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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发展趋势【摘要】全球化时代已经形成，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应顺应国际趋势，加强成文化立法，增强其灵活性和适当性，以促进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私法、发展趋势、全球化、韩德培教授的“一体两翼”理论曾这样描述：“国际私法就如同一架飞机那样，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其外延是飞机的两翼。
具体到国际私法上，这种内涵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包括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
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是在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 （1）不可否认，是全球化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特征。
（2）就当代人类社会而言，作为上层建筑的法，面临全球化这一客观现实，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都必须反映这一事实，适应客观需要，进而在促进社会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
（3）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际私法作为国际民商事关系的调整器和润滑剂，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正在加强，有诸多较为显著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和合作渗透到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突破了人的身份关系、物权关系等，扩展到国际投资、国际技术转让等新领域，其调整对象范围不断扩大；随着国际民商事关系的迅猛发展，各国的国际私法逐渐互相吸收、相互渗透，国内法律在创制和运作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涵纳国际公约与国际惯例的内容，致使国际私法立法呈现出趋同化倾向；国际私法现在主要是国内法，将来必定会成为国际法。
（4）中国目前的国际私法法规大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总体上是符合当时计划经济要求以及对外民商事交往发展的需要的。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更进一步、更大程度上与国际社会接轨，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目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国际私法立法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需要。
为促进中国对外民商关系的顺利发展，中国也应该尽快制定完善的中国国际私法法规，只有以完善的国际私法调整中国对外民商关系，才能真正使这种关系顺畅、稳定。
52006.12浅析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从法理学角度□华雪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0）摘要独立的与附属的立法模式因其本身的属性，在条理性与逻辑性的选择上有所偏重。
法典式立法模式并非完美，中国国际私法应采取什么样的立法模式是值得探讨的。
中国应从本国的国情与立法效益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寻找出一种兼具灵活性与稳定性，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国际私法立法模式。
关键词立法模式条理性逻辑性中图分类号：D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2-050-02一、从法理学角度对独立的与附属的立法模式进行比较探讨所谓立法模式，又称为立法体例，指立法机关在立法时针对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所采取的立法形式，从上位概念上说，立法模式有制定法模式与非制定法模式。
而制定法模式又有独立的立法模式与附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
独立的立法模式主要有法典形式；附属的立法模式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法律规范的有关内容分散在一部法典中或其他法律的不同位置，另一种是将法律规范的内容集中在一起，以专章、专篇或专编的形式规定在其某一部法典中。
一国针对某一社会关系采取何种立法模式，往往要考虑多种因素，如国家的整体立法规划、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类型、历史传统、法制化发展水平、所要达到的社会目的以及立法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统一等。
独立的与附属的立法模式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在不同社会及相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对这两种立法模式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两种立法模式的优缺点，采用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是非常有价值的。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这里首先应该对立法模式中条理性、逻辑性这两性进行界定。
条理性就是指事物的先后、内外、上下、左右等时空秩序。
感到一条命是捡来的，此时驱动他生命力向前的动力已不是理想，而是对生命无畏的想法了。
他人在军中，但灵魂的悠然神往，已经在向外飘扬。
他的生命本是为当“将军”而创造的，现在为了看巫峽就可以抛舍。
理想丧失了，他的现实处境和精神追求开始分道扬镳。
此时，他表面情绪仍像阳光般乐观而单纯，但深底的心灵却开始变化。
他新的理想就像隐藏在燧石里面的火花，只是还没有受到外力的抨击，就静静地安眠着。
作为一个士兵，他和一群学生言志时，想着：“我只能各处流转接受个人应得的一份命运，既无事业可作，还能希望世事甚么好生活……我愿意好好的结结实实的来作一个人，可说不出将来我要作个甚么样的人。
”然而他是幸运的，新光明开始逐渐点燃他黑暗中的灵魂，此前，在第一次离开军队的间隙，有半年时间，他在常德游荡，看到许多熟识的女孩子：“书虽读得不怎么多，却为《新青年》一类刊物煽起了青春的狂热，带了点点钱和满脑子进步社会理想和个人生活幻想，打量向北平、上海跑去，接受她们各自不同的命运。
”第二次入伍后，由于他的爱好及长处，他开始在军队担任文书职务。
一九二一年，他的军长陈渠珍，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在保靖办学校、工厂和报馆，教师、技工全部由长沙聘请来。
作为军队书记官的沈从文，被暂调入报馆，和一个长沙来的技工一起工作。
在这里，他开始极大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
这印刷工人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
……我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象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习。
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
”最终，命运注定了他的改变。
他患了热病，高烧四十多天，头痛如斧劈，鼻血一碗碗流。
在大家看来，他肯定过不去了。
但奇迹般地，他又挣扎着活了下来。
大病刚愈，他的一个契友却游泳淹死了。
他收拾朋友的尸骸，看到那臃肿的样子，不禁潸然泪下。
此刻异常敏感的他，怖畏地发现，在这里，生命原来如此轻贱。
当代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特点及前景研究摘要：中国现行的国际私法根植于计划经济的土壤，与时代要求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要求相距甚远。
本文着重论述中国国际私法的特点，分析其存在的种种弊端，并就完善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提出具体构想。
关键词：中国国际私法的特点；立法缺陷；立法走向一、当代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特点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私法作为一种“舶来品”，属于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与一般的国内法迥然不同。
国外的一些国际私法同行总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行立法，不相信中国也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私法规范，除了偏见以外，更多的是缺乏对中国国际私法的了解，国内的有些学者也妄自菲薄，总以为中国的国际私法一无是处。
当然，从总体上看，中国现行国际私法落后于国际社会国际私法发展的平均水平，但相当部分的法律规定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私法相比，各有千秋，有些条文甚至不乏创新之举，与国际私法立法水平先进的国家相比，毫不逊色。
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私法相比，中国的国际私法呈现出以下显著的特点：第一，立法起步晚，但起点很高。
一些国际私法的规定借鉴了现代国际私法立法的先进经验以及国际私法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新中国成文的国际私法立法始见于1985年3月、4月我国相继颁布的《涉外经济合同法》与《继承法》，这两部法律分别规定了涉外合同与涉外继承的准据法。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代中国国际私法成文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国务院1983年发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该条例第15条规定：“合营企业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其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虽然这是一条单边冲突规范，但意义非同寻常，标志着中国告别了缺乏成文的国际私法的时代。
第二，在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上，不拘于单一形式。
我国现行国际私法采取了以专章、专篇系统规定国际私法规范为主，以有关单行法中列入相应国际私法规范为辅的立法模式。
在《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集中规定了一系列冲突规范，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中系统规定了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在《仲裁法》中也专门载入“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一章。
浅谈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
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法律体系中发生了一系列
的变化和发展。
本文将从中国国际私法的起源、演变过程以及当前的立法
模式来进行探讨。
中国国际私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清朝末期。
当时，中国
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近代化进程，为了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和保护中
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开始借鉴外国法律并制定相关法规。
这一时期的法律
体系主要受到德、法、美等国法律的影响，立法模式相对比较灵活，以单
个立法为主，并且立法范围较为狭窄。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9
年以后，中国法律体系开始进行全面和重建，中国国际私法也逐渐得到发展。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主要以条约为基础，
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涉外法律法规，主要是为了解决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的
合同纠纷和贸易纠纷等问题。
立法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立法
模式相对较为单一，以强调政治目标为主。
总的来说，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从灵活多样到单一侧重再
到统一完善的发展过程。
当前的立法模式注重国际立法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以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和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未来，随着国际交流和
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还将继续发展和完善，以更好
地适应国际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国际私法立法问题探讨论文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我们必须面临的一个事实。
不容否认，全球化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特征。
[1]（P.45）它既是一种不争的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
至于其含义，一般认为，“全球化”是指一种进程，在这种进程中，原来局限于各个不同国家疆域内的诸多活动制度正在冲破国界的局限，而成为全球性的。
[2]（。
P.9）全球化进程滥觞于近代工业资本向全球的渗透与扩张。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真正进入了全球共存与竞争的全球化时代。
它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的经济、生态、政治、文化的全球社会整合运动，是人类向马克思笔下的“世界历史”时代的迈进。
它已经和必将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的各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冲击，作为社会生活不可剥离的一部分的法律的变革在所难免，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3]（P.10）就当代人类社会而言，作为上层建筑的法，面临全球化这一客观现实，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都必须反映这一事实，适应客观需要，进而在促进社会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
[4]（P.140）同时，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出现法律冲突的过程，因此国际私法作为调整跨国民商事关系、解决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其发展趋势，尤其是21世纪的发展趋势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的一系列进程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国际民商事交往，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也因之而得到了发展，有一些较为显著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潮流，任何国家不可能避免。
我们应当顺应这个潮流，驾御这个潮流。
在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方面也应如此。
因为当代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已经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总体背景。
这一点既是由于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在近二十年来更多地参与和融入了国际化的进程，更多地承担起了国际性的责任；同时也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情况下，中国国际私法的驱动和制约因素与西方日益接近。
全球化浪潮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运动.[5]（P.68）故面对全球化时代国际私法发展的新趋势，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分子，我国国际私法也应融入这一大趋势中。
浅析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体系的现状及其完善洪贺【摘要】With the global legislation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the legislation of Chinese private interna- tional law has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in the legislation regardless of form or con- tent,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Law of Application of Foreign Civil Rela- tions has been a qualitative leap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ou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legislation.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resent situation, defects and the codific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在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改革的影响下,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有了很大发展。
尤其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实施更标志着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然而现有的立法体系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笔者就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现状、缺陷和法典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
【期刊名称】《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00)005【总页数】3页(P134-136)【关键词】国际私法;立法;法典化【作者】洪贺【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4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97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以及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与外国的各种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由此产生的各种民商事关系日益复杂，极易诱发复杂的法律冲突。
论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摘要】中国国际私法是指规范跨境私事关系的法律制度。
本文从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来探讨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
在将阐述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和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接着在正文中，将重点介绍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背景、立法原则、立法机构、立法内容以及立法发展趋势。
在将讨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所面临的挑战，展望其未来发展前景，并提出相关建议。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现状和未来走向，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体系提供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取向、定义、重要性、立法背景、立法原则、立法机构、立法内容、立法发展趋势、挑战、前景、建议1. 引言1.1 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中国国际私法是指规范私人国际关系的法律规则体系，旨在解决涉外私事纠纷和保护国际私事主体关系的一系列法律制度。
其主要任务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中的适用法律、司法管辖权、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等问题，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促进国际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与稳定。
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包括了涉外民事法律制度、国际私法条例等内容，属于国际法的一个分支领域。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更加多元化和开放，需要不断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与国际社会相关国家的国际私法存在交叉点和对接点，旨在构建国际私法的规则体系和合作机制。
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对于保护国际私事主体关系、维护正当的市场秩序、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等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中国国际私法的定义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国际私法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相互影响。
1.2 中国国际私法的重要性中国国际私法的重要性在于其在跨国交往中的规范作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跨国交往不断增加，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
中国国际私法的存在和完善，可以为跨国交往提供一种规范和保障，确保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得以明确和稳定。
中国国际私法的重要性还在于其对于国际交往的促进作用。
论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模式
以前，我国的冲突规范分布于不同的法律条文当中，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国际私法法典的出现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合理性。
我们迫切需要国际私法法典的出现。
《法律适用法》的出台无疑是中国法制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之一，可惜，问题也随之而来。
它对大部分的法律关系的冲突规范都作了规定，内容上却没有直接选取各部法律关于涉外法律关系的条文进行收录，而是对这些条文做出了补充性进一步的解释，将其改造为新的条文呈现在《法律适用法》当中。
为此，将针对这样的做法在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标签：《法律适用法》；法律适用；效力位阶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4.063
在《法律适用法》出台之前，内容载有国际私法规范的法律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法律中的某个专门的编或者是章的规定；单行法中的专章规定；单行法中相关条款的规定。
《法律适用法》出台后，原先散落在其他法律中的冲突规范并未被废止。
因此在我国，我们有如下解决机制来应对和解决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法律适用法》；还有基本法律（如《民法通则》）、单行法（如《合同法》、《继承法》）中法律适用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关于法律适用的专章规定。
但《适用法》与其他对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作出规定的其他法律的关系必须得到妥善处理。
针对同一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其他法律对适用准据法的规定和表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处理涉外案件的过程中，这样的问题将增加司法机构的工作量，影响案件判决的确定性。
现今我国国内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系分为四个层次：宪法的规定，民商事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性质的法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
立法机构不一，加之在区分一般法和特殊法的时候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可供参考，单凭“新法优于旧法”，“特殊法优于一般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并不能完全解决各法律规定不同时到底应该适用哪部法律的问题。
86年《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涉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而《法律适用法》第41条则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其履行义务时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民法通则》是在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在2010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法律适用法》得到了通过和颁布。
全国人常负责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事务，如果将两者视为同一立法机关，是不是意味着若《民法通则》和《法律适用法》对于某项具体规定有了冲突时，
应由人大或在人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决定哪部法律得以适用？或者，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而适用《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如果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常并不能视为同一立法机关，那么，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全国人大制定的《民法通则》是否会比全国人常通过的《法律适用法》更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呢？
我们抛开两部法律的效力位阶不谈，再将目光放在它们的具體内容上。
《民法通则》第145条提到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法律适用法》则直接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但没有规定除外情况。
其次，对比《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与《法律适用法》所规定的“其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可以发现，在表达上，两者并非完全一致。
即使“特征履行方经常居所地”可能比“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更为容易理解和确认，但包含有“最密切联系”的条文并未被废止，就是说若能满足一定条件，“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也有机会得到适用。
另外，“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特征履行方法律”也要结合案情才能确定，这个判断过程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伸缩性。
《法律适用法》并没有促成有关规则的统一化。
甚至可以说，因为两套机制同时存在，容易使我们在实际运用法律的过程中产生困惑。
原先有关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冲突规范分散在各部法律当中，各自规定与自身调整范围相关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分散式的立法模式并无不妥。
但《法律适用法》的出台使这样的情况无法维持下去，因为两者的对同一法律关系的规定并非全部一致。
要改变这种现状，唯有对《法律适用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系统的解释，在两套解决机制中作出取舍，明确在法律适用发生冲突时，谁将优先被适用，或作出一致的规定。
笔者认为，虽然我们无法在一开始就制定出国际私法法典，但若我们在《法律适用法》施行后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将其他法律、法规中的冲突规范条
条文一一处理妥当，或修改变更，或废止。
最后若《法律适用法》与其他法律针对同一法律关系规定可以保持一致，消灭各类条文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的规定的情况，那么，《法律适用法》虽然不是一部国际私法法典，却在效果上发挥出国际私法法典的作用。
针对《法律适用法》在颁布和实施时所遇到的问题，最高法院于2013年1月7日颁布施行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解释（一）》第三条提到，《法律适用法》与其他法律对同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但《票据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商事领域法律的特别规定以及知识产权领域法律的特别规定除外。
《法律适用法》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没有规定而其他法律有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原先《法律适用法》对法律冲突问题做了原则性规定（主要体现在第2条和第51条），用于解决《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继承法》或是其他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法律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
《解释（一）》的第三条对此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使法律适用法的优先性得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有利我们在日常司法工作中提高效率。
《解释（一）》解决了对于同一案件，《适用法》与其他法律的规定存在冲突时以谁为准的问题，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其他法律的条文仍然有待处理。
也就是说，《解释（一）》只能算是走完第一步。
对于这些法条，或修改使其与《适用法》保持一致，或直接废止。
尽管《解释（一）》规定了《法律适用法》在适用上的优先性。
虽说其他有关法律条文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毕竟《法律适用法》及其解释颁布在后，对于同一法律关系的规定比“其他法律”的规定更贴近现实需要，循序渐进地对内容相对滞后未能跟上时代要求的法律条文进行清理是很有必要的。
除了《票据法》、《民用航空法》、《海商法》这三部法律的相关规定和知识产权领域法律的特别规定以外，如何处理像《民法通则》第8章，《合同法》第126条，《继承法》第36条这些法律条文我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国际私法法典之路虽然曲折，前途总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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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