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群体内部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障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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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作者简介]杨杰,(1985-),女,河北师大法政学院研究生。
浅析我国妇女参政的现状、障碍及解决路径杨杰(河北师大法政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00)[摘要]妇女参政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
对我国妇女参政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女性从政的自身和外部障碍并提出有效地解决方案,有利于促进我国妇女参政,推动政治文明和民主化进程。
[关键词]妇女参政;现状;障碍;解决路径妇女参政就是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尺度。
建国以后,在党和国家努力下,妇女参政事业不断取得新成绩。
目前,我国女性基本上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参政和执政权,以及法律上男女平等的权利。
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能忽视问题,促进妇女参政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妇女参政现存主要问题(一)较低的妇女参政比例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基本情况,全国人口总数为126583万人,其中女性人数为61228万人,约占我国人口总数的48.3%,约为全国人数的二分之一。
但在政治高层的权力领域,我国妇女参政人数却很少,参政比例也很低。
妇女在参与的我国高层权力领域中只占总代表人数的百分之十几,最低只有6.1%,最高也只占17.7%,还不到人数比例的五分之一,妇女参政比例低是妇女参政的主要现状。
(二)不稳定的妇女参政程度良好的妇女参政程度反映在参政人数的比例上应该是逐步上升的。
妇女参政水平高,参政人数比例也相对较高。
但我国妇女参政人数比例却呈现出相对不稳定的情况。
从历届全国政协女委员占全部委员比重情况可以看出,从1954到2008年间出现四次上升和三次下降,1954年6.1%,1964年8.1%,1993年9.2%为三个大的低谷值,整体上起伏不定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状况,这表明了我国妇女参政人数变化较大,妇女参政程度不稳定。
(三)高层少,正职少的现状“党必须用很大的决心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帮助和鼓励他们不断前进,因为她们是党的干部最大的来源之一”。
当下推进女性参政问题调研报告第一篇:当下推进女性参政问题调研报告女性参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为进一步提高女干部素质,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本文从新时期推进女性参政的现实必要性着手,挖掘了目前推进女性参政事业的有利因素,分析了发展该事业存在的困难及难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妇女参政调研思考女性政治参与是指女性有意识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其根本目的是体现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群体意志,反映妇女在政治系统中的权力和利益诉求。
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民主参与,指妇女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女性参政的基础层面;二是权力参与,主要指妇女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决策,这是女性政治参与的中间层面;三是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表现为女性对政治生活的普遍兴趣和积极主动的参与态度,以及从政妇女自觉代表妇女的整体利益,对政府的决策发生影响。
女性参政既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胡锦涛同志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把这项工作纳入到整个干部培养选拔工作中去考察、去安排,明确目标,拓宽视野,严格标准,改进方法,为优秀女干部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要健全与完善女性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切实落实女干部政策,加大女干部的培养、选拔、任用力度,促使各级领导班子中女性数量逐步增加,促使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女性比例有一定程度提高,提高妇女的权力参与的比例,确保妇女参与决策和社会事务管理等各项目标的实现。
”新的历史条件为广大妇女参政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时代呼唤必须进一步提高女干部素质,进一步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及政治环境,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一、推进女性参政的有利因素首先, 妇女参政环境日渐宽松。
经过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持续抗争,特别是新中国诞生以来党对妇女事业的关心和大力支持,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我国的经济、政治形势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1992年10月开始正式实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使我国妇女的各项合法权益包括政治权益得到了更有效的法律保障;年初在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就首次对女性占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作出明确规定“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妇女代表的比例将不低于22%”;湖南省人大常委会07年修订通过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了两个“百分之三十以上”刚性指标,明确了参政妇女的比例和名额,推进维护妇女参政权;2001年湖南省启动了“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政策、机制、方式等方面的创新,通过提高农村妇女自身能力,强调性别意识,促进农村妇女在整体上参与农村的选举、决策和管理。
社会性别视角下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研究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意识的提升,女性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就。
然而,在政治领域,相对于男性的参与程度,女性的政治参与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
本文将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进行研究。
首先,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限制了女性的政治参与。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子女的养育上,女性被认为是柔弱、需要保护的群体。
这样的观念导致女性在政治领域缺乏自信和自主性,往往认为政治是男性的领域,不适合女性参与。
其次,婚育压力也对女性的政治参与造成了限制。
在中国的婚姻观念中,女性普遍被认为应该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结婚生子,而政治参与通常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因此,女性在面对家庭和职业的双重压力时,容易将政治参与放在次要位置。
再次,性别歧视和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也是女性政治参与面临的挑战。
在政治领域,男性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女性的声音和权益容易被忽视。
性别歧视和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使得女性在政治竞选中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限制了她们的参与意愿和机会。
此外,缺乏具体而明确的政策和机制也阻碍了女性参与政治。
虽然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女性政治参与的相关政策,但在政策的具体落实和执行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例如,政治竞选的费用高昂,对于许多女性来说,财力上的限制成为了参与政治的障碍。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促进女性的政治参与。
首先,要加强性别教育,打破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提高女性的自信和自主性。
其次,应该加强与婚姻、家庭、职业等领域的政策协调,减轻女性在婚育压力下的政治参与负担。
同时,加强对性别歧视的监督和打击,营造公平、包容的政治环境。
此外,更应着重制定具体、明确的政策和机制,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
总结起来,当代中国女性的政治参与问题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挑战。
社会性别视角下,我们应该认识到女性在政治领域的不平等和受限,从而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为女性提供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和机会。
社会性别视角下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研究一、本文概述《社会性别视角下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研究》一文旨在探讨社会性别理论框架内,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现状、问题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分析女性在政治决策、政治活动、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方面的参与情况,揭示女性政治参与在促进社会公平、推动民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女性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文章首先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概述,明确社会性别理论在政治参与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随后,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分析女性政治参与的历史演变、现状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探讨女性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政治意识不强、参政渠道不畅、政策执行不力等。
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期推动女性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的认识,而且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促进性别平等与女性赋权,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二、社会性别理论与女性政治参与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框架,为我们理解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它强调性别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差异,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这种建构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关系。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性别观念的逐渐转变,女性政治参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女性政治参与不仅关系到女性自身的权益和发展,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指标。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政治参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
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政治参与的影响根深蒂固。
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女性应更多地承担家庭责任,而男性则更适合参与政治活动。
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晋升机会和权力分配仍然不平等。
尽管中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和措施,但在一些重要岗位和决策层中,女性的比例仍然偏低。
女性政治参与的环境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41海外文摘1 当前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现状女性政治参与是女性通过媒体、会议、民主协商等各种渠道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提出建议和意见,享有政治参与的发言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1]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为。
女性政治参与状况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对于加快我国政治文明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中国女性的政治参与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女性参政意识明显提高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中走了出来,她们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认识到自己作为国家的主人地位。
政治意识的觉醒促使更多女性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她们或者活跃在各种社团、群体,或者参加到国家机关中积极参与国家治理。
每年举办的政协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都会出现女性代表的身影,她们为国家政治发展建言献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也在锻炼着女性的参政能力,促进着女性能力的提升。
近年来女性更加关心国家治理,对于政治的了解度也更高,比以前任何时代更喜欢探讨国家大事,勇于提出自己的主张,政治决策水平也更高。
2011年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资料显示,有11.2%的女性参与过各级管理和决策,有18.3%的女性主动给单位、社区和村提过建议。
[2]1.2 女性干部人数增多女性在国家政治中越来越出色的表现使得她们的行为能力和参政水平得到了全社会普遍的认可,国家也在注重培养和选拔女性干部,这将使得女性干部的人数逐渐增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5年以来各级国家机关干部中女性所占比例大体稳定在23%左右,县处级以上女领导干部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16.5%左右。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录的公务员中,女性所占比例由1999年的31.5%逐年上升到2009年的42.5%,有的地方新录用公务员中女性人数超过了男性。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中,妇女代表占总数的23.4%,比十一届全国人大时提高了2.07个百分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女委员占总数的17.8%。
[3]这些数据表明女性干部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比例,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状况及改进措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拥有着众多优秀的女性群体,她们在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才华和能力。
在政治参与方面,中国女性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障碍。
本文将就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状况进行分析,并探讨如何改进和提升中国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参与度。
一、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现状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女性在政治领域一直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封建社会时期,妇女地位低下,被男性社会压迫,几乎没有政治参与的机会。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参与中,女性依然面临许多挑战和限制。
在中国政治领域,女性在高层决策层的比例依然很低。
虽然中国有近50%的女性劳动力参与到了各行各业,但是在政治领域,女性的比例并不高。
据统计,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代表比例为24.9%,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女性占比为21.1%。
可以看出,尽管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较高,但是在政治层面依然存在较大的性别差距。
中国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参与往往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得女性在政治参与方面缺乏自信和勇气。
而且,政治领域的竞争激烈和工作压力大也让很多女性望而却步。
中国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参与度依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针对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状况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和提升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参与度。
需要加强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通过立法和政策的支持,可以保障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平等权利和参与机会。
可以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应当设定一定比例的女性代表,以确保女性在政治决策中的参与比例。
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女性积极参与政治,并给予相应的政治权利和保障。
需要加强教育和宣传。
通过教育和宣传,可以促进社会观念的更新和妇女地位的提升。
可以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女性平等意识和性别教育,让青少年和学生从小树立平等意识和性别意识。
还可以通过广告宣传和社会媒体的影响力,宣传女性在政治领域的优秀事迹和作用,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到政治中来。
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状况及改进措施【摘要】中国女性在政治参与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分析了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现状,探讨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提升女性政治参与的策略。
其中包括加强性别平等教育和制定性别友好政策等途径。
文章强调了加强性别平等教育和制定性别友好政策对于促进女性政治参与的重要性。
结论部分对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展望未来,强调了改进措施的重要性。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女性在政治参与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为未来提升女性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方向和建议。
【关键词】中国女性,政治参与,改进措施,性别平等,教育,政策,现状分析,问题,策略,性别友好,总结,展望,重要性。
1. 引言1.1 背景介绍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逐渐提升。
尽管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女性政治参与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了解并关注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现状,探讨如何提升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意义。
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是不够的,必须要着眼于全社会的女性,推动性别平等和性别意识的普及,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通过本次研究,旨在为促进中国女性参与政治提供有效的策略和建议,促进性别平等的实现。
通过加强性别平等教育和制定性别友好政策,为中国女性政治参与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和机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2. 正文2.1 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现状分析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现状并不容乐观。
尽管中国女性在近年来在各个领域的参与度逐渐增加,但在政治领域中依然存在较大的不平等。
据统计,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比例仅为24%,市县人大代表中女性比例更是低至20%左右。
女性在政府高层职位中的比例也偏低,仅占不到20%。
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状况及改进措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有了一定的提高。
与男性相比,中国女性在政治领域仍存在较大的不平等和不公平。
本文将探讨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现状,并提出改进措施。
就目前中国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参与度来说,虽然有一些女性在政府部门和决策层担任职务,但整体来看,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相对较低。
据统计,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仅为24.9%,中央委员会中的女性成员比例为7.3%。
在地方政府层面,女性在县委、市委和省委的成员中所占比例也偏低。
这表明中国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还有待加强。
中国女性在政治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和性别歧视现象仍然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的政治参与难度。
由于普遍存在的男尊女卑思想观念,许多女性在政治竞选中遭受到性别歧视、困难和压力。
家庭和子女照料的责任也成为女性参与政治的障碍,许多女性由于家庭负担而放弃了自己参与政治的机会。
为了改善中国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和权益,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改进措施。
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现有性别平等法律法规的执行。
加大对性别歧视行为的打击力度,确保女性在政治竞选和任职过程中不受到性别歧视的待遇。
政府应该推出更多的培训项目,提供有关政治和领导力的培训机会,帮助女性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
可以通过提供额外的补贴、福利和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减轻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压力,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政治。
还可以加强女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推动。
这些组织可以提供咨询、培训和网络支持,为女性提供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
倡导媒体关注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和贡献,提高公众对女性政治参与的认可度和支持度。
加强教育和宣传工作,推动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
社会对女性政治参与的认知和价值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学校可以通过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性别平等的意识,宣传女性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和价值,为培养更多具有政治野心和抱负的女性领导人铺平道路。
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状况及改进措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女性在政治方面的参与度也逐渐提高。
然而,与男性相比,女性参与政治的机会和空间仍存在很大差距。
从性别比例来看,中国女性在政治中的代表性相对较低,女性在政治家族和权力网络中处于弱势地位。
同时,由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对参与政治的能力和信心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改善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状况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涉及到政策制定、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
首先,需要改善女性参与政治的机会和空间。
政府应该制定有关女性参与政治的有力政策,增加女性的政治代表数量,比如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方面的增加。
此外,政府还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女性参加选举,完善选举制度,增强女性在选举和投票中的权利和机会。
其次,需要提高女性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意识。
政府和社会应该加强对女性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她们的政治素养和领导能力,让她们对政治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同时鼓励女性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提高政治的影响力和地位。
在家庭和教育中,要让女性们学习和掌握更多的知识,增强她们的自信心,激发她们参加政治的热情和信心,提高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最后,需要改善女性在政治家族和权力网络中的地位。
政府应该加强国家的管理和教育工作,加强合理的领导选举机制,促进政治家族堵截和制度规范化,并引导政治干部重视女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掌握女性的政治心理,支持和帮助女性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
同时,加强对女性权益的保护,营造尊重女性的崇高道德和社会氛围,遏制各种性别歧视现象,确保女性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公平的竞争机会。
与此同时,这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每个人都应该为保护女性的权益和提高女性在政治方面的地位出一份力,用正确的态度和行动,营造一个尊重女性的社会环境,确保女性可以平等地参与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精品资料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男女平等问题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一个长期存在却一直得不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男女平等无疑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其实现形式也多种多样。
而女性对政治的参与,则是男女平等在政治上的一种积极诉求。
在女性主义理论及运动的推动下,尤其是在1995年联合国的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女性政治参与作为男女性别平等实现状况的一个重要量度,引起了世界各国普遍的和高度的关注。
女性政治参与,尤其是决策过程中的参与,不仅仅是公正和民主的要求,而且还是使女性利益得到充分考虑的必要条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妇女的政治参与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妇女解放程度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之一。
我国是包括女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女性理应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1、我国保障女性政治参与的制度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步入法制建设的轨道,“依法治国”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并付诸实践,保障女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也不断得到完善和巩固。
⑴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进一步完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促进妇女参政是法律政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出台了一些促进妇女参政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1992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以妇女为主体,以全面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法。
在政治参与方面,它规定“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
国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妇女代表的比例”。
这是我国首次在立法中提出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女代表应当有适当的数量和比例,它以法律的权威性进一步推动了妇女参政。
女性群体内部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障碍分析扩大女性政治参与是衡量性别平等的重要尺度。
但是维护女性权益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两性在政治参与中具有同等的代表数量或是要求女性居于领导席位,女性群体内部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促使我们不能够将女性简单看做同一的身份群体。
在女性群体内部,因为经济不平等造成的阶级阶层划分,因为错误“承认”造成的非主流群体和个人的从属性社会地位,共同形成了女性政治参与过程中的非制度性障碍。
对女性权益的维护要求建立多元的公共领域,积极保障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地位的女性可以进行广泛的公共参与并无障碍地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
标签:政治参与;经济平等;承认;公共领域;身份政治在当代社会,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女性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成为衡量性别平等的重要尺度,也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参与通常意味着与其他人一起工作,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它是一种相互作用的概念,而不是简单的唯意志论概念,具有特殊的政治特性”。
参与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商谈的政治过程,即政治参与,又是一种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能力,即社会参与。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它在理论上不同于广义上的参与社会生活。
关于女性的政治参与情况一直得到理论界的密切关注,如何在政治上为女性赋予权力,增加女性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女性政治参与中的制度性障碍,是女性权益保障的关键环节。
而同时,在女性参政的制度性障碍之后持续影响女性政治参与的其他因素却尚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将这些因素统一称为女性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障碍。
它们一方面使决策层中的女性无法必然代表女性利益,另一方面将一部分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排除出决策过程之外。
本文将围绕女性在政治参与中面临的若干非制度性障碍问题进行讨论,旨在重新唤起人们对经济和文化因素共同制约政治参与的现实予以重视,继续推进性别平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问题的缘起争取平等对待,是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
很多女性学者认为,维护女性政治权益的关键是保证“从量上增加女决策人的比重”,同时“从质上提升女决策人在决策核心层的地位”。
在20世纪后半段,女性主义理论的政治目的是冲破女性政治参与中的制度性障碍,使女性顺利进入公共领域。
这些理论和运动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女性在政治决策层中的地位空前提高。
“到了21世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妇女都获得了选举权,妇女在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的选举中屡获成功,近20个国家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超过30%,妇女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决策人员、外交人员和谈判人员的才能和作用,得到了世界瞩目和肯定”在瑞典议会当中,女性议员的比例高达47%;在韩国,从1995年开始推进女性公务员配额制,到了2005年,女性在各级政府委员会中所占比例达到30%;日本于1995年通过了《男女共同参划社会基本法》,在总理府设立男女共同参与审议会,男女委员人数任何一方不得少于委员总数的4/10。
的确,由于女性的特殊经历和感受,女性参政代表可以意识到一些被男性参政代表所忽略的问题。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原则上包括在特定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真的有平等的发言权吗?他们都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完全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吗?”另外,那些对政治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女性政治参与者,会因为其本身是女性而必然代表女性的利益吗?事实上,女性政治参与的障碍并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上的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等层面,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假如消除了在法律和制度上的政治参与障碍,假如女性与男性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得了等量的代表人数,还有哪些非制度性的因素制约着女性进行更为有效的政治参与?这些因素又何以存在呢?二、阻碍女性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因素早期女权主义运动旨在争取女性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至今日,当代女性在各个方面普遍被赋予的政治参与权利可以说是对过去一二百年间性别运动和理论既得成果的肯定和发展。
但是,倘若认为女性参政人数的增加或是女性对领导席位的占据意味着所有女性利益将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这不过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而已。
事实上,差异并不仅仅存在于两性之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女性群体内部在阶级、阶层、种族、民族(族裔)、职业、年龄、教育背景和性取向等各个方面存在的差异将是一个现实,它们弥散在整个社会中,阻挡着一部分人参与的资格和能力,影响着每一次民主决议。
(一)经济不平等制约政治参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现实将导致一部分女性的政治参与机会被剥夺、个人参与能力不足并由此使其对决策的影响力也相应减弱。
倘若将女性群体内部在经济领域的分配不平等问题搁置一旁,只考虑如何从整体上增加女性在政治参与中的代表人数和数量比例,其直接的后果是加速女性群体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的分离,并最终导致女性群体内部的分裂和冲突。
佩特曼曾经谈到关于女性政治“准入权”的问题,她认为经济的不平等对政治平等起到了一个相反的作用力,处于经济谱系底端的公民持续地关注于反抗贫困的斗争,根本无暇去理会政治参与活动,即使法律赋予其政治权利以行使公民的责任,这种法定权利也将在现实的经济压力面前成为空中楼阁般冗长乏味的叙述。
正如安妮·菲利普斯所说:“民主在政治权利方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公平,但是市场化社会的运作又将这种公平消解掉了;如果民主像它所说的那样去做,它需要去解决在对经济资源和权力进行分配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的不平等。
”在参加政治活动过程中,贫困女性和富裕女性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从而使她们对决策制定的影响力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美国最近关于增加少数群体代表比例的争论的类似事件中获得借鉴,“那些被城镇黑人领袖所接受的政策促进了资源的转移,但是主要是针对黑人中产阶级,而唯一对整个黑人社会都有利的倡议是减少警察暴力事件。
尽管如此,通过使用符号性的种族集体主义的花招,这种差异的影响被极大地伪装或是消解,同时,对这一群体的某些成员有利的利益被表现为对所有的成员都有利”。
与此类似,贫困女性在诸如财产占有和人际关系等社会可用资源方面与富裕女性存在的巨大差距决定了贫困女性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无力境地,因为即便她们“在场”,也不能够改变主流政治参与主体的既定观点和决策。
例如,在家务劳动问题上,富裕女性群体希望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家务劳动的问题,所以家务劳动社会化、发展家政服务人员队伍成为沸沸扬扬的政策建议,但是相对于贫困女性而言,政府如何保障家务劳动的社会补偿抑或是提升最低生活保障似乎是她们更为关心的问题。
另外,家务劳动社会化所倡导的家政服务队伍建设,一方面也许为一部分富裕女性提供了外出工作上的便利,但是,充实家政服务队伍的恰恰是贫困的女性群体,当然,这在一定层面缓解了贫困女性的就业问题,但是这只不过是将女性从自己的家庭解放出来贡献于别的家庭,而家务劳动的性别属性并没有最终改变。
在为女性参与公共活动提供方便条件的政策建议方面,富裕女性提议建立普遍的日托服务,可以通过薪水支付的方式为其参与公共活动赢得时间和空间,但是对于贫困女性而言,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似乎是在所有公共场所提供免费的育婴房(哺乳间),以保证自己不会因为哺乳等抚育工作成为参与公共活动的负担。
所以,女性群体内部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成为女性在政治参与方面的一个重要的非制度性障碍,这需要政府持续不断地通过资源转移的方式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以期在经济上缩小女性群体内部之间的差距,否则,女性政治参与在表面上与男性数量和质量的平等将只是富裕女性的平等,贫困女性的灾难。
(二)错误“承认”阻碍政治参与女性群体内部不仅仅存在阶级和阶层等经济层面的划分,同时,女性在种族、民族(族裔)、年龄、教育背景和性倾向等文化方面的差异也使得不同的女性具有不同的利益需求。
然而,当统治群体将其自身的文化普遍化为主流地位的文化时,其他群体的文化自然化约为边缘性地位,所以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非主流群体也一直在寻求对其自身文化价值的承认路径。
所谓“承认”在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融合了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概念,它的含义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认同或确认”,。
相对于其他将承认政治视为身份(identity)政治而进行阐释和发展的批判理论而言,南茜·弗雷泽将承认看做是关于社会地位(SOClal status)的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承认所需要的不是群体的特殊身份,而是每个群体被承认作为社会相互作用的正式伙伴的地位”。
女性在不同种族、民族(族裔)、年龄、教育背景和性倾向等方面差异的存在导致了非主流群体的女性政治参与者在公共活动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甚至因为与主流文化“完全不同”而近乎“隐形”。
正如弗雷泽所说:“错误承认既不是心理的扭曲,也不是自由流动的文化伤害,而是一种社会从属地位的制度化关系。
因此,被错误承认不仅是在他人的态度、信仰或描述中被看低、被轻视或贬低,还是被剥夺了社会相互作用中正式成员的地位,因为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把某人构建为相对不值得尊重的人。
”这种形成地位从属关系的错误承认往往由制度化的主流文化价值模式所导致,从而将一部分群体的地位变得相对不重要。
例如,长期以来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贬低了家务劳动和生育抚育工作的重要价值,其后果就是导致全职家庭主妇虽然在名义上具有公民地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实际上是丧失了政治代表权;由于少数族裔在语言上不符合主流群体的交往规范,这就导致有一部分人在参与过程中无法充分行使其法定代表权;城乡二元体制的现实造成进城务工的农民尴尬的社会地位,而传统父权制度的影响更使女性农民工成了边缘化群体中的边缘群体;社会价值体系和各种社会规范中将政治参与的公民默认为身体健全的人,这就从侧面将残疾人视为非正常人来看待,从而使残疾人代表在政治活动中不可避免地面临被边缘化的境地。
在政治参与领域,主流群体文化的绝对统治使处于从属性社会地位的群体和个人的利益无法充分表达,这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些群体和个人的边缘性社会地位。
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作为大学教授的女性政治参与者在政策影响力方面必然远远大于作为农民工的只有小学文化的女性政治参与者(如果存在的话);全职家庭主妇在政治参与领域的集体无声状态使她们的权利无法得以有效表达,这不仅无益于提升家务劳动和生育抚育工作的社会价值,也使得她们被轻蔑地视为就业劳动的“搭便车者”;聋哑人由于其“非正常性”除了得到“正常人”偶然间的社会补偿和人道主义同情之外,根本无法试图通过公共参与的方式实现所有人类对“无声世界平等价值的承认”。
政治代表权的缺乏就这样持续地巩固着非主流群体的社会从属地位,进而造成恶性循环。
所以,政治领域从来都不是文化真空的场所,总会有一种要么因为其阶层优势要么因为其文化优势而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这种文化通过法律、政策或是工作实践而巩固,通过压抑其他群体的文化而加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他成员作为“平等的”公民进行“平等的”政治参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