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

最近一段时间，针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侵权甚至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仅7月下旬就发生好几起。

新闻出版署对此表示，支持新闻记者进行正常合法的舆论监督。

但这话刚说完两天，“霸王”员工闯报社的事件就发生了。

针对有霸王员工被指闯入《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上海办公区，围堵报社门口，推搡该报记者的事件，霸王集团公关部经理杨政书表示“这是霸王公司员工的个人行为，但他确实是公司的人。

”另外，该集团首席副执行官沈小笛此前曾表示，公安机关尚未下具体结论，因此无法道歉。

（8月2日《新京报》）近段时间可谓是霸王集团的“多事之秋”。

先是遭遇香港同行企业“污蔑”其洗发水含有致癌物质二恶烷差点落得“身败名裂”，接着因其属下员工“自发”围堵《每日经济新闻》报社而引得舆论强烈不满。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的情感是纠结而多变的，从一开始的异常愤怒到同情霸王集团被同行“污蔑”，再到现在的“二次愤怒”。

事态每发展一步我的情感也跟着跌宕起伏。

说同情霸王是因其遭遇行业潜规则，被一些同行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污蔑”和“恶作剧”。

说“二次愤怒”是因为霸王集团在真相大白天下之后，居然对一个曾经报道过其“二恶烷风波”的媒体耿耿于怀，大打出手。

更令人生气的是，霸王集团居然找出围堵报社是“员工的个人行为”这种搪塞式理由，拒绝反省，拒绝道歉。

实际上，“员工的自发行为”只是一个拒绝反省的幌子，根本站不住脚。

霸王集团作为一家优秀的品牌企业，其企业用人规章制度和员工素质考核要求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员工“个人自发”去围堵报社的行为发生的概率应该很小。

不外乎两种情况：要么霸王集团的员工集体荣誉感极高，法律素养和觉悟却极低；要么这些“个人行为”的背后存在着霸王集团领导层的意志反映和“点头特许”。

霸王集团如果认为《每日经济新闻》此前的报道内容有悖真实，对品牌荣誉构成侵害，完全可以凭借法律渠道最终获得公正裁决和舆论支持。

但决不应该让4位员工“个人自发”去报社围堵闹事，如此举动只会加重“搬起石头砸脚”的危害。

于是，我开始担心，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霸王集团有了敢于叫板媒体、围堵媒体的胆量？其背后是否还有什么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媒体是社会公器，履行舆论监督是天职。

霸王集团敢于对报社进行围堵实际是一种滥权行为。

把媒体正常的舆论监督视为对自身品牌的有意攻击“玷污”，所以才会对一个媒体大打出手，恨不得动用关系立即“封杀”。

当然，霸王作为一家品牌企业，同时也是地区纳税大户，敢于与媒体“扳手腕”的背后是否有行政力量撑腰打气，也是值得考量和警惕的。

或许霸王集团现在的主要意向是在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

但无论如何，霸王集团的员工粗暴干预媒体，制造混乱的行为已是既定事实，且在坊间超的沸沸扬扬。

我认为，如果霸王集团想要继续守住品牌精神，占据舆论的主动和优势，以真诚的心态向公共舆论道歉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早越好。

何必非要等到调查结论出来被逼着道歉，而再次加深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另一个“霸王”印象呢？那么多的公权力机构、企业敢于公开叫板媒体,敢于对媒体的舆论监督进行反制,关键是舆论监督权虽然在政策上有规定,在法律上却并不具备司法性。

必须让保护舆论监督权落实为法律条文,舆论监督才能真正找到“保护伞”,才能限制一些荒谬的打击报复媒体舆论监督的行为。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仇子明遭通缉事件作出声明,强调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和监督权,新闻机构及其派出的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

这些年来,在全国各地爆发了多起针对舆论监督的反常事件,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大有频发态势。

这是为什么?先来看看最近热闹非凡的几起反舆论监督事件:7月7日,《江西日报》因刊登景德镇市邮政局组织公款出国游一文,当期报纸在景德镇被“封杀”；7月23日,因连续对凯恩股份进行批评报道,浙江省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对《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并予以网上通缉；7月29日晚,《华夏时报》记者陈小瑛被不明身份人士以“爆料深国商内幕消息”为由骗至深圳天虹商场,旋遭重殴；7月30日下午,4名自称霸王集团员工的青年男子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上海办公区,当报社记者与来访人沟通时,遭遇来访男子辱骂、推搡,后被证实来人确属霸王集团员工及其友人；此外还有紫金矿业封口费事件,等等。

如此针对传媒的反常事件发生,绝对不能仅仅以偶然因素来应对,而应当追溯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包括体制性因素。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舆论监督的面越来越宽泛,再加上转型期中各种各样乃至超出常人想象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对于内地媒体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是新闻的春天。

然而,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么多针对传媒的恶性事件接连发生,只能说明如今传媒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既有经营上的压力,还有反舆论监督的压力。

这么多的压力汇集到一起,倘若媒体本身没有职业精神,没有抗压能力,平庸、堕落都是有可能的,这其中也包括被平庸、被堕落。

在这种平庸、堕落与被平庸、被堕落中,媒体的社会地位存在一种下降的可能。

那么多的公权力机构、企业敢于公开叫板媒体,敢于对媒体的舆论监督进行反制,既在于媒体社会地位的下行,一些媒体在资本与权力的制约下亦步亦趋,但更关键的是舆论监督权虽然在政策上有规定,在法律上却并不具备司法性。

作为新闻机构的主管部门,新闻出版总署不是没有作为。

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曾经发出《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规定有关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为新闻机构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

2008年,再次发出《关于加强新闻采编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规定对于干扰、阻碍、报复、陷害新闻机构及其采编人员依法开展舆论监督,造成恶劣影响的,由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规定都具备了一定的法律效力,但这种法律效力在执行的过程中经常被打折扣。

比如遂昌县公安局对仇子明的追究,所依据的是刑法,而刑法的法律位阶要比出版总署的通知高,出版总署保护舆论监督的部门性文件因此常常归于无效。

要想真正使传媒的舆论监督有力量,真正让党的十七大关于舆论监督的精神落实到位,真正让某些机构、企业和个人对反制舆论监督不再猖狂,必须让法律发挥作用,让保护舆论监督权落实为法律条文。

唯有如此,舆论监督才能真正找到“保护伞”,才能限制一些荒谬的打击报复媒体舆论监督的行为。

7月30日下午4点多，4名自称霸王集团员工的青年男子擅自闯入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上海办公区，并辱骂、推搡记者。

报社遂向上海警方报案。

霸王集团公关部经理杨政书近日表示：“其中一位确实是霸王公司的人，但这是霸王公司员工的个人行为，我们尊重事实，尊重公安的调查。

”最近一段时间，针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侵权甚至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仅7月下旬就发生好几起。

7月21日，央视记者采访河南省中牟县狼城岗镇黑砖窑问题，遭一镇干部派出的打手围攻。

7月28日，又爆出《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凯恩股份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等内幕，被浙江丽水遂昌县警方全国网上通缉。

7月29日，《华夏时报》女记者陈小英被不明身份的人打成重伤，而她刚刚完成关于深国商的负面报道。

一连串的事件惊动了国家新闻出版署。

针对记者被通缉一事，新闻出版署表示，支持新闻记者进行正常合法的舆论监督。

但这话刚说完两天，“霸王”员工闯报社的事件就发生了。

和上述施暴乃至通缉事件相比，“霸王”员工的推搡可谓小巫见大巫，可“霸王”公司的表态也耐人寻味。

员工自发去为公司讨说法，这种说辞无法令人信服，但“霸王”却似乎对公安机关的调查信心十足。

究其原因，任何人都不会蠢到大庭广众之下派“打手”，而公安机关也不会因一家报社被擅闯就倾尽人力物力调查。

换句话说，如这4个人咬定牙关说不是“职务行为”，最后肯定以“个人行为”不了了之。

不但“霸王”事件，一系列事件中，和施暴者的嚣张相比，对暴力事件的处理却未见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媒体只能发发文章，以义愤来自我安慰。

至于新闻出版署的表态，施暴者可以权当没听见，毕竟那些公司、机构不归新闻出版署管。

即便抛开暴力事件，媒体也总处于劣势，只能说人家好，不能说不好，否则很容易招惹官司乃至杀身之祸。

没人喜欢负面事件被曝光，所以记者不能堂而皇之去采访，很难找到责任人了解来龙去脉。

记者稿件动辄就被扣上“失实”的帽子，被迫吃官司。

而擅闯报社则是“个人行为”，公司可拒不道歉。

维权总是为被曝光者滥用，面对无理取闹的，媒体却不知道去哪说理。

舆论监督不受人欢迎，中外一样，对记者动粗，哪个国家都有。

但一系列针对记者的暴力事件表明，记者权利的脆弱和法律的缺失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且不论作为一个公民，记者的权利何在，记者的职务行为何错之有，比记者被打更为严重的是，利益集团正通过暴力手段或操纵司法压制舆论监督，而媒体和记者却“无法自保”，长此下去，谁还敢监督。

而恶化的舆论监督环境中，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是一句空话。

不管是报道有一点对自己不利就打上门来的人，还是媒体的主管部门都说，新闻有特殊性。

既然新闻是特殊的，那就要有专门的法律对其制约、对其保护。

是让新闻法揭开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了，否则新闻舆论监督就会被“霸王”条例扼杀：辱骂、推搡了报社记者又能咋样？这是公司员工的个人行为！最近，对于媒体行业来说，真可谓是多事之秋。

最先是记者遭网上通缉，但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后，通缉令又被撤销，理由是不符合法定条件；然后是《华夏时报》驻深圳的女记者陈小瑛，在等神秘的“知情人”时遭到莫名的痛打；接着就是《每日经济新闻》报社遭四名自称是霸王集团的员工冲击，说要找寻曾写过霸王洗发水被爆含致癌物质的报道的记者。

稍微做点对比，我们不难看出，这三起新闻事件都有个共同点，就是无一例外是这些媒体的报道涉及到一些企业集团的商业利益——仇子明事件涉及到凯恩集团利益，陈小瑛事件涉及到深国商利益——这些商业集团的老底被揭了，于是恼羞成怒，遂对报道记者和报社进行打击报复。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财大气粗，仗势欺人。

这些事件启示我们，打击舆论监督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归根结底来源与权势。

比如陈小瑛事件和《每日经济新闻》遭冲击事件，就是属于利用私权打击报复。

而仇子明事件，则是属于公权打击——当然，确切地说，应该是公权被私权绑架，用于打击原本属于私权打击的对象。

这种“借刀杀人”的打击方式，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公权原本不仅不会打击舆论监督，它还应该是舆论监督的保护神，但是，在遭到现实利益绑架后，公权就临阵倒戈，把原本保护的对象当成了修整的对象。

这种打击其实更彻底，更杀人不见血，更狠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