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化的果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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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乡村振兴心得感悟与认知(7篇)2023乡村振兴心得感悟与认知(7篇)乡村振兴是我国民族复兴的重大任务,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动力,大家分享一些乡村振兴的心得感悟吧。
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23乡村振兴心得感悟与认知,欢迎大家来阅读。
2023乡村振兴心得感悟与认知(篇1)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这是党中央着眼于推进“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贫富差异较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从实际出发,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举各方之力,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努力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振兴是基础。
发展是第一要务。
实施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确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而无论是解决农民就业还是确保群众增收,都都需要以产业发展为基础。
农业强,产业必须强。
产业旺,乡村振兴才有底气。
要实现产业兴旺,首先要构建乡村产业体系,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是通过培育农业品牌、增强科技创新、强化城乡融合,补齐农业发展短板,促进农村产业集聚。
人才振兴是支撑。
“人才兴,事业方兴”。
发展离不开人,乡村振兴自当不例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解决人的间题。
由于受前些年农村发展“钱景”不大的影响,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农村缺人特别是缺少能人的问题,已经成为振兴乡村的制约瓶须。
因此,实施乡村振兴必须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做好农村人才政策这篇大文章,完善人才服务机制建设。
师道立则善人多:论清代乡村塾师的教化实践关于明清时期塾师在乡村社会中积极的教化作用,本人曾经从其参与国家教化组织,撰写通俗的诗歌、戏曲、族谱、碑文,孝敬父母,遵守礼制,救助弱势群体等方面做过初步的探讨。
[1]随着研究的深入,本人发现乡村塾师的教化实践活动远非如此,还有更具说服力与特色的实践内容值得我们去关注与研究。
本文试图从清代乡村塾师的教育化俗、乡言化俗、礼仪化俗、惩恶扬善等方面展开论述,探求其以国家意识形态重新构建乡民精神世界及风俗习惯的过程。
一、教育化俗《周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
”[2]一些清代官吏与学者特别强调蒙养教育对于教化的积极作用。
清初任官广东的汤来贺在《孙六言歌序》中写道:“兹承乏岭表,思以教化先政刑,因取《六言歌》旧本删订,攒续数十首以补其所未备,与《养蒙图说》并梓以训童蒙。
倘塾师留意于风化,日讲明而不倦,使斯民童而习焉,积久而扩充焉,以正其情,以复其性,庶几风移俗易,咸遵六谕以成孝友?A睦之风。
戢干戈而弓矢,兴礼乐而致太平,于斯民有厚望焉。
”[3]嘉道年间湖南人严如?秩衔?:“欲正教之兴,则必使城镇村落之间多读书务正之人。
查习教徒众,西北为盛。
南方州县应试童生,常二三千人。
西北则著名州县应试童生,或止数十名百名,则读书之人寥寥可知。
读书明理之人少,无怪邪教之得以蛊惑愚民也……村落中有一二明理之童生,即可少数十户吃教之愚民。
”[4]可见读书明理对于乡民风化的重要性。
同时期的陶澍也在《〈阴骘文引蒙〉序》中说:“许君石华以丁生绍中所注《阴?\文》见示。
其书不征事迹,语简而明,为童孺所能解,意欲塾师于讲授经义之前授以此篇。
俾童蒙先入为主,终身受益。
置之乡塾中为《小学》之辅,将见口诵躬行。
蒙养正则善人多。
斯亦化民成俗之一助也。
”[5]可见,治理地方的官吏与留意风教的士大夫均将蒙养教育看做是化民成俗的重要手段之一。
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曰:“师道立则善人多。
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6]这种思想对清代乡村塾师自身的教化觉悟影响至深,成为其教学实践的有效指南。
乡村振兴的收获和体会多篇乡村振兴的收获和体会多篇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是基本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
下面小编为您整理出的乡村振兴的收获和体会多篇,希望能够帮助到您!乡村振兴的收获和体会1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是基本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
致天下之治者才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人才振兴实施正确方向是实现乡村稳、农业兴的要因素,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关键目标指向,拥有一支深刻了解农村生产生活的多元化、高素质“三农”工作保障队伍尤为关键。
留助乡村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好发展。
人兴则乡村兴,人旺则乡村旺。
选拔培优乡村振兴的人才要着力从眼下的本土去挖掘“千里马”,首先,鼓励本土人才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要制定并完善好本土人才成长发展机制,充分激发乡村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乡村人才的技术优势,进而带动产各个业快速发展,带动致富。
其次,从教育、就业、医疗、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等条件入手,不断改善和优化本土乡村人才的成长发展环境。
通过健全的保障机制的投入,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相信本土乡村人才能更好地助推乡村振兴。
培养新时代人才,共建乡村振兴好发展。
新时代的乡村需要更多新时代的人才来点燃,大学生村官计划是想乡村提供人才振兴支撑的重要途径,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三农”工作干部队伍提供源头活水。
大学生村官计划自实施以来,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扎实的人才支援,在工作中,他们发挥着积极作用,一批又一批有文化、会经营、善管理、懂技术的大学生村官为乡村振兴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是乡村振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才队伍。
要建立引导并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长效机制,鼓励更多年轻有志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
要筑巢引凤,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要多方引导返现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科技人员、退役军人等等返乡做“创客”,鼓励支持并引导乡村精英群体返乡投身到乡村振兴,不仅仅要靠当地政府部门创造便利条件、政策支持,也要同步改善乡村基础建设,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更好解决返乡精英群体的后顾之忧。
陶行知的名言警句陶行知的名言警句11、要把教化和学问变成空气一样,充满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
2、教化是立国之本。
3、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4、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
5、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6、与其把学生当天津鸭儿添入一些零碎学问,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
7、真教化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8、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
9、所谓健全人格须包括:一、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
二、人生所必需之学问技能。
三、强健活泼之体格。
四、美丽和乐之感情。
10、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建教化的起先;手脑双全,是创建教化的目的。
11、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老师。
12、活的乡村教化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
他教人人都能独立、自治、防卫。
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欢乐的活神仙。
13、想独立,想进步,就须胆识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独创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乏,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化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觉出来。
14、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
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
15、培育教化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相识花木的特点,区分不怜悯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育教化,这叫“因材施教”。
16、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牵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同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17、活的人才教化不是灌输学问,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
18、先生不应当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当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19、在老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摘要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农村教育运动,试图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教育体系,努力矫正西方搬来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教育模式,针对当时农村教育存在的诸多弊端,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并在实验区取得了较大成果。
农村教育运动的目的是想通过改革教育,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中国建设乡村,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汇入现代文明的世界洪流。
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着眼中国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着力西方文明精神的生根开花,在探索与尝试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内涵,对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本研究应用文献分析法对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通过透视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体认当时面l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思想文化危机,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指出独特的心路历程和文化思考决定了梁漱溟对乡村教育问题的认识,儒家精神的发掘奠定了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基础,对新教育运动失误的批判提供了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现实契机,西方思想和丹麦教育的影响为他的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期教育家的实践启示也加快了梁漱溟投入乡村建设的步伐。
本研究介绍了梁漱溟乡村教育实践的阶段演进与基本主张,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客观评价其成败得失,高度赞赏梁漱溟对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清醒和自觉,以及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突破和超越,提炼了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现代价值,包括政教合~的理论构架和模式选择,知识分子的投入和农民阶层的发动,精神陶炼情意教育的张扬,社会本位教育系统的恢复,创造教育的提出和尝试等。
论文最后针对当前教育尤其是中国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简要概括了粱漱溟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现实启示。
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梳理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来龙去脉,难点在于挖掘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教育传统文化现代价值AbstractThecountrysideeducationalmovementthatspringsupin1920sand1930s,whichattemptedtOestablishakindofeducationalsystemthatsuitstherealityofChinesecountrysidewithgreatefforts,correctedthemodemeducationalpatternfocusingoncitywestern,andittakedOUtmanyresolutionplanformanyabuseofcountrysideeducation,andhasachievedverymuchinexperimentaldistrict.Theeducators,whoadvocatedthemovement,aimedatreconstructChinaandcountrysidebyeducationalreform,SOthatrealizestherevivalofChineseandmeltintointernationalmodemcivilization.UnderthebackgroundLiangShuming’Scountry’sideeducationaltheorywasformedanddevelopedbasedonexplorationandattemptwhichstresstheheritage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andmakewestemcivilizationtakeroottobloom.ThereforeLiangShuming’Scountrysideeducationaltheoryhasitsuniquecharacterandrichmeaning,whichisofreferenceandenlightenmentforUStoimplementthestrategyofandeducation,andtoadvanceeducationalreforminrevivingthenationbysciencecountrysideareas.Withthemethodofliteratureanalysis,theresearchsummarizesHangShuming’Scountrysideeducationaltheorysystematically.ThroughanalyzingthebackgroundofLiangShuming’Scountrysideeducationalthought,theauthorintendstOunderstandthesocialandeconomiccontradictionandideologicalculturalcrisisofLiangShuming’Scountrysideeducationaltheory.Thethesiselaborates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LiangShuming’Scountrysideeducationaltheory,pointsoutitwastheuniqueexperienceandculturalthoughtthatdeterminedHangShuming’Sknowledgeofeducationincountrysideareas,insistsuponthatConfucianististhetheoreticsbasisofLiangShuming’Stheory,thecriticismofthefaultofNewEducationalMovement,offeredtherealisticopportunityofLiangShuming’Scountrysideeducationaltheory,thattheeffectofwesternideologicalandDanisheducationpournewvigourintohistheorysystem,andthatthepracticeofeducationistofthesameperiod,havealsoacceleratedHangShuming’Sstepofcontributingcountrysideconstruction.ThethesisintroducedthedesignandbasicviewofLiangShuming’scountrysideeducationalpractice.Bythecombinationofthesocialreality,whichLiangShuminglived,thethesisappraiseobjectivelyitsSuccessandfailure,appreciatesLiangShumingfor,hisclearheadedtowardstraditionalandmodernproblem,aswellasthebreakthroughandinnovationofhiscountrysideeducationaltheoryandpractice,generallysumsupmodernvalueofLiangShuming’Stheoryandpractice,includingthetheoreticalframeandpatternoptionofthejointofpoliticsandeducation,farmers’voluntaryartdintellectualinput,theunfoldofeducationspiritualintroduction,theresumptionofeducationbasedONsocialstandard,theattemptandintroductionofcreativeeducationetc.TheresearchaimingproblemsofChinesecountrysideeducationnowdays,summarizesbrieflytherealistichintofcountrysideeducationaltheoryandpracticeofLiangShuming.Thefocaloftheresearchliesinsummarizingtheoriginandofcountrysideeducationaltheoryandpractice,andthedifficultyliesintodevelopmentexcavatingthemodernvalueofcountrysideeducationaltheoryandpracticeofLiangShuming.Keyword:LiangShumingcountrysideeducationtraditionalculturemodemvalHe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关于改造乡村宗族的论述理析骆文杰韩冬雪[内容提要]中国乡村社会在前现代化时期中曾长期被宗族乡绅所垄断支配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了对全国农村的改造,传统宗族的生产组织职能㊁秩序维系职能㊁教化职能被剥离,其亲族本位观念和对乡村社会的垄断影响被清除,完成了从乡村统治场域中心到边缘的历史性退却,党组织也就此加强了对农村的领导,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㊂学习毛泽东关于改造乡村宗族的论述,对于当下审视中国乡村的长周期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㊂[关键词]毛泽东;土地改革;乡村治理;改造宗族[作者简介]骆文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韩冬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㊂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防范家族宗族势力等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和影响 ,对节制乡村宗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㊂在当前我国加快推动乡村振兴㊁深化乡村治理的关键期,重读毛泽东关于重构中国乡村社会秩序㊁改造乡村社会传统宗族的重要论述,有助于理解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变革脉络㊂当前,在中国乡村特别是民族地区乡村中,宗族往往仍发挥特殊影响力㊂要理解宗族为何仍发挥影响这一问题,需全过程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宗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性退却,并回顾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中宗族的有限复归㊂在我国漫长的前现代化时期,以传统宗族为主体形成的族权㊁绅权长期受到中央政权支持,政权倚靠宗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延伸管治和道德约束,宗族由此成为古代乡村统治场域中的重要主体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村秩序变革的全面推动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宗族的尊荣地位,在彻底割裂旧有生产关系的土地改革中,宗族长期保有的生产组织职能㊁秩序维系职能㊁教化职能被有序剥离,宗族与土地相分离,农民逐渐被新的人口组织制度紧密联结起来,乡村社会的道德体系㊁主流价值观发生重大变迁,在此背景下传统宗族渐渐退向历史舞台边缘㊂一㊁驱除族权:毛泽东对中国乡村社会中宗族的基本判断毛泽东指出,封建社会农民面临重重人69毛泽东关于改造乡村宗族的论述理析身压迫,农民承受着地租㊁高利㊁税捐各种剥削,遭遇着 禾头根下毛饭吃 [1]204的普遍痛苦,族权压迫是贫农普遍承受的一种压迫㊂宗祠㊁支祠以及家长等传统社会力量掌握的家族族权是支配农民人身的重要权力,政权㊁族权㊁神权㊁夫权构成了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束缚农民的四条绳索[2]31,是封建制度支配控制农民人身的主要形式㊂从毛泽东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族权的产生和存续依赖封建政权的支持,族权支配贫农的基础依托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土地制度㊂在封建生产方式主导的广大中国农村,盘根错节的宗族体系掌握着农村的大量土地,是主导农村农业生产㊁主导农村社会秩序维系的关键主体㊂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㊁兴国县的调查中发现,宗族掌握着农村大量的公田㊂毛泽东提出了祖宗地主㊁神道地主㊁政治地主三类 公共地主 的概念,祖宗地主即农村各姓奉祀的历代先祖,各姓 只要是有 后 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钱的 [1]176,后人都会凑份子给先祖立份公田㊂这些奉祀祖先的田产由各类祠堂公会掌控,被出租给贫农收取田租,构筑了族权的基础㊂毛泽东认为,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深刻改变了封建农村的基本形态,族权受到农民运动的强烈震撼㊂这种震撼体现在从政治层面打压了宗族的势力,也从经济层面撼动了族权的根基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的农民运动体现出 政治争斗㊁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 [1]40的特征㊂1929年4月,兴国‘土地法“载明 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3]38,其中 公共土地 所针对的一类主体即是掌握大量公田的祠堂公会㊂在根据‘土地法“展开的土地革命中,宗族与土地相分离,其经济实力受到很大削弱㊂毛泽东指出农会的发展直接动摇了族权,在农会发展势头很好的地方,族长不再敢依侍权威压迫族人子孙,族长不再享有如 打屁股㊁沉潭㊁活埋 [2]31等私刑特权,农村封建宗法体系受到强烈冲击㊂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还可以发现早期农村党组织中产生地方主义倾向与宗族因素密切相关的问题㊂在封建农村社会中,宗族是无处不在㊁广泛覆盖的,其依靠血缘联结的基本特性使其成员具有天然的本宗意识㊂宗族中盛行的本位观念延伸到早期农村党组织中就表现为排外的地方主义,这对革命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㊂毛泽东指出,在1928年无论湘赣边界的哪个县,家族组织都是广泛存在的,当时井冈山地区的农村党组织中出现地方主义倾向问题是与家族因素分不开的㊂他指出当时革命根据地有些地区的经济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家族组织比较发达,导致党在农村中的组织产生了严重的地方主义倾向,造成了县㊁区㊁乡之间的隔阂,削弱了党组织的力量㊂[2]74毛泽东明确反对宗族把持农村社会,提出了在农村社会治理中 战胜家族主义 的重要命题㊂在毛泽东看来,改造封建宗族事关农村的整体革命,他深刻指出 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 [2]31,只有把地主政权推翻,笼罩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族权㊁神权㊁夫权枷锁才会应声落地㊂而且审慎观之,在封建农村社会,宗族与地主这两个概念是无法彻底分离的,二者在封建农村的语境下甚至呈现出相当程度的重合㊂在毛泽东看来,地主阶级的另一表述是 乡村宗法封建阶级 [1]37,对地主阶级的打击必然涉及对宗族的改造㊂从他的早期论述中可以看到,传统宗族是封建的㊁宗法的,是不利于党的领导的㊂传统宗族作为封建宗法社会的产物,具有强大存续惯性,在农村社会根深蒂固,因此毛泽东指出战胜家族主义需要 有一个比79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较长的时间 [2]69,所以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可以看到党的相关政策随着革命形势需要有所损益进退,坚持从实际条件出发逐步改造封建农村㊂二㊁聚焦土地:党领导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剥离了宗族的生产组织职能在封建农村中,宗族头人往往既是传统宗法文化的捍卫者㊁传统道德的化身代表,同时也是经济上的土地领主,掌握大量贫雇农所渴求的土地㊂毛泽东认为解放前中国农民的 基本要求始终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上 [4]184,故而变革宗族主导农村的土地制度是势所必然的㊂此外宗族除占有大量公田可收取田租,以血缘联结的宗亲还形成了分布广泛的生产组织,因而具备鲜明的生产组织职能㊂毛泽东在寻乌县调查中发现,山林产业即是由宗族掌控的典型生产领域之一,他指出 通常一姓的山,都管在公堂之手 [1]201, 山权在各大姓公堂手里 [1]230,山林实行 公禁公采 ,他将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概括为家族主义的山林 共产 制度[1]201㊂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探索变革土地制度㊂1926年7月党的‘农民运动议决案“还仅仅只提出了 限定最高租额㊁限制高利盘剥 的政治纲领,并没有触及土地制度层面㊂1927年党的五大则明确提出了变革土地所有制的政治主张,‘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祠堂占有土地数量十分庞大, 寺庙㊁祠堂等所属之地,占有耕地之数目,亦实有可观 [5]60㊂五大提出的农民政纲明确声明 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㊁学校㊁寺庙㊁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 [5]70㊂在明确了反对地主宗族的政治主张后,党号召农民群众 你们应当将豪绅所霸占的所谓公有田地,以及庙宇祠堂的田地拿回来 [6]121㊂土地革命时期,众多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对土地制度进行了历史性的变革,有效抑制了宗族,但由于此时外围反革命力量十分强大,为避免四面出击,对待宗族的政策总体上比较克制㊁慎重㊂在土地制度变革中,许多地区的宗族组织被迫放弃了长期掌握的公田,毛泽东的调查表明,1930年前后寻乌县的土地革命运动对土地㊁山林㊁池塘㊁房屋等农村生产资料进行了重新分配[1]228-231,宗族的生产组织职能受到削弱,祠堂公会不再能安稳坐享来自贫农的大量田租,宗族垄断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受到严重削弱㊂有文件显示,这一时期党对宗族持警惕㊁慎重态度,避免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宗族形成直接对立,苏维埃政府采取发动 本村贫苦群众自己起来与本村地主富农斗争 [7]479的工作方式,在工作过程中要注意 极力避免可能引起氏族地方斗争的一切错误行动 [7]479㊂抗日战争时期,党为了团结地主富农参与抗日,对土地革命政策逐步作出调整,暂时保全宗族地主的土地㊂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不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减租减息被列入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4]66㊂但这不意味着党放弃了土地革命,毛泽东强调, 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 [4]183,他指出当时的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的生产方式是分散落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4]183,将来待条件具备后会 首先解决土地问题 [4]184㊂解放战争时期,以党中央发出 五四指示 [8]1-6为标志,党决定迅速争取人口基数最庞大的贫雇农的坚定支持,在形势稳定的解放区迅速推开土地改革运动,着手大规模征收宗族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㊂89毛泽东关于改造乡村宗族的论述理析毛泽东指出土地改革是继军事斗争之后的第二场决战[9]25,解决土地问题关乎到关键的兵力来源问题,是巩固大城市的必然基础㊂[10]119为更充分满足农民群众对于土地的要求,毛泽东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宣布,党的土地政策需要比 五四指示 更进一步㊂[10]2701947年9月,毛泽东指示全国土地会议须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方针㊂[10]300但结合不同地区的复杂情况,毛泽东也明确提出 惟土改工作不能性急 [11]35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族地主的政策呈现出清晰的渐变特征,1946年中央在关于制定土地政策的指示中明确表示,收回祠堂等土地要考虑 族人 的意见[8]17,这反映了党并不急于征收宗族的土地㊂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党进一步明确表达对宗族土地的政治态度㊂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土地法大纲提出 废除一切祠堂㊁庙宇㊁寺院㊁学校㊁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8]85㊂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也明确规定 征收祠堂㊁庙宇㊁寺院㊁教堂㊁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 [12]336㊂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结合形势需要逐步改革土地制度的长期探索实践轨迹中,不难看到宗族与土地分离的时代趋势,这也意味着长期垄断农村的宗族在土地制度变革中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㊂三㊁动员群众:蓬勃兴起的农村群众运动消解了宗族在农村社会的秩序维系职能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动农民运动,提出要 把农民权力长上来 [2]23㊂他认为在封建农村社会中,农民受到人为和天然的双重压迫[1]40,党发动农村群众参与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我党实现 增加生产㊁保护革命 [1]43的必然选择㊂党注重从农民的深切痛苦和现实的迫切需要入手团结发动农民,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 [1]39㊂而封建农村社会中农民最迫切渴望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因此我党为了团结最广大的贫雇农,必须满足贫雇农的现实需求,使 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中农㊁贫农㊁工人身上 [1]269㊂在党的支持下,被充分动员起来的农民成为主导农村社会的中心力量,这有效地压缩了宗族的影响力㊂毛泽东提出,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2]22,成立 工会㊁贫农团 [1]274等组织,并对成立一系列农村群众团体保持高度关注[1]287-290㊂毛泽东在早期论述中便强调变革中国农村秩序的关键要点在于使农民主导农村,即 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 [1]44㊂从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来看,农民运动的兴起直接争夺了地主宗族对农村的领导权,他指出在农民群众较多加入农民协会㊁农民运动兴盛的县份,必是土豪劣绅㊁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㊂[1]37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在土地革命中发挥贫农团重要功能的意义㊂他指出,贫农群众广泛参与的查田运动是 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1]269,要改变土地制度必须发动农村群众,工会㊁贫农团是开展运动的主体㊂他认为 贫农团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柱石 [1]274, 贫农团特别重要 [1]317, 没收分配等许多工作,都只有动员工会动员贫农团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 [1]274㊂土地革命时期贫农团以乡㊁村为单位设立委员会并侧重于村,确定了乡苏在加强贫农团建设中的领导职责[1]316-317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改中,党仍高度重视贫农团的基本功能,毛泽东指出,应在农民中先建立贫农团,后建立农民协会,主要目的是保证 贫雇农的领导权 [11]67,让贫雇农99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在农村社会中具有主导地位㊂党领导的一系列土地制度变革证明,农村群众运动可有力推动农村社会秩序重构㊂毛泽东强调直接发动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发动农村群众的有效方式包括口头讲话㊁布告㊁标语㊁传单㊁演新剧㊁墙报[1]271等㊂他强调减租 不能是政府恩赐的 [13]1173,必须是群众开展积极斗争的结果;土改要坚持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9]138㊂分田前必须有一个普遍发动群众的过程,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运动,然后再进而转入分田阶段㊂[9]139这里毛泽东显然不将土地改革视为一项孤立的改变所有制的土地分配工作,动员群众是土改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㊂围绕土地制度变革展开的农村群众运动,有力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冲击了根深蒂固的宗族体系,长期垄断农村社会的族长族尊迅速敛迹,宗族长老失去了旧政权的保护,其依据儒家传统道德范式规范乡村社会的秩序维系职能亦快速消解,经济实力㊁传统影响力迅速下降㊂经过党的教育动员,农民群众这一在中国历史上被长期压抑忽视的庞大群体逐渐实现了主体意识觉醒㊂四㊁道德重构:党领导的大众教育㊁政治教育解除了宗族的教化职能在中国历史上,教化权力自古就是维护长久统治的重要权力,享国长久的最高统治力量无不高度重视教化㊂封建社会中宗族所承担的家族教化是王朝教化在基层的延伸,是封建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㊂宗族开展的教化使儒家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巩固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㊂宗族承担教化职能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引导同宗同乡虔诚向学,但宗族主导的县乡教育始终是非大众化的㊂宗族主导的旧学重视的是精英人才的产出,对功名士子总是极力笼络㊂毛泽东指出,在农村中首先得享宗亲祠堂所分 胙肉 的是有功名的举人秀才,延及近代教育产出的毕业生[1]177,为此宗族地主竭尽所能兴学敷教,培育宗族子弟㊂毛泽东调查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寻乌县,大地主办学校的现象较多,寻乌县的四个中学中有两个是大地主办的,能进入学校学习的大部分是地主子弟,有些中学生由祠堂供给学费继续上大学㊂[1]225与宗族地主垄断教育形成分殊的,是贫苦农民与教育的隔绝㊂根据毛泽东在寻乌县的调研,20世纪30年代的县域社会文化普及水平非常有限,全县大部分人口不识字,识字比例只有40%,这些识字人群中大部分仅能记账㊁看三国,能做文章的只有1%[1]224㊂在这样的基础教育水平上,推进现代化可谓举步维艰㊂党领导的大众教育颠覆了封建农村社会中宗族地主垄断文化的局面㊂毛泽东调研发现在才溪乡,苏区文化教育覆盖面大大拓展了,兴办了日学㊁夜学,农村的传统优势阶层不再垄断教育权,女子能进入夜学学习㊂苏区十分重视大众教育,开办了识字班㊁读报团,设立了识字牌㊁墙报,并开办了新剧团俱乐部㊂[1]341这有效提升了基础教育水平,加强了党的理论传播,与宗族地主垄断旧学的教育模式截然不同㊂苏区推进大众教育的成功经验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放大,深刻改变了我国农村大众教育不足的基本面貌㊂政治教育是实现党对农村有力领导的重要依托,毛泽东高度重视对农民的政治教育,他指出我党对待农民的基本政治态度是001毛泽东关于改造乡村宗族的论述理析既要充分依靠又要帮助其提升㊂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但也要 分清界限 [4]317,要避免 和农民混同起来 [4]317的误区,党的任务是要提升农民, 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4]318㊂毛泽东还强调,党要实现有效的领导就需要 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 [10]332㊂这清晰呈现了政治教育贯穿土改工作的政策逻辑,一是给予农民土地,二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强化党对农民的有力领导㊂此外,毛泽东指出封建农民具有 三个缺乏 的特征,主要体现为 缺乏精神准备㊁缺乏团体生活㊁缺乏斗争艺术 [11]37,因此需要领导农民加强衣食追求之上的精神筑构,增进农民对集体的理解,增进农民对革命斗争的认识,从组织上㊁精神上将农民武装起来㊂在党持续深入开展大众教育㊁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党的理论体系深入人心,乡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发生时代更易,宗族的传统教化自然退出历史舞台㊂五㊁本位转换:农村人口重新联结所确立的集体价值本位消解了传统宗族的亲族本位封建农村是若干家族聚合形成的松散共同体,亲族本位是封建农村主流价值观的体现㊂尽管有些地主也会发善心扶持同乡人,如毛泽东调研了解到寻乌县有极少数贫农出身的秀才依靠地主的培养而走上读书进学之路㊂[1]227但宗族地主的关注视线主要面向亲族内部,读书出仕是传统宗族培养子弟的普遍信念㊂毛泽东指出,农村的中层地主大量输送子弟进入学校学习,并进而掌握旧县政府的要害岗位, 县政权如财政局㊁教育局㊁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 [1]195㊂面对封建乡村社会极难撼动的亲族本位文化,毛泽东主张把开展互助合作生产的理念注入中国乡村,打破封建农村传统生产方式孤立分散的局面,进而实现农村价值观念的本位转换㊂他指出,农民需要基于 适当的指导 被组织起来,以发展合作社运动对抗商人的剥削㊁重利盘剥者的剥削㊂[2]40-41他重点研究了江西兴国县长冈乡㊁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的样本,长冈乡各村都成立了模范耕田队㊁劳动互助社㊁犁牛合作社[1]299-302,才溪乡的劳动合作社㊁消费合作社㊁粮食合作社㊁犁牛合作社都有了一定的发展[1]331-335,苏区开展合作互助的新型生产关系试验取得成效㊂毛泽东重构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理论出发点,就是把农民以新的纽带组织起来,以异于封建宗法社会根据血缘组织起来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的组织方式和组织观念㊂他指出,封建农村广泛存在的分散个体生产是农民穷苦的根源,而解决这一问题需在制度上实现集体化,办合作社是实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㊂[14]931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1951年中央明确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比起个体经济有极大的优越性,简单的劳动互助㊁常年的互助组㊁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都需要发展[15]510-514㊂1953年,毛泽东指出,抓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极为重要,要完成从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合作社㊁完全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发展过程[9]303㊂1958年开始推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则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改革开放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形态㊂人民公社覆盖 农林牧副渔 多行业,涵纳 工农商学兵 等人群,实行政社合一㊂[16]446-447人民公社作为 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 [16]601,使农民被这一全新的人口组织和动员体系凝聚起来了㊂随着集体所有㊁全民所有的价值观101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念一步步深入人心,宗族的亲族本位被彻底更易,农村实现了从亲族本位到集体本位的重大变迁㊂六㊁整党建政:新中国成立后政权全面深入乡村加强了党对于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宗族之所以能在旧政权治下具有强大影响力,关键的一个因素在于封建农村长期缺乏有力的正式治理主体,中央政权对县以下空间管治有限,对宗族依赖较大㊂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管的农村,是旧政权尝试加强介入县以下治理领域但终告失败的凋敝农村㊂有文件显示国民党运用保甲制度加强了对于县以下农村人口的掌控,保甲长㊁保警㊁保巡逻干事控制农民的方法较以前更完整㊁更周密㊂[8]236但旧政权并没有真正实现对县以下空间的有效治理㊂从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决定在减租减息政策上更进一步时,也针对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加强了部署,使改变土地制度之后的农村形成新的基层政治格局㊂1946年党中央发出的五四指示强调,在已经解决土地问题的解放区,要重视发展农会㊁民兵,要紧抓 发展党的组织,培养提拔干部,改造区乡政权 [8]5这几项基本工作㊂毛泽东指出,解放区在解决土地问题之后的中心任务是 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线的工作 [13]1331㊂新中国成立前后,乡村建政十分重视实现 树立贫雇威信 [8]234㊁坚持 贫农核心 [8]236,认为必须废除控制农民人身的保甲制,颠覆封建乡村社会长期由优势精英阶层统治的传统,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的领导核心㊂由贫雇农主导的贫农团㊁农民协会实质上成为领导土地改革及群众运动的关键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新中国初期乡政权的主体部分㊂1948年12月,党中央指示乡政权除由上级政府直接委派之外,还可以由农协会员大会㊁农民代表会推选,上级政府予以委任, 农协委员会实际起政府委员会作用 [8]523㊂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抓紧开展整党工作,确保党对农村实现有效领导㊂当时进行整党的基本背景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许多问题,整顿是为了保证土改顺利进行, 肃清党㊁政㊁军㊁民各机关阻碍平分土地的障碍物 [8]82㊂有文件显示,当时解放区普遍存在基层区㊁村干部多年未改选的问题,村支书㊁村长㊁武委会主任㊁治安员㊁农会主任等主要村干部脱离群众问题严重㊂[8]73晋察冀中央局表示,1948年的乡村支部 混入大批老地主㊁富农分子 [8]246㊂当时的整党工作强调,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梳理, 调换那些地主㊁富农出身的及妨害土改的干部 ,一方面要自下而上继续发动贫雇农,通过 农村民主运动 实现对基层党政组织的整顿改造㊂[8]82在解放区开展整党的同时,党中央及时推动在更多地区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㊂1948年,毛泽东指出推进土地改革时需提前作好组织准备,因而需先行 组织群众团体,组织党的支部,组织民兵游击队,组织区乡政府 [8]147,然后再分配土地㊂有文件显示, 1948年华北地区有很多地方没有乡一级的党组织,区级党组织领导的村常达到四五十个至六七十个,基于此情况中央适时指导地方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 故必须建立乡一级组织,一区成立七㊁八个或上十个乡 [8]133㊂在当时党的干部队伍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中央强调要 以乡为基层组织重点,各种问题的决定权都归乡 [8]171,将乡级党组织作为工作抓手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农村工作效能,加201。
《“守望乡村,传递梦想”暑期关爱行动》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一等奖)一、课程简介课程旨在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目标,通过学生走进乡村特别是红色革命农村,开展公益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并融入红色革命文化教育,增强学生爱国热情和自豪感。
课程分为理论讲授、公益实践、反思分享三个阶段实施,全过程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
采用体验式教学模式,运用“服务学习”教学理念与实施方式进行课程设计,强调把社会实践服务活动与课程学习相结合,弘扬劳动精神,助力当地发展,同时提升学生自身综合素质与能力。
课程实践内容含国家政策普及宣讲、科学技术普及、国情社情观察、教育关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美丽中国实践、红色文化传承等,引导学生了解国情民情,使大学生从学习实践中夯实担当之基。
二、课程内容三、教学组织过程(一)第1学时1.中国农村发展现状(10分钟)问题引出:你所了解的农村?农村存在的问题?选择2-3名学生进行回答问题,并介绍目前三农发展情况,及讨论目前面临农村面临的如空心化、环境、教育、医疗、产业、经济等问题,注重培养学生的大国“三农”情怀和爱国情怀,引导学生“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2.乡村振兴战略五大中心任务(15分钟)问题引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哪些方面振兴?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中心任务是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介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围绕五大振兴内容,结合第一个知识点中同学提出的问题,分析开展乡村振兴的思路与战略,帮助学生理解农业农村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增强文化自信,理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乡村演变发展态势,切实抓住历史机遇,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同时,加强对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SHANXI EDUCATION以教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文张义新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重大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世界奇迹。
在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党在农村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整体同步提升。
而精神文明进步和乡村文化的振兴离不开教育,农村的基础教育、新型农村职业教育、农技知识普及教育、美丽乡村特色旅游资源开发、特色农业产业培训等,是教育与乡村振兴融合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既要塑型,更要铸魂乡村振兴,思想先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法宝,乡村振兴也必须从思想根子出发,让新时代农民立足乡村振兴,积极转变观念,在现有脱贫成果的基础上,依托本地资源,努力探索新路。
但是,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甚至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必须依靠教育,培养新时代乡村青年的家国情怀、家乡情怀和与时俱进的观念。
乡村振兴既要塑型,更要铸魂。
只有使一代代农民热爱乡土、立足乡土、建设乡土,通过不懈努力、勤劳致富、用心耕耘,才能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乡村振兴,既要开放发展,更要立足本土朔州市朔城区区位优势独特,文化底蕴深厚,这是朔城区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也是朔城区乡村人民的精神依托。
朔城区要充分利用好这一优势,走好开放发展之路,着力于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的挖掘与开发,面向全省、全国,甚至面向世界宣传本地乡土文化,做大做强文旅特色产业。
而这一切,需要依靠教育。
2020年4月,朔城区教育局利用利民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深厚的文化底蕴、优秀的红色基因,为全区中小学生开辟了社会实践活动基地,在促进乡村旅游业开发、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
利民古堡区位独特,背靠巍巍的黑陀山,西临雄伟的偏头关,南眺蜿蜒的古长城,东望俊秀的儿女山,是商旅行贾的集散地。
因环境优美,经济繁荣,文化底蕴深厚,自古以来是西山一带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
乡村教化的果与因——论口述史在农村社会教育研究中的价值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作者:袁媛曲铁华摘要:口述史是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治史方法,它能够将历史研究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角落,能够走向大众,让曾经沉默的普通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构建自己的历史。
这使得口述史在农村社会教育研究中,一方面能够探索到曾经的社会教育留给民众的记忆,从而映现其真正的教化之果何在;另一方面,能够从民众的角度出发,通过所掌握的口述史料、民众在访谈中的表现以及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的差异,对今后农村社会教育发展完善所应依循的因素予以诠释,从而使其满足村民的“教化”之需,完成国家、社会发展所赋予的“教化”之责,达成其本身所应有的“教化”之效。
关键词:乡村教化;口述史;价值口述史是一门古老的治史方法,如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就有大量生动翔实的口述史料。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创始于1948年的美国,发展至今愈发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目前学术界对口述史没有统一的概念表述,“在我国口述史属于史学,包括史料、研究方法和分支学科三层含义”。
[1]其基本意旨是通过直接访谈、参与观察等手段,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
显而易见,这和传统的博览群书式的文献治史法有着巨大的差别,它能够将研究视野弥散到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角落,能够不受文字的限制而最大限度地搜寻研究资源,能够在交谈、调查中不断有新的发现。
因此,口述史在农村社会教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它能够使那些曾经是“沉默的大多数”的村民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借助村民的回忆让那段由这些“无名小卒”参与、演绎的农村社会教育史鲜活地呈现出来,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财富,感知到曾经的农村社会教育所收得的教化成果,为今后农村社会教育取得教化之效探索可以依循的因素。
一、重寻乡村教化——农村社会教育的现实召唤从1949年建国到今天,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高。
在未曾有过的相对富足的物质条件面前,民众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有着前所未有的渴求。
同时,旧有的一套思想观念在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东亚其他民族文化等等非本土文化的影响下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面对这种情况,城市及城市人相对较快地适应了,而农村和农民由于交通、经济、政策、教育、文化基础等等诸多方面的薄弱而措手不及,出现了一些或沉渣泛起或“新瓶装旧酒”式的不良行为及现象。
如何让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一样相应地提升,如何让农民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信念,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城镇化”已成为大部分农村不可回避的发展趋势。
目前,全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率先步入了城镇化。
必须说明的是,“率先步入城镇化”在当下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水到渠成”型,即“城镇化”是这一农村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蓬勃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江苏省南部的华西村;二是“水涨船高”型,就是某一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并非由于其经济等方面的良好发展,而是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的优势,在有关政策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下发生的。
第二种类型是当前大多数农村城镇化的缩影,这一类的农村大多处于城乡结合部,在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区开发、工业园区开发、大学城建设或房地产开发等需要下,失地、搬迁,极度迅速地“城镇化”。
被“仓皇”卷入城镇化进程而“背井离乡”的村民何去何从?失去家园田地的乡村何去何从?在上述现实问题的拷问下,发展和完善面向农村全体民众的社会教育迫在眉睫。
社会教育是教育的三大形态之一,但是,“在当代中国教育研究中,社会教育及其历史是一个很少有人眷顾的领域”,[2]对于农村社会教育的关注和研究远不如对农村学校教育的研究繁荣。
根据目前公开出版发表的相关资料及实践情况,有关社会教育的理论研究以及相关实践往往聚焦于两点——“社会”和“教育”。
前者注意到了社会教育的特性,关注教育对象的全面性、施教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教育内容、形式、方法的多样性,亦即关注“什么是社会教育”。
后者则更多地将目光集中于“怎样进行社会教育”,即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什么样的方法,在什么时间、地点施行什么内容的教育。
显而易见,当下的社会教育研究所看重的局限于过程,对“前因”和“后果”缺乏应有的关怀。
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社会教育不兴、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空虚的因素之一。
追根溯源,“社会教育”这一名词目前被一致认为是近代以来源自德国途经日本传入的“舶来品”,是由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教化”传统在鸦片战争之后、在皇权国势江河日下的衰溃中和欧风美雨强权劲势的侵袭下急速转型的产物。
“教化”这个在清末明初被逐渐弃之不用的概念与当今惯常使用的“社会教育”相比,有以下特质:首先,从民族品性而言,“教化”一词在我国经典史籍中古而有之,且传承千年,是一个本土概念;“社会教育”一词则是近代以来的舶来品,某种程度上有着“他者”的色彩。
第二,就概念本身的价值意蕴来说,社会教育是指社会文化机构对青少年和人民群众开展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知识的教育活动,[3]它关注的是“社会性的教育活动”这样一个客观的程序和事实;而教化则是“在‘下’者经过在‘上’者的施予与导向,致使其内在的人格精神发生深刻变化”,并“导致”“社会良风美俗”,[4]是既关注“教”之过程又指向“化”之结果的主客观兼顾的全方位概念。
第三,教化是“春风化雨”般不显山、不露水、润物无声的,是顺应人心人情人性的,同时也是无所不在的;而社会教育则相对坚硬,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内容等等。
二者的分歧反映到实践中,就是对“教”的最终结果“化”与“不化”的重视程度不一。
这恰恰也是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使用的“社会教育”能否真正完成“化民成俗”使命的关键。
所以,把“教化”与“社会教育”联系起来一同放在当下,我们可以权且将“教化”作为“社会教育”的结果性称谓,即社会教育的目标、使命、结果就是教化。
当今的农村社会教育亟需改进、完善,但任何一项社会事业的开展、进行和完善都不可能凭空而起,都会在一定的历史背景、现实境遇和未来趋势下发展。
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农村有着相对城市更为深厚的传统积淀;而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境遇、建国后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改革开放以来急剧的社会变化,使农村又具有了一种集守旧与激进、传统与时尚、朴实与功利等等矛盾特质于一体的独特个性。
农村社会教育就着生于这样的土壤,受着这些特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影响。
由此出发,国外理论、他国经验,乃至本国城市教育的成功所得在农村教育研究中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回顾自身的历史成为农村社会教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经历两千余年农业社会的历史决定了中国教育史关于农村社会、农村教育积淀的深厚,注重对此的研究必当获得不菲的回报。
由此出发,笔者认为,当前的农村社会教育研究需要也应该重寻“乡村教化”,回顾农村社会教育史,关怀其曾经的既成之“果”,然后在此基础上总结、探寻今后的农村社会教育发展的依循之“因”,从而使其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满足村民的“教化”之需,完成国家、社会发展赋予的“教化”之责,达成其本身所应有的“教化”之效。
二、曾经教化的既成之果——口述史的映现价值承接上文所述,发展、完善当前农村社会教育的首要一步,“重寻乡村教化”的第一层含义,就是回顾过去的农村社会教育达到了怎样的教化之效,结下了怎样的教化之果。
口述史在此间的研究中有着重大的映现价值。
首先,口述史能够补充其他有关农村社会教育史料的缺憾,映现曾经教化的既成之果。
本体意义上的历史或历史事实,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或现象,具有一维性和已逝性(即不可再现性)。
[5]追踪、回顾历史事实只有借助于三种载体:其一是实物(包括遗迹);其二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文献;其三是存在于人脑中的回忆和在民间耳闻口传的传说。
[6]社会教育是一个社会性事件,人与事是其灵魂,所遗留的相关实物(如教材、屋舍、器具)必然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农村又是少文字记载的社会,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客观上就限制了传统的文献治史方法作用的发挥。
因而凭借“人脑中的回忆和在民间耳闻口传的传说”对历史事实进行考察的口述史必当在农村社会教育研究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发掘史料的作用。
农村社会教育口述史以村民的记忆为基础,通过访谈使存留在他们脑海中的有关历史场景回想起来,呈现出来,反映出来,获得关于过去社会教育的丰富材料。
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十分广泛,不受任何身份、地位、年龄等社会符号的规约,曾经某项社会教育活动的组织者、施教者、直接受教育者、间接受教育者,甚而是置身事外的观望者等都可涵括在内。
通过对他们的访谈所整理出的口述史料一方面能够直接弥补史料不足的缺憾;另一方面,能够为我们从组织者、施教者、受教者等多重视角去考察已经逝去的社会教育历史事实提供多维面向的材料,从而映现出尽可能全面、客观的农村社会教育史,增强研究的科学性。
其次,口述史能够从民众的视野出发映现真正的教化之果。
历史事实本身的丰富性和不可穷尽性使学术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将历史的全部作为研究的对象。
无论是已发掘的文字史料,还是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研究者个人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不可避免地带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味,“即使是官方文件也未必能反映真正的历史事实”。
[7]尤其是长期以来受传统史学观的影响,已有研究大多是采取“自上而下”的路线,研究视野局限于社会的上层,对普普通通的百姓民众及其相对琐碎的生活经历缺乏应有的关注。
口述史则“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
[8]它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用他们的记忆、语言,甚至他们的一些观念、意识去认识历史,再现历史。
农村社会教育落实为一个个具体的教育事件、活动时,相对国家大事而言是细小而琐碎的,其参与者的声音在整个国家生活中也是微弱的,因此这部分历史在已有的年鉴、档案或者相关史学著作等文献中即便能够觅见踪影,也是“自上而下”的俯视和概览,不能真正地反映和表现出真实的教化成果。
在英国口述史学家汤姆逊看来,“由于现有的大多数记载在性质上所反映的是权威的观点。
因此,历史判断经常为当局的意见辩护是不足为奇的。
相反,口述史却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证据还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
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
[9]对以村中的全体民众为教育对象的农村社会教育而言,要探索真正的教化成果,追寻真正被群众认可的社会教育,诉诸口述史是最科学的方法。
它能够让我们摆脱文字史料的束缚,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追踪历史事实,发掘有关材料,探寻出某些文献资料没有或没有能力记录的、遗落在民间的、真正的“教化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