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美国梦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学生的历史

近代中国派遣第一批留学生是在
1870年(同治九年)，曾国藩、李鸿章向朝廷请奏派遣聪明幼童赴美留学的亊得以获准。

1872年8月，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詹天佑等三十人赴美。

以后按年递派二十三人，至1875年一共派出了一百二十人。

这些留学生到1875年全部撤回国内，除病故及中途返国外，共近一百人分配到电报、船政、机器局、北洋水师等处工作，其中佼佼者如詹天佑等。

少数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如唐绍仪等。

有十四人成为海军将领，半数在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之中捐躯。

继派幼童赴美后，福建船政局派学生赴法、英学习造船、海军。

学成回国的有严复、刘步蟾、萨镇冰等人。

1872年至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少年，分四批赴美留学（每批30人，四批120人，其中有84人来自广东），留学计划长达15年。

他们在历史上习惯被称作“留美幼童”。

到1880年，共有超过五十名留美幼童考入美国名校，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1人进入哈佛大学，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等等。

甚至，还有一位名叫潘铭钟的孩子，以15岁的年纪，考入瑞萨莱尔学院，被称为天才少年。

1965年，随着最后一位留美幼童邝荣光先生离世了，终年103岁。

至此，“留美幼童”如惊鸿一瞥般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张伟 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廷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倡导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希望利⽤西⽅的科学⽂化知识挽救垂死的清王朝。

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

这是近代中国历的第⼀批官派留学⽣。

容闳提出“留学教育计划” 说到近代中国的第⼀批留学⽣，⼈们就会谈起被誉为“近代中国留美第⼀⼈”的容闳。

容闳是⼴东⾹⼭县⼈，少年时家境贫寒上不起学，只好到德国传教⼠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

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名学⽣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容闳先⼊中学，后在耶鲁⼤学半⼯半读学习英语⽂学，靠奖学⾦和打零⼯完成了学业。

⾯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容闳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之学术，灌输与中国”。

1854年11⽉，26岁的容闳谢绝了美国友⼈的挽留，经过3个多⽉的海上颠簸，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回国后的容闳先在⼴州学习中⽂，后到⾹港谋⽣。

为了⾃⼰的“留学教育计划”，他曾经积极游说过太平天国领袖，但未被采纳。

后来，他⼜来到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转⽽经商，开茶叶公司，最后投⼊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

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曾国藩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兵⼯企业。

兵⼯⼚中使⽤了⼤量的外国机器，急需懂洋⽂的技术⼈员，于是容闳就有了⽤武之地，并得到曾国藩的重⽤。

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

1870年，曾国藩到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由容闳担任翻译。

在与曾国藩的接触中，容闳⼤胆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

对此，曾国藩⾮常赞同，并⽴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清廷。

⼆⼈在奏折中提出：“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容闳和陈兰彬等⼈负责此事。

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在得知这⼀消息后，也纷纷表⽰愿意接受中国留学⽣。

万⾥蹈海赴花旗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第⼀批官派留学⽣。

迈出封建国门的首批留美学生中国留学海外的历史，最初萌发于明末，有一个叫殷实勤的学士，因偶然与一个来自西亚地区的教士认识，从他那里了解了不少中东、中欧地区的经济文化，从而生出了“去外面看看”的念头。

但当他想请人造舰“出去”时，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他便决定带上八名弟子想通过西边去“外面”看，但途中却被抢匪洗劫一空。

随后有人请军队相助，想去海外，因而引起朝廷关注而下令严禁“海外交流”之行为，并于1754年，杀了三个逮皇令者。

再次真正出现这种与海外交流的声音，则已是在清末了。

按照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习惯，他们对外部世界既陌生又不感兴趣。

他们只愿意“就地繁殖”——包括子孙的延续和文化的继承，这使中国人几乎毁灭性地强迫自然资源维持着他们世世代代的生存。

在中国，背井离乡可谓最悲惨的境遇。

而对于那些走进中国国门的外国人，中国人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来到中国。

中国人曾经固执地认为：外部世界即为“蛮夷”。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真的看见了来自外部世界的“蛮夷”，中国人把他们描述为：鹰鼻、猫眼、红胡、灰毛长满全身，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发光，到了中午就睁不开眼睛，说话的声音像猴子叫，浑身发臭，吃东西用手抓，等等。

西方舰炮轰开国门，中国人被迫接受外部世界。

一个叫容闳的中国青年，第一个举起了海外留学的大旗19世纪中叶，由于国门被西方的舰炮轰开，中国人开始被迫地接受外部世界。

当这种被迫转变为对外部世界有了不再盲目自大的认识后，1872年，中国先觉的分子促成了这个古老国家第一次派出留学生赴美学习。

1847年，一个叫布朗的美国传教士因“身体虚弱”，辞去了澳门马礼逊中学校长的职务，准备偕夫人回国，他愿意带“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对“野蛮人居住的地方”极其恐怖，但学生中竟有一名叫容闳的人，因想见世面而“惟愿与赴美”。

容闳被布朗带入美国，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1855年学成回国。

中国人的百年留学梦一、第一代留学生命运多舛中国人出国留学，若从1847年容闳赴美算起，至今已有153年的历史，若从1872年清政府正式选派官费留美幼童算起，也长达128年。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出国留学从涓涓细流，到洪波巨浪，曾经跌宕起伏，几起几落，折射出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足迹。

1847年，当容闳随着美国传教士赴美留学的时候，中华帝国闭关自守的国门刚刚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那时国人对海外世界因茫然无知而充满恐惧，出国留学更属史无前例，是祸是福，难以逆料。

而容闳在外国传教士的资助下，毅然赴美求学，最后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但容闳当时的感想，与其说以自己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自豪，还不如说是因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痛楚。

这种痛楚是一种“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沮丧和苦恼。

他回国后的最大心愿，就是要使更多的中国年青人象他一样出国留学，将西方的学术文化，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若干年后，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终于促成清政府同意选派官费留学生。

清政府最初选派的留美学生是120名幼童。

这次虽然是政府官派，但当时国人风气未开，上层富家子弟仍然沉湎于考科举，入仕途，以至于费了很大周折才凑足120名留学候选名额。

应选者大都是贫寒子弟。

清政府要求这些出洋幼童的父母在保证书上画押，倘其子弟在国外发生“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试想，当时大户人家谁肯将自己的子弟送上这样一条不明生死的出国之途！由此也可见当时中国朝野视出国留学为畏途的情形。

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事。

120名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

但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来说，这120名留美幼童又仿佛是120朵过早开放的花蕾，因为缺乏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最终沦为夭折的境地。

由于清政府的顽固守旧，担心出国幼童适异忘本，沾染外洋恶习，离经叛道，而将幼童中途撤回。

其后，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一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海军炮舰等技术。

1978年：回望第一批公派留学之路的点滴作者：暂无来源：《中华儿女》 2018年第19期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前的1978年10月6日20时，笔者与另外两位辅导员留学生和16位本科留学生，在北京登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前往法国，开始了我们留学法国的历程。

当时离开北京和抵达巴黎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时光如梭，40年弹指一挥间！我国五代留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精英每当我们这一代出生在1950至1960年代的人回首亲身经历的40年、亲身见证的中国励精图治的巨大变化时，总是感慨万千。

这40年是中国逐步由“百废待举”走向“百业兴旺”、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并开启“强起来”新征程的40年。

40年也见证了我国成为世界上人数规模最大的出国留学生生源国家。

中国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从1978年约500人发展到2017年60多万人。

1978年至2017年，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员已经达到519万多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或称“派出国”），2016年赴欧美留学人数是世界第二大派出留学生国家——印度（约17万人）的三倍多。

40年来的出国留学，是中国近150年来的留学史、也是近代和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后半叶，以早期留美幼童和海军留欧学生为代表的数百名学子（有学者统计为近500名）开启了中国近代官派出国留学之路，学界称之为第一代留学生。

20世纪上半叶，先有赴日本学习为主的留学生（1900-1911年间），后有扩大到赴欧洲各国学习与勤工俭学的学生（1910-1948年间），学界称之为第二、三代留学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0年代，赴前苏联及东欧有关国家留学成为主流，有人称之为第四代留学生。

而改革开放40年来，留学人数累计达500多万人，他们被称为第五代留学生。

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近百年来的几代留学生人数累计数万人，而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留学规模是之前100年的近10倍。

2011_7_◎文/卫青华图/本刊资料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

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容闳为这批幼童走出国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决心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祖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他同样的教育，以求通过西方教育，使贫穷、愚昧的中国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

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

1860年，容闳来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七条建议，但“未敢信其必成”。

洪秀全授予他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他坚辞不受。

他说：“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君，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则予必效奔走。

无功之赏，则不敢受。

”容闳又来到上海，盼望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

他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

经过几年的打拼，容闳已颇负盛名。

如容闳所愿，他引起了清廷重臣曾国藩的注意。

两江总督曾国藩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兵工企业。

兵工厂中使用了大量的外国机器，急需懂洋文的技术人员，丁日昌便向曾国藩推荐了容闳。

容闳投入曾国藩的幕府后，帮其办洋务事业，受到重用。

在曾国藩的举荐下，容闳被封为朝廷五品命官。

丁日昌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实干家，曾国藩、李鸿章的得力助手。

1865年，丁日昌升任两淮盐运使，容闳也到丁日昌的扬州处任职。

他认为丁日昌“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

1868年末，丁日昌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江苏巡抚，容闳闻讯立即赶到苏州谒见。

当容闳向丁日昌提出自己思考已久的派遣幼童去美国留学的教育计划后，丁极为赞许，当即命容闳写详细说贴，由他转送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同时，他又请文祥具名上奏，提请朝廷重视。

近代中国向西方派遣第一批留学生故事概括18xx年的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即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来对付外国人。

但中国二千年来封建社会培育出的强大保守势力扼杀了这一中国接轨世界的机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的都城北京被英法联军攻陷，“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惨遭洗劫，就连皇帝也以“北狩”的名义逃到了承德避暑山庄。

这一次中国的有识之士终于“彻底的压过了”保守派势力，开始了自中而下，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起步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厂,企业。

但清朝统治者很快发现，这些工业虽然能造洋枪洋炮轮船等，但却处处受制于洋工匠。

这些洋匠不仅工资是中国工匠的几十，甚至上百倍，而且还有一但与其母国交战,他们会不会罢工的隐患。

而他们一旦罢工，整个工厂都会陷入瘫痪。

于是洋务派的领袖们一方面设立学堂，以超高薪水聘请洋教师来中国上课，另一方面开始派遣学生到海外留学。

18xx年冬，曾xx回任两江总督后，开始与容x商谈派遣幼童留学xx的事情。

容x是何人呢？容x,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在派遣中国留学生赴海外留学这件事上贡献巨大，被称为“留学生之父”。

他早年毕业于广东的外国教会学校，后考入xx大学,完成了学业，是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

他连妻子都是美国人，在当时还非常保守的国人里，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

他回国后曾投效太平天国,提出了大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建议。

但很快发现太平天国的高层都沉迷享乐，腐败极其严重,他认为“太平天国将会灭亡”，于是转投了洋务派领袖曾xx门下。

他与曾xx商议后，确定了四件事。

第一，派遣120名学生,分四批前往，每批30人，年龄定在12岁到20岁之间。

第二，预备学校(即打基础和筛选的学校)设立在上海，学生要求：身家清白(家人，亲族未参与过太平天国)，身体健康(无疾病者)，通过基础考试(识字的,有点基础)，在预备学校学习英语一年后，赴美留学。

第三，留学十五年，再加两年游历。

第一批新时代好少年近代中国第一批留美少年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１日，上海的远洋轮船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乘客。

他们年纪在９岁到１５岁之间，未脱稚气的眼神里闪现着一份好奇和兴奋。

他们是清王朝年龄最小的秀才，等待他们的是一个他们从未接触过的国度――美国。

这就是清王朝派遣的首批官费留学生，中国近代传奇式的“幼童留美教育计划”。

十六年的等待有人说，如果没有容闳，虽说中国迟早也会派遣学生出洋，但即使会派，也不会这样早，更不可能会有“幼童留美”这样的奇想。

容闳个人的传奇经历，酿成了“留美幼童”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件，所以，容闳是这个故事的源头。

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

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容闳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像他一样接受西方的开明教育，并开始在头脑中酝酿着一个留学的“大计划”。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回到祖国，希望能将自己心中的那个“大计划”付诸实现。

然而国内战乱使他痛苦地认识到，请求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大计划”需要“依一定之方针，循序而进”，他只有等待。

１８６３年秋，容闳受到了曾国藩的约见。

自尊而刚毅的容闳给曾国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此时曾国藩正打算设立西式机器厂，于是委派容闳到国外购买机器。

容闳的“大计划”通过这一次与曾国藩的接触，路途骤然缩短了。

容闳圆满完成了购买机器的任务，曾国藩专折请奖，容被朝廷特授五品实官，也是“知府级”官员了。

但这级官员仍然没有向朝廷上书的资格。

这时容闳写了一封条陈，希望朝廷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

容闳将它交给有“奏事权”的丁日昌，希望丁日昌呈奏朝廷。

丁日昌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他把条陈呈递给大臣文祥，请这位开明的大学士代奏，以确保这项改革建议不至于遭受阻碍。

文祥正权重一时，丁日昌的缜密的安排使容闳充满信心，他的留学计划志在必得！然而两个月后，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文祥“丁忧”了，三个月后，又传来文祥去世的噩耗。

希望的萌芽刚刚露头，又遭遇严霜，容闳几近绝望。

１８７０年春，容闳因“天津教案”被招为丁日昌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