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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作者：阿计来源：《人大研究》2013年第01期弹指一挥间，1982年诞生的新宪法已到了而立之年。
回望历史，中国的宪政意识发轫于国家危亡的特殊年代，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运动和20世纪初的君主立宪运动，揭开了立宪序幕。
然而自1908年到1949年，真真假假的宪法先后有10部之多，却从未给国人带来真正的宪政。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曾经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宪法，但专制主义幽灵的复活，却使共和国宪法成了一张废纸……于百年光阴的流逝中，中国与宪政一次次擦肩而过，宪法与宪政对中国而言，真可谓“一字之差，百年之别”。
直到“八二宪法”诞生后，中国的宪政建设才真正踏上希望之路，从此改变了历史宿命。
然而在清点“八二宪法”颁行30年所创造的光荣的同时，也不容忽视，全社会尚未形成行宪、守宪、护宪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一些公权部门和领导干部依然存在着“以言废宪”、“以权压宪”、“以令越宪”等违宪行为。
宪法所设计的政治理想和权利蓝图，与现实尚有不小的距离，而宪法实施能否真正落实、宪法权威能否真正确立，也依然是阻碍宪政进程的瓶颈。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宪法，未必有宪政。
宪法，只是实施宪政的起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宪政价值的实现，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有体现这些价值的宪法文本，而在于这些价值能否通过宪法实施变成活生生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
“八二宪法”行进至今，中国宪政道路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更关键、也更艰巨的历史关口。
而要跨越这样的历史关口，首先就需要完善宪法制度本身。
一方面，宪法设计应当进一步契合“保障人权”、“限制公权”的现代宪政理念，同时强化相关的具体立法，尤其是加快制定和完善选举法、立法法、新闻法、社团法等支撑宪政建设的宪法性法律。
另一方面，久滞不前的违宪审查等宪法监督机制也亟待破题，只有宪法真正“长出牙齿”，违宪现象才能得以遏制。
另一个切入口是政治体制的深度改革，比如提升司法独立、加速行政改革、扩大直接民主，等等。
人民日报/2015年/5月/5日/第006版要闻全面依法治国，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经党中央批准，《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出版了。
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为全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权威教材。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为更好治国理政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以下简称《摘编》）分八个部分，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重要思想观点。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习近平同志强调：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
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
他说：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
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
这是党的十八大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之后，党中央紧接着在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的基本考虑。
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摘编》第一部分给予集中反映。
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看。
我们党对依法治国问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因忽视法治带来的教训。
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
从解决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看。
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旧中国宪法发展史中国的旧宪法发展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
在清朝晚期，中国逐渐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的动乱。
为了解决国家危机和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国开始探索宪政的道路。
以下是旧中国宪法发展史的主要阶段：听其自然阶段（1850年-1898年）在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
国内的天灾人祸和政治腐败导致农民起义和民族抵抗运动不断涌现。
而在外部，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宪政思想开始萌芽。
1860年，中国召开了史上第一次政治代表会议——《北京公议》。
该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宪政改革方案，旨在增加政治权利和法治的实施。
尽管这个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为后续宪政运动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宪政的实施。
维新运动兴起，鼓吹试图通过改革现存的体制来实现宪政。
《公车上谈》是维新运动的代表性文献之一，提出了一系列宪政和改革的方案，如提倡普选和设立议会等。
闯关东阶段（1898年-1911年）1898年，戊戌维新爆发，废除孔子的礼仪思想，推行民主宪政，维新运动达到了顶峰。
10月，《戊戌维新变法大纲》正式颁布，并启动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
然而，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和对外敌人的威胁，维新运动很快遭到了失败。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垮台，中国宣布建立共和国，正式进入了宪政时代。
宪政实践阶段（1911年-1949年）辛亥革命后的旧中国宪法发展伴随着国家政权的更迭和政治局势的动荡。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纲要》等文件，中国成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然而，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宪政的实施程度并不充分。
之后，中国产生了一系列的宪法，如《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3年）、《北洋政府宪法大纲》（1914年）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5年）等。
这些宪法试图确立民主制度，保障公民权利，但由于战乱和政治分歧，无法得到全面贯彻。
1947年，中国国共两党在重庆达成《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临时宪法委员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纲领（草案）》。
为什么我们不能跟着西方宪政跑我们坚持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宪法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宪法及其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社会机器的运转，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总统制，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本质。
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和遵行，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要不折不扣贯彻实施宪法，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国宪法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的根本保证。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绝不是削弱、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我们坚持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能用“宪政”来指代。
在当代中国，“宪政”这个概念是不适用的。
现在一些人打出“宪政”牌，就是通过对“宪政”这一政治概念进行学术包装，拿西方“宪政”的标准来框住我们，攻击我们不是“宪政国家”“法治国家”，把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打入“人治国家”甚至“专制国家”的另类，用所谓“宪政”架空中国共产党领导。
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从根本上违反宪法的。
一定要认清，我们坚持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宪法。
盲目地跟着西方所谓“宪政”跑，无异于削足适履，自毁长城。
进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深入推进，对我们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我们要对我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充满自信，对我国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对我国宪法确认的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
90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述评■双立珍/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摘 要：宋教仁是“中国宪政之父，民主革命先行者”。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是宋教仁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标志。
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养成、丰富和成熟三个阶段。
其核心思想体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民权宪政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民主政治实现的形式就是“议会”和政党，并把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
尽管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精英政治，但其实践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宋教仁 宪政思想 述评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家、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1］，近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
2013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杂志《环球人物》刊文指出：“宋教仁的历史功绩值得缅怀，民主革命思想值得研究”。
［2］在宋教仁遇害105周年之际，央视节目《革命英烈谱》称宋教仁为“中国宪政之父，民主革命先行者”，高度评价了宋教仁先生为中国近代民主宪政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本文试图从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过程、核心内容及其历史地位进行探讨。
一、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一）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是宋教仁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标志早年宋教仁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
1904年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发动长沙“五路”起义失败后，宋教仁流亡日本。
次年7月19日，经程家柽介绍结识日本革命志士宫崎滔天并与孙中山见面。
在日本，宋创办旅日留学生中第一份不分地域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该刊宗旨在“以倡导伦理的爱国观念国民教育为宗旨”［3］。
此间，宋还为秋瑾创办的《白话报》、高天梅主编的《醒狮》杂志撰稿如“西太后之宪政谈”。
该文揭露了满清王朝专制虚伪立宪的本质，明确指出“吾乃益知政府之不能开明专制与立宪矣！”［4］宋教仁虽未明确提出民主共和的主张，但对宪政的要义已有相当认知，他指出宪政国民的几个基本特点即国民皆有纳税之义务（义务必须平等）；权利平等，人人皆有被选举之权利；国民皆有监督政府财政之权。
近代中国国家富强道路探索摘要：近代中国在危机中震荡，救亡图存、寻求国家富强的道路成为时代先驱者的追求。
梁启超几乎毕生都在追求中国立宪政治的目标，其宪政思想在探索中发展变化，其中有关“民权”、“有限政府”、“法治”等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构成了近代中国宪政之路中绚烂的一章。
关键词：宪政；民权；国家富强梁启超是在忧患中探索近代中国富强道路的时代先驱之一，也是活跃在当时政治和思想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面对中国社会专制独裁贫穷落后、积重难医的现实，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寻求真理、为社会大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奔走呼号，综合中西、上下求索，努力寻找中国切实的宪政方案。
一、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来源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是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学说。
同时，由于梁启超所经历的传统儒家教化，在其宪政思想中亦有儒家思想的沉淀，如他所说：“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舌于我笔端而已”［1］。
这段自白，虽为谦虚之词，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渊源。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进化论、民权论、分权思想和法治思想。
第一，梁启超以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论证了改革政治、实施新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他认为进化论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自达尔文出，然后值得丢、人类迈指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虽谓达尔文之前为一天地，达尔文后为一天地也。
”［2］梁启超将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规律直接用于现实观察人类社会。
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反对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派，论证变法的合理性：“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所迫，非不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权；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援之，呜呼，则非吾所敢言矣。
”［3］第二，梁启超的民权论思想以及从民权角度出发对政府合法性的探讨，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政治意义。
梁启超提出“新民”概念，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浅析辛亥革命前立宪派的活动路径及转向革命派的原因张新志【摘要】作为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立宪派严重影响着当时的中国政局。
辛亥革命爆发前,立宪派为实现君主立宪在国内发起和领导了立宪运动。
然而,随着立宪派对清政府感到绝望和中国政局的变化发展,立宪派最终却转向了革命派,与革命派合作,走向了革命。
%As an important force of China＇s political arena in early 20th century,the constitutionalists seriously had an effect on China＇s political situation.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1911 revolution,the constitutionalists launched and led to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the country.However,as the constitutionalists felt despaired to the qing administration and changes of china＇s political situation,eventually they turned to the revolutionary,cooperated with the revolutionary and run to the revolution.【期刊名称】《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07)003【总页数】4页(P329-331,351)【关键词】立宪派;君主立宪;清政府;革命派;转向【作者】张新志【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23003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7.1一、立宪运动的兴起顾名思义，立宪派是指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一个派别。
再探《中华民国宪法》2019-05-06摘要：民国三时期特别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制宪活动可谓是臭名昭著，"宪政"变成民众嗤之以⿐的代名词。
民国史学者徐⽭说，"曹锟宪法"其实并不是曹锟的宪法。
这部宪法其实与贿选，和曹锟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关键词：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华民国宪法》国民从清末的预备⽴宪活动开始，宪法的问题逐步被提上⽇程。
随着进⼊近代法制的步伐跟进，中国的法制逐渐体现出与古代法制迥然不同的态势。
中国古代的法制史，是以刑法的发展为中⼼。
但是在进⼊近代社会以后，中制的历史发⽣了⼀次严重的断裂，其主⼲线出现了错位，刑法的中⼼位置被⼀种新兴的法律所取代，这种法律就是宪法。
⑴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宪法的概念，⼈民内⼼更没有⼈权、权利的基础，就在这样⼀个⼤的社会环境下搞宪政，情况可想⽽知，宪政道路在中国的发展之坎坷也能料想⼀⼆。
所以针对清末的《钦定宪法⼤纲》、《⼗九信条》是千年法律的⼀次⼤变局的说法，有⼈说这是⼀个骗局。
也许是，但这不能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⑵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开始进⼊了民主、宪政的轨道，尽管有阻滞，但其⼤势确如⼤江东去，不可逆转。
1913年10⽉，在袁世凯⽩⾊恐怖之下，第⼀届国会第⼀期常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天坛宪草》。
在其后的10年中，共和政体屡遭劫难，制宪活动也时段时续，步履维艰。
直到1923年10⽉10⽇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称《1923年宪法》），漫长、艰难的民国制宪活动才有了正式结果。
⑶我们从以下⼏个⽅⾯来重新认识这部宪法：⼀、宪法的制定过程印象中很多教科书都提到，这部宪法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以说明这部宪法的仓促和草率⑷，在重新翻阅有关历史记载才发现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渐渐相信"尽信书不如⽆书"的深刻涵义。
总体上来看，这部宪法的制定过程相当之长，从 1913 年制定《天坛宪草》开始，⼤约有 10 年时间，⼤致经历三个阶段，在此期间国会两次被解散，两次被恢复，直到 1923 年才出台《中华民国宪法》。
人间正道是沧桑——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渗透侵蚀辛湘理民主作为一种文明的政治制度，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
但对于什么是民主、如何实现民主，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可谓多种多样。
在西方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实行了200多年，不可否认其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积极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它弊病丛生的内在缺陷。
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其制度性困境越来越明显。
与之相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反复探索，形成的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仅引领新中国70多年来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而且其鲜明的人民立场、强大的治理效能、广泛凝聚共识的优势不断得到彰显，生动印证了“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
面对近年来不断鼓吹的西方“宪政民主”思潮，我们要从“中国式民主”日益展现出的独特优势和魅力中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界限，自觉抵制西方“宪政民主”错误思潮的渗透侵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从民主本质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更真实、更广泛的显著优势。
民主是伴随着阶级产生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且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作为阶级社会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任何民主都是由本国经济基础所决定，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
从阶级立场看，西方“宪政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以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宗旨，为维护资本统治集团少数人利益的民主形式，而不是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人民民主。
从民主实现形式看，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是西方“宪政民主”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看上去每个人好像都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但事实上它不过是以虚假的“全民”形式来掩盖维护资产阶级集团利益的本质，而更多的“普罗大众”则处于被政治操弄的边缘。
戴志勇：中国梦，宪政梦收藏到手机转发(37)评论(100)01月03日19:44注：本文是《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未删减版《中国梦，宪政梦》，作者戴志勇。
天地之间，时间绽放。
这是我们在2013年的第一次相见，愿你被梦想点亮。
2012年，你守护自己的生活，他们守护自己的工作。
守护这份工作，就是在守护他们对生活的梦想。
2012年，庙堂之上发出的宪政强音嗡然回响：“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我们期待宪法长出牙齿，宪政早日落地。
惟如此，才能成就这个沧桑古国的艰难转型；惟如此，国家与人民，才能重新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
今天，已是能够梦想的中国，今天，已是兑现梦想的时代。
经历过宪政缺失的“文革”梦魇，我们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来逐渐回归常理与常情。
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个体户、乡镇企业到“民企”，稍稍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我们便创造了繁华城市，收获了满仓粮食。
我们重新体认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其是，非其非；我们重燃对公义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
面对暴虐强力，我们双手相握，一起走过艰难时刻，迎接生活转机。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挺起胸，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重走先辈的宪政长征，重温先辈的伟大梦想。
一百七十多年前，我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
先败于英，后败于日。
百姓愈加民不聊生，耻感深深刺痛中国士人。
保国！保种！由洋务而君宪，由立宪而革命。
从器物到制度再至文化，激愤者不惜彻底打倒“孔家店”，决绝地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起。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先辈们终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但是，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宪政中国并没有随之而来。
国家内外，战争连连；人群内外，残酷不断。
一度，人们远离仁，远离义，远离天道，远离对自由的坚守。
一度，人们认错为对，指鹿为马，万千生灵生机断绝。
美梦与山河，齐齐破碎。
自由与宪政，双双消隐。
度尽人世劫波，深味人性幽暗，我们依然是能做梦的人，有颗能做梦的心。
中国历史故事-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简介他是怎么死的？人物档案姓名：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国家：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中国湖南桃源出生时间：1882年4月5日去世时间：1913年3月22日职业：政治家、革命先行者毕业院校：日本政法大学宋教仁是值得历史铭记的一位人物，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民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与黄兴、孙中山两人并称，有中国“宪政之父”的称号。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为临时政府的农林总部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
公元1882年，宋教仁在中国湖南桃源出生，六岁的时候开始进入私塾读书。
十七岁的时候，宋教仁考入桃源漳江书院，公元1903年又入武昌普通中学堂学习。
在武昌普通中学堂学习期间，加入自己的同学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从此以后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
1903年的8月，宋教仁又与到武昌来的黄兴相识，并且志气相投之下，成为挚友。
没多久黄兴因为反清言论被驱逐回长沙，宋教仁也随之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四处奔走，联络革命人氏。
公元1904年，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
同年十二月，宋教仁又前往日本，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公元1910年。
宋教仁离开日本，来到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
在民国还未建国之时，宋教仁为传播自己的革命思想而四处奔走。
民国建立之后，宋教仁仍然为自己的理想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他倡导和推广宪政理念，其要旨是产生纯粹的政党政治，明确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任内阁总理，负起政治责任，组成责任内阁，由此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
宋教仁是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
公元1913年，国民党在中华民国国会大选上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却突然遭遇了刺杀。
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遇暗杀，身中三弹。
虽然当时同在一处的黄兴等人迅速反应过来，将其送往医院。
但是因为子弹上被抹了毒药，尽管尽早的送往了医院。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鲜明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全面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有力回应了人民呼声和社会关切，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描绘了宏伟蓝图、提供了基本遵循。
道路关系成败。
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提出来的，为我们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根本方向。
这条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中国特色的，植根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法治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只有这条道路、这个方向而没有别的道路、别的方向能够解决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全社会都要有这样的道路自觉和自信。
目标反映方向。
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个总目标，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
实现这个总目标，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就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正确道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原则。
宪政之累
1、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
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
西方宪政文化自始至终都是类似于中国文化中属于“道”的那种东西，主要不是预期所设来解决民族生存发展的一种工具。
2、由于近世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对国家与民族生死
存亡的焦虑，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宪政时，就不可能做到发其端竟其绪而只能用“截取”的方法，首先从最易和最大功用处下手。
4、无论是中西文化的主辅之分。
还是道器、体用之别，取法西学
都离不开实用的原则。
“中体西用”作为近世中国文化的一个范
式直接规约着对西方宪政文化移入的范度。
6、王韬那一代人提出的“君民共主”还算不上后来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所推崇的议院也并非是西方代议制的议会，但他们在国家富强与宪政之间所建立的那种利害关系则是近世中国队宪政思考、探究的基本品格。
对于国家生存问题的关切，康梁看到了议院、民权于保国保种保教的工具性价值。
这样，在西方属于文化的宪政理念、制度、规范，被康梁等人约化为一个单纯的改制主张。
他们主张议院，不知希望在政治生活里能够听到人们的声音，而且还坚信议院是达到国家富强不可替代的工具；他们张扬民权不仅仅是追求“人民有权”的民主价值，而且还在另一个目标上把国家富强看作是大众的事业。
这与西方文化
中民主的原生价值是不同的。
8、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和康梁的立宪党人围绕是兴共和革命还是走君宪之路，展开了几年的大论战，然而论战并非是对这两种民主形式自身优劣的论辩，而是哪一种政体更能把中国导向富强之路的争吵。
历史已成全了那些值得成全的人，但共和革命所追求的那些价值的稍纵即逝，便显露出这场革命的文化底气的不足。
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崩塌，传统文化业随之失去了依托。
西方宪政文化被中国的功利性的接受，却病没有给中国带来宪政的持久信念和新的秩序。
专制制度在政治上被推翻了，但社会却还是老样子。
事实上，皇帝被赶走了，取而代之的并非是西方的政制；西方的自由变成了中国式的恣肆放纵；西方的民主变成了枪炮的强弱决定政治力量大小的“公平”规则；西方式的宪政成了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一袭外衣。
传统文化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其合理性和整体性亦随之发生了动摇，无法为社会提供一个明晰的价值尺度，因而出现了文化上无所适从的紊乱。
“丢掉贵义贱利的同时，失去了信用和廉耻，丢掉知足的同时，失去了俭朴，带来了奢靡和不择手段，表面看“世风日下，人心浇薄，是传统沦丧”。
10、“富强为体，宪政为用”凝聚成中国有关宪政问题、探究的最为执拗的一种文化品格。
近世以来宪政探索和实践中的成败得失都与它有着干系，今天的中国仍拜领着它的感召和驱动。
西方的武力给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化大国所加的侵凌首先是一种文化上的伤害。
这种文化上的屈辱感是对西方宪政文化采取实用主义
态度的病源。
它使人们无法冷静地估量自己和评判别人。
对于西方文化，要么根本看不起而拒弃，要么只接受对己有用“急用”的东西，而有用无用的标准则是功利性的。
戊戌维新截取了西方的政制，而又要保留中国的纲常伦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伦理之于中国则被中国看成是有害的东西。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则把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看作是中国的救星，而基督教则被宣布为“落后、迷信”则弃之不顾。
14、无论怎样为西方的宪政下定义，它绝不只是“有宪法的政治”之意，也不是宪法与政治的简单相加。
它是一种文化的结果，一种从传统衍生出的生活方式。
宪政比其他民主形式有着广泛得多、复杂得多的内容，它蕴含着人文主义、服从法律、尊重个人价值和尊严、平等、自由、容忍等许多文化的元素。
宪政作为表层的政治形式与国家的体制相关切，是一种最合乎理性的现代政治形式。
但是它最基本的内容则是社会性的，它说明作为一个人他该处于什么位置，或者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最为“政治动物”在社会中如何生活。
不能否认宪政是一个理想中的公平社会所必需的条件。
然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去理解宪政，它在西方都是社会文化衍生的一个结果，一个“没有预期到的结果”。
宪政在西方本来与宪政问题不相涉，分属于不同范畴的两个东西。
16、宪政与国家的强弱、国民的贫富没有直接的联系，在价值上不能替换和通约的。
宪政和富强在价值上是有冲突的。
一个国家为了富强而牺牲了个人的
自由，这本身就不符合宪政的价值规范。
在近代，在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等的思想史上都存在着宪政价值和富强价值无法调适的冲突。
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宪政——富强”这个范式带来的理论困境。
“富强为体，宪政为用”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大、最深、最巨的一个宪政文化范式。
这个范式使我们对西方宪政文化便当省事地截取，与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样的轻率。
17、军阀政治在中国的滋生使远未生根的宪政理念失去了最重要的社会依托。
如果政治就是靠武力的一种分赃，选举就是金钱多寡的一场较量。
军阀政治对中国宪政文化的摧残比传统文化的滞碍要严重的多。
军阀的卑劣不仅在于它直接用枪弹射程的远近去衡量权力的距离，而且还在于枪弹够不着的地方，就用金钱去延伸。
在那里，所谓宪法只不过是武夫们证明自己武力强大的一个标签；所谓国会，那只是一个用武力进行分赃合法化的地方；所谓议员也只是一些博取了主子欢心而发了财的奴才。
从根本上说来，军阀政治就是既无规则也无价值目标的一种体制，攫取权力守住权力本身就是其唯一目的。
因而，不管军阀们颁布过多少部宪法，组织过多少届国会和内阁，选举出多少届大总统，军阀政治早已将宪政的那些价值放逐“共和国”之外。
18、《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337页。
虽然军阀已经证明了他们自己不能锻造出国家的政治权力，但同时它们又妨碍了各种非军事集团去这样做。
这样他们就使中国政治进一步地军事化了，军阀统治造就的只是更多的专制军人。
国民党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武器以
对抗军阀，在这个过程中，军队逐渐控制了党。
尔后，共产党也不得不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与国民党及1928年后依旧存在的军阀势力抗衡。
“军阀给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代中国，政治力量不可能与军事力量分离，以至于没有人能开出从中国政治的屏幕中心消除军队的秘方”
民权词义考论
33、在日本国语大辞典和日本语大辞典中也把民权和民主分列两词解释：民权是指人民参政的权利；人民的人身和财产的权利。
民主是指人们的主宰者地位和人民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