾案件要依法严肃处理,形成威慑力。
(3)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应建立公安、交通、医疗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掌握酒驾行为的信息,提高执法效率。
3. 完善社会共治机制(1)加强行业自律。
相关行业应加强自律,推广“禁酒驾车”等倡议,从源头上减少酒驾行为的发生。
(2)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办理醉酒驾驶刑事案件面临的挑战及对策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款: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同时,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交通驾驶行为的修改相配套,2011年4月22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不仅醉驾于2011年5月1日起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提高了酒后驾驶、醉酒驾驶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
一、法律修改前后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处罚的差异。
1、醉酒驾驶机动车将直接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刑。
修改前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三仅规定了交通肇事罪,只有在因过失“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才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交通肇事罪除主观上的过失外,在客观上必须造成损害后果。
酒后驾驶驶的违法行为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格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1987年8月21日)的相关规定,做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来考虑的。
《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只要有“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不论是否造成人员伤亡、财产的重大损失,都将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刑。
2、大幅提升了对醉酒驾驶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
《道路交通安全法》本次修改将醉酒驾车“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直接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除吊销证件外,且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对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将终身禁驾。
二、醉酒入刑后对民警查处酒驾带来的挑战1、查处酒后驾驶将使民警的人身安全面临更大的危险。
2009年相继发生了成都孙伟铭、南京张明宝、沈阳钱进等醉酒驾驶的恶性案件,酒后驾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以重典惩治酒后驾驶的呼声日益高涨。
处置酒驾违法行为遇到的问题和对策分析据相关资料表明,酒驾入刑以来,危险驾驶罪发案率并没有降低,反而有逐年升高的趋势,由酒驾行为引发的交通肇事等刑事案件与往年相比基本持平。
这样的现象应该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重新审视酒驾入刑问题。
本文就当前酒驾处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预防策略浅谈个人看法,以抛砖引玉,引发大家对此类案件的关注和研究。
标签:酒驾行为;现场处置;对策引言:我国的酒文化丰富多样,源远流长,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个人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由酒后驾驶机动车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部门统计,2012年至2017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调查中,因酒后驾驶车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据总百分比的18.1。
因此寻求有效的酒驾行为处置方式已刻不容缓。
一、当前酒驾刑事案件的特点(一).民众缺乏交通安全意识,案件多发、易发据统计,因酒驾行为入刑的违法人员当中,年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其中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有六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老、中、青三代分布也相对均衡;同时在文化教育程度上,既有本科以上的高学历知识分子,也有没接受过教育或低教育程度的相关人员。
由此可见其犯罪主体相当广泛,不同社会层次的人员均有可能涉及危险驾驶犯罪。
其中不乏有些社会知名人士因酒后驾车被以危险驾驶的罪名处以刑罚,由此可见我国民众的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普遍较为淡漠。
(二).发案时间较为集中根据我国的传统习俗,节假日期间走亲访友,无酒不成礼仪的观念根深蒂固。
因此在这种习惯下导致发生交通安全事故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每年的传统节日前后都属于酒驾犯罪的高发期。
同时据调查,夜间20:00—23:00时间段酒驾行为查获率较高,因为此时间不属于正常工作时间,大部分人都已结束工作可自由支配时间,因此常有聚餐行为,另外由于深夜的缘故,许多司机抱有侥幸态度,以为不会有交警设卡检查,因此就餐时放任饮酒。
第1篇一、引言醉酒,是指酒精摄入过量导致身体出现醉酒状态的行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酒精消费日益普遍,醉酒现象也日益严重。
醉酒不仅损害个人身体健康,还可能引发交通事故、家庭暴力、违法行为等问题,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因此,探讨醉酒适用法律问题,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醉酒的定义、醉酒的法律责任、醉酒案件的处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法律意见。
二、醉酒的定义醉酒,是指酒精摄入过量导致个体出现精神、生理功能障碍的状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醉酒是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或者超过80mg/100ml。
醉酒状态下的个体,可能表现为神志不清、言语不清、动作不协调等。
三、醉酒的法律责任1. 醉酒驾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
若因醉酒驾驶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若因醉酒驾驶致人死亡,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 醉酒违法行为醉酒行为可能涉及的违法行为包括: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务、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侮辱、诽谤等。
对于醉酒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可以给予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
3. 醉酒家庭暴力醉酒家庭暴力是指醉酒状态下,家庭成员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的身体、精神伤害。
对于醉酒家庭暴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可以采取告诫、调解、庇护等措施,必要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四、醉酒案件的处理1. 醉酒驾驶案件处理对于醉酒驾驶案件,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进行侦查,收集证据,查明事实。
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应当依法审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2. 醉酒违法行为案件处理对于醉酒违法行为案件,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进行查处,收集证据,查明事实。
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应当依法审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醉酒驾驶犯罪现实争议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近年来,醉酒驾驶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引发的交通事故频发,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然而,关于醉酒驾驶犯罪的认定、处罚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社会各界存在诸多争议。
本文旨在通过对醉酒驾驶犯罪的现实争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法律的完善提供参考。
二、醉酒驾驶犯罪的认定问题1. 认定标准的争议目前,我国关于醉酒驾驶的认定标准主要是依据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多少。
然而,这一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争议。
一方面,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速度因人而异,相同酒量的个体在不同时间、不同状态下的酒精含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对于何时进行酒精含量检测、如何确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等问题,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2. 主观故意的认定醉酒驾驶犯罪的主观故意是指驾驶员明知自己饮酒后仍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判断驾驶员是否具有主观故意,往往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有些驾驶员可能认为自己并未达到醉酒状态,或者认为自己的驾驶能力并未受到影响,这给司法机关的认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醉酒驾驶犯罪的处罚问题1. 处罚力度的争议对于醉酒驾驶的处罚力度,社会各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有人认为当前处罚力度过轻,难以起到震慑作用;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处罚应当更加细化,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罚措施。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地司法实践的差异,对醉酒驾驶的处罚力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2. 刑事责任的争议对于醉酒驾驶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一方面,有人认为醉酒驾驶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应当区分情节轻重,对于一些情节较轻的醉酒驾驶行为,可以采取行政处罚等措施。
四、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问题1. 法律制度的完善当前我国关于醉酒驾驶的法律制度已经相对完善,但仍有改进的空间。
例如,可以进一步完善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的技术标准、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等。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当下社会中,醉酒型危险驾驶已成为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
对于因醉酒驾驶所造成的安全事故以及它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我国刑法已经设立了相应的罪名。
然而,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亟需从立法、司法、执法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完善。
本文旨在探讨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现实问题及其完善路径,以期为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二、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现实问题1. 法律规定的模糊性- 醉酒驾驶的判定标准不够明确,导致执法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 危险驾驶的界定不够清晰,使得部分犯罪行为难以被准确归类和定罪。
2. 执法力度的不均- 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执法力度存在差异,导致醉酒驾驶的打击力度不均衡。
- 执法过程中存在对醉驾行为的取证难、定罪难等问题。
3. 社会认知的不足- 公众对醉酒驾驶的危害性认识不足,部分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醉驾不会造成严重后果。
- 法律宣传教育不足,导致部分人群对相关法律条款不了解,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
4. 法律体系的局限性- 现有法律体系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的处罚力度相对较轻,难以形成有效的威慑力。
- 法律对醉驾后的处罚措施缺乏多样性,无法根据不同情节进行适当的法律制裁。
三、完善路径研究1. 立法层面的完善- 明确醉酒驾驶的判定标准和危险驾驶的界定,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明确性。
- 加强对相关法律条款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2. 执法层面的加强- 加大执法力度,保持对醉驾行为的高压态势,形成有效震慑。
- 优化取证技术,提高对醉驾行为的定罪率,确保每一个醉驾行为都能得到法律的制裁。
3. 司法层面的改进- 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进行科学量刑,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适当的法律制裁。
- 增加处罚措施的多样性,如除了罚款、吊销驾照外,可考虑实行社区服务等措施。
4. 社会共治模式的构建- 加强社会监督,鼓励公众积极举报醉驾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
醉酒犯罪的辩护困局及对策陕西力德律师事务所张长海律师前言近年来,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据公安机关统计, 2009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
特别是在全国各地有关醉酒驾车引起的数起醉驾导致多人死亡的几起重特大刑事案件的审理,更是引起全国新闻媒体和网络舆论的热炒和热议。
鉴于醉酒犯罪立法司法落后的状况,最高院于去年紧急发布了两个指导案例,同时,还于2010年2月10日,紧急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弥补立法和司法的不足。
作为一名专职执业律师,笔者在对大量此类案件的关注和研究中发现,律师在为此类案件提供辩护时,却常常陷入一种困局,除了将醉酒作为一种说明主观故意较轻的情节,以及作为量刑时的一个酌定情节外,很难有更大的突破。
笔者现根据自己近年来的办案实践和理论学习,总结一点经验和思考,以期对打破目前在醉酒犯罪律师刑事辩护上的相对困局有所帮助。
一、醉酒犯罪的背景和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消费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的大量产生和不断增加,由“酗酒”行为引起的“醉酒”继而发生“醉酒犯罪”的现象,就是其中之一。
醉酒现象引发大量的社会病、社会矛盾,如家庭不和、离婚等等,部分酗酒人员沦为社会边缘人员,大量的家庭也陷入贫困状态。
而其中最大最严重最典型的社会危害后果,就是因醉酒而引发的各种犯罪现象的增加,从而造成各类的刑事犯罪案件较大幅度的上升。
在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统计资料显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交通肇事、盗窃、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案件中,醉酒构成犯罪案发的前提性诱因或直接性原因的案件越来越多,至少占一半左右。
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1、酒类生产与消费的不断增加据我国商业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白酒产量大规模提升,从1980年的215万吨迅速扩展到1996年的801万吨。
虽然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其后有所下调。
但从2005年起出现恢复性增长,2006年上半年,白酒产量成为全球第一。
而根据《2006~2007中国糖酒业市场年度报告》,2006年我国啤酒产量为3515万千升,同比增长14.7%;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销售收入838.8亿元,同比增长16.37%。
啤酒的需求量仍呈增涨趋势,预计今后两年将保持10%左右的增速。
从以上这些酒类生产及销售的数据不难看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和国民个人的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天天喝酒在经济上已不是困难的事情,人们的酒类消费需求决定了无论是产量还是消费需求都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生活中的醉酒现象频发。
2、整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在基层社会的具体落实上明显滞后。
3、国家和社会对社会上存在的广义范围的精神病病人社会管理的忽视。
二、现行醉酒犯罪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局现状。
1、律师如何在这些因酗酒而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做好对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辩护工作,确保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得到公平的判决,首先要克服律师在理解对《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如何领会贯彻的难题。
《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因此,有些律师理解此条款规定的就是:我国法律认为醉酒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对其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负完全的刑事责任,连少许的余地都没有。
2、当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司法教学中对醉酒犯罪的某一类当事人还有另一种处置的方法,就是把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区别开来区别对待。
生理性醉酒当然要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对病理性醉酒的案犯,依照有关医学研究成果理论认为:此种醉酒犯罪的案犯应依照《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办理。
即将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按照“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对待,按照“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也一直是这样实施的。
可是,在刑事案件辩护实践中,属于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是非常少的,此辩护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针对上述提出的难点,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和方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医学科学研究实践和司法精神病学科学研究实践,已经为我们律师辩护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三、破解现行醉酒犯罪辩护困局的新方法1、在这数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包括我国)飞速发展的医学科学研究实践和司法精神病学科学研究实践中,已经对“醉酒犯罪”的性质、分类、醉酒人的主观方面、刑事责任能力等等方面,均作出了比较可靠的研究定性,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发展、刑事司法实践和律师对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辩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科学实践依据。
2、精神病医学科学的发展成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精神病医学科学界也和我国的各行各界一样,在精神病医学科学研究和临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在卫生部的组织下,我国精神病医学科学界的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先后修改和重新制订了我国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000年)。
同时,在精神病医学理论上,还引进了复杂性醉酒的分类方法。
在最新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在精神疾病分类标准的第二类“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中的第一个病名就是:10.1酒精所致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 due to use of alcohol [F10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的概念是:“精神障碍由饮酒所引起,可在一次饮酒后发生,也可由长期饮酒形成依赖后逐渐出现,或突然停饮后急剧产生症状。
除精神障碍外,往往合并有躯体症状和体征。
’’3、精神病医学科学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唯一出路。
从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方面看,《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对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所做的病名认定,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 -Ⅱ)》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
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 -Ⅱ)》中,对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所做的病名认定是:“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
“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从该词汇的文字含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嗜酒成性(酒精依赖症)的人在醉酒后出现的精神混乱状态。
他还不是属于精神障碍的范围,只是一种属于精神病范围内的精神随意现象。
从此词汇的含义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在1989年制定以后,对我国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学理论无太大推定作用的原因。
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明确确认为:精神障碍。
使我们任何一个律师接到醉酒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时,首先产生的第一个概念——他就是一个精神病人(虽然是暂时性的),这是由国家医学神经病科学诊断标准强制规定的。
他的犯罪行为是在醉酒以后的精神错乱期间发生的,是由于精神病发作造成的。
从犯罪主体范围上讲,可以是任何一个喝酒的人,而没有任何过多的限制。
从以上两个病名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明确确认为:精神障碍。
而《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中的病名“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从准确性上还是从概念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确定为精神障碍的科学定性成果,使我国从无到有,确立了醉酒犯罪的嫌疑人首先可能是精神病人的概念,醉酒犯罪的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不能排除是由于精神病发作造成的。
从犯罪主体范围上讲,可能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喝酒的人,没有任何过多限制的全部概念。
这就是医学科学推动法学科学发展的典型案例,也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忠实反映和结论,并将为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提供了一条新的刑事辩护的科学出路。
4/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的法律理论方法和科学依据。
既然作为国家医学科学诊断标准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已经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确定为精神障碍,确定为我国精神病诊断的一个病名。
我们律师就可以通过对《刑法》第十八条的全面理解和运用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
《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我们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的对策和办法就是: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1款-第3款规定的法律条文,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辩护时,首先根据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人(虽然是暂时性的),其行为属于精神障碍的国家精神病学病名标准,正式的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做精神病法医鉴定。
以确认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真实状况。
为律师下一步的庭审进行准备科学证据,确保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得到公平的审判,以争取较轻或减轻的刑事处罚。
5、我国现在对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做精神病法医鉴定的状况。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的律师和少数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此类的先行实践。
根据有关资料看,律师凡是在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请精神病法医鉴定,并得到司法机关批准进行的,绝大多数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都得到了较轻或减轻的刑罚处罚。
本律师在2007年的3-6月份,曾经受理过一起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醉酒抢劫的犯罪案件,我就采取了对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请精神病法医鉴定的办法进行辩护。
在得到司法机关批准鉴定后,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对犯罪嫌疑人仲XX做出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该《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是:从案卷提供的材料结合鉴定时的有关检查,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标准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有关学说,我们认为被鉴定人仲XX属于:酒依赖所致人格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