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资料
- 格式:doc
- 大小:28.00 KB
- 文档页数:2
桐城派古文一、什么是桐城派古文桐城派古文那可是咱中国古代文学里相当有名的一个流派呢。
它起源于清朝,主要是在安徽桐城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
这个流派里有好多厉害的文人,像方苞、刘大櫆、姚鼐这些人,那可都是桐城派古文的代表人物呀。
二、桐城派古文的特点1. 文辞简洁他们写文章很注重用词的简洁,不会啰里吧嗦说一大堆没用的话。
就好比盖房子,每一块砖瓦都用得恰到好处,不多不少。
像方苞的文章,用词精炼得很,简单几个字就能把意思表达得特别清楚。
2. 结构严谨桐城派古文的结构就像是精心设计的建筑蓝图一样。
开头、中间、结尾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开头往往会提出主题或者观点,中间展开论述,摆事实、讲道理,结尾呢就总结全文,升华主题。
就像写议论文似的,层层递进,逻辑严密。
3. 注重义法这个“义法”可有点复杂呢。
简单说呢,“义”就是文章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得是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积极向上的。
“法”就是写作的方法和技巧,像刚刚说的文辞简洁、结构严谨都属于“法”的范畴。
三、桐城派古文的影响1. 在当时的影响在清朝的时候,桐城派古文那可是相当流行的。
好多文人都学习他们的写作风格,因为这种风格很符合当时科举考试的要求。
科举考试要求文章写得规范、有条理,桐城派古文就很合适。
而且,桐城派的文人还在各地讲学,传播他们的文学思想,影响了很多人。
2. 对后世的影响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就算到了现在,我们学习古代文学,桐城派古文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思想,给现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多的借鉴。
比如说,现在写文章也还是要注重结构,不能乱写一通嘛。
反正就是说,桐城派古文在古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我们应该好好去了解和学习它。
桐城派的兴盛与衰落桐城派,亦谓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
兴于康、雍,盛于乾、嘉,衰于民国初期,绵延200余年,集作家1200多人,留下传世之作2000余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文派。
桐城派的兴起源于唐宋以后古文的没落。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尧峰文钞》中说:“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蔽。
”明初,宋濂重倡韩、柳的载道之文,但作为个人的文学主张,并没有在文坛上形成多大的影响。
明代中叶,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不满于“前后七子”的一味拟古,他们推尊韩欧之文,反对盲目复古、摹拟剽窃的文风,提倡唐宋古文诸家学古创新、平易通达的传统。
继唐宋派而起的明末公安派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文学主张。
虽然明代,韩、欧古文传统仅仅在影响有限的唐宋派笔下得以短暂的传承,但“前后七子”对韩、欧古文的鄙薄,公安派对载道文学的轻视,最终使韩、欧古文在明代难以立足。
古文精当简明、文道结合的特点,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
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
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
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桐城派理论体系的形成肇始于方苞,经刘大魁而渐具影响,至姚鼐而完善。
方苞为学为文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志向。
又提出“义法”主张,“义”为言之有物,“法”谓言之有序。
桐城派名词解释桐城派,又称“桐城诗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个诗派。
桐城派的核心人物有高启、谭嗣同和刘师培等。
桐城派的产生和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的新篇章的开启。
桐城派的名字来源于诗人高启的故乡桐城,他们通过诗作表现了对故乡的深情厚谊。
桐城派诗人重视古典文学的传统,注重对古典诗句的研究和领悟,同时兼顾现实生活的感受和表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
桐城派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桐城派强调取材广泛。
他们善于通过繁杂的生活琐事和社会现象来表现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他们的诗作中既有关于家乡、自然山水的描写,也有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和人生哲理的思考。
其次,桐城派注重修辞技巧。
他们针对不同的主题和情感,巧妙地运用修辞手法,以丰富的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来增强诗作的感染力。
他们在古典诗词的传统上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
第三,桐城派追求意境的表达。
他们在作品中注重意境的营造,通过情景描写和细致入微的感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体验。
他们以清新素雅、自然质朴的方式来展现作品的内涵和情感。
第四,桐城派注重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他们善于运用韵律和音韵的变化,使诗作具有动听的声韵之美。
他们注重节奏的把握,使诗句的排比、对仗和重复更具有韵律感。
最后,桐城派对古典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虽然受到古典文学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僵化地沿袭古典的诗歌形式和题材,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创新,与时俱进地打破了传统束缚,创造出了独具个人风格的新诗。
他们在写作中既有自身的特色,又注重与传统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总的来说,桐城派的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兼顾了古典诗词的传统和现实生活的体验,通过独特的诗歌语言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
他们以细腻、深入的观察力和感悟力,以及对美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开创了中国近代诗歌的新局面,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名词解释桐城派桐城派又名安庆派,因其世居桐城而得名。
是清代前中期散文流派,属桐城文派,因多以“桐城”冠名集子,故名。
其创始人为方苞、刘大櫆、姚鼐,集中有名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等。
有“中国散文八大家”之称。
晚清散文中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之一。
桐城派是对桐城文派的简称。
桐城派主张为文应讲求声律,“义法”,并以义理、考据、词章合为创作宗旨。
重视文章的“义法”,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结合起来。
其理论基础是程朱理学,但又与姚鼐、刘大櫆、曾国藩等人的学说相近。
因此桐城派又被称为“姚刘曾方”。
桐城派虽然是地域性很强的文学流派,但由于它成员之间的学术观点比较一致,所以又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方苞,字灵皋,安徽桐城人。
生于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一年),卒于1742年(乾隆六年)享年69岁。
先后担任过编修、御史等职。
在礼部尚书任内,还专程到北京,向皇帝上了一篇《天变论》,提出了“畏天命”,“慎刑法”等改革意见。
他的这些主张,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
在散文创作上,方苞受桐城派的直接影响,他反对明清小品空虚无物的文风,主张“雅洁”、“有法度”的散文。
他提倡“义理”和“考据”,反对“辞章之学”。
他的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气势充沛,语言质朴自然,都继承发展了桐城派古文传统。
方苞散文的特点: 1.能够把握题材的社会价值,选择有现实意义的事件入手; 2.善于描写景物,使笔下的山川草木、亭台楼阁皆有情态;3.叙述议论,抒情写景,两者配合适宜,互相渗透,形成完美的艺术整体。
方苞的著作有《周官集注》、《左传集解》、《春秋集解》、《孟子注》、《论文偶记》、《古文约选》、《诗集》、《尺牍》、《书集》、《左氏释》、《庄子释》、《离骚经解》、《史记评》及杂剧8种共38卷外加未刻定稿10余万宇;另纂录历次乡试正、副榜文字若干则附刊末尾(《试院冰渊录序例略存·跋韩柳诸集>条载各省优贡举业详晰甚备矣!)或亦足供采掇云尔!”(《赠孙雨林侍郎序>)(摘引)汪辉祖( 1736-1802)清代散文家,字才甫,号瞿庵,别号恕斋,晚年自号茶山老农,江苏常熟人。
桐城派的文学主张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槐、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他们在散文理论上前后相承,发展了明代“唐宋派”的散文传统,形成了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
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是方苞,他继承了归有光“唐宋派”的古文传统,提出了古文的“义法”说。
所谓“义”,是指文章的中心思想。
他说:“义即《易》之‘言有物’也。
”这里的“言有物”是要求把儒家思想作为文章的基本思想。
所谓“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所运用的形式和方法,包括结构、材料、语言等,所以他说:“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言有序,包括古文写作上的章法、语言、技巧方面的问题。
刘大櫆对方苞的古文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他认为“义理、书卷、经济者”,是“行文之实”,是文章的内容,如同“匠人之材料”,而“神、气、音节者”,是“匠人之能事”,也就是写作方法与技巧。
到了姚鼐,对方苞、刘大櫆的古文理论又有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
他认为应把“义理”、“考据”、“词章”合而为一,才能写出好:艾章。
他又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主张把属于思想内容范畴的“神、理、气、味”和属于语言表现艺术范畴的“格、律、声、色”统一起来。
姚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散文理论,这比刘大槐又大大进了一步。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流派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他们的理论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在创作实践上多宣扬封建道统思想。
但个别篇章,也能反映一些社会现实,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写人写事,都极真切;姚鼐的《登泰山记》,写登山观日之景,也极生动。
这些文章大都简洁平淡,语言洗练,有其独特风格。
桐城派及其代表人物简介桐城派简介: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桐城派以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他们提倡古文,强调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所谓“义法”,即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
他们还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
在语言上追求“雅洁”,并以阳刚阴柔辨析文章风格。
桐城派所写的主要是应用文学,尤以碑志、传状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文以及记事小品和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后者为高。
他们的文章大都文理清顺,简洁明了,语言通畅。
有些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战斗性。
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内容比较贫薄,生动性不够。
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和八股时文的巨大影响三种因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
桐城派其他成员还有鲁絜非、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
主要代表人物:“桐城四祖”:1、方苞方苞(1668~1749)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
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
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
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
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藉。
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裁。
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
治经以宋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
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桐城文派,天下文章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是我国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
它崛起于清康熙年间,衰微于民国初年,前后绵延200余年,麋集作家1200余人,创立了系统丰富的散文理论,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传世作品。
规模世所罕见,影响及于海内外。
因为它的创派始祖和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安徽桐城人,所以世人将他们和追随他们的作家群统称为“桐城派”。
桐城派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开宗立派、集成光大和式微落幕三个阶段。
下面,笔者不揣浅陋,就从这三个阶段入手,谈谈桐城派的发展源流以及形成的原因,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01开宗立派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约从康熙年间到乾隆中期。
主要代表人物为桐城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号南山,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
早年不乐仕清,以教书卖文为生,热衷于搜集南明史料,准备修编明史。
晚年眼见清人统治日益巩固,社会逐渐安定,抵触情绪渐消,参与科举考试,中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第二名(俗称榜眼),官翰林院编修。
两年后,《南山集》案发,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其“恃才放荡”“语多狂悖”,刑部上奏时上升到“悖乱”,最后定案竟成了“大逆”,层层加码。
两年后被斩,牵连300余人。
《南山集》是戴名世的散文集。
50岁时,门人尤云鹗为其编辑刊行,本是学生给老师贺寿,没想到却将老师送上了断头台。
戴名世论文主张“言有物”“修辞立其诚”,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首开了桐城派的先河。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晚号望溪。
寄籍江宁。
少有文名,20岁中秀才,次年到京师,大学士李光地见其文认为是“韩欧复出”,39岁应礼部试,中进士第四名,但因母病急归,放弃了殿试。
方苞与戴名世是表弟兄,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亦亲戚。
方苞曾为《南山集》作序,44岁时《南山集》案发,被牵连下狱。
因《南山集》中提到桐城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方苞又为《南山集》作序,康熙十分恼怒,见折下令:“案内方姓人俱是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
桐城派名词解释桐城派是中国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一个学派,也称为徽学派。
它以安徽桐城为中心,以王国维、蒋廷黻、姚雪垠、陈寅恪等人为代表,影响力遍及整个中国。
桐城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支文人派别,其成立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是为了推翻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封建王朝,追求国家独立、民主自由、科学进步和文化创新。
桐城派的成立与维新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桐城派的主要思想特点是"归宗"和"论文"。
"归宗"是指继承传统经典、研究经史哲学的文化传统。
桐城派主张通古达变,既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又注重与时俱进,把古代文化引入到现代文化创新中。
"论文"是指研究文学、艺术和批评的方法。
桐城派的学者们通过对古代文艺作品的研究和批评,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学艺术理论体系。
桐城派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以考据为基础,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并据此进行创作和批评,形成了一种既有独创性又深入人心的文学风格。
桐城派的作品不仅注重形式美和艺术性,更重视内涵和思想性。
他们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有所突破,提出了"两汉文学论",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评价,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奠定了基础。
桐城派的影响力非常大,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
桐城派的成员大多受过西方教育,在思想上接触了当时的西方先进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和现代化。
他们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和文化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的来说,桐城派是一支秉持继承与创新的文化派别。
他们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使中国文化得以与时俱进。
他们的影响不仅在文学领域,还在时代精神和社会进步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桐城派的发展时间并不长,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
桐城派及其以外的散文一.桐城派。
康熙年间由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
(一)先驱:戴名世,字田有,为桐城派理论的发轫。
主张:1.为文以“精、气、神”为主,“言有物”为“立言之道”(《答赵少宰书》)。
2.“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
”(《己卯行书小题序》)(二)奠基者:方苞,字凤九,号灵皋,晚号望溪。
1.“义法”说。
“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方苞取来论文,“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合起来说是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分开来说:(1)“义”指文章内容,“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答申谦居书》),以儒家经典为宗旨,具服务于当代政治的目的;(2)“法”指文章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如布局、章法、文辞等。
(3)义决定法,法体现义。
2.讲文章作法,或侧重“虚实详略之权度”,或追求“首尾开合,顺逆断续”之“脉络”,或提倡用语“体要”、简洁,偏重文法;但认为“义”在其中,“法以义起而不可易者”(《史记评语》)。
3.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
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记其语:“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使古文用语典雅、古朴、简约,适应清统治者“清真古雅”的衡文要求,并给古文建立更严格的具有束缚性的规范。
4.由于与制举之文相通,利于维护理学道统,所以受到朝野崇奉和欢迎,“义法”说也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
5.创作: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开桐城派风气。
(1)读史札记和杂说,如《汉文帝论》、《辕马说》等简洁严整,无枝蔓芜杂之病。
(2)游记如《游雁荡记》;赠序如《送刘函三序》;碑铭如《先母行略》《兄百川墓志铭》《田间先生墓表》等,详略有致,具有法随义变的特点。
(3)名篇如《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
桐城派
清代的散文和小说、戏剧相比,未免逊色,但也有大家,不乏佳作。
清代散文流派不如明代繁多,最大流派“桐城派”。
因这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桐城派创始于清初,延续到清末,它有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主张学习《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古文,讲究“义法”。
所谓“义”,就是文章的思想内容。
桐城派所提倡的思想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一套封建伦理道德。
所谓“法”,是指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雅洁。
这套要求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的写作理论,使人容易执法遵循,所以有影响。
在写作实践上,他们务求材料,语言简明,以阐明中心为原则,文章风格是简洁有余,生动鲜明不足。
他们的创作取得一定成绩,有一些好的作品为人传诵。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因“南山集”文字狱牵连被捕,关在刑部监狱。
他目睹身受了监狱里的种种黑幕,名篇《狱中杂记》以大量的事实,栩栩如生的描写,揭露了监狱中官吏贪赃枉法、坏人逍遥法外,无辜者负屈含冤的真相,抨击了司法部门的罪恶与黑暗。
他的《左忠毅公逸事》记叙了明末东林党成员左光斗生前的逸事,以史可法为陪衬,把左光斗以国事为重,不计较个人生死荣辱的可贵品质写得慷慨激昂、情真动人。
在桐城派作家中,方苞的文章比较深刻,能反映复杂的生活和社会的真实面貌。
这个流派除了有明确的理论和一定的创作实绩外,作家和追随作家众多,因此,在清代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
他有室名惜抱轩,学者称他为惜抱先生。
他少时家贫而体弱多病,学习刻苦。
乾隆二十八年(1765)中进士,历任山东、湖南副考官。
《四库全书》馆开,任纂修员。
不久,请病假辞官还乡,先后主讲梅花、钟山、紫阳等书院,达四十余年,所到之处,土子都以能入他门为荣幸。
他为了宣扬桐城派主张,使青年便于学习古文,选辑了《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选文七百余篇。
这是现代流传广,影响较深的一部古文选本。
姚鼐少年时随伯父姚范学习经学,以姚范好友刘大櫆为师,学习古文,深受其影响。
他发展了方苞、刘大櫆的理论,提出文章要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
在学习方法上,主张多读多做,要从摹仿到自我脱化。
姚鼐完成了桐城派完整的理论体系,使这个派别真正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古文流派,他是散文史上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作家。
由于生活经验所限,他的散文内容较贫乏,偏重形式,写景文章成就高。
作品有《惜抱轩诗文集》、《九经说》等。
公元1774年冬,姚鼐游泰山后写了《登泰山记》,这是他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游记佳作。
经作者精心剪裁,全文不足五百字,却包含了很大容量。
介绍了泰山,叙说了登山经过,描写了泰山夕照和日出佳景,综述了名胜古迹。
文章既再现了隆冬时节泰山的壮丽景色,又抒发了作者祖国山河的热爱赞颂之
桐城派散文,即桐城一派的散文。
桐城派的散文,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
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
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
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
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
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
桐城派简介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春秋为桐子国,唐至德初建县制。
古县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
古文著称天下。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
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派前驱。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种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这些数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苞(1668~1749)。
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
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
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
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
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
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
桐城派的基本理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
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
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说文章要有条理跟形式技巧。
他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
刘大櫆虽无重要的建树,但他是姚鼐的老师,所以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启后者。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
”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
主张
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
”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