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思想意义浅析摘要：死亡主题是《荒原》的核心和灵魂，但《荒原》描写的“死亡”是和生命熔铸在一起的,彼此无法分开的,即把人推向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之中,着力表现处在生不如死的荒原中的人们对死的渴望,虽是一部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品，但是它更加指涉现代西方社会精神荒芜的文化现象，在《荒原》里，神话只是作为一种功能与结构而存在，充满现代性的社会里并没有诞生新的神话，神话已经被消解掉了，《荒原》折射出了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荒凉。
《荒原》除了将象征主义诗歌推向高峰外，更重要的是将一战后西方现代社会的价值真实表现了出来。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艾略特荒原意识既绝望又关注的复杂内涵，以及宗教信仰对其人生价值取向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艾略特荒原意识死亡意识神话现代性消解一：拯救与死亡艾略特的《荒原》集其高超技艺和深刻思想于一体,“集中反映了时代精神,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广大青年对一切理想信仰均已破灭的那种思想境界”,[1](P147)成为一部不朽之作,或者说,它的成就正在于捕捉到了一片西方世界旧日的文明和传统的价值的衰落之境———荒原般的“时代精神”。
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客体或一个文本《荒原》毕竟是一部复杂难懂的现代经典作品,具有永恒不朽性和多重解释价值,因此,我们不仅要紧扣《荒原》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首长诗,而且更应从人类文化的深层意识来挖掘荒原般的“时代精神”所蕴涵的复杂内涵。
如果说艾略特的成名作《普鲁弗洛克情歌》“已经显示出了与19世纪诗歌传统的彻底决裂”,忠实地反映了现代西方青年复杂矛盾的心态和在通往“荒原”途中所感受到的死亡的恐惧,那么,在《荒原》中这一主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化。
诗人开篇就写了西比尔对死的渴望———“我要死”,接下对死亡的描写更是令人毛骨惊然:而我却在某个冬夜,在一家煤气厂背后-在死水里垂钓-想到国王我那兄弟的沉舟,又想到在他之前的国王,我父亲的死亡。
白身躯赤裸裸地在低湿的地上,白骨被抛在一个矮小而干燥的阁楼上,只有老鼠脚在那里踢来踢去,年复一年。
……[2]还有那些死于干旱和水里的“哀魂”、腐烂的尸体、即将被扼杀的婴儿,更有不死不活的人们:受私欲驱谴而悖德弃义、朝三暮四、阴谋厮杀、欺骗负心;而那些生活在“回忆和欲望”里的人,整日悠游嬉戏,无所事事,打发着空虚无聊的日子,连爱情也恰如幻影一般若即若离,而希望终归成了“荒凉而空虚”的“大海”……大地上也是一派凄惨:万物复苏的四月却“只有迟钝的根芽”,看不到些许生机,仅有“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枯死的树没有遮荫,蟋蟀也不使人夜间得到安慰,干涸的乱石块听不见流水的声音……甚至全书的神话构架———“圣杯传说”也是以一个陷于死地的渔人王为原型。
可以说,死亡主题是《荒原》的核心和灵魂。
那么,诗人如此强烈的关注死亡难道仅仅在于重复《情歌》的主题,仅仅在于幻灭和绝望?我们来看看诗人描写死亡的另一面:在“荒地上”,仍有“迟钝的根芽”;“枯干的球根”也能提供“少许生命”;在那座并无实体的城里,还有人“短促而稀少”的“叹息”;连迈里海战的幸存者也把战死者的尸体种在花园里,竟指望它“发芽”、“开花”,从死亡里培植生机……这种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恐惧一样强烈,或者说,《荒原》描写的“死亡”是和生命熔铸在一起的,彼此无法分开的。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荒原》的“新颖之处恰在于抒情主人公在情欲和恐惧死神之间的徘徊犹豫以及结尾处的不确定性”[3](P77)———把人推向了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之中,即处在生不如死的荒原中诗人滋生了对死的渴望,同时也孕育出“生的本能”。
按弗洛伊德的假说,人生来就有的“死的本能”:即尽力要恢复到初始的状态,因为死亡既然是痛苦的源头,那么也就应当成为痛苦的归宿。
因此对死的渴望其实也就是对生命恢复到初始的状态的向往,饱含着对生命的敬畏,即对再生的渴望,这才有了全诗“不确定性”的结尾———圣山上乌云密聚,万物众生“在静默中拱着背蹲伏着”,等待着降雨———然而,甘露始终未降。
这时,天上的雷霆隆隆作响,传来上帝的福音:“舍予、同情、克制”……可见,在艾略特大肆描写死亡的潜意识里,死的本能终于战胜了生的本能,但从隐隐传来的雷声中已预示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再生的“圣杯”就在人的心中。
因此,我们可以窥见另外一种本能———寻求再生的本能仍然在抗衡、在挣扎,并试图尽力阻止朝着死亡前进的进程———这就是“生的本能”。
但是,《荒原》展现的死亡主题并不仅仅在于通过二元对立而简单地演变为一种潜意识的“生的本能”,从艺术角度看,这是诗人实施“非个人化”理论所采用的“客观对应物”的一种创作方法;从思想内容看。
诗人的死亡主题有着深层的文化积淀,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容。
《荒原》里描写的死亡,既是生命的结束,又是复活和再生的开始,即生命从终点回到起点,一个新的生命又开始了循环,就象大自然中的日月相代,四季相生,周而复始未有穷尽一样。
这就把生命“神秘地化入循环时间中”———“人类通过加入自然永恒循环的宏大而神秘的节奏,获取了一种周而复始的不死性。
”[4](P202)但在《荒原》中,并不是所有的死亡都具有这种周而复始的“不死性”,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死亡是“一往无返”的:惨遭蹂躏的翡绿眉拉、被毒蛇咬死的克奥佩特拉女皇、淹死的弗莱巴斯、无辜的胎儿……他们的死在基督教里是绝不能升入天堂———再生的;而且按照身处荒原的人的现状———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欲望:情欲、色欲、物欲、贪欲、利欲,并且在继续发展,那么他们死后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种人在荒原上已不是少数,长此以往荒原必然遭致彻底毁灭而不可能获得再生,所以诗人渴望的“死”———就象西比尔喊到的“我要死”,这里的“死”不是指肉体的毁灭而是指精神上的脱胎换骨,渴望摆脱肉体束缚的精神超越,即一种象征性死,或者说仪式性死亡。
这种仪式性死亡缘自《荒原》“圣杯传说”的神话。
根据韦斯登女士《从仪式到传奇》一书记载:渔王失去了性能力,因而在他的国土上,子民不能生育,牲畜不能繁殖,大地久旱荒芜,只有等待武士找回圣杯才能挽救这一切。
渔王失去性能力,在这里只是一种仪式性死亡。
按弗雷泽在《金枝》中对这则神话的解释:如果渔王的行为违反了神秘的原始宗教仪式,他将受到天谴而死,土地则干涸荒芜;其后一个青年武士历经磨难,会获得拯救土地和万民的水而取代老王。
这里新王与旧王的更替主要是一种责任的传承而非生命的轮回,所以相对“死而复生”的神话而言,渔王的死(失去性能力)是一种仪式性的死亡,即从某种程度上说“圣杯传说”的神话是用来证明某种仪式的———“离开了仪式神话就会死亡”,[5](P95)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将这一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无论在神话还是在仪式场合,所表达的感情均是那些对该社会存在而言最基本的感情。
”[6](P95)由此,从死亡中引发的生的本能欲望,通过仪式性死亡或象征性死亡,即通过“对世界的一次脱离,对某一力量源泉的一次深入,一次生命力的回归”,[7](P79)从而演变升华为一种精神复活。
显然,这种死亡虽然不乏宗教意义但更蕴涵了一种现实精神。
可见,艾略特通过死亡达到的精神复活并不是纯粹宗教意义上的复活,他认为必须把这种“复活”“附属于生活”才能见出其精神实质。
所以,《荒原》“从一开始,也许可以说,死亡真正有着两个含义。
一个是表面的,另一个是深层的。
死亡和垂死是十分明显的消肿象怔,因此正是通过这样的‘垂死’,生命才得以实现。
我们奉献了自己,这样我们反过来就可以接受我们自己了。
那第二个含义是生活与颓废的不可避免的物质和精神联系。
”[8](P341)这第二个含义显然指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那种生存的绝望和生活的颓废———精神上的极度饥渴。
但诗人没有直言坦露这种需求,而是把这种“需求”分化(即“感受的分化”)转变为非个人化的对应物———生命中的“力比多”,并通过各种特定的意象和一幅幅图景表现出来。
于是他笔下的荒原就成了干涸、缺水的荒地:“……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9],一个缺乏爱情和性的不毛之地活生生再现出来!诗人反复通过人物的独白、对白、直接描写、象征隐喻等手法,多次提及现代人的性饥渴、性压抑、乱伦和满足,只字未提濒临绝望的人们怎样复活。
然而人的“复活”(或者渴望复活)又无处不在,特别是在第二、三章里。
二：折射出了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荒凉自从17世纪以来，哲学和科学就逐渐击退了神学，国家逐渐击退教会，理性逐渐击退信仰［10］，随之而来的是身体的解放。
但是正如柏拉图将身体与精神、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一样，现代西方社会情欲与理性也敌对起来，表现为通过情欲的宣泄来对抗科学、理性的冰冷。
在神学日渐黄昏的现代西方社会里，人们失去了以信仰为准绳对身体的控制，导致了现代社会情欲的泛滥，一旦人们失去了以信仰为尺度对灵魂的把握，精神就走向了荒原。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的荒芜，这片荒芜的土地在尼采对上帝的宣判中，从此漂浮着无意义、无中心的灵魂。
为此，人们要么泯灭个性，将自己托付给以理性科学为原则的现代社会，成为社会轰鸣机器中的一员，乐于为某种被放大的意义和国家意志而死（20世纪宏大叙事的主题之一）；要么将身体堕落在水与火的情欲交融之中醉生梦死，正如艾略特的《荒原》中那些行尸走肉的“哀魂”、虽生犹死的“腐尸”、即将被扼杀的婴儿，有性无欲的性交、受私欲驱谴的背信弃义、朝三暮四、阴谋厮杀、欺骗负心等失却意义为依托的荒凉景象。
在这样的社会景象里，不可能再有神话，更加不可能有神性的浮现。
既然连对基督的信仰都已经坠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20世纪初，在饱受战火、帝国扩张和殖民意志困扰的西方社会里怎么可能再有神话呼吸的空间？而到了20世纪，这一种精神的苦难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界，这种来自精神痛苦的苦难再也不是一种美德，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精神劫难。
在《荒原》的首句，艾略特———这个拯救西方精神荒芜的使徒不无沮丧地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着那些迟钝的根芽。
”［11］尽管西方文明在20世纪初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西方世界的扩张步伐也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领域，“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成为19、20世纪之交的关键词，随之而来的就是由一战而导致现代全球的重组，在看似生机勃勃的西方世界里，西方文明正在以强大的生命力来改造、征服古老的东方文明和亚非文明，但是这个看似春天一般的美好前景，却是“残忍”的，是缠绕着赤裸裸的“欲望”，是一种文明野蛮、粗野地压制另外一种“迟钝”的文明。
艾略特说，人们无法直面太多的真实，但是伟大的史学家、小说家及其他类型的艺术家确实比一般人要更多地直面真实。
他早在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忠实地反映了现代西方青年复杂矛盾的心态和在通往‘荒原’途中所感受到的死亡的恐惧，那么，在《荒原》中这一主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化”［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