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另一种角度看中国隐士文化——不向统治者妥协

世说新语读后感高中读完一本书以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读后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世说新语读后感高中，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世说新语读后感高中1《世说新语》讲的是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匹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

当时以为美事。

刘道真，姓刘名宝，字道真，性格豁达，通经史，精音律，善长下棋，并且智勇双全，在扶风王司马骏府内担任从事中郎，后担任侍中、安北大将军，后来由于戎卫北境有功，赐爵为关内候。

这里“徒”字意指服劳役的犯人，“既而”意指不久。

这篇文章的意思是：刘宝曾是服劳役的犯人，司马骏花了五百匹布将他赎了出来，不久后又任命他为从事中郎。

当时人们将这件事传为美谈。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并没什么感受，但当我读了5遍6遍乃至10遍时，就有了深刻的感受。

我十分佩服司马骏的这种做法。

首先，他能够不计刘宝以前犯过罪，任用刘宝，给刘宝用武之地，其次，司马骏花重金将刘宝赎了出来，可以说是对刘宝有恩，让刘宝死心塌地为自己做事。

即便将来刘宝势力过分强大，也总会卖个人情。

这件事传为美谈，又的民心。

司马骏做这件事心思慎密，一举多得，我很佩服。

他的这一做法也似乎效仿了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

齐桓公最终成就了一番霸业，而司马骏也在宗室中变得最为俊望。

生活中，我们也切不可因为他人曾有过什么过错或是做过什么不好的事而一直对他心存不满。

平等待人，往往更容易发现他人身上的闪光点。

同样，做错事的人也不能过分自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有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不改。

我们应有的是积极向上、改正错误的态度。

世说新语读后感高中2《世说新语》讲的是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匹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

当时以为美事。

刘道真，姓刘名宝，字道真，性格豁达，通经史，精音律，善长下棋，并且智勇双全，在扶风王司马骏府内担任从事中郎，后担任侍中、安北大将军，之后由于戎卫北境有功，赐爵为关内候。

中国隐士文化的冷思考“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

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

不仕，不出名，终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

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

又曰“遁世无闷。

”又曰“高尚其事。

”……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

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

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

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

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十分欣赏陶渊明、林和靖之流的隐居逍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采菊”文化，依然“枝头抱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暗香”文化，依然“香远益清”。

隐士文化真的那么美妙吗？世易时移，我们今天需要重新审视一下隐士文化了。

隐士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虽不是主流，却常常成为某种文化精英的暗洞。

本来，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就不多，稍不如意又隐居了一大批，中华大地的文化思想格局岂不更加混乱？政治形势岂不更加昏庸？政治黑暗腐败，文人的生存就更加艰难，文化的强盛就只能成为梦呓！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

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

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

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哪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

《世说新语》读后感《世说新语》读后感 1《世说新语》是南朝宋时代一部主要记述汉末至冬晋士大夫的言谈逸事的笔记小说，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而成。

主要讲述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阅读《世说新语》这本书时我深刻了解到魏晋时期的那些风流人物、时代精神以及各种历史知识。

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原文阅读着很生硬，于是就只阅读了译文，并且因为每篇文很简短，所以兴趣也不是很浓厚。

越来越深入的阅读，魏晋时期的人一个个在我内心鲜明起来，并且震撼我心。

文中常常用到一个形容词“像神仙般的人物”，这个形容词没有用错，光是通过文字来了解他们，都使我觉得他们像神仙般的人物。

本书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会说话”，简直太厉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居然存在着这么多奥秘，也可以从一个人怎么说话，就可以看出他今后的人生。

当时的人们是以德行和才学来行走社会，来与人处事，而不是以地位、财富等。

《世说新语》读后感 2《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时刘义庆编攥，记载了后汉至南朝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堪称一部记录当时社会、政治、文学的杂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全书依资料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透过人物的品评和玄远的清谈，生动的再现了魏晋时期名士大家的玄妙言谈和奇特行事，也可谓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古典名著。

中国礼貌历史悠久而我这个深爱祖国的人却只晓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可知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和祖国一齐成长，去感受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和我的祖国是分不开的，因为我爱这个美丽的国度——中国。

许多人都会觉得我爱得不够深，但是这三个字是最简单，也是最能表达出自我对某种事物热爱之情。

让每个中国人甚至地球人都深深地记着、爱着这个国度——中国让爱传达千万里，一向永恒下去，直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

我爱你我的祖国。

《世说新语》读后感 3这几天，我看了《世说新语》，这本书里的一篇篇小故事让我记忆犹新。

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八读后感
这里面的隐士啊，真的是各有各的“绝活儿”。

有的隐士那是真性情，想远离尘世喧嚣就一头扎进深山老林里。

就像那些住在山里的隐士，感觉他们的生活简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儿。

在咱们为了柴米油盐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人家在山里看云卷云舒，听鸟叫虫鸣，这境界，我真是羡慕嫉妒，但也只能望“山”兴叹，毕竟咱可没有那份抛下一切的勇气。

还有些隐士呢，虽然隐着，可名气还大得很。

就像那些被大家传颂的隐士高人，他们的名声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士林。

感觉他们就像是那种“低调奢华有内涵”的代表，人虽然不在官场或者尘世的热闹圈子里混，可这知名度一点儿也不低。

这就很神奇，你说他们到底是真的想与世隔绝，还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刷“存在感”呢？不过不管咋样，他们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还是很让人着迷的。

这一篇里还让我觉得挺有趣的是那些隐士和外界的互动。

有时候外界的人对隐士充满了好奇，就像咱们现在追星似的，想凑上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山里过着啥样的神仙日子。

而隐士们呢，有的对这些访客爱答不理，有的却又能和人谈笑风生，这里面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

这让我觉得这些隐士就像一个个装满故事的神秘盒子，你不知道打开后会看到什么。

不过呢，我也在想，在那个时代，做隐士也不容易啊。

要面对大自然的各种考验，还得耐得住寂寞。

我要是在山里待个几天，估计就哭着喊着要回家找妈妈了。

而且这些隐士的选择也让我思考，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自由和满足呢？是像他们这样远离尘世，还是在尘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这可真是个让人头疼的哲学问题。

另类“逍遥”――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心灵境界追求“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流自风流”谈到“风流”一词，我们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魏晋时期那些率真天然，超凡脱俗的绅士高士、如打铁的嵇康，嗜酒的刘伶等等一多量带有魏晋色彩的文人。

固然魏晋时期阶级矛盾尖利，司马氏上台后又实行高压统治，国度政治靡烂，社会文化思惟压制，但这些各种都毫不阻碍东汉末年的魏晋时期成为中国汗青上“风流”的代名词。

“魏晋风骨”更是成了中国历代文人追求的精神象征。

公元220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儒家系统价格观日益崩溃，老庄兴盛，在陈旧与阴郁的社会实际傍边好多文人士子既追求不到价格的施展，又不情愿与其时的朝廷与世浮沉，于是便只好寄情于“谈玄论道”傍边，想借此来解脱心里的抑郁吃力闷。

由此便发生了一多量中国汗青上的魏晋名流。

“疑今者查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而谈到魏晋便不得不提魏晋文人的那种“虚无厌世、超脱礼制”的思惟情操，魏晋文人的这种精神风尚对后背历朝历代的士子在精神层面上的影响都非常之深远。

斯人虽以逝，然则我们依旧可以经由史书典籍往返眸千古，这一切的一切都能够从南朝刘义庆的那本《世说新语》傍边追根溯源，毫发毕现。

在《世说新语》傍边施展出来的就是魏晋士人的脑筋体式以及其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而想要纠察魏晋士人在心灵境界之上的精神思惟也必需去由这本书去索求。

一、魏晋士人避世思惟发生的原因“猴子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出自《世说新语》栖逸篇，这段话的意思是山涛将不再担当曹郎，想介绍嵇康替代，嵇康就写信跟他绝交。

乍一看似乎在写山涛与嵇康二者之间的同伙关系，但其实从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传统来看倒是很错误情理的，因为在中国历代文人的身上一向有着一种兼济世界的思惟与情怀。

这种情绪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是延绵后世几千年，而东汉士人也是一向秉持着这种理念，从汉末太学生的清议以及其时士医生不畏强权反攻太监的行径，就很能施展这一点。

然则到了魏晋时期为何很多其时名望甚高的士人都不肯意为朝廷效力了呢？甚至于到了司马氏上台之后很多名流面临朝廷的征召更是直接唱起了反调，这在某种层面上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么在此就必需得谈一谈魏晋盛行的那种虚无避世的名流思惟发生的原因了。

隐士文化对于中国的哲学意义
隐士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指导。

隐士文化是指把个人参与社会的周围环境作为一种可能的抽象精神任务，并将社会关系和
个人参与形象作为一种必然的可避免的能源，从古至今，贤圣和道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一种传统文化，致力于净化社会，平衡宇宙，寻求自我解脱，探寻真理。

在古代中国，自古至今，隐士游行和隐士定居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形式，无论是从宗教
思想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史的角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们形成了一个大的智慧、实践社区，从中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形式。

他们的回避政治与权力的现实行为
也为儒家的美德观、道家的乐极生悲观、佛家的抗拒物欲观等哲学思想提供了有力的实践
示范和指导。

学术界一般认为，隐士文化对古代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的精神价值观念
和实践也为中国哲学提供了范例。

隐士们思考有关宗教信仰的四大问题：生死轮回、宇宙
本源、人生本义、天命觉悟，致力于实现大道，为儒家、道家、佛家等哲学背景打下基础。

此外，隐士文化也是中国奇特实践社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它里面，天下有道，
礼仪有序，道德有规，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特征，令儒家伦理哲学、道家天人合一哲学、
佛家因果观等哲学思想更加形象化和真实性，以及与孔子、老子、孙子、莊子等先祖相连
接以及更进一步的发展。

综上所述，隐士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整个文化发展的蓝图。

他
们的精神和清规戒律启发着我们尊重智慧、整体观念和深刻思想的对话，努力实现整个社
会的民主、詹性和平、爱心和宽容，推动中国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和繁荣昌盛。

《世说新语》中的服饰风貌[内容摘要]魏晋时期的士阶层是中国古代的特殊阶层，刘义庆在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中，着重描绘人的品藻容止风度，向我们展示了魏晋时期各阶层的服饰风貌，有巾、衫、裈、屐、麈尾等，从头到脚对服饰的描写面面俱到，这些服饰既显示了士阶层的儒雅风流，又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其反叛和追求自由的性格，反映了士族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等文化心态，有着丰富的文化内蕴。

[关键词]世说新语；服饰；文化《世说新语》是我国南朝宋的临川王刘义庆集结门客编撰的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主的古代小说，主要记录了从汉末到东晋的士大夫的逸闻轶事，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各阶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为我们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社会环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魏晋时期的服饰风貌。

《世说新语》中人物的服饰，从头饰，身饰到足饰都是多彩多姿的。

一、头饰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头饰是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帽帢，亦称帢帽，是古代士人戴的一种丝织的便帽，式样介乎于帽与巾之间。

帢仿照古代皮牟的样式，用缣、帛等材料做成，使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贵贱。

《方正第五》第十五条记载：“山公大儿着短帢，车中倚。

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

时论乃云胜山公。

”在《轻诋第二十六》第二十一条中，支道林批评王坦之时说：箸腻颜帢，翕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

问是何物尘垢囊！这里说的颜帢前面是横缝着的，渐去掉缝儿，就叫无颜帢。

小帽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形制小巧，服用便捷的便帽。

后之历代沿用其称，然多有变革。

在南北朝为家居时所戴，仅覆头顶。

《任诞第二十三》第三十四条记载：“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轮。

”刘孝标注引《郭子》：“觉头上有巾帽，掷去，着小帽。

”（二）巾巾，起包裹头发作用，在汉代以前本为庶民所戴，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士族也开始喜欢巾子了，甚至贵为王公的人也多以戴幅巾为雅，所以刘熙《释名》中对其解释为：“巾，谨也。

中国的隐士文化：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

”这些人就不一一介绍了，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所标榜的高人，隐士，是被列入《隐士传》《高士传》里的人。

说到隐士，大家注意，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要特别注意，中国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还不是孔孟，还不是老庄，是隐士。

好像我看近百年来的著作，都对这一点没有讲清楚。

有一个同学拿我这个观念作博士论文，写了六年还没有写完，因为资料找不全，很痛苦！何以证明隐士思想对中国文化那么重要？我们正史上从三代以下，所谓唐尧让位许由，从这些历史故事一路找下去，都可以找到。

相传历史上的隐士，在三代之际，便有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物，大多都是“视富贵如浮云”，所谓：敝履功名，薄视帝王而不为的角色，同时，又说他们的学问、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

正因为他们浮云富贵，敝履功名，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因此使我们历史上所推崇的圣帝明王，如尧、舜、禹、汤等人，都为之礼敬景仰有加；换言之，凡是上古的圣帝明王，无论为政为人，最顾忌的，便是隐士们的清议和轻视。

尤其在野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心理，对于隐士们态度的向背，非常重视。

到了秦汉以后，司马迁作《史记》，特别点处隐士一环的重要，把他和谦让的高风合在一起，指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

因此他写世家，便以《吴太伯世家》作点题；他写列传，便以《伯夷列传》作点题，尤其他在《伯夷列传》中，借题发挥，大发其历史哲学与人生、世事哲学的议论，比他的自序，还要进一层，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学的观点，强调隐士思想的背景，与其崇高的价值。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

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

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来。

到了汉高祖的时候，年纪很大，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

汉高祖当了皇帝，礼请他们出来，他们不答应，后来刘邦要立太子传位时，宫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想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几乎成了事实，结果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除非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精神历史的年轮不断向前推进，中华大地经历了秦汉的大一统局面后，迎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纷争与动荡。

乱世中蕴含着思想的活跃，“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文人们来说，乱世中国家精神统治的藩篱瓦解，大可以一舒胸中块垒，快意人生。

正因为摆脱了现实中礼教的枷锁，魏晋士人才有了千古不决的独特气质与情怀，是为魏晋风度。

东汉以后，宦官和外戚你方唱罢我登场，视国家公器于无物，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士人们深受其害，“党锢之祸”的爆发更是无情的击碎了士人们的救世思想。

在儒学式微、名教危机的背景下，士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世说新语》是记载魏晋士族逸闻轶事的著作，看似荒诞不经，但却实实在在的反映了当时士人的精神状态。

魏晋士人的无奈是政治黑暗下的性命之忧，不得为以求自全，以放任自适、放浪形骸排解心中苦闷。

魏晋风度是士人们的外在气质，是一种臻于玄远之境的人格美。

嵇康临刑前掷琴于地，大呼“《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淡定从容，阮籍为拒姻亲，饮酒大醉的逃避之举，皆为士人风度，魏晋风流，是无奈，也是救赎。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崩塌先秦时期，社会潮流汹涌激荡，诸子百家思想在乱世之中产生并互相学习融合，成就乱世中的思想盛宴。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各家的政治参与度尽管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并没有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诸子学说自诞生以来，便储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里，等待着后世的翻阅与对话。

抛开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来看，在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背后，我们能洞悉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国家意识形态所衍生的国策与之相对应。

秦重权术、焚书坑儒，二世而亡；东汉继承独尊儒术的经学传统而渐渐透出衰微之象。

至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虽然以刑名法术取得硕果，却同样为曹魏政权的丧失埋下了祸根。

从王朝的治乱兴衰可以看出，诸子百家虽然对治国都有可借鉴之处，但任何一家文化理论都有短板，一旦落实为治国纲领，缺陷就会逐渐显露，固守它的政权将付出相应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