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倾向摘要：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人之一的余华，在其创作历程前后风格的变化中，都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文化情景变化的背景影响，余华小说确实得到存在主义强有力的哲学支撑。
通过分析余华小说的写作背景、风格的变化，凸显出余华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倾向，结识余华小说的独特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存在主义；存在；荒诞；死亡一直以来，人的生存状态是存在主义所重点关注的主题，理所当然的在存在主义文学中也往往是对死亡、孤独等要素的关注。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受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的写作也倾向于思考人的生存状态。
系统的研读余华的作品后，能感受到他小说中对死亡、暴力、苦难等主题的描写，蕴含着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倾向。
一、存在主义的产生存在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丹麦的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
这种基督教存在主义宣扬个人的主观的“存在”，追求人与神的统一。
同时，德国的雅思贝尔思和法国的马塞尔·加布里埃尔对这种宗教存在主义进行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
在后期的发展中，德国的胡塞尔及其弟子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对这种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改造，创立了无神论存在主义，并在以后影响深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让人们的生活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存上的困惑。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让很多意识还没有完全过渡到新时代的人出现了“信仰危机”。
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迅速发展的现代时期到来的同时，人们也进入了一种没有宗教信仰的时代。
物质方面大大的满足，让人们不再局限于眼下的发展，而是有了更多的欲望和贪念，开始追求更多的利益，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人们共同信仰的消失。
在诱人的利益面前，人们犹如脱了缰绳的野马，没有了共同的信仰以及归宿感，为了各自的利益，努力地寻找着更多的“突破口”，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潮流在这个背景中应运而生。
二、余华小说中存在主义倾向的表现余华作品中通过人内心意识的表达，来描写个体的生存状态。
在余华后期的作品中，他用“零度写作”的叙述方式为读者展现他眼中的小人物自我意识和生存状态。
《活着》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于苦难的字眼，余华只是作为一个客观的叙事者，单纯平实地叙述富贵的一生，而我们恰恰是从这种单纯中体味到了富贵苦难的一生以及他的生存状态：只是为“活着”而“活着”。
像富贵一样，经历了命运的磨难后，只为活着本身而活，成为宇宙中毫无意义的一员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他们的这种生存状态便是存在主义最好体现。
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认为，“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
而荒诞性也是余华小说的重要标志，它既是现实世界的存在状态，也是人无法逃离的生存状态，这种荒诞性我们不难从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时代，以及小说的情节中感觉到。
在余华的小说中有隐而不现的命运叙述，也有忽隐忽现的命运叙述。
当命运隐而不现时，荒诞性更突出，《十八岁出门远行》整篇文章给人一种荒诞的感觉：短短的一篇文章，作者没有做详细地交代和描写。
只是通过对命运隐而不现的叙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纯粹荒诞的世界。
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所以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忽隐忽现，这种命运的不可知性使荒诞成为一种宿命意识。
在《难逃劫数》中，处处都是死亡的陷阱，因为有一个看不见的无形的力量——宿命，在左右着人们的命运，小说中的东山、彩蝶、露珠、男孩都按照命运为他们安排的方向，一步步地走入了死亡。
在《死亡叙述》开篇中的第一句话更是直接表达了这种宿命意识:“本来我也没准备把卡车往另一个方向开去，所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在宿命的安排下，小女孩“命中注定”地被我撞死了，然后“我”成为肇事者,最终，逃逸若干年后的“我”又被另一场车祸遇难者的家属打死,这仿佛是命中注定般的要用“我”的命来弥补“我”之前犯的错误。
虽然余华笔下的人物众多，命运也各式各样，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即死亡，也是人的最终命运的归结。
这种荒诞性正因为它是命中注定，不可把握才更为鲜活。
个人的表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荒诞，人们觉得卡夫卡的小说魅力无穷,就是因为他小说的通篇荒诞性。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就是一篇纯正的卡夫卡式的小说：在一个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一位满脸络腮伙子的壮汉用脚踹坏了我的房门，把我从被窝中拉起来，让我去为一个根本不认识的而且即将死去的“朋友”去吊唁。
我最终在知道解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去参加“朋友”的丧事，且无可奈何地为“朋友”守灵，还必须大哭一场，还得捧着“朋友”的骨灰盒在街上兜圈子。
整个故事的荒诞性一目了然，且这种荒诞的事偏偏又是一个叫余华的亲身经历，而这个余华就是叙述者“我”。
这个莫名其妙的故事是虚构的，可是我又是现实中存在的，这种存在与不存在（虚构）互相纠缠，通篇荒诞。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生存表述为“‘向死亡存在’，而‘活着’只是一种‘暂时尚未’的‘死亡’。
死亡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的不是存在的到头,而是这一存在者的一种向终极存在。
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
刚一降生,人就足以老得去死。
”按照存在主义学者的认为来说：“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悲剧的，人存在为了追寻未来，而未来就是死亡，因此，人的存在就是走向死亡。
”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中往往表现死亡、孤独等主题，而在余华的小说中也脱离不了死亡这一主题。
厄运和死亡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无法摆脱的，无论人的命运怎样，或是平淡，或是丰富，最终都趋向一个已经注定的结局——死亡。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做出怎样的选择在死亡面前都是无益的，那无谓的挣扎只会在无知中将自己推向不可预知的深渊。
这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他只是日复一日地将压着自己的石头推向山顶，但那石头是众神用来惩罚他的，他不可能将重石推上山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
只是，在加谬的笔下，我们被西西弗斯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所感动。
而在余华的笔下，则消解了这层含义，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无益的，死亡变成了最终的结局，为人们的生命画上句号。
1.“死亡的确定可知”与“何时死亡的不可知”对于生存着的人来说,随时随刻都可能面对死亡与最后终究必死的结局。
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里将许三观为了生存而一次次地卖血的情景不厌其烦地展示给读者,本质上“血”是生命之源，“卖血”实际上就是“死”,只是这种方式让“死”进行了放大和加速。
许三观自己也知道自己卖血会死，但是他为了生存，还是选择去卖血。
因为卖血可以娶妻，卖血可以支付被儿子打伤的邻居方铁匠家的儿子的医药费，卖血可以让全家人在饥荒之年吃上一顿饱饭，卖血可以改善儿子一乐在乡下的困境，甚至为了给一乐筹集作手术的医疗费,许三观加快了卖血的频率,一天里卖几次血——直到血压脉搏都几乎没了。
就抽血本身而言,是对“死”的象征性的形象表达。
至于“何时”死亡,海德格尔认为:“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与死亡的确定可知是同行的。
”我们中国人通常将人正常老死家中称为“寿终正寝”,这也意味着是“自然的死亡”。
这样的死是我们预料之中的，让人可以接受。
相反的情形是生活中那些悲剧性的死亡——“夭折”、“横死”、“逆死”……，这些死亡都是非正常的死亡，让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而余华笔下的人物的死亡大都属于后者——《在细雨微风中呼喊》中的弟弟孙光明、《命中注定》中的陈雷，《世事如烟》中的灰衣女人,《现实一种》中的堂弟,《一个地主的死》中的地主的儿子王香火……这些人都是死于非命，是悲剧性的死亡。
“死亡的确定可知”让读者对人的死亡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和心理准备,但“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又让读者在阅读中充满了恐惧与担忧。
尤其是小说中好人的死,善良人的“离去”，更是常常让读者心痛，无法接受。
2.“不可能的可能性”与“向着死亡的自由”海德格尔说:“死亡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可能性,是每一种生存都不可能的可能性。
”这确实道出了死亡与生的辩证关系。
因为在死亡面前,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每一种生存都最终不可能,死亡否定了一切事物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同样因为有死亡的存在,一切事情和每一种生存又都变成了“最本己的和无所关联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让世人在生命面前一律平等。
在死亡面前,不管你是帝王，还是囚犯，你都必须承受，别人无法代替。
所以死亡否定了一切可能性也开放了一切可能性，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命运的结局都是必须死亡，人只能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
因为生命的有限性,才有敞开，因为人都会面对死亡,才有珍惜,才有敬畏，因为生命的最终结局是必须死亡,才无所畏惧。
总体看来，作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的存在主义哲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流行，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包括一些文学家在内的许多人，但以笔者的分析来看，其对个体的研究，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对整个人类的描述是带有一定片面性的。
在研究个人存在的本质、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命运归宿问题方面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观念，只是悲观的、片面的、孤立的代表一种哲学思潮，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这并不影响笔者对这一学说的理解，也不会影响笔者通过存在主义对余华作品的解读。
余华小说中的存在主义是在一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作者的创作性对传统化的存在主义的一种变形，从某些方面看，余华的小说中有存在主义的影子，但又受到时代的影响，这也是题目中“倾向”的阐释。
参考文献：[1]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