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余华小说《活着》与张艺谋电影《活着》
绪论：
从国民党统治后期到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再到大炼钢铁运动，自然灾害时期等，作者经历了从大富大贵到赤贫如洗的物质生活的巨大变迁，经历了多次运动给他带来的窘迫和不幸，更是一次次目睹妻儿老小先他而去。后来，作者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作者，作者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于是就有了1992年的《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张艺谋最初看中的是余华的另一篇小说《河边的错误》，因为想全面了解他，所以张艺谋要求看他所有作品。余华就给了张艺谋《活着》的清样。张艺谋看完了这篇小说后，被小说写出的中国人身上那种默默承受的韧性和顽强求生存的精神而感动。张艺谋决定拍《活着》之后，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和剧组主创人员讨论故事、人物、影片结构和语言。最后张艺谋确定用最平常的方法讲一个平常家庭的故事。
正文：
小说和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段，虽然可以讲述同一个故事，表现同一种精神内核，但是在相互转换的时候要保持着完全的一致难度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任何一部小说要拍成电影都会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不同程度的改编。小说的基调无疑是沉重与黑暗的，这是
主人公所在的时代决定的，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人和命运的关系”这个主题的特性所决定的。余华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
抱怨对方。”但我读过之后却并不认为在这个冰冷的天幕下覆盖着的是福贵与命运的“友情”，我看到的分明是抗争，是一个人为了原本就应该属于他的爱与温暖，而与命运所做的无法逃避的挣扎。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并不是像古典英雄史诗那样在于人的失败，而是这场争斗，无论对于人还是命运，最后根本没有赢家。
而电影显然不能这么拍，一部主题阴暗的电影在中国广电局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所以在电影中，以福贵为代表的主人公们并不像小说中那样对一切苦难逆来顺受，而是始终在积极地寻求改变。最后的结局也是充满温情，福贵一家虽然历经苦难，但最终达到了他们一直以来所寻求着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际上是战胜了命运。
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小说中压抑灰色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当我稍想轻松些许，命运的打击波便接踵而至，整个社会在余华的笔下都集体痛苦麻木着。电影删去了“我”这条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命运，使
观众只能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入身临其境的逼真状态。影片通过字幕“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及“以后”直接表现上世纪中叶中国历史现状：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历史给了影片和片中人物广阔的发挥空间，故事皆在历史背景下发展，人物的命运都与之息息相关。
余华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叙说述说“活着”，超越了包括社会历史的一切。而张艺谋就是从时代、社会的视角，述说个人在社会历史的大潮中身若浮萍，毫不由己。
而电影《活着》也成为了张艺谋唯一一部在我国被禁的片子。电影中语言的政治历史色彩浓重，与布景、声音等配合，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不论是二喜对着毛爷爷头像义正严词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还是牛镇长一块钢铁三个炮弹的打法：“第一发炮弹打在蒋介石的床上，第二发炮弹打在蒋介石家的饭桌上，第三发炮弹打在蒋介石家的茅坑里。”等都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还原。再如“小鸡长大了就是鹅，鹅长大了就是羊，羊长大了就是牛”“牛之后了呢？”“牛之后就是共产主义了。”等反应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的句子不胜枚举。他站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再现社会历史，其目的是再现历史，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有严重的讽刺意味。小说里的人物语言平实、生活化，富于对生命、人性本真最朴素的表达。如：“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只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等等。小说中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只是描述而已，不曾透漏作者的主观评判。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显示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余华
所以在那些悲伤的情节之间，福贵仍然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述说苦难的时候，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欣慰。
正如你终究会明白，无论现时我们经历的是措手不及的幸福喜悦，抑或是无可告人的艰辛苦难，只要继续活着，它们中的大多数细节和感受都将被我们和时间一一遗忘，只留下苍白的结果。那个结果对现时的我们毫发无伤。告诉我，谁还在不堪着高考的煎熬，失恋的痛苦，或者某个伤疤最初的鲜血淋漓？或许有人会问：这样，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有这么一段对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清
扫，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论余华小说《活着》的艺术特色 汉语言文学08级李竹根 【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以“极大的温情描绘了苦难中的人生”，通过反复渲染的苦难和死亡来表现以富福贵为代表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人性善良和光辉以及对苦难的承受和忍耐。《活着》以零度情感的叙事视角和重复的叙事手段以及充满民间特色、充满温情的叙事语言为读者打开了一片奇妙的心灵领域：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本文正是从这几方面来探讨《活着》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余华；《活着》；重复；零度情感；语言艺术 《活着》是当代著名先锋作家余华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极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通过反复渲染的苦难和死亡来表现像福贵这样经历种种磨难仍执着、坚韧的活着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人性善良和光辉以及对苦难的承受和忍耐。小说中重复描写了死亡，却没有展示余华以往作品中令人心惊胆战和不安的血腥、暴力、杀戮、阴谋等场面，一扫“荒寒”和“冷漠”的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整部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类生存的悲悯与关怀，用充满温情的语言亮出了生命的本色,让我们感受到在死亡背后涌动着浓浓的暖意，渗透着人间的温情，为活着的福贵,为活着的人找到了一个生命支点——活着只是为了活着。下面就从《活着》的艺术特色方面来加以阐释。 一．重复的叙述手段 在现代派小说中，为表现人物精神上的某种困扰，往往让某件事在人物的对话、思想、潜意识中反复出现获让同类事件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余华在《活着》中灵活运用了重复的叙述手段，即在作品中重复死亡。重复是先锋小说惯用的一种叙事手段，意在通过周而复始的重复还原作家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但在表面层次上，作家并没有作任何价值判断。通过重复这一有效手段，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饿价值取向；而很多时候，通过重复，作家又可以巧妙的回避自己在作品中投注的感情，以使读者的思维产生错乱和空缺。 苦难和死亡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或慢慢产生疲惫感。”1然而他并没有对“苦难”这个主题产生丝毫厌倦,而是始终迷恋且乐此不彼地加以表现。《活着》名为活着，其实是由一连串的死亡故事组成的。《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叙述了主人公福贵一生的悲剧历程。福贵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众多亲人的死亡。年少时的福贵嗜赌成性，输掉了所有的财产后，父亲气死；从腰缠万贯到倾家荡产，成为一个每日为三餐奔忙的穷苦农民；明白了要珍惜妻子儿女时，却被拉去当了壮丁；好不容易回到家，母亲却不在人世了，女儿凤霞因没钱治病变的又聋又哑；儿子有庆刚懂事，却被医生抽干了血而死（中年丧子）；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伴侣，她却在生孩子时大出血而死，留下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接着妻子家珍因得软骨病而亡；女婿二喜搬运时被压死；仅剩下爷孙俩相依为命；外孙苦根却因为吃豆子被撑死！大量的死亡而至，无边的苦难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不断的向那些可爱的生命靠拢，甚至摧毁他 1余华：《新年第二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3期
余华小说《活着》读后感（经典） 引导语: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余华《活着》)”余华这部经典小说已经被拍成电影，还有人大胆放言“不看人生就不圆满”。真的吗?先一睹精心为大家的余华小说《活着》的读后感为快吧，谢谢阅读。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3岁时随父母迁至海盐，在海盐读完小学和中学。曾经从事过5年的牙医工作，1983年开始写作，已经完成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集6部，随笔集3部，其作品被翻译成二十种文字，在近三十个国家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8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xx年)，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xx年)等。现为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 现在是21世纪的社会，我们国家迅速发展中着，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我们这一代人在爱的包围下快乐地成长着。从来没有去想过活着的意义。我们还年轻，想吃想玩想自由，未曾静下心来去探索过活着本身。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上大学，没有了高中那 * 考试生活，大学里时间一下子变得多而松散起来，因为离家远，父母的管教也变得弱弱的，大学里的老师不像高中老师每天在耳朵边叮嘱我们好好学习。百无聊赖，有时候会觉得生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直到有一天，不经意在图书馆看到余华《活着》这本书，让我对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这本书以一个故事的讲述作为脉络，我作为一个旁听者，和观众一起聆听着故事亲身体会者的讲述。主人公叫做福贵，典型的中国古老的名字。以前父母总是会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代表着自己和祖辈的寄托。福贵的家人当然也是想他能够大福大贵，可真的是这样，就不会有接下里的故事了。如果名字能够决定一切，那么中国会减少多少悲剧啊，可是寄托只是寄托，和现实还是有很多难以企及的差距。年轻的福贵生活放荡，纨绔子弟可以说，家境优越，地主父亲。可是越是这样的家庭就越难有优秀的儿女，福贵的眼中，生活就是享受和挥霍，不顾父亲的反对，不顾妻子的心伤终于有一天，他把家业败光了，输在了赌博上，输给了龙二。为了还债，父亲卖了家业，搬出了祖宅。然后父亲去世了，或者说是被他气死的，接连的不幸还在继续。 一个人只有有所经历才会有所成长，仿佛福贵也就一夜之间长大了。他向龙二租了五亩地，然后开始了未来的生活。所谓祸不单行，岳父带走了妻子家珍，只留下了自己，母亲和幼小的女儿。不久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回来了，一家人团圆。其实无论多么不幸，只要有爱就还是会有幸福的。又过了不久，母亲病了，妻子安排福贵到城里请医生，可是意外又发生了。 * 间他进了军队，开始了几年的胆战心惊，后来 * 解放了全中国，也解放了福贵。回到家里的福贵，母亲去世了，可爱的女儿也因为一场病而又聋又哑
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 胡姗姗13011407 余华所强力推崇的一种叙事倾向，便是对暴力和死亡的沉醉式表达。毫无疑问，暴力和死亡一直是被人类的文明理念所极力规避的两个概念，也是受人类的理性秩序所不断钳制的两种生命状态。它们相辅相成，彼此交叠，像一颗定时炸弹，从各种偶然性的角度瓦解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秩序。余华对它们的执迷，从创作主体的原始动机来看，可能是他觉得这种人性状态更容易传达他对现实文明的不信任和反感，也更能够直接地展示他对现实世界秩序的颠覆力量。但是，随着叙事话语的自然流淌，以及故事情节的自然发展，余华又不自觉地进入到某种细节化的场景呈现之中，使他的很多小说充满了某种令人惊悸的暴力美学的审美趣味。 前言 余华小说具有哟中颠覆性，阅读余华的小说犹如身不由己地加入一场暴乱，你所熟悉和习惯的种种东西都被七颠八倒，乱成一团，连你自己也心意迷乱，举止乖张。 一、暴力与死亡 （一）暴力 从动物的本能上说，暴力无疑使人的一种攻击性本能。攻击性或者说暴力作为人性本能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从社会伦理上说，暴力或者攻击性有事一种潜力意志的体现，它渗透在政治，文化等等诸多领域。暴力只要诉诸一个更大的叙事，诸如真理，现代化，历史进步等等，它就可以获得合法性，因此，暴力在社会伦理的隐秘部位，一直存在着双重标准。因此余华的解释是，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让奴隶互相残杀，奴隶主坐在一旁观看的场景已被现代文明驱逐到历史中去了。可是那种形式总让我感到的是一出现代主义的悲剧。人类文明的更进，让我们明白了这种野蛮行为时如何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的。然而拳击取而代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及时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的。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句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余华对暴力的强调，一方面是基于暴力是人性的本能体现，另一方面，它又是颠覆现代文明这一权利话语的有力手段，即：通过暴力的精心演绎，揭示现代理性秩序掩饰下的生命景观。 当余华以反理性，反逻辑的手段赋予暴力合法性的同时，暴力本身也成为一种解构现实秩序的工具，而且这种解构始终披着“命运”的外衣，呈现出无法理喻的必然性特征，也使余华的叙事在广泛的欲望宣泄中成为某种话语的隐喻。譬如在《劫数难逃》中，余华就一反常态地将暴力引入婚姻，友情与隐秘的欲望冲动之中，他以命运的一次次暗示作为叙事前进的内在动力，不断地让人物进入各种预设的暴力场景中，成为各种人性欲望的欲望的牺牲品。像露珠对东山占有之后的冷静毁容，广佛对窥视自己与彩蝶偷情的孩子的杀戮，森林一看到女人漂亮的裤子便用刀片将之割破，沙子则对女人的辫子有着不可控制的占有欲......他们看起来是被命运推来搡去，而实质上却是欲望狂欢的结果。余华乐于充当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幸灾乐祸观看他的人物发出一个个暴力动作，东山对露珠大打出手，沙子玩弄剪刀，千佛的残暴直至彩蝶的坠楼......这一切大小暴力行径，全无凶狠的特征，而具有艺术性优雅，正是在描述这些反常怪诞的行为时，余华的叙述创造出了一种奇怪而又陌生的绝对真实。余华的小说打开了一个奇异的领域，在这里，人们走向自己的墓地就像兴高采烈去参加某个假面舞会，人们生活在阴谋和危险的边缘却心安理得，甚至从容不迫。《世事如烟》也是将叙事的内驱力建立在某种命运之中，其中算命先生作为一种权利意志的象征，不仅成功地操纵周围人群的命运，使自己的暴力意志不断地通过他人的死亡获得延伸，而且还直接以暴力手段，从一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 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马健 内容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语言简单直白、单纯质朴，由此却衍生出多重的象征意味。作品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抗争不止，在命运承受中包含着对生命执着追求的精神，以及儒道释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 关键词：《活着》象征民族意识 小说《活着》是20世纪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余华的代表作品。余华评价这部小说时称：“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这部作品运用简洁、朴素的语言，讲述了福贵命运多舛的一生，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体现了作者对人生中关于生命意义,生存本质真谛的寻求与感悟，揭示了中国文化下的民族意识与生存哲学。 一.平实中的深邃意味 《活着》中余华摒弃了先锋小说典雅诡秘、艰深难懂的语言，以简单直白、单纯质朴的语言取而代之，是余华重建日常语言秩序的界碑。作家运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文字，让读者去感受、猜测和想象潜藏在“冰山”下的巨大部分。 作品中，作者叙述故事通过简洁的人物对话和细节行动，将人物的内心情感隐藏在文字的意象之下，让读者自己通过文字语言去慢慢体悟人物内心。句式上多用短句，不论人物对话还是其他语言，都很短促，从而通俗易懂。如写有庆死的时候，对抽血、报丧、打医生，见到春生等情节没有大段的描写，而是用简朴的语言，平静的叙述。通过简短的对话快节奏地展现一个个尖锐冲突的场景。福贵的语言完全符合农民本色，是一种简单质朴的语言，同时质朴中见真理，如“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比喻的运用又是质朴语言的一大特色，比如“我知道他不会和我拼命了，可他说的话就像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脖子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活来。” 小说运用独特的民间话语，彰显出浓郁的民间意味。福贵一家的名字，“福贵、家珍、有庆、凤霞、二喜”，无不寄托着作者对这些人美好的人生希望，然而，除福贵苦难地活着外，其他人无一不悲惨死去，这是反讽性叙述。小说中还运用了大量的民间歌谣。老年福贵在劳作中以粗哑的嗓音唱着“皇帝叫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这出现于采风者“我”与福贵初次见面时，是福贵所经受的苦难的自我嘲弄。小说中福贵的自我复述简洁明了，充满感情。一个历经世间沧桑的老人回忆苦难的往事，已超然世外，所以复述又是真诚、准确的。这种叙事方式洋溢着作者的悲悯情怀，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被感动。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说：“一切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的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1]《活着》这部作品不着意地追求多重的象征意味，却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多重的意义。 余华的作品善于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寻找世界和人生的奥秘，发现真正支配生活的力量，重复中透出简洁，由此衍生出象征意义。《活着》是一部具有现代寓意特点的小说，具有象征意义。作品的开头，作者写“我”是一个乡下采风的文人，与老年福贵相遇，从而引出老人一生的故事，这被赋予了象征，“用‘叙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识世界态度，来表现原先难以表达的对时代真相的认识。这种民间立场的出现并没有削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要表达得更加含蓄更加宽阔……”[2]余华从民间视点叙述了福贵经历的各个时代主流，从中表现了普通百姓对待苦难的命运和生存困境的忍耐。福贵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具有宏观的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是那个时代生活的缩影，福贵生活中突然的，无来由的，接踵而至的死亡和悲剧不是现实，是隐喻，是象征。他的人生体验几乎包括世间所有的苦难和不幸。 《活着》中的某些事物也构成了象征意象。如与福贵相依为伴的牛，那是一头已经干了很多活，受了很多罪的老牛。终日劳作的牛，意味着坚韧、忍耐和持久。这头默默的老牛，是福贵精神状态的对应物，不仅是福贵忍受苦难的象征，也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的象征。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象征着福贵承受无尽的痛苦和不幸的人生之路。小说中自然环境的描
本科学年论文 (2012级) 题目：狂欢的悲剧——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及影响力分析 学院：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专业：对外汉语 作者姓名：张家婧学号：12030118 指导教师：郭建玲职称：副教授 成绩： 浙江师范大学教务处制
狂欢的悲剧——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及影响力分析 摘要：余华作为我国先锋派作家代表，其代表作《活着》、《兄弟》、《现实一种》等等，都充斥着暴力和血腥的元素，这既是这位作家的特色，也是他饱受争议的地方。本文就余华小说中出现的暴力叙事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其原因，并且对余华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稍作分析。 关键字：余华；暴力叙事；影响力。 作家余华在从事写作的几十年里，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以悲剧结尾，全文气氛压抑，充斥着绝望和黑暗，全无任何希望或是余地的退守。不论是小说或是散文，都给读者以骇人和荒诞（后期）的印象。直白的写作手法多用于细节的描写，使读者想象的画面感充满视觉冲击，而这种冲击不外乎黑、白、红三种颜色。本文将分析余华作品中暴力叙事的体现、原因以及影响力。 一、暴力现象： 1、主题 余华作品中的暴力主题，可以分为三种，即政治暴力、情感暴力以及社会暴力。三者常常在一部作品中交替或重复出现。 政治暴力：以《兄弟》为例，文革背景奠定了政治暴力的基础，即以主人公宋钢和李光头在文革前后的遭遇为主线，重情重义的宋钢坚持“只要有一口饭他会让给李光头吃，有一件衣服他会让给李光头穿”的信念，却最终因为自己的情义遭遇了在文革时代随波逐流的李光头而卧轨成全了兄弟情谊放弃了爱情；而李光头则因为文革而春风得意大发横财，这种看似得益于文革政治文化体系的遭遇，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暴力的后果。李光头的所谓“成功”，对于坐在金马桶上幻想的暴发户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毁灭。
正如一条颠簸在大海中的航船，始终会在浪尖与谷地起伏一样，前行在写作之路上的作家们的创作状态无疑不可能稳定如一。余华也不例外。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余华在1995年前后，也就他在那篇《活着》的创作前期，余华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 首先，我们跨越对经过和原因的猜测和臆断，把目光直接投向1997年，我们会发现余华在那一年做出的一个对中国先锋文坛不啻为一个噩耗的决定：放弃先锋试验。然后我们再回眸身后。这时候就会发现，那实际上在1995年就已经是注定的事情了。这一年，另外两个著名的年轻作家苏童，莫言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余华的告别先锋小说的宣言是："我现在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而这时恰恰是他继《活着》之后，另外一个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杀青不久。那么就让我们稍微关注一下这后一部被作者声称为"关注现实"的作品。实际上，它与余华早期作品之间相当明显的变化。或者说，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这篇文章与余华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完全是两种样子。 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1995年，就会发现余华的唯一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就是那篇轰动一时的《活着》。这样说来，《活着》应该是余华创作的一个过渡。 《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我们可通过《活着》继续一个真理：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余华在自己的创作风格转型期间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同时，也因为另外一个真理，"写作是不能完全依靠天赋的"，余华的先锋性写作在经过了十多个年头后，于1995年左右的时候彻底陷入了低潮。事实上，这在中国文坛还是具有一定广泛性的。1980
年以后露面的作者中，都曾经被先锋的这样的标签贴过，不过他们在90年代前后，悄然进入了他们曾经不屑的主流文学。当然余华等少数几人坚持的时间甚至还要更久一些。 从这个角度说，《活着》是作者在自己进行先锋性文本创新枯竭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出路。不过作者自己恐怕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作品本身看，尤其是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有可能象孩子信手涂鸦一般写下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如果对照余华的自身经历的话，会发现惊人的真实性，事实上，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余华写作的最初动因）。 作者在将这个作品雕琢之前，可能称不上是在创作。在余华的创作陷入低迷的时候，写作其实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活着》是一篇在随意中完成的小说，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与所有好作品一样，是一种偶拾，或者是一个运气。 《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来，《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 零度写作 集团文件版本号：（M928-T898-M248-WU2669-I2896-DQ586-M1988）
文学与对汉语学院本科生学年论文 题目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专业对外汉语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分数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学生：熊风 指导教师：何文善 摘要：余华前期小说中对鲜血、暴力和死亡进行了大力渲染。暴力，血腥在余华小说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余华在进行创作时采用零度笔触手法。本文将通过零度写作的兴起，传播及其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暴力、血腥、死亡在其作品中的内涵要义以及形成的原因，揭示其“零度写作”的巨大魅力。 关键词：暴力；余华小说；零度写作 A Study on the Violence and "Zero Writing" in YuHua's Novels Undergraduate：XiongFeng Supervisor：HeWenshan Abstract：YuHua's early novels applying many colours to a drawing blood, violence, and death. Among of them ,violent, bloody in novels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https://www.doczj.com/doc/aa15267600.html,ually,yuhua in writing brush with zero technique.So,this text will zero the rise of writing, spreading an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reation of novels by yuhua,
浅析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情结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余华的小说常常呈现出一种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对鲜血、暴力和死亡的叙述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这种倾向与他的童年记忆、阅读经验以及80年代的先锋文学潮流有关。对暴力的残酷书写决非余华内心的真正向往，实是作者采取极端和隐喻的方式对人文关怀的重新提倡和对人生苦难的痛切关注。 关键词：余华；鲜血；暴力；死亡；人文关怀 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创作中，余华通过冷漠残酷的叙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血腥、暴力与死亡的世界。90年代创作转型后，余华小说的潜在主题依然与暴力有关。这种极端而强硬的叙述方式其实隐喻了作者对人和世界本身的独特理解。令许多读者关注的是，余华为什么这样迷恋于血腥和暴力的书写？或许，只有解开了这个谜底，余华精神世界的最后一道大门才会向我们真正敞开。 <一> 余华对鲜血的钟情由来已久。在中国以往的文学作品里，血莫不与道义、气节联系在一起，而余华笔下的血已无关宏旨。“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成名作里，余华不动声色地将自己鲜红的血液稀释成了“眼泪”，第一次向读者显示了他冷酷的一面。而在那篇以《鲜血梅花》（1989年《人民文学》第一期）命名的小说里，他就兴趣盎然地玩味道：“一旦梅花剑沾满鲜血，只须轻轻一挥，鲜血便如梅花般飘离剑身。只留一滴永远盘踞剑上，状若一朵袖珍梅花。”到了《死亡叙述》，余华则是这样描述鲜血的：“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去的洗脚水似的。”而“我”却以欣赏的眼光看着自己的鲜血在地面留下的印痕，毫无痛惜之感。余华曾经坦言：“暴力因为其形式而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①［P162］对暴力的迷恋，使余华在描写鲜血时，禁不住会以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欣赏的眼光来打量，甚至以华丽的语言来不厌其烦地精描细写。如在《一九八六》里，余华这样写道：“破碎的头颅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样纷纷落下来，鲜血如阳光般四射……溢出的鲜血如一把刷子似的，刷出了一道道鲜红的宽阔线条。”在这里，鲜血四溢的视觉冲击，给人的不再是惊心动魄的畏惧，而是豪奢的感官盛宴。与此同时，余华内心的暴力倾向、死亡情结也愈来愈清晰地展现给了读者。 “暴力”也是贯穿和理解余华小说的一个关键性词语。早期如《一九八六》、《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作品，写的多是一种纯粹的肉体暴力，并希望用肉体暴力这个寓言转寓“精神暴力”和“思想暴力”。后期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表面看起来似乎没有了血腥和暴力的场景，但它们的潜在主题其实依然与暴力有关。 以中篇小说《现实一种》为例，尤其能够说明余华那冷酷的暴力美学。这篇小说不仅有最为阴郁、冷酷的血腥场面，更重要的是，余华让我们看到了，人是如何被暴力挟持着往前走，最终又成为暴力的制造者和牺牲者的。暴力起源于一个叫皮皮的孩子，他虐待和摔死了自己的堂弟。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可是已经开始学会使用暴力来获取快乐—— “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儿，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了一个耳光。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揍母亲。挨了一记耳光后堂弟突然窒息了起来，嘴巴无声地张了好一会儿，接着一种像是暴风将玻璃打开似的声音冲击而出。这声音嘹亮悦耳，使孩子异常激动。然而不久之后这哭声便跌落下来，因此他又给了他一个耳光。” 接着，皮皮抱着堂弟到屋外去看太阳，似乎是出于本能，当他觉得手上的孩子越来越重时，就松开了手，那一刻，他“感到轻松自在”。就这样，暴力的旋涡在孩子一次无意识的罪恶行动中形成了。山岗和山峰两兄弟及其妻子，都被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暴力的旋涡中。成人世界的暴力一旦展开，可绝不像孩童世界那样是非理性的，它是有计划、有安排、有目标的，它要求每一个人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Document number：NOCG-YUNOO-BUYTT-UU986-1986UT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
论余华小说的戏仿 内容摘要：余华是中国先锋小说创作较有成就的一位作家，戏仿是其先锋实验的重要技巧，本文将试着从模仿与颠覆等几个方面论述余华小说中的戏仿，从而揭示其文本的内在意蕴与本质。 关键词：戏仿隐痛真实突围 戏仿，又被称为谐仿，是指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他人的文本进行模仿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目的，它是属于二次创作的一种。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戏仿都是文本创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例如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经常被戏仿的对象，人们对莎的剧作进行解构和再创作，达到了改写经典的目的。在中国，戏仿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作方式，“五四”新文学时代，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里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成是那个时代戏仿作品的代表作，而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戏仿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中国可谓是出现了一个高潮，许多作家都取得了不小的建树，余华同样走在了前列。余华作品戏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这些文本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评判已经根深蒂固，而余华正是通过自己的改写和颠覆，达到他渴望人们重新认识经典以及重新审视传统价值的目的。 一、戏仿，“戏”与“仿”完美结合： 戏仿，它不仅是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学创作，同时它也是一种具有后现代精神的文学创作，它是二者融合的结晶。余华在小说创作时套用经典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借用了被戏仿作品先前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和期待，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仿”；另一方面，他又在模仿过程中进行一定程度的颠覆，从而达到最终的滑稽、荒诞和游戏性、讽刺性效果，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戏”，二者都包含了丰富的意蕴和内涵。 (一) “仿”：现代精神的模仿 一个作家在进行戏仿文本创作的时候，必须要有被模仿的对象，余华模仿的对象类别较多，有才子佳人小说，有侦探小说，也有武侠小说，他在整体框架上继承了这些小说的传统模式，在人物安排上和角色定位上也紧随经典。从他的小说《古典爱情》的命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十足的模仿文本，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对所谓的“古典爱情”进行诠释，从中窥视另外的不相雷同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意蕴。在文中，作者主要描绘的是柳生和小姐惠之间的故事，二者的角色出场和古代才子佳人的角色如出一辙，柳生“身穿一件青色布衣，下截打着密褶，头戴一顶褪色小帽，腰束一条青丝织带”，可见他是一个正宗的寒衣士子，同时他“能写一手好字，也能画几支风流花卉”，这是才子应该具备的共性特征。在明代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中，苏友白的境况是“父母俱已亡过，家下贫寒，尚未娶妻，祖籍不是金陵人，也没甚么亲戚”，也可谓是茕茕孑立，落魄不已，但是他“美如冠玉，润比明珠。山川秀气直萃其躬，锦绣文心有如其面。宛卫玠之清癯，俨潘安之妙丽。并无纨袴行藏，自是风流人物”(1),可以说是仪表非凡，满腹经纶。当然，这些才子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他们似曾相识几乎雷同的形象无一不带上作者自己的影子。作者赋予他们才识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孜孜追求的精神品格，柳生一而再再而三的考取功名，虽然屡战屡败可仍旧是
忍受·活着·苦难 ——重读余华小说《活着》有感曾经的大学现代文学老师对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余华非常推崇，为了通过这位余华崇拜者老师的课程，我读了不少余华的作品。现在看来，颇有点儿拍马屁的意味。 马屁虽然拍了，但一直都不太喜欢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在我看来，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暴力与残杀为特征，用冷酷的笔调构建了一个个充斥着血腥的世界——他总是用一种残酷的描写来揭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这种血淋淋的真实，莫名让人觉得害怕。 所以通过那位老师的课程后，很多作品都被我选择性地遗忘。 唯独没有忘记的，则是《活着》。这是我阅读过的余华文字中，少有地注入温情、流露出一种悲悯情怀的作品。 忙里偷闲，再次捧起《活着》，重新感受到的是作品中那深切的人文关怀，重新感悟到的是作品带给人生命的感悟和心灵的抚慰。 《活着》讲述了“我”在农村收集歌谣的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耕田的老农民福贵在“茂盛的树下”给“我”讲述关于他自己的心酸故事——展示了他屡遭磨难而始终乐观生活、超然面世的生活经历。 主人公取名福贵，但事实上却是既无福又无贵，大吉大利的名字和他心酸坎坷的身世相对照，“福贵”二字所蕴涵的全是难言的苦难。 作家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反应真实的生存境地：“做了手脚”、“挖了个坑让往里面跳”的赌场；枪林弹雨、随时都会丧命的战场；荒谬之极的大跃进炼钢时代；天天都会饿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饥荒时期；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文革期间……小说的主人公徐福贵及其周围的亲人，就在这变幻不定的社会生存环境中活着——哪怕被人做了手脚一夜之间输得倾家荡产；哪怕糊里糊涂被抓了壮丁拖上了战场；一声令下砸锅炼钢，人人都会照办，解散食堂全村买锅，人人还是照办；他们不知道为什
浅析余华小说的创作风格 摘要：余华是一位前后时期风格有很大变化的当代小说家，他的小说突破传统模式，带给读者全新的认识与感受，他的创作方面推陈出新，无论是最初的创作思想、创作内涵还是创作手法都有独特风格，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先锋；转变；思考；美学；形式 余华是众多先锋派小说家当中创作风格较为独特的一位作家，在他的小说中，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被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与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展示出对现实世界中人生的迷惑、思考、怀疑，呈现出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怪圈，组成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余华的小说创作到目前为止可以说经历了两个阶段。1987年至1990年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段时间余华创作完成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中短篇小说。第二创作阶段是1991年之后，他完成了《在细雨中呼喊》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黄昏里的男孩》等短篇小说，代表作品《活着》在台湾、香港、意大利等地获奖。 作为一名小说家,余华具有强烈的自我挑战意识，他的内心是想要不断超越自我的。无论是自己的创作思想上还是作品内涵方面，他的作品之间都有着明显的变化和发展。这使余华在当代作家中像一颗新星脱颖而出，也使文学研究工作者呈现出对其作品态度褒贬不一的态度。 纵观余华的创作风格，首先在选材方面，不能不说暴力美学的体现是余华创作的一个重要风格，这是他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形式的最终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而不恰当的形式会反过来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在创作中用蜂拥而至的暴力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许多研究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真实，想为读者展示一个不能被重复的世界，所以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他倾听到的是来自世界深处分崩离析的声音，因此他的作品中必将出现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更是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更为悲剧性。
论余华小说的创作特征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在这个十年的前半段轰轰烈烈之后，到中后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主流话语系统而销声匿迹。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不断被激起，现实关系发生了变化，加之外来文化思潮继续涌入，不断冲击人们的思想，人们也开始了对人生价值、理想和意义不断怀疑，于是出现了一批坚持前卫性、试验性、颠覆性、解构性文本写作的反叛作家，先锋文学迅速兴起。余华作为当代中国先锋小说家的杰出代表，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其八十年代主要作品有《十八岁出门远行》、《死亡叙述》、《古典爱情》、《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等中短篇小说，具有明显的先锋特征。 1989年之后先锋文学高度的试验性造成的艰深晦涩使他们渐渐失去了读者，加之新写实小说、通俗文学、大众传媒的挤压，使先锋文学陷入危机，不得不做出调整。余华此时也开始转向对长篇小说的构思创作，先后发表了《在细雨中呼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优秀长篇小说。余华在对小说体制进行变化的同时，也进行了创作风格上的改变，开始了新的探索。下面笔者将对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特征作具体的分析。 一、八十年代的小说特征 （一）苦难和“人性恶”之主题 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在中国文坛兴起，先锋作家们在主题上大多都选择了对人生人性的关注，而余华对这种关注似乎显得更惊心动魄，更让人触目惊心。他把生存苦难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从他八十年代的小说来看，“苦难”就像原罪一样是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人类生来就是受苦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忍受隔膜，忍受伤害，忍受亲情的丧失和理想的破灭，暴力、死亡、世界的荒诞性和非理性构成为人类生存困境的表征，构成了这个苦难世界的本质。余华小说中采用了不介入的方式，把世界的苦难加以冷酷地铺排渲染，使苦难获得了某种纯粹透彻，某种与生俱来性和非意志动摇性。 暴力是余华小说的核心命题，是一切苦难的推动力，并将其定位在源于人原始生命力的冲动，在这一冲动下，亲情、友情等的社会关系，变得不堪一击，兄弟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相互争斗和残杀，人的暴力本能超越了人的理智，使人类永远难逃苦海。 《现实一种》中暴力最让人痛彻心肺，先是皮皮对堂弟进行种种的肉体侵害，而这始源于“看到父亲经常揍母亲”，皮皮将堂弟摔死之后，山峰便在仇恨和愤怒之下一脚踢死了皮皮，山岗便用更残忍的方式令弟弟活活笑死，山岗被枪毙，山峰的妻子又把山岗的尸体“捐献”给医生做人体解剖，小说在医生娴熟的肢解中悄然结束。一场家庭内部的屠杀，冲掉了所有的虚假的温情和纯净，漠然存在的只是血淋淋的杀戮和令人胆寒的死亡。在《一九八六年》中，余华则描写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