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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国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摘要：当前, 国际私法越来越重视关于弱者利益的保护, 许多国家在其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体现了这一理念。
随着2012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 的颁布, 我国也加入了弱者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定, 虽然立法在这方面有所进步, 但仍有不足之处。
对此, 本文通过对弱者利益保护的分析, 进一步对我国弱者利益保护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以便更好的保护弱者利益, 实现人文精神与实质正义。
关键词：国际私法,弱者利益保护,法律适用法,不足,完善一、弱者利益保护的概述从社会层面上解释弱者, 是指一个在社会上难以保障自身全部利益的人群。
从政治层面上解释弱者, 指代在政治地位上处于劣势的人群, 或者党派。
从法律层面上解释弱者, 指在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者不利地位的当事人。
这种弱势地位或者不利地位可能表现在当事人的经济地位方面, 也可能表现在当事人的知识、技能、技术和信息方面。
在国际私法中的弱者保护利益, 是指在涉外民商事纠纷中, 一方当事人显然处于弱者地位, 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可便于法院在众多连结因素中选择最有利于保护该当事人的连接点。
二、我国对弱者利益保护之规定《法律适用法》颁布以后, 对弱者的利益上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弱者利益的有了法律保障。
《法律适用法》集中规定了弱者利益保护的相关制度。
第25、28、29、30条均提出了"弱者";的理念, 但是并未明确界定"弱者";的概念。
在《法律适用法》中的第42、43、44、45、46条虽然无明确提出"弱者";概念, 但是从具体的条文规定可得知, 冲突规范的适用规则体现了弱者利益保护的理念。
例如, 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商品或服务提供地法、劳动者工作地法、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劳务派出地、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侵权人主营业地法或损害发生地法都体现了立法者对弱者的利益保护。
论我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在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国际私法的立法有着灿烂辉煌的昨天。
渊源流长的中国国际私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的大唐盛世，唐朝《永徽律》“名例章”中有关“化外人相犯条”的冲突法规定在立法技术上堪称一流，说明中国是国际私法立法最早的国家之一。
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法律适用条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国内立法步履蹒跚，国际私法的立法更是裹足不前，成文的国际私法长期阙如，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七个年头，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规范才正式登上立法的舞台。
在当代中国整个法律体系中，实体法、程序法与冲突法三位一体，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整体，但是，三者的发展极不平衡。
其中，作为国际私法核心部分的冲突法的立法长期以来一直严重滞后于我国司法实践与改革开放的实践。
一、当代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特点从总体上看，中国现行国际私法落后于国际社会国际私法发展的平均水平，但相当部分的法律规定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私法相比，各有千秋，有些条文甚至不乏创新之举，与国际私法立法水平先进的国家相比，毫不逊色。
第一，立法起步晚，但起点很高，一些国际私法的规定借鉴了现代国际私法立法的先进经验以及国际私法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新中国成文的国际私法立法始见于1985年3月、4月我国相继颁布的《涉外经济合同法》与《继承法》，这两部法律分别规定了涉外合同与涉外继承的准据法。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代中国国际私法成文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国务院1983年发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该条例第15条规定：“合营企业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其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二，在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上，不拘于单一形式。
我国现行国际私法采取了以专章、专篇系统规定国际私法规范为主，以有关单行法中列入相应国际私法规范为辅的立法模式。
在《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集中规定了一系列冲突规范，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中系统规定了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在《仲裁法》中也专门载入“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一章。
论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论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司法考试专栏为你整理分享2016司法考试中论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欢迎考生前来参考阅读，希望可以帮助到考生卷一国际法的复习。
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法律体系。
①到了90年代，中央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作为其工作重点。
实践的发展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国际私法在立法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
其主要问题是，我国已经形成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主义的影响，在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则显得很不完善，且其中某此具体规范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很不适应。
②这样，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制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完备系统的国际私法法规的任务尚未列入中国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但是，中国的国际私法学者们却以极大的热情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开始了“重构”、“完善和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宏伟工程。
其具体举措主要有二：其一，中国国际私法学会1993年年会决定成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迄今，已产生了第三稿;其二，围绕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广泛深入热烈的研讨，从而形成了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思潮。
二、两种主要思潮述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私法立法和怎样进行国际私法立法，对此，学者们各有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趋同论”。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国际间法律文化的相互传播，世界各国法律的趋同化走势愈益显著。
③在这股法律趋同化的大潮中，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倾向也在不断加强。
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民事联系的大大加强，同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接近或一致，日益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其接近或一致的程度，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私法制度健全与完善状况的主要标准之一。
国际私法立法问题探讨论文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我们必须面临的一个事实。
不容否认，全球化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特征。
[1]（P.45）它既是一种不争的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
至于其含义，一般认为，“全球化”是指一种进程，在这种进程中，原来局限于各个不同国家疆域内的诸多活动制度正在冲破国界的局限，而成为全球性的。
[2]（。
P.9）全球化进程滥觞于近代工业资本向全球的渗透与扩张。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真正进入了全球共存与竞争的全球化时代。
它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的经济、生态、政治、文化的全球社会整合运动，是人类向马克思笔下的“世界历史”时代的迈进。
它已经和必将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的各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冲击，作为社会生活不可剥离的一部分的法律的变革在所难免，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3]（P.10）就当代人类社会而言，作为上层建筑的法，面临全球化这一客观现实，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都必须反映这一事实，适应客观需要，进而在促进社会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
[4]（P.140）同时，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出现法律冲突的过程，因此国际私法作为调整跨国民商事关系、解决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其发展趋势，尤其是21世纪的发展趋势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的一系列进程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国际民商事交往，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也因之而得到了发展，有一些较为显著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潮流，任何国家不可能避免。
我们应当顺应这个潮流，驾御这个潮流。
在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方面也应如此。
因为当代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已经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总体背景。
这一点既是由于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在近二十年来更多地参与和融入了国际化的进程，更多地承担起了国际性的责任；同时也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情况下，中国国际私法的驱动和制约因素与西方日益接近。
全球化浪潮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运动.[5]（P.68）故面对全球化时代国际私法发展的新趋势，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分子，我国国际私法也应融入这一大趋势中。
浅析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体系的现状及其完善洪贺【摘要】With the global legislation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the legislation of Chinese private interna- tional law has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in the legislation regardless of form or con- tent,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Law of Application of Foreign Civil Rela- tions has been a qualitative leap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ou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legislation.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resent situation, defects and the codific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在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改革的影响下,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有了很大发展。
尤其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实施更标志着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然而现有的立法体系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笔者就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现状、缺陷和法典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
【期刊名称】《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00)005【总页数】3页(P134-136)【关键词】国际私法;立法;法典化【作者】洪贺【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4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97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以及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与外国的各种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由此产生的各种民商事关系日益复杂，极易诱发复杂的法律冲突。
论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摘要】中国国际私法是指规范跨境私事关系的法律制度。
本文从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来探讨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
在将阐述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和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接着在正文中，将重点介绍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背景、立法原则、立法机构、立法内容以及立法发展趋势。
在将讨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所面临的挑战，展望其未来发展前景，并提出相关建议。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现状和未来走向，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体系提供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取向、定义、重要性、立法背景、立法原则、立法机构、立法内容、立法发展趋势、挑战、前景、建议1. 引言1.1 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中国国际私法是指规范私人国际关系的法律规则体系，旨在解决涉外私事纠纷和保护国际私事主体关系的一系列法律制度。
其主要任务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中的适用法律、司法管辖权、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等问题，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促进国际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与稳定。
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包括了涉外民事法律制度、国际私法条例等内容，属于国际法的一个分支领域。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更加多元化和开放，需要不断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与国际社会相关国家的国际私法存在交叉点和对接点，旨在构建国际私法的规则体系和合作机制。
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对于保护国际私事主体关系、维护正当的市场秩序、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等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国际私法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相互影响。
1.2 中国国际私法的重要性中国国际私法的重要性在于其在跨国交往中的规范作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跨国交往不断增加，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
中国国际私法的存在和完善，可以为跨国交往提供一种规范和保障，确保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得以明确和稳定。
中国国际私法的重要性还在于其对于国际交往的促进作用。
中国国际私法的实践困境及出路宋连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受到空前重视，理论与实践上的成绩有目共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两翼齐飞，恰恰相反，立法、司法及仲裁实践与理论反差极大，理论之花远远没有结下实务之果，甚至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这一状况不仅影响中国国际私法实践的质量，不利于促进与保障涉外民商事交往，还必将制约中国国际私法学的深化与创新，形成恶性循环。
本文将对此种现象加以探讨，期待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提供解决难题之道。
一、涉外审判之鸟瞰中国国际私法实践的现状究竟如何，或褒或贬，都没有统计学上的依据，从而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
[1]但这并不是说，在完善司法统计制度及技术之前，无法勾勒中国涉外审判的总体印象。
依2002年2月5日《万鄂湘在关于对涉外民商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2]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至2001年10月，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23,340件（同期中国涉外仲裁机构受理的案件8,000件左右），数量上并不多，相比于全国法院每年的总受案量，比例也不高。
[3]另据第二、三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公布的数字，自2001年1月至2005年6月，共受理一审涉外商事海事案件63,765件，其中涉港澳台案件22,579件，占35.4%。
共审结67,347件，其中涉港澳台案件23,436件，占结案总数的34.8%；[4]2006年1月至2009年12月，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涉外商事案件38,220件，涉港澳台案件42,064件；共审结二审涉外商事案件4,718件，涉港澳台案件8,502件。
共受理一审海事案件44,584件，二审海事案件4,716件。
[5]后两组数字不包括所谓的纯民事案件，但尽管如此，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数量在显著增长，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近两年全国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增至1,000万件左涉外案件458件，大部分属“三资”企业纠纷，国际贸易案件较少，其中主体涉外的227件，涉港澳台案件占了其中的2/3。
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反思及其完善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中心一、概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涉外民事关系日趋复杂。
作为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中国国际私法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随着国际法律环境的变化和涉外民事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中国国际私法在立法和实践层面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问题。
本文旨在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中心，对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为中国国际私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将对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背景进行简要回顾，梳理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析当前中国国际私法在立法和实践层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法律冲突解决的复杂性等。
本文将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核心，深入探讨该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困境。
具体包括该法在涉外民事关系中的适用范围、法律适用原则、法律冲突解决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本文将进一步揭示中国国际私法在立法和实践层面的不足。
本文将提出完善中国国际私法的具体建议。
针对当前中国国际私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文将从立法原则、法律适用规则、法律冲突解决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完善措施。
这些建议旨在提高中国国际私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为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1. 简要介绍中国国际私法的历史背景和现状。
中国国际私法的历史背景可追溯至上世纪初，那时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涉外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亟需解决不同法域间的法律冲突。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私法领域取得长足发展，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如1986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1987年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等。
这些法规为处理涉外民商事纠纷提供了初步的法律框架。
2. 阐述研究《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涉外民事关系日趋复杂。
试论我国国际私法中有关保护弱方原则立法的不足与完善作者：孙衍春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8年第07期摘要：伴随我国社会极速发展，隐蔽在繁荣景象下的弱方问题逐渐凸显。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本文对我国关于保护弱方原则的国私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保护弱方原则；我国国私立法；不足；完善一、保护弱方原则在我国国私立法中的体现在实体法方面，我国在许多重要的实体法律中，已经十分强调保护弱方利益，如《妇女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在冲突法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基本实现了法律选择规则的系统化，有利于保护弱方利益。
二、我国国际私法中有关保护弱方原则方面的不足（一）弱方界定不明确真正有针对性地贯彻保护弱方原则，需要明确什么是弱方，这是根本性的问题。
而截止目前，我国尚未产生定论。
保护对象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法官也难以把握保护的范围和限度。
（二）保护弱方法律太少且不成体系，适用领域有限我国国际私法立法虽有进步，但尚处于发展阶段，还不完善。
以往的分散立法式导致相关条款分散，查阅不便，效率不高。
目前，我国国际私法对弱方的保护还仅存在于婚姻家庭、特定合同、侵权之中的若干方面，忽略了对其他领域弱方的保护。
比如，在保险领域，保险人作为专门从业者，相比于投保人对订立合同中所应注意的问题更为了解，专业差别使得投保人居于弱方地位，然而我国明确保护投保人的条款较少；在海事领域，船员作为劳动合同中的被雇佣者和事故中的受害人居于弱方地位，应该得到保护，但我国真正明确保护他们的海事法律条款还很少，大量采用的仍是“船旗国法”“法院地法”。
这与其他国家较广的保护领域以及保护弱方原则日渐扩展的趋势不符。
狭窄的适用领域忽视了其他领域的弱方，违背保护弱方的初衷。
（三）保护方法存在弊端我国目前根本上还是依赖冲突规范的规则选择来保护弱方。
如《适用法》往往通过适用“本国法”“住所地”“行为地”法律来保护弱方。
国际私法法典化的挑战与实现路径作者：张浩良来源：《人间》2016年第26期摘要：应该来说，制定单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典》是可取的立法模式之一。
但是，这一法典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应当分步骤、分阶段循序渐进，争取制定一部体现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典。
关键词：国际私法法典化；挑战；实现路径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85-01一、国际私法法典化面临的挑战（一）国际私法内容上和学说上的复杂性。
根据韩德培教授“一机两翼”的理论，国际私法的调整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机”指的是冲突法，统一实体法，甚至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
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在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1]除了庞杂的调整范围外，对于国际私法学说的探究，也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
从法则区别说，到法律关系本座说，到第三学派，国际私法学说不断嬗变，始终不曾停歇。
加之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美法系的“冲突法革命”。
[2]各种学说更是莫衷一是。
因此，在并未明晰诸般学说之前，许多学者并不主张法典化的立法方式。
（二）国际私法的立法基础仍待夯实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评价来看，2011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来，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的看到，国际私法规范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现象严重。
尽管有了单行法规范，《民法通则》[3]、《合同法》[4]、《继承法》[5]、《海商法》[6]、《民用航空器法》[7]等一批民商事特别法中的国际私法规范仍然有效，并且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冲突之处不在少数。
[8]2012年的《解释（一）》对《法律适用法》中的部分遗留和争议问题做出了明确。
但是这仅仅局限在总则部分。
论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缺憾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国际民事案件的处理以哪一个国家的法律作为准据法，是根据受诉法院的冲突规则选择的，而各国对同一问题有无规定或者规定的冲突规则有时又不相同，因此由不同国家的法院受理，就可能选择出不同国家的法律作准据法，最终使案件的判决结果各不相同。
这也是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挑选对自己有利的国家法院进行诉讼的动因。
我国的民商事主体之所以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屡屡被动，常蒙受巨大损失，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滞后所致。
笔者注意到，我国的国际私法内容大部分颁布在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1988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司法解释里（以下分别简称《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条款少且很原则，疏漏较多，虽然其后陆续颁布施行的相关部门法和司法解释不断补充这方面的欠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燃眉之急，但终究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贸易需要。
一、我国尚无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专门立法一般认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主要包括司法豁免、行政豁免、税收豁免等。
国家参加国际民商事活动时可以享有他国的司法管辖和执行豁免，但仍应履行其民商事法律义务和承担其民商事法律责任。
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上，我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国家及其财产豁免这一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但是，我国尚无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专门立法。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享有司法豁免权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只作了原则规定。
例如，后者第2条规定，对享有外交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虽然就与国家豁免相重迭的外交豁免问题作了规定，但国家豁免与外交豁免毕竟是国际法上的两个问题。
因此，我国有待加强这方面的立法。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法院尚未审理过涉及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案件，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在其它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法院遭到被诉的情况时有发生。
比较著名的有“贝克曼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湖广铁路债券案”等。
今后此类情形可能会常有发生，作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在不断发展的国际交往中，没有一部关于国家和财产豁免的专门法律是很被动的。
二、关于区际法律冲突、识别、反致和法律规避问题（一）我国立法对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问题未作明确规定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内部具有独立法律制度的地区被称为法域。
区际法律冲突，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
随着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同时我国政府一直努力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而且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法律冲突是区际法律冲突已经公认，因此中国的统一带来了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
《民通意见》第192条规定：依法应当适用外国法律，如果该外国不同地区实施不同法律的，依据该国法律关于调整国内法律冲突的规定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该国法律未作规定的，直接适用与该民事关系有最密切的地区的法律。
根据该司法解释，只应理解为在处理区际冲突时按照该外国的“区际私法”来确定准据法和依据最密切原则确定准据法。
（二）我国尚无关于识别问题的规定所谓识别又叫定性或归类，是指在适用冲突规范时，依照某一法律观念对有关的事实或问题进行分析，将其归入一定的法律范围，并对有关的冲突规范的范围或对象进行解释，从而确定何种冲突规范适用何种事实或问题的过程。
识别是国际私法上的一个基本问题。
识别的目的主要旨在准确选择所应适用的冲突规范，合理公正解决该涉外民事案件。
对一个涉外民商事案件，确定其是属于合同违约还是侵权问题、是程序问题还是实体问题、是实质要件还是形式要件，都关系到正确选择冲突规范的问题。
法院在受理某一涉外民事案件时首先应该确定其中的事实情况属于哪一类民事关系，才能正确适用某一条冲突规范，否则将使得法律的适用变得无所适从。
（三）我国在立法中没有对反致问题作明确的规定《民通意见》第17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
这一规定隐含着不采用反致制度，因为该规定明确确定，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只应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中的冲突规范确定应适用的外国实体法，而不包括外国的冲突规范。
既然依冲突规范直接确定应适用的外国实体法，就没有反致产生的可能了。
但对这一规定是否意味着排除反致制度，尚有争议。
（四）我国目前尚无有关法律规避问题的立法《民通意见》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定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主张，法律规避是指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的法律，而非任何法律；而且，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的法律无效，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
至于对规避外国法律的行为如何处理问题，尚无明确的规定。
三、我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没有具体规定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支配合同的准据法的一项法律选择原则。
《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海商法》第269条、《民用航空法》第188条都作了类似的规定。
但我国立法对意思自治的原则的具体适用，如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方式、范围等，没有具体规定。
四、关于涉外代理、婚姻、监护和绝产继承方面（一）我国对涉外代理的法律适用没有作出规定。
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由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直接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制度。
由于代理常涉及本人、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三边关系，国际私法一般区分代理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分别解决其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章专门规定了代理制度，但对涉外代理的法律适用没有作出规定（二）我国法律关于外国人或中国公民之间在我国境外结婚的要件应适用何种法律无明确规定。
《民法通则》第1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
这条规定既适用于实质要件，也适用于形式要件。
关于外国人之间在我国境外结婚的要件应适用何种法律，《民法通则》无明确规定，但根据其第147条的规定，既然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境外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可以推定外国人之间在境外结婚也适用婚姻缔结地法。
对双方都是中国公民在国外结婚应适用的法律，《民法通则》也无明文规定，暂时可以参照的是民政部1983年《关于驻外使领馆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若干规定》这部行政规章，即严格按照我国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并照顾到他们居所在国外的实际情况，加以妥善处理。
（三）我国的立法对涉外监护的法律适用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民通意见》第190条对此所作的规定是：监护的设立、变更和终止，适用被监护人的本国法律。
但是，被监护人在我国境内有住所的，适用我国法律。
（四）我国《继承法》和《民法通则》对解决无人继承财产归属问题的冲突规则没有明确规定。
《民通意见》第191条的解释是：在我国境内死亡的外国人，遗留在我国的财产，如果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依照我国法律处理，两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就是说，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绝产依中国法即遗产所在地法处理。
五、关于涉外仲裁及外国人的民事诉讼地位方面（一）我国对何谓“涉外仲裁”并无明确的规定和解释根据《民通意见》第178条第1款以及1992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民诉意见》）第304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所理解的“涉外”为传统国际私法所讲的“涉外”，即法律关系的三要素中至少有一个要素与外国。
据此可以推定，在我国，凡仲裁协议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外国人、无国籍人或外国或实体，或者仲裁协议订立时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地或营业地为于不同的国家，或者即使位于相同的国家，但仲裁地位于该国之外，或者仲裁协议中涉及的商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或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或者争议标的位于国外等，都应视为涉外仲裁。
但在我国仲裁界，有人主张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中对“国际”的定义，扩大“涉外”的内涵。
此外，在仲裁实践中，中国仲裁机构对涉及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仲裁案件，比照涉外案件处理。
（二）对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仲裁法未作明文规定决定一项国际性仲裁协议的效力，法律适用至关重要。
对于这一问题，国际上通常都是按照普通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来决定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
我国仲裁法对这个问题未作明文规定。
实务中涉外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如当事人未作此项选择，适用仲裁地的法律。
但是，如果当事人既没有选择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仲裁地也尚未确定，如何处理，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法院按照最密切原则来决定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
（三）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裁定法院的级别管辖仲裁法无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裁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应由哪一级法院管辖，仲裁法没有明文规定。
20XX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由哪一级人民法院管辖问题的批复》中确定，当事人协议选择国内仲裁机构仲裁后，一方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该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当事人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由被告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四）我国法律对外国人在我国的诉权无明文规定当今世界各国和相关的国际公约都保证外国人可自由地向内国法院起诉的权利，而且即便没有国际条约的规定，根据国际习惯，也应该给予外国人在内国法院起诉的权利。
我国对此无明文规定，一般认为，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应依法院地法，即当事人是否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的问题应由法院地所在国的法律决定。
至于当事人是否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的问题，则应由当事人的属人法决定，但即使根据其属人法无民事诉讼行为能力，如果依法院地所在国法律却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时，应当认定为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即此时应依法院地法。
六、关于区际司法协助方面（一）中国内地并无专门的立法解决其港澳台之间的送达问题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主要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域外送达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加以解决。
1999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并于次日开始实施。
20XX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查取证的安排》，并于当年9月15日开始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