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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的论视角看庞德的《华夏集》作者：吴雨缙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31期摘要：作为意象派代表诗人和翻译家的庞德于1915年出版了轰动西方文坛的《华夏集》。
本文将翻译目的论作为研究视角，对庞德《华夏集》中的选材、编排和翻译方法的目的性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庞德的《华夏集》是结合时代背景，为了改革当时诗歌风格的译作。
关键词：美国诗人庞德《华夏集》目的论1.引言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意象派代表人物之一。
由于深受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表现手法的影响，庞德翻译精心选取了15首中国古诗录入于1915年出版的轰动西方文坛的《华夏集》。
在这本译作中，庞德采用了大胆创新的翻译方法，成功实现了宣传意象派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练的意象生动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融入诗行中这一主张。
2.目的论翻译目的论是德国三位功能翻译学家赖斯、弗米尔和诺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基于翻译行为的目的出发提出的翻译理论。
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都可以看做一种行为。
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的。
[1]P15无论何种翻译，其最高规则都是目的准则。
根据目的准则，翻译行为由行为的目的决定。
[1]P15可以理解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此目的就是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
为了达到翻译的目的，对原文既可以采用逐字直译的方法，又可以采用完全改写的方法，或者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翻译策略。
[1]P35由此可见，翻译目的论的核心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由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
翻译目的论是对结构主义等值翻译观的突破，提出了翻译的本质不仅是纯语言方面的转换，而且是建立在语言形式上的不同文化的交流，从而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
目的论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意译和直译、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灵活译法和饱受译法等让人进退两难的问题。
[1]P373.选材的目的性庞德的《华夏集》一共收录了15首中国古典诗歌，这些诗歌是由以战争、亲人朋友离别、自然景色、日常事物这几类题材组成的，庞德在选材时可谓用心良苦。
《华夏集》诗歌
《华夏集》是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文集。
庞德在诗集中对中国古诗采取了“边译边创”的译介模式，他的译诗主要是在理解原诗的基础上进行的诗歌再创作。
以下是《华夏集》中的一些诗歌：
《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这些诗歌都是庞德从中国古典诗歌中选取并进行翻译的，展示了中国古诗的魅力和美学特点。
同时，庞德的翻译也融入了他个人的现代主义诗学创作理念，使得《华夏集》在英语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如需更多信息，可以阅读埃兹拉·庞德翻译的《华夏集》原著或相关评论。
庞德《华夏集》翻译研究作者：杨瑞来源：《北方文学·下旬》2016年第01期摘要：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最著名的是《华夏集》。
他翻译的目的是创造出现代主义意象派新诗，其翻译策略是在理解原诗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再创作。
作者试分析庞德《华夏集》中所译的两首汉诗，提出我们不必去纠缠他的译作是否忠实与等效，指出他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实践对诗歌翻译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庞德；诗歌翻译；忠实；等效埃兹拉.庞德，美国现代著名诗人，评论家，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
他是第一个将中国的古诗译为“自由诗”体的西方人。
他想借鉴中国诗歌的创作手法，摒弃维多利亚时期过分注重形式的诗风，他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塑造堪称典范。
一、《华夏集》的问世T.S.艾略特谈到意象派诗歌创始人庞德时，曾称他“为我们时代发明了中国诗歌的人”。
这里的“中国诗歌”是指庞德的《华夏集》。
1915年4月庞德出版了根据美国东方学者厄内斯特.费诺洛萨的遗稿翻译的中国古诗英译本《华夏集》。
没有证据表明费诺洛萨的汉语水平。
费氏曾两次较长时间居于日本。
并向日本学者森槐南学习汉诗，作了详细的笔记，并对所学汉诗注以日本读音，或加逐字英译，不过没有全篇英译，并记了两本厚厚的笔记。
所注诗歌共有49首，大部分为李白所作。
这些笔记随同费氏其他遗稿送到庞德手中。
庞德对这些汉译作了自己的选择，从中选了19首（其中有12首是李白诗），题名为《华夏集》。
在费氏的素材里，中诗原文并不存在，只有他在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和注释，所以庞德的翻译是通过“理解的理解”或“影子的影子”来揣摩原文。
这一特点，是庞德的《华夏集》一开始就注定有原创性。
二、庞德《华夏集》翻译的忠实性和等效性问题下面作者分析《华夏集》中的两首不同题材的汉古诗，试说明庞德翻译的忠实和等效问题：（一）《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譯文完整保留了汉诗原作所蕴涵的诗情画意，表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诗中有画（黄鹤楼、孤帆、碧空、长江），“画”中有情。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Ezra Pound＇s ＂
Misreading＂
作者： 许敏
作者机构： 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保定071001
出版物刊名：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42-44页
主题词： 埃兹拉·庞德;《华夏集》;误读;接受美学;期待视野;意象
摘要：“忠实”翻译观一直被奉为译界的金科玉律，但文学翻译是一种涉及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主体等多种因素的跨文化转换活动，误读和误译不可避免。
庞德的译作《华夏集》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译界学者对其中的误读误译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接受美学关于作品与读者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为文学翻译研究开创了崭新的视角，更为探讨司空见惯的误读误译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2020年2月普洱学院学报Feb.2020第36卷第1期Journal of Puer University Vol.36No.1基金项目:2018年闽南理工学院社会科学C 类项目：基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汉诗意象翻译对比研究（18SKX044）。
作者简介:李恬恬（1990~），女，福建石狮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译实践，英语教学。
收稿日期:2019-11-28许渊冲与庞德的汉诗文化意象翻译对比研究李恬恬闽南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石狮362700摘要：分别选取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汉诗译者许渊冲和埃兹拉·庞德，将两位译者在翻译汉诗文化意象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对比,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评析两位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而帮助译语读者理解原诗文化意象的含义。
关键词：许渊冲；庞德；汉诗意象；翻译；对比研究；关联理论中图分类号：H315.9；I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734（2020）01-0085-03诗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而诗歌中的意象则是各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智慧的体现。
意象可以由词或词组构成，一个修饰语、一个明喻或者一个暗喻都可生成意象，也可以由一段表象简单实则传达难以言表的感情的描绘构成，诗歌意象可以是单纯的情景的替代，也可以是隐喻的象征的(贺权宁，2015:70)。
文化意象是诗歌的灵魂，而意象的翻译则关乎诗歌所表达的意义能否被译语读者所理解。
在国内“书销中外五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的译界大师许渊冲（2006）翻译了《唐诗三百首》等中国古典诗歌。
他提出古典诗词的翻译要尽量遵守原诗的音、形、意这三美（许渊冲，2006）。
在国外埃兹拉·庞德（1915）出版汉诗译本《华夏集》,该书的翻译与出版使美国诗歌进入一个意义非凡的不同时代。
将两位译者对同一汉诗中的同一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进行比较，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两位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的得失。
一、理论基础关联理论是由Sperber&Wilson （1986/1995）提出的。
浅谈庞德译作《华夏集》中的创造性叛逆作者：陈玉洁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09期摘要：目前，学界从比较文学译介学角度研究《华夏集》的成果很少，对照中国古诗原作，庞德译作中存在大量的创造性叛逆。
庞德用英文对中国古诗进行了一次个性化改造，为西方文坛带去了一阵异域文化的春风。
本文以译者为主体，取误译、编译、转译三方面举例对《华夏集》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研究。
其文本中东西文化的合璧和古今诗文的融合，是《华夏集》在西方引起轰动的秘密。
关键词：埃兹拉·庞德；《华夏集》；比较文学；译介学；创造性叛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现代主义诗人、文学家。
同时，作为一名译者，庞德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20世纪诗歌的翻译性质和翻译理想，他的中文古诗翻译作品《华夏集》一经出版便取得成功。
庞德的汉诗英译之所以蜚声文坛，主要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一词是1961年法国社会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在其《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as a key to Literature）一文中首次提出的。
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讀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2]谢天振在《译介学导论》一书中探讨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7]他将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分为三部分：译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又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
具体表现在个性化翻译、误译和漏译、节译和编译、转译和改译四方面。
本文，笔者依据原本，以译者为主体，取误译、编译、转译三方面举例对《华夏集》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