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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文化的发展历程隐士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源于人们对烦嚣世俗生活的厌倦与追求内心宁静的渴望。
隐士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道家、佛家，以及近代的泰戈尔、狄更斯等人。
下面就隐士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阐述。
隐士文化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道家和佛家。
道家强调个体内在自我修养的重要性，主张追求道的境界。
许多道家学者选择隐居山林，远离尘世的纷扰，通过修炼来达到身心的平静。
同时，佛家也强调修行者要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超脱，摒弃物欲的扰乱。
隐士文化的核心理念可以在这些古代学派中找到共通之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感受到压力和矛盾的增加。
对此，一些现代的思想家开始呼吁回归自然、追求内心宁静。
20世纪初，印度的泰戈尔提出了追求精神自由和超越物质的生活观念，他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达了对隐士生活的向往。
随后，法国哲学家贝纳尔多·索雷尔倡导一种“简约至上”的生活哲学，主张舍弃功利主义的观念，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这些思想家的影响，使得隐士文化在现代社会重新受到关注。
二战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娱乐、物质享受的追求越来越高，但同时也导致了精神追求的缺失。
在这个背景下，隐士文化开始迎来了一波高潮。
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标志着对权威的质疑和对自由心灵的追求。
一些人选择隐居山林或乡村，摆脱都市的喧嚣，追求简单、自由的生活方式。
同时，东方哲学、禅宗思想等在西方也逐渐受到关注，这进一步推动了隐士文化的发展。
21世纪以来，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现代人的压力和疲劳。
在这个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对精神追求的需求日益增加。
这使得隐士文化再次焕发出了新的绿芽。
隐居山林、打坐冥想、禅修静养等方式成为一些人追求内心宁静的手段。
同时，受到社交网络泛滥的困扰，一些人开始选择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虚拟隐藏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安宁。
隐士文化的发展历程几乎贯穿了人类历史的长河。
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
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
按照蒋星煜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则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
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也最为流行。
隐居与隐士隐士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的被衣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
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
《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
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不仕的人”。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即隐居，隐士一定是隐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隐士一定是士人。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的士人”。
隐居在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对而言的，“隐居的士人”，就是隐藏起来不出来做官的士人。
根据上面的两层意思，并不是所有隐居的人都是隐士，隐士必须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隐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隐士；“隐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种原因而不出来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
《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
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
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
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
按照蒋星煜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则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蒋星煜编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
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也最为流行。
隐居与隐士隐士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的被衣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
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
《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
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不仕的人”。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即隐居，隐士一定是隐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隐士一定是士人。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的士人”。
隐居在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对而言的，“隐居的士人”，就是隐藏起来不出来做官的士人。
根据上面的两层意思，并不是所有隐居的人都是隐士，隐士必须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隐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隐士；“隐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种原因而不出来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
《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
黑龙江省龙东地区2024-2025学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场号、座位号、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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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考试时间150分钟，满分150分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中国的隐士文化由来已久，隐士可以分为政治性隐士、宗教性隐士和生活性隐士。
西方也有隐居这种生活方式，虽然隐居者不能算是典型的隐士。
自然文学的作者们有的是隐士或当过隐士，比如梭罗、惠特曼谷、巴勒斯、缪尔等。
东西方隐士们并不是目不识丁或能力欠缺的凡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超常的文化修养和人生智慧。
他们并不是不能做官发财，而是不愿过那样追求名利的人生。
出世与入世只在自己的内心选择，且有选择的权利和余地。
他们都对繁华尘世感到深深厌倦，不喜欢社交过于频繁、被俗事缠身的生活，想要寻找世外桃源避世隐居，同时在精神上步入从容闲适、与世无争的隐逸净土。
他们都热爱山水、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生活与修身之道，这个自然不仅是作为对象的大自然，也是“自己本来这样”的自然，自然运行之道。
所以这些隐士们安静恬淡，舍弃了对物质享受的追逐。
西方的隐士们重视生命对于个人的价值，具有很强的个体本位意识，无法完全摆脱现实的牵绊。
所以他们不拒绝名声，往往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并利用这些声誉去做影响社会的事业，比如爱默生、巴勒斯、利奥波德等。
这些隐士们会把自己的隐居生活写成书籍，这就是“自然文学”。
在美国，“自然文学”是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完全可以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学相媲美。
美国人踏上北美大陆时就开始了创作。
与之相比，中国的隐士们主张“天人合一”，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自然率真环境中解读人生的“真意”。
中国隐士文化的成立与发展——中国人的隐居理论与实践陈连山作为一种现象，隐居虽然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却是人类一种相当多见的行为。
当然，世界各地的人们之所以隐居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于隐居、特别是长期隐居者——隐士的态度和评价也各有差别。
因此，各国的隐士文化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根据中国古代历史中隐士文化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据以及各种隐士的隐居实践两个方面来探讨在中国文化体系中隐士文化的成立与发展。
一、隐士的概念和一般意义当前中国学术界研究隐士现象的著作很多，对于隐士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隐士们的文化贡献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但是其中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中国隐士已经消亡。
我认为他们的隐士概念存在一些问题，才导致了这样的结论。
隐士，在中国古代又称为隐者、隐逸、高士、作者、隐君子、隐夫、隐生、隐民、幽人、退士、逸士、逸（佚）民、逸人、遗士、遗人、处士、处人、岩穴之士、山谷之士、山林之士、山人、山民、隐介、居士、方外之士等等。
古人所说的隐士是指长期隐居，有条件为官，但拒绝为官的人。
现代中国学术界使用的隐士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隐士概念指古今中外所有长期隐居、不参与社会主流生活的人。
狭义的隐士概念则只包括中国君主时代隐居的士人，这是从中国古代的隐士概念沿袭下来的。
个别学者的隐士概念介于以上二者之间。
在中国，流行使用狭义的隐士概念。
很多学者把隐士定义为隐居的士人1。
于是，隐居就被视为士人抗拒特定的历史文化（中国从秦汉至明清的封建社会制度）对于士人的压迫而产生的一种行为。
按照这种狭义概念，隐士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结束而结束2。
这种观点由于其定义过于狭窄，把士人之外的所有隐居者都加以排除——当然外国的隐居者更无法进入其中，因此其结论必然限制在中国古代隐居的士人小圈子里。
这样，就不能全面认识隐居对于人类的普遍性，更不能准确理解隐居的性质和意义，也无法在国际间进行交流。
中国存在大量隐士，印度、韩国历史上也有不少隐士。
宁稼雨：中国隐士文化的产生与源流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以封建帝王专制和等级制度为中心，以儒、道、释三教为思想基础，以官僚和文人的言行为主要载体的封建式文化。
但是，这并非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唯一视点。
如果那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文化便会如同一个画面上只是均匀涂遍了一种颜色一样呆板、无味，那么缺少真实感。
对中国文化的正确、全面的认识方法，应当是看到其正面的同时，也从它和负面的对应关系中去把握中国文化的整体。
也就是说，不仅要看到帝王文化的主导意义，也要看到与之相互对立、又相互吸引的隐士文化。
这样得到的整合印象，也许更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面貌。
作为社会群体，隐士应当是士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学术界关于士的起源的看法还不尽一致[1]，但古代（尤其是战国以后）的士，主要是指文人士大夫，人们的看法却是基本相同的。
如果把士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些在朝廷里混上一官半职，以吃皇粮为生的，已被称为“仕”；相反，那些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粪土的文人，则被称为“隐士”。
除了隐士外，人们还把如此人等称为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2]。
在西方文化史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洁身自好的隐者，但其完整性和连续性都无法和中国相比。
那么隐士现象何以在中国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呢？简单地说，它是由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决定的。
一方面，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下，包括士人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要绝对服从这个制度的制约。
另一方面，皇权也需要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取得协调和平衡，这就需要一种社会阶层来执行这种协调。
而士人自身的素质和他们与皇权及社会各界联系的广泛性，决定了他们是执行这种协调的当然角色。
这是士人取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独立性及其所起到的协调作用又不能超出皇权的容忍与接受程度，所以士人就必须寻找一种高度发达的间接而又消极的方式，以保证自己相对独立性和社会协调作用的实现。
这就是隐逸文化产生的原因。
“隐士”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但是，隐士的出现却要更早一些。
甚至可以说，华夏民族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开始，便已经有了关于隐与隐士的传说和记载。
三皇五帝时期的隐逸之风和这段历史一样，带有很重的传说色彩，但后人已经把自己理想中隐士的美好品格赋与了那些先哲。
其中最突出的，是那种超然物外的独立性。
如同汉代司马相如所说：“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
”（《史记·滑稽列传》）关于这个时期的隐士传说大约可分两类，一是宣扬耕作隐居之乐，认为隐优于帝。
如《庄子·徐无鬼》记载黄帝在具茨之山遇到一位牧马童子，向其请教为天下之术。
牧童的回答是为天下和牧马并无区别，只是去其害马而已。
这个回答竟使黄帝再拜，称天师而退。
《庄子·天地》也记载了唐虞时诸候伯成子高至禹时退而耕作，并批评禹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失误。
这方面最著名的是壤父的故事，“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
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
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
’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晋皇甫谧《高士传》）二是许多隐者拒绝帝王让位的故事。
如脍炙人口的巢父、许由传说。
《庄子·逍遥游》记载尧让天下于许由。
许由不受，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成玄英疏云：“然实以名生，名从实起。
实则是内是主，名便是外是宾。
舍主取宾，丧内求外，既非隐者所尚，故云吾将为宾也。
”作为隐士的许由，只求独善其身，使自己名实不符，操守自失。
庄子这人故事，说重实轻名的道理。
皇甫谧《高士传》中对巢父、许由的描写，便更具有隐士的风格。
叙许由初隐沛泽，因尧让天下而逃去，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
尧又召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洗耳于颍滨。
适遇巢父牵牛犊来饮水，问明原故后，责备许由隐居不深，欲求名誉，污吾犊口，遂牵牛至上游饮之。
这里许由感到让贤授宦是对自己的污辱，而巢父又感到听到这样的话也是一种污辱。
在这以鄙弃天下为高的韵致中，已可见隐士精神的真谛。
另外，善卷，石户之农为躲舜让位而入山海（见《高士传》），卞随、务光为辞汤让位而投水等（见《庄子·让王》），均见此韵致。
也许，正因为传说时期的隐士被理想化的特点，才更加显示出其几乎不可企及、却又规范引导后代隐士的楷模风范。
殷周至战国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
这是一个造就并需要人才的时代。
隐士作为重要的人才资源，受到社会的注意和重用。
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论语·尧曰》）荀子也说：“天下无隐士，无遗善。
”（《荀子·正论》）这个时期政治格局如扬雄所说：“往者周罔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
士无常君，国亡定君。
”（扬雄《解嘲》，载《文选》卷四五）诸侯割据的局面造成了政治上的多中心，因而还不具有后代皇权对士人的绝对控制。
它给隐士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学在官府”局面的解体更促使士人去思考自己的独立价值。
一方面，隐士的存在实在于帝王脸上无光。
同时，隐士自身的才能和品格也的确有利用和使用价值，所以扫清隐士才被看成是时世清明的象征。
从主观上说，包括隐士在内的社会各色人等面对这样动荡的环境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
加上这个时期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定的真实性，它也就不像传说时期那么理想化。
所以，这个时期隐逸之风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隐士们依照自己对政权、政治态度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关心并参与政治。
他们的隐居，是为了待时，而一出则为王者师。
如傅说尝为胥靡，筑于傅岩之野。
武丁欲复兴殷朝，访求得说，举以为相，而国家大治（《史记·殷本纪》）。
吕尚年老贫困，钓于渭滨。
周文王出猎遇之，与语大悦，载归立之为师。
后佐武王伐纣灭殷，还出谋划策，为巩固周政权尽力（见《史记·姜太公世家》）。
第二种是直接以隐逸作为政治参与的手段。
著名的如伯夷、叔齐因谏止武王伐纣，殷灭后竟耻食周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竟饿死（见《史记·伯夷传》）。
伍子胥与屈原因政治失意而离乡远游，也属此类。
第三种是继承传说时代隐士遗风，为人格、志趣而隐。
这样的隐士仍不乏其人。
著名的如老子出关（《史记·老子传》），庄子抗命丘园，肆志濠（濮没有单人）（见《庄子·秋水》），介子推宁可与山林同焚，也不肯出山（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楚狂、接舆当孔子行将适楚，歌而讽其不隐（见《论语·微子》），长沮、桀溺当孔子过叶地问路时，讥其生而知之又何必问路（见《论语·微子》），等等。
可见虽然世事动荡，但隐士的基本内核却有其稳定性。
秦汉时期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明确和规定了皇权与士人之间绝对的主仆关系，所以隐士的独立意识和隐逸自由受到了很大压抑。
秦至西汉的隐士简直如凤毛麟角。
除了召平于秦灭后以东陵瓜饮誉长安（见《史记·萧相国世家》），西汉严君平卖卜于成都市和园公等四人于秦世避入商洛山，刘邦召之不至外（见《汉书》卷七二），几乎很难找到像样的隐士。
而且在召平和园公等人的隐居上，已明显地看出为政治形势所迫的动因。
扬雄在看到古代隐士无常君的环境后，又清楚地看到“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
东南一尉，西北一侯。
徽以纠墨，制以质鈇”。
（见扬雄《解嘲》）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便开始寻找新的隐逸途径和方式。
其中以东方朔的设计最有创见。
他提出的新隐逸方式是“避世于朝廷间”，他认为“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但他的注意力仅在于“避世全身”，而忽略了士的独立人格。
所以，东方朔只以一个俳优的身分，为帝王的生活加点儿调料。
这是隐士的扭曲，因此遭到扬雄、班固等人的抨击（见《汉书》东方朔本传及《严助传》等）。
东汉时期，门阀世族的力量逐渐膨胀，并对皇权的绝对统治产生了很大冲击。
这无疑为隐士的再兴和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
不仅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隐士，就连马融、蔡邕这样的经学家，也在仕隐之间周旋。
东汉隐风的最大特点，是受到帝王的高度重视与尊崇。
如东汉韩伯休采药名山，卖于长安，桓帝以安车征聘，他中道而逃（见《后汉书·逸民传》）。
光武帝刘秀的老同学严光（子陵），至刘秀即位后竟隐名深居不见，及为刘秀访得，三聘始至。
见面后不仅拜官不受，反而无视帝尊，甚至“以足加帝腹上”。
最后刘秀也只好任其归隐富春山耕钓以终（见《后汉书·逸民传》）。
可以看出，东汉隐逸之风的再度兴盛，是秦至西汉皇权对士人统治过严，物极必反、矫枉过正的产物。
从魏晋开始，与隐逸之风相关的皇权与士人之间，似乎都趋向务实的阶段。
经过事实的教育，皇权一方开始看到，对士人既不能彻底放纵，又不能压得太紧。
这样才能既不动摇自己的统治，又让士人发挥其协调作用。
于是，他们既不能允许嵇康这样彻底的叛逆，又在相当大程度上鼓励和提倡隐逸之风，对士人来说，他们既要继承并发扬光大隐逸之风，又要有所节制，以免重蹈嵇康覆辙。
从而使双方关系走上了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自我调节的轨道。
也使隐士文化进入了最成熟的阶段（具体事例详后）。
南北朝时期的隐逸文化是对魏晋的继续和巩固。
这个时期帝王更加奖掖隐逸，宋文帝、齐太祖等专门为隐者修建园馆（见《宋书·雷次宗传》、《南齐书·褚伯玉传》）。
梁武帝对何点、陶弘景礼贤备至（见《南史·儒林传》）。
其中陶弘景的隐逸很值得注意。
他尽管隐逸山林，仙气十足，但与政治的关系却很紧密，萧衍欲篡齐时，他曾援引图谶予以鼓励。
萧衍称帝后，每逢有凶吉征讨之类的大事，都要向陶弘景征询意见，常常一日数次，人称“山中宰相”（见《南史·儒林传》）。
这是皇权和隐士精诚合作的范例。
另如宗炳卧游山水，绘画自娱的行为，则是对传统隐士中如“巢许”一派的继承。
初盛唐时期隐士文化的主流是仕隐兼通。
这是因为处于上升时期的庶族地主需要士人的支持。
而广大士人在全社会对六朝士人行为的否定和现实的环境中，都看到了个体独立与事业及社会价值的实现合为一体的重要性。
于是，皇权与士人独立意识的协调，在欢愉、热烈的气氛中得到了充分实现。
吴筠、李白、房琯等名人以隐逸为入仕之阶，已为人熟知。
突出的事例还有唐中宗时韦嗣立官做到兵部尚书，又以隐逸得到中宗嘉奖（见《旧唐书·韦嗣立传》）。
这与唐代社会及文化与整个古代社会文化相比一样显得那么成熟。
而它的副作用，是被人卑鄙地把隐逸作为求官的捷径。
卢藏用中进士后不得调选，便隐居终南山，终以隐士高名得官，被称为“终南捷径”（见两《唐书·卢藏用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