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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背景近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日益加深，旨在提高政府机构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对政府机构改革进行深入的思考，以确保改革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
本文将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
问题一：权责明确与权力分散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权责明确与权力分散一直是重要的课题。
权责明确可以有效地提高政府机构的执行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也有助于防止腐败和滥用职权的问题。
然而，过度分散权力可能导致决策效率低下和责任模糊等问题。
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在权责明确和权力分散之间找到平衡点。
一方面，应当通过明确的指导方针和规范来确保机构之间的职责和权限划分清晰；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和程序，以确保各级政府机构在履行职责时能够协调合作和相互配合，避免权力分散导致的问题。
问题二：管理创新与稳定性政府机构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管理创新与稳定性之间的平衡。
管理创新可以推动政府机构的发展和提高，使其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挑战。
然而，过度的管理创新可能导致组织的不稳定和不可持续。
要实现管理创新与稳定性的平衡，需要建立灵活的管理机制和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
政府机构应该鼓励员工提出创新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同时也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和制度来保证创新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此外，政府机构还需要加强对管理创新的评估和监督，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的改革成效。
问题三：信息化建设与数据安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
信息化建设可以提高政府机构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也为决策提供了更为准确和全面的数据支持。
然而，信息化建设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的挑战。
政府机构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需要重视数据安全问题，加强对数据的保护和管理。
应该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保护制度和技术体系，加强对关键信息系统和数据的监测和防护。
政府机构还应该加强对信息系统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机构改革看法随着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推进，许多人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改革，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
以下是我对机构改革的一系列看法。
首先，我认为机构改革可以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工作质量。
现代社会快速发展，政府机构的框架和职能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
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复的职责，导致了工作效率低下，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机构改革可以消除这些问题，使政府机构更加高效、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其次，机构改革也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海外投资和出口贸易。
但是现在，政府必须寻求其他方式来保持经济增长。
加强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其中一个选择，这也是机构改革的一项关键目标。
减少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交叉和重复职责，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时间和资源来发展经济。
第三，机构改革还可以消除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关注腐败问题很长时间了，但是消除腐败问题的处理需要更为深入的措施。
机构改革将聚焦于促进更加透明的政府行动，并对有问题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和纠正。
这可以帮助遏制官员性质不端的行为。
最后，尽管机构改革有许多优点，但也可能引起一些问题。
例如，人员安置问题可能会惹恼一些官员，因为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的职位和权力。
此外，机构改革的实施过程可能会导致一些混乱，这可能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一些短期的压力。
总之，机构改革是一个必要和重要的步骤，以使政府更加高效和透明，并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然而，实施时必须谨慎，将问题降至最低，并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相信随着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将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关于政府改革创新的几点思考关于政府改革创新的几点思考政府的改革创新尤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尤其需要发扬“三不足”精神，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政府创新贵在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贵在创造性的制度变革。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绝不能走回头路。
凡是符合“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所有政府改革创新，都可以大胆地试。
政府改革创新需要有整体战略和长远战略，要有可持续性。
政府改革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成功和效益取决于许多因素。
从大的方面来说，它要努力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具体地说，就是既要考虑到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又要考虑提高行政效率与降低行政成本的关系，改革的力度与干部群众的接受度的关系；还要考虑党政关系、上下级关系、管理与服务的关系等等。
政府的改革创新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保障。
任何创新都有风险，政府改革风险尤大，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鼓励，许多大胆的改革创新举措就会无法推出。
在这里，要正确处理法律的合法性与政治的合法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的合法性最终要服从政治的合法性，要及时通过修改和调整相关法律来保护和鼓励改革者的创新行为。
我曾经特别地呼吁有关决策部门和领导部门，对于那些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深受群众拥护的改革创新举措，应当积极鼓励，正确引导，并且及时地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形式，使之转变成党和国家的制度，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不进行制度性的改革，不从制度上保障各地政府的创新，甚至一些成熟的政治改革，也会裹足不前。
要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
任何政府的改革创新，都有一个动力问题。
从根本上说，政府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
制度是激发和保持政府改革创新持续动力的最可靠保障。
无论是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还是来自官方或民间的激励，从总体上说，都不是维持地方党政官员改革创新的持久动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即将全面展开。
政府机构改革，说到底是权力结构、利益格局、政策规制的重新调整和建构。
也正因为如此，机构改革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自80年代以来，我国已有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但其改革的成效不彰，究其原因在于对这些深层次问题的改革和调整的勇气不足，决心不大，措施不力且不到位，因而出现政府机构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
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要避免这一现象的再度重复，无疑须在权力结构、利益结局、政策规制的重新调整和建构上下功夫。
对此，笔者认为，着力解决如下几方面的问题，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一、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上，要着力解决权力部门化问题权力，是一种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权力的主体。
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政府的权力是源于人民，是受公众的庄严嘱托而行使，以为公共运用所限制，以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目标而代表、反映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政府的权力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然而，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府权力结构，把触角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过政府部门对权力的分割而支配、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
尤其是在现行管理体制中，政府以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去管理企业，造成了政府部门分兵把口行使企业董事会职能，计划部门掌握着投资决策权，经贸委掌握着技术改造审批权，物价部门掌握着产品价格审定权，劳动人事部门掌握着劳动用工人事审批权等等，特别是一些专业经济行政部门还直接充当大中型企业的“婆婆”，掌握着整个行业的企业管理大权。
这种无限膨胀其权力，把本应属于企业的权力而由政府各部门所分割的权力部门化（即市场主体的权力政府部门化）的结果，使企业成为了政府各部门的附属物，政府各部门分别执掌着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的各种大权，企业无论是项目审批、资金投入、工程上马、企业投产，还是产品销售、技术更新、规模扩张、资金融聚，都必须依赖政府各部门的支持和安排。
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谈几点看法国务院近日发布了新的机构改革方案，该方案涉及多个领域，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本文就对该方案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该方案对于推动政府机构职能重组和优化布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对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的调整，可以更好地实现政府职能的协同配合和高效运转。
同时，将一些重要职能集中到新成立的机构中，有助于提升政府部门的专业性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政府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其次，该方案还有助于推进政府机构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
新设立的数字化管理局和信息中心等机构，将协同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服务，提高政府工作的科技水平和现代化管理水平，为民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再次，该方案还涉及到一些涉企政策和改革措施，有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推动企业发展。
例如，新成立的市场监管总局将负责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监管和规范，有助于打破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促进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此外，新设的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也将负责推进资源和农业农村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总之，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将有助于推动政府机构的优化升级和现代化转型，同时也将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更加有效的政策支持和服务。
- 1 -。
政工研究ZHENGGONGYANJ I U326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的行政机构改革就与之相随。
最早的行政机构改革从1952年便开始了，到目前为止算起来都经历了近十次。
改革开放后，机构改革每五年进行一次。
回顾改革开放后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历史，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所指出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落脚点基本上是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转变职能、提高效率。
”通过前些次改革对机构的精简和调整，基本上适应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然而，前面的改革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方面还很缺乏，改革多集中在经济管理部门，对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关注很不够，因而行政管理问题频出，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
正因为如此，在借鉴发达国家行政管理和机构设置经验的基础上，2008年我国开始启动了以“大部制”为特征的新一轮行政机构改革。
一晃五年过去了，改革成效却并非是期望中那么显著。
2013年2月28日，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方案中，“服务型政府”、“以职能转变为核心”、“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等要点引起公众注意。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又拉开序幕。
然而，今年（2013年）的改革虽是大部制改革的延续，但较上一轮“大部制”改革大刀阔斧的跨部门整合，本轮改革重在局部“手术”，体现了十八大报告中“稳步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总体原则。
不难看出新一轮行政机构改革，是要努力打破上一轮以“政府职能转移”为主的“外延式”改革模式，力争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但改革能否取得预期的目标，还得认真总结目前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背后的原因，再能找出针对性的有效的措施。
一、目前我国行政机构设置、运行现状及问题要进一步深化行政机构改革，首先就要摸清目前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做到在未来的改革中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分析我国目前行政机构设置运行的状况，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问题。
三一文库（）/党团工会/党性分析《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已经从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市场机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却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职能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
封闭、半封闭、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的运行机制,使企业正常的市场行为受到众多的“婆婆”的干预,这就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被削弱。
同时,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庞大的政府机构,由于分工过细,权力过大,以致造成了机构臃肿、人员过多、政企不分,滋生出了官僚主义,助长了不正之风,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因此,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正是要破除现行政府机构的种种弊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实现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机构格局的需要,是把现行的官本位色彩较强的行政机构变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需要,是一场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深刻革命。
一、膨胀———欲拨不能的困惑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于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
该体制借鉴了原苏联的政权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前提和基础,以部门管理为主要标志和特点。
近4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体制,先后进行过6次机构改革,即1951年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1956年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权力,中央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经济管理部门,并将条件成熟的单位改建为经济实体组织的政府机构改革;1988年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三定”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开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
六次机构改革,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却一直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向世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已经从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市场机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却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职能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
封闭、半封闭、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的运行机制,使企业正常的市场行为受到众多的“婆婆”的干预,这就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被削弱。
同时,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庞大的政府机构,由于分工过细,权力过大,以致造成了机构臃肿、人员过多、政企不分,滋生出了官僚主义,助长了不正之风,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因此,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正是要破除现行政府机构的种种弊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实现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机构格局的需要,是把现行的官本位色彩较强的行政机构变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需要,是一场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深刻革命。
一、膨胀———欲拨不能的困惑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于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
该体制借鉴了原苏联的政权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前提和基础,以部门管理为主要标志和特点。
近4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体制,先后进行过6次机构改革,即1951年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1956年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权力,中央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经济管理部门,并将条件成熟的单位改建为经济实体组织的政府机构改革;1988年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三定”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开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
六次机构改革,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却一直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政府职能放量扩大。
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党政职能交叉、政企不分,许多本应由党或企业管理的职能被政府所取代,导致政府职能过多,管理过宽,势必相应增设一些机构,从而使机构进一步膨胀。
二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水平和质量还不高,随着行政主体的地位、影响和权能的不断变化,政府职能被不断地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和调剂配置,越切越细,越分越乱,切出来的“新”部分越来越多,职能越来越被人为放大,对设立新机构、增加新人员以便加强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三是二十世纪,政府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瓦格纳法则,在由农业和自给自足的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渡时期,许多原来由家庭或私人供给的货物和服务转而由国家和政府来供给,因而产生了对政府绩效更大的需求,并且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要求政府进行辅助性投资。
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处在瓦格纳法则所论述的社会过渡时期。
加上一直受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的职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该由市场取代政府的职能也基本被政府担负了。
综合经济管理职能、社会工作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门。
政府职能的扩展必然带来机构的膨胀。
因为政府职能的实现靠政府机构来完成,政府机构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主体,依职能而设,随职能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政府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机构膨胀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
要转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科学界定好政府职能,该归位的要归位,该释放的要释放,既不能把政府办成一个“万花筒”式的组织,也不能使政府出现职能空位。
当前要重点理顺好以下两种关系,即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理顺党的工作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关系;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事实上存在着“能进、能上、能高”而“难出、难下、难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竞争的动力与压力,也没有严格的奖惩考核制度。
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机会就升级;政府机构一有条件就升格,一开口子就增加职数,机关变成解决就业和待遇的福地,致使干部队伍和机构迅速膨胀。
我国供养比例(即总人口与财政负担人员之比,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今天为40∶1,即使按800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
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6 4个官员,25个吃财政饭的人;而7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1 7个官员,6 5个吃财政饭的人;5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0 4个官员,1 67个吃财政饭的人。
政府官员猛增,直接造成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直线上升,1995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达996 5亿元,占国家预算的14 6%,比1978年的53亿元,平均年递增18 9%。
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近一半的县财政为“吃饭”财政,政府根本拿不出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
如陕西省有90多个县,其中约60个县发工资困难,有些乡镇干部甚至数月或半年拿不到工资。
由于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机关普遍存在人浮于事、人满为患的情况,尤其是普遍存在“官”多“兵”少;后勤人员多,业务人员少;习惯于行政命令、分指标、批项目的多,业务骨干少;庸人多,能人少。
因此,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是造成机构、人员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才能最终消除“肿胀”,保证政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
(三不科学的政府系统自身的政绩评价机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
我国政府政绩评价机制可以归纳为一种“只看产出,不看投入”的机制,也就是说,在评价完成某个政府行为时,考察的指标仅仅是完成的结果,横向或纵向的对比,而忽略了为完成这个政府行为而进行的投资。
因此,这种政府政绩评价机制极易造成某些政府部门为追求政绩,盲目地扩设机构、增加人员。
我国六次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的“裁了又增加、增加了又裁”的现象,就是这种政绩评价机制带来的必然结果。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也是造成政府机构膨胀的原因。
这些消极因素主要有:官本位思想、缺乏合理的社会流动的观念、缺乏限任和选任的观念等等。
从官本位思想来看,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一元化官本位成就取向在社会上一直居主导地位,因此,官本位思想是机构膨胀的文化根源,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官本位成就取向的价值观成为机构膨胀的内在动力。
由于社会以级别作为价值判断标准,那么各个政府机关要求增加编制、升级升格就顺理成章;另一方面,象征地位的行政级别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这就使得人才流动向机关倾斜,大批人才涌向国家机关,加上各种关系网的纵横交错,迫使国家机关不断因人设职、扩大规模,从而使官本位思想成为政府机构膨胀的外部压力。
从合理的社会流动来看,人才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象其它资源一样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受中国传统的“一业而终”和“落叶归根”思想的影响,政府官员很少主动跨出政府大门去经商或从事其它职业的,也很少自愿跑到外地为官的。
缺乏合理的社会流动的思想是政府机构膨胀的思想根源。
此外,我国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缺乏限任、选任的观念,也是造成机构膨胀的原因。
(四缺乏对政府系统的行为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法律机制、财政机制和其它社会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系统的行为常采取行政命令方式,以撤换领导来制约和保证政府系统有序运行,这种方式常伴有主观的随意和感情的冲动。
如有的领导常常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撤换部门负责人或在机构设置和人员增加上开口子,批条子,因人设事,因人设机构,缺乏公正严肃的约束机制。
一是机构编制没有法律依据,缺乏硬约束、硬保障,机构改革缺乏硬配套支持,这就使得机构膨胀问题在软环境、软约束中可以自由地延续泛滥;二是财政拨付与支持随机构和人员的增多随意增加,“僧”多则“粥”多,“僧”少则“粥”少,人浮于事仅对行政效率有影响,对部门利益则丝毫没有损害。
由于没有通过财政硬约束来限制人员和机构的增加,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增编、增员的冲动和可能。
因此,要切实精简机构和人员,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采取利益约束的办法,以部门为财政支出单位,实行政府包干制,即财政对政府各部门实行硬约束,增员不增工资总额,减员不减工资总额,把裁员的任务通过利益约束的方式下放给各部门;三是干部选拔任免缺乏制度保障,没有竞争的动力和压力,没有切实保证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冗员过多,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
(五政府组织自身的原因。
政府作为一个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组织,一旦被人们理性地设计出来,就会成为控制人、支配人的东西,具有天然自我膨胀的倾向。
其一,政府同企业一样,政府行为是按个人成本收益原则来计算的,追求最大的自身利益,这样每个政府官员都存在一种谋求特殊利益的冲动,为保持官位、升职、发财,必然培植亲信,选用自己的人,造成机关人员膨胀;其二,从组织学角度来说,在任何组织里,组织成员的收入和组织产出规模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因此,为了保证组织成员的收入,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组织机构得以发展,因为规模的扩大,有可能使薪俸提高、职务提升更加便利,职务权力更大,含金量更高;其三,政府官员为了保证下属单位工作顺利,会尽最大可能争取保险系数,即加大投入维系更大储备。
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由于他们由上级任命,要赢得上级的认可,就必须完成上级的指示,满足上级的愿望,这样一种行为方式在我国外延式的经济发展战略中便会演化成对高数量的追求,产值、速度等数量性指标成为衡量政府领导者、官员的标准,这迫使政府官员有着强烈的数量冲动:要更大的机构规模、更大的管辖范围、更高的社会指标。
为满足数量冲动,政府官员行为方式的另一特征就是囤积,即政府尽可能扩大规模以滞存更多的资源;尽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此外,社会的转型、现代化建设等要求政府系统不断加大调控能力;全球性的民主化发展会不断拓展政府边界,拓宽政府职能;政府系统和特定社会的改革开放也会不断促使行政系统走向增长。
因此,政府增长、机构膨胀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客观的一面,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具有世界性的趋势。
二、职能界定———改革的逻辑起点我国历次的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成效不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而要转变政府职能,首先就要界定政府职能,政府职能界定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逻辑起点。
由于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将由政府指令分配方式为主逐渐转向以市场配置方式为主。
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使得社会事务的分类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导致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组织功能的分化和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