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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一、楚辞的知识1，楚辞的含义“楚辞”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称，一是总集名称。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时，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
这就是说，“楚辞” 是指战国后期屈原等人创作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的专用名称。
西汉时，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于是《楚辞》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
现存最早楚辞作品是王逸《楚辞章句》。
2，楚辞的产生及特点（与《诗经》比较）“楚辞”是先秦北方史官文化同南方巫官文化融会交流的产物，是春秋以来楚国形成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的结晶。
影响和孕育3 ，楚辞特征（1）从诗体看，楚辞较之《诗经》篇幅结构增长，句式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
这就使抒情达意更为透辟淋漓，扩展了抒情的容量。
（2）从语言看，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出现。
句中或句末多用“兮” 字，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楚辞与《诗经》语言的质朴不同，以绚丽多彩为特色。
（3）从诗风看，楚辞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情感奔放，具有浪漫之风。
二，《离骚》的题义、主题、成就。
1,题义：“离骚”二字，古来有数种解释。
司马迁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班固释为：“离，犹遭也；骚，忧也。
明己遭忧作辞也” （《离骚赞序》），王逸释为：离别的忧愁, “离,别也；骚,愁也,经, 径也。
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经, 以风谏也。
”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是这两种。
其中以马、班之说最为可信。
还有游国恩《离骚纂义》的“音乐名称”说,且有牢骚不平之意。
2,思想内容：《离骚》是原屈的代表作,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
全诗373 句, 2490 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诗人自觉创作,独立完成的长篇抒情诗。
《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展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的强烈感情,表现了他为了坚持正义、反对邪恶而“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
典籍里的中国楚辞主要内容中国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以楚国为背景的文学形式，以其情感深沉、意境独特而著称。
楚辞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内涵，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介绍中国楚辞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楚辞的起源和特点楚辞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楚国，是楚国文化的代表。
楚辞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内涵而蜚声中外。
楚辞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情感深沉：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情感最为丰富的一种文体，它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感慨、对命运的思考以及对爱情的追求。
楚辞中的情感真挚而深刻，给人以强烈的共鸣。
2. 意境独特：楚辞以其独特的意境而著称。
它运用了丰富多样的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对偶等，以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楚辞中的意境往往富有诗意，给人以美的享受。
3. 反映社会现实：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作品之一。
它揭示了战国时期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呼吁人们反抗不义，追求正义。
楚辞中的一些作品以叙事的方式展现了战国时期的社会风貌，为后人了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部分：楚辞的主要题材和作品楚辞的主要题材非常广泛，包括爱情、离别、战争、流亡等等。
以下是楚辞中的一些重要作品：1.《离骚》：《离骚》是楚辞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楚辞的代表作之一。
这篇作品以楚国大夫屈原的流亡经历为背景，表达了他对楚国的思念、对政治现实的不满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思考。
《离骚》以其独特的意境和深刻的情感，被誉为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2.《九歌》：《九歌》是楚辞中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它以神话传说为背景，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九歌》以其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意象，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
3.《招魂》：《招魂》是楚辞中的一首悼亡之作，它表达了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和对死亡的恐惧。
《招魂》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
第三部分：楚辞的影响和价值楚辞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述楚辞的渊源及其文体特点
楚辞，源于中国古代的楚国，是一种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诗歌形式。
它的产生与发展，深受楚地文化、历史、风俗以及人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
楚辞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楚国。
当时，楚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相当发达，尤其是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为楚辞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楚地人民善于歌舞，喜好祭祀，这些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楚辞的创作。
同时，楚地的地理环境、山川风物也为楚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楚辞的文体特点十分鲜明。
首先，它善于运用象征、比喻等修辞手法，以富有想象力的语言描绘出绚丽多彩的画面。
其次，楚辞的句式灵活多变，既有长篇叙事，也有短篇抒情，语言节奏明快，富有音乐性。
此外，楚辞还注重抒发个人情感，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浓郁的地域风情。
在楚辞的创作中，屈原的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他的《离骚》、《九歌》等作品，不仅展示了楚辞的艺术魅力，也抒发了作者对国家、人民的深情厚意，成为后世文人墨客竞相模仿的典范。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不仅丰富了古代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同时，楚辞所蕴含的深刻思想、浓郁情感和独特艺术风格，也为我们了解古代楚地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总之，楚辞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形式，其渊源深厚，文体特点鲜明。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楚辞--原文及解析楚辞【导读】《楚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集。
楚辞在汉代又被称作“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屈原“乃作《怀沙》之赋”。
实际上，楚辞作为一种产生于楚地的独立诗体，是不应与汉赋混淆的。
汉赋是适应汉代宫廷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半诗半文或称带韵散文的作品，赋一般用主客问答为叙事的形式，它不是抒情，而是铺陈辞藻，咏物说理。
楚辞则不同，它虽然也富于文采，描写细致，含有叙事成分，但它以抒发个人感情为主，是一种诗歌。
它得名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代在我国南方楚地形成的一种叫做“辞”的新诗体。
这种诗体经屈原发扬光大，其后的宋玉等汉代作家继续从事楚辞的创作。
《楚辞》之所以称为“楚”，是因为它的声韵、歌调、思想乃至精神风貌，都带有鲜明的楚地特点。
从形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而代之以五、六言乃至七、八言的长句句式，并保留了咏唱中的叹声词“兮”；从体制上看，它突破了《诗经》以短章、复叠为主的局限，发展成为“有节有章”的长篇巨幅，更适合表现繁复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抒写在较大时段跨度中经历的复杂情感。
另外，《楚辞》与音乐仍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
在楚辞之前的《诗经》，诗句以四字句为主，篇章比较短，风格朴素；楚辞则篇章宏阔，气势汪洋恣肆，诗的结构、篇幅都扩大了，句式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而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烂，都与《诗经》截然不同。
一般来说，《诗经》产生于北方，代表了当时的中原文化，而《楚辞》则是南方楚地的乡土文学，《楚辞》的作品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及后来其它作家吸收南方民间文学并加以创造性提高的结果。
《诗经》和《楚辞》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两大源头，两者分别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双璧”，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
楚国僻处南方，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与黄河流域诸国有很大差异，因而被视为“南蛮”。
屈原诗歌的叙事性抒情艺术《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属于长篇自传性政治抒情诗。
全诗373句，2490字，为我国古代文学最长的政治抒情诗。
此诗屈原于楚怀王时期遭谗见疏以后所作，是屈原前半生人生追求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后半生人生抉择的思考与宣言。
从《离骚》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跳动的脉搏、心灵的创伤与人生的轨迹。
诗人全力揭露群小丑态，而其目的又是以明其节，以申其志，冀君明辨，所以对楚怀王的表白是通过对群小的抨击来实现的。
屈原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则自然会埋怨君王糊涂，听信谗言，不辨曲直，前后不一，变化难定。
而抨击群小，既历举其罪过：竞进贪婪，不厌贪求;投机取巧，违背法度;背直追曲，苟合取容;嫉妒贤良，造谣中伤——这就是屈原所处的溷浊环境。
他手指着群小，眼看着君王，既表白自己，又求君明鉴：美德善行，反而成了牵累;博采众善，反成罪过!在两个系列中，屈原写正面人物虚而简，写反面人物实而详，有利于劝戒、开导怀王：盛衰之理在于人事，而人事又集中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而人君之德又集中在自我约束、自我节制、严格要求自己上。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天庭云霞的美好景观令人神往激动，但等待诗人的却是毫无精神准备的冷遇：天庭守门人漠然而视，不予理会，无法与上帝沟通相见。
所以诗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为什么天上人间都是这样混乱污浊，压制贤良，嫉妒高才，贤愚不分，是非颠倒? 气愤之余，又决不愿轻易放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诗人“历吉日乎吾将行”，诗人充分描写了这次出行的准备、原因、路线、地点，尤其渲染其行色：车马之盛，仪从之众，山川之广，心情之怡，而末四句则如苦人得喜梦，乍然惊醒，写出行的结果：“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因留恋楚国，行而复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做出去楚决定是他保美质、为美政的唯一出路;但强烈的乡国之恋始终使他狐疑犹豫，不忍去楚;在“势在必行”这个理论基础上做出的“行而复止”的伟大举动，是诗人剖明心迹、感悟其君的深刻而独特的一种方式，更是他的“恋楚情结”的必然表现。
2019-12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楚辞》中的叙事与时空陈卫（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湖南长沙410012）摘要:《楚辞》消解了诗歌叙事与抒情的界限，抵达了帕斯所说的“诗是语言之前的世界”。
在《楚辞》中充满融合的艺术，对各种差异与界限进行了消解，而其最主要也是最奇异的融合则是对时空与叙事的融合。
关键词:叙事；时空；消解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9）36-0027-01一、什么是叙事？叙事是个体与时空互动的艺术，事件在个体对时空的影响活动中产生，创作者不是让人物进入另一个场景，而是人物（个体）对当下时空（场景）的突围，也是作者对作品的一次突围，他俩要重新迎接历史与未来，这是一场生死搏斗。
个体始终处于“此刻”，这是个体的本质，处于此刻的个体又时刻被历史与未来两只手拉扯。
绝不能将空间理解为叙事的空间，空间不是容器，空间即是叙事，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的大段风景描写绝不会为了制造叙事容器，在风景这一意识之鞭下，人物被迫行动。
在《双城记》中，卡顿决定献身的那瞬间，空间绝不是处于观望的地位，尽管空间没有出现。
空间不是透明的，空间是物对透明体的切割的结果具有压迫性。
二、叙事在《楚辞》中屈原在《楚辞》中开创了一条新的叙事模式，这个叙事模式与荷马史诗完全不同，也远离乐府诗《木兰辞》。
荷马在他的史诗中模糊神与人的界限，屈原则自我神化，甚至比神明更高，他在驱使蛟龙凤凰时，用的是无压迫性的命令口吻，如同上帝，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
”诗中的主角是不容置疑的存在。
魔咒不追问不祈求，芝麻开门，我们无需问芝麻为何会开门，芝麻就是会开门。
“问女何所思……卷卷有爷名。
”当《木兰辞》为了告诉我们“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时，屈原在《楚辞》已经游走多个时空拜访了多位神明：“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
”“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分析“楚辞按之而逾深，汉赋恢之而弥广”如下是关于分析“楚辞按之而逾深，汉赋恢之而弥广”：刘熙载认为“楚辞按之而逾深，汉赋恢之而弥广”，强调的是楚辞与汉赋在艺术风格上的区别，在刘熙载看来，“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楚辞注重主观情感的抒发，是以“按之而逾深”；而汉赋则侧重于客观事实的铺排，是以“恢之而弥广”，而这正是楚辞与汉赋最主要的区别。
一、刘熙载的这一论断是有其合理之处的楚辞与汉赋虽然是一脉相承，但汉赋既然是汉代“一代之文学”，那么它在继承楚辞的基础之上，一定会做出自己的创新，这就导致楚辞与汉赋之间的艺术风格出现了差异，这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楚辞的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言志抒情诗，第二类为祭歌，第三类为有关宇宙天体、神话传说的诗。
第一类诗居多。
第二类诗也不排除抒情。
《离骚》是一篇政治抒情诗，屈原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这首诗里都打上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的烙印。
言志、抒情、述志、咏怀融为一体。
宋玉的《九辩》也是一篇政治抒情诗。
在这首诗里作者抒发了他的所谓“坎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愤慨。
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大开拓。
它的抒情，没有采取直抒胸臆方式，而是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情景交融的手法，制造出一种气氛，创造出一种意境，从而抒发自己的感情，展示自己的情怀。
鲁迅说，宋玉的《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汉文学史纲要》）与这种抒情内容相适应，楚辞多使用比兴手法。
楚辞作家不仅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楚辞作品中的比兴，不像《诗经》那样简单的以物比物，或触物起兴，而是把物的某些特质与人的思想感情、人格和理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物具有象征意义，使情具有更具体的附着和寄托。
王逸指出：屈原的作品“依《诗》取兴，引类喻。
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禽鸟、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于君，宓妃、佚女以贤，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收稿日期:2016-03-01作者简介:周秉高(1945-),男,江苏海门人,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职大学报》主编,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屈原学。
论《楚辞·九歌》是叙事诗而非抒情诗周秉高(《职大学报》编辑部,内蒙古包头014035)摘要:以王逸、朱熹为代表的“祭歌”说(即政治抒情诗说)不符合《九歌》作品实际,难以信据。
王国维先生的“戏曲萌芽”说,否定“祭歌”说,将《九歌》文体性质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且开始揭示《九歌》的某些写作特点。
游国恩先生和褚斌杰先生都注意到了《九歌》的叙事性质,但仍认为《九歌》是抒情诗。
我们认为,《九歌》作品以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为主的事实表明,这是一组记述战国后期湘西民间各种不同祭祀场面的叙事诗,而非屈原自述“冤结”之情和寄寓“讽谏”之意的抒情诗。
关键词:楚辞;《九歌》;祭歌;戏曲萌芽;抒情诗;叙事诗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16)03-0038-06一《九歌》的文体性质,是二千年来楚辞学界一直未有解决的问题。
清代之前,以王逸、朱熹为代表,认为《九歌》是祭歌。
王逸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
”[1]朱熹在王逸上述序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
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
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
”[2]要之,在王逸、朱熹等早期楚辞学家看来,《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创作出来的一组“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的政治抒情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