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古文二篇

桐城派清代的散文和小说、戏剧相比，未免逊色，但也有大家，不乏佳作。

清代散文流派不如明代繁多，最大流派“桐城派”。

因这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桐城派创始于清初，延续到清末，它有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主张学习《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古文，讲究“义法”。

所谓“义”，就是文章的思想内容。

桐城派所提倡的思想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一套封建伦理道德。

所谓“法”，是指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雅洁。

这套要求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的写作理论，使人容易执法遵循，所以有影响。

在写作实践上，他们务求材料，语言简明，以阐明中心为原则，文章风格是简洁有余，生动鲜明不足。

他们的创作取得一定成绩，有一些好的作品为人传诵。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因“南山集”文字狱牵连被捕，关在刑部监狱。

他目睹身受了监狱里的种种黑幕，名篇《狱中杂记》以大量的事实，栩栩如生的描写，揭露了监狱中官吏贪赃枉法、坏人逍遥法外，无辜者负屈含冤的真相，抨击了司法部门的罪恶与黑暗。

他的《左忠毅公逸事》记叙了明末东林党成员左光斗生前的逸事，以史可法为陪衬，把左光斗以国事为重，不计较个人生死荣辱的可贵品质写得慷慨激昂、情真动人。

在桐城派作家中，方苞的文章比较深刻，能反映复杂的生活和社会的真实面貌。

这个流派除了有明确的理论和一定的创作实绩外，作家和追随作家众多，因此，在清代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

他有室名惜抱轩，学者称他为惜抱先生。

他少时家贫而体弱多病，学习刻苦。

乾隆二十八年(1765)中进士，历任山东、湖南副考官。

《四库全书》馆开，任纂修员。

不久，请病假辞官还乡，先后主讲梅花、钟山、紫阳等书院，达四十余年，所到之处，土子都以能入他门为荣幸。

他为了宣扬桐城派主张，使青年便于学习古文，选辑了《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选文七百余篇。

这是现代流传广，影响较深的一部古文选本。

姚鼐少年时随伯父姚范学习经学，以姚范好友刘大櫆为师，学习古文，深受其影响。

为文有法，法无定法——浅谈对桐城派“义法”理论的理解元明清的古文领域，如一潭死水，无重大突破。

文化上独尊程朱理学，文字狱日益严苛，八股文风盛行。

文人们不得不在这样严酷的文化专制下，战战兢兢地挥动手中那支脆弱的笔杆。

而时至清中期，桐城派占领文坛几百年，时有“桐城文章甲天下”之美誉。

自先秦诸子至唐宋八家，谁都没有在为文时一个明确的理论依据。

而桐城派却高举“义法”旗帜，大行其道，为清代文坛注入一股新鲜的气息。

而提出做文章所要遵循的“义法”理论第一人乃属桐城鼻祖方苞。

一、“义法”说的起源及内涵最善于从归有光的创作境界中提炼古文艺术法则的，则以方苞最具理论深度——“义法”。

方苞(1668-1749)字凤九,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清江南安庆桐城县人。

方苞早年以文名著称于时,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获罪后,因“学问天下莫不闻”幸被康熙帝宽宥。

后世尊其为桐城派三祖之一。

所谓“义法”，在他看来，“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1]。

而“义法”一词也并非方苞首创，最早提出“义法”这一概念的可追溯到《易经》。

但“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非命》：“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

[2]此处“义法”即标准，可见“义法”本义中就已有规范准则之意。

桐城派文人姚永朴在他的《文学研究法》一书的序言中对“义法”一词的渊源作过较为详细的说明：“《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

艮六五又曰:‘言有序’。

物,即义也；序,即法也。

”[3]《书·毕命》曰：‘辞尚体要’。

要,即义也；体,即法也。

[4]《礼记·表记》曰：‘情欲信，辞欲巧’。

信,即义也;巧,即法也。

”[5]这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义”是指就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法”是指文学作品谋篇布局的形式和方法。

后司马迁又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上记隐，下之哀之获麟。

姚鼐集外诗文考释作者：耿森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23年第04期摘要：姚鼐是桐城派古文的集大成者。

姚鼐之诗文集目前收录最全者为黄山书社二〇二一年版《姚鼐诗文集》，但载籍浩繁，遗珠难免。

兹于清代学者之别集、碑传、方志中辑得姚鼐佚诗六首、佚文七篇，涉及其生平、交游、金石鉴赏等多方面内容，具有文献价值。

现将之辑录标点，并对其中涉及人物、史实加以考释，证其来源，或可备文献辑录之用。

关键词：姚鼐集外诗文桐城派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3）04-93-100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世称惜抱先生，桐城（今属安徽）人。

姚鼐以古文名世，是桐城派古文的集大成者，并与方苞、刘大櫆一起，被称为“桐城三祖”。

著有《惜抱轩全集》，选有《古文辞类纂》等。

周中明整理的《姚鼐诗文集》1是目前所见收录姚鼐作品最为完备的整理本，惠及学界甚多。

但姚鼐作为乾嘉时期的诗文名家，交游广泛，题赠甚多，集外间有失收之作，实属难免。

兹于清代学者的别集、碑传、方志中辑得姚鼐佚诗六首、佚文七篇，现辑录如下，略加考释，以期对姚鼐及桐城派研究有所助益。

一、《微云淡河汉》夜色横云汉，端居赏不违。

绛浮痕浅浅，碧掩影微微。

絮薄遮还漏，罗轻著更飞。

如绳弥北斗，络角下南扉。

灭没光摇练，分明态幻衣。

一槎曾宛转，两戒仅依稀。

倬彼金精耀，英如石气霏。

遥心净渣滓，吟望满晴晖。

2二、《下车泣罪》哲后敷声教，方州暨朔南。

忽逢罪士伍，且驻陆行骖。

曲法悲无术，圜扉悯孰堪。

柳风车下立，涕雨道旁含。

纲岂秋荼密，恩当夏屋涵。

象刑期勿犯，身度始无惭。

中罚平邦少，将封比户单。

更宣仁主意，隆典万民谙。

3按，《微云淡河汉》《下车泣罪》二詩均辑自法式善《同馆试律汇钞》卷十五，署“姚鼐姬传，江南桐城人”。

法式善，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

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历任左庶子、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

《同馆试律汇钞》凡二十四卷，收录自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翰林院七百五十一人之试律诗二千六百五十一首，皆为乡试、会试、朝考、召试及馆课之作。

吴汝纶与桐城派古文
作为一名热爱古文的文学家，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既是晚清文学家，也是一位作家，被誉为“桐城无双”。

他对古文达到了高度的融合，给古文
注入了活力。

吴汝纶善于把古文中的新颖概念与古典文风结合起来，把思考
和感情灵活地融入古文作品中，让古文脱颖而出。

吴汝纶的古文创作有着独特的个性和新颖的思路，他善于表达思想，并
采用押韵手法来营造一种富有韵律的古典韵脚。

他的古文作品大都以山水、
植物和风景为主题，在将山水景物、植物描绘出色彩斑斓的表面，也可以彰
显自然不朽的精神和丰富的内涵。

吴汝纶的古文采用朴素的辞藻和素净的文字，将十分婉转的句式和朴素
的词句完美地编织出一张网，使古文增添更多的色彩。

在他的古文作品里，
不仅拥有了文学的灵魂，还具有哲理的色彩，也让古代文学产生了新的活力
与美感。

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大师，他以厚重语言和押韵处理，将古文注入了新
的活力，他的古文作品既有文学精神，也有哲理色彩。

他不仅引领了写作古
文的新方向，他对于古代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论桐城诗派的两条诗学路径叶当前【摘要】桐城诗派由姚范、刘大櫆开宗立派,在姚鼐、朱孝纯手中发扬光大,形成奇险与雄奇两条风格互补的诗学路径.奇险支派是桐城诗派的主流,重视学习黄庭坚、韩愈与杜甫,姚范诗作往往以学问为诗,爱用生词僻字,好用事用典,常以虚字入诗,对姚鼐一脉产生一定影响.雄奇支派逐渐被熔铸唐宋的诗学传统所淹,在桐城诗派史上不显,刘大櫆以才气为诗,通过句式变化与夸饰手法创造雄奇诗风;朱孝纯游历较广,其雄奇诗风多得山川之助.【期刊名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36)005【总页数】7页(P1-7)【关键词】桐城诗派;姚范;刘大櫆;雄奇;奇险【作者】叶当前【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 24601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桐城派也是一个诗派命题已得到学术界共识，方东树、姚莹、曾国藩等桐城派作家早就思考过桐城诗派渊源，钱基博、黄华表、钱锺书等亦梳理过桐城诗派诗案，桐城派诗歌及其理论在清诗史、清代诗学、同光体研究等领域已成为无法绕过的存在。

当代学界研究桐城诗派多从师承渊源、诗学理论、地域分布入手，在诗派溯源、诗派风格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分歧，如在开宗立派上有钱澄之说、姚范说、刘大櫆说、姚鼐说等；在诗学渊源上有熔铸唐宋说、宗宋诗风说，认为桐城派推尊并学习黄庭坚、韩愈、杜甫一系；总结桐城派诗歌风格为奇险、雄深、瘦硬等。

可见，桐城派诗歌领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综合研读桐城派诗歌文本，结合其诗学理论，不难发现前期桐城派诗人很重视诗才之奇与诗风之豪，刘大櫆、朱孝纯的诗歌呈现出雄奇风格，恰与姚范、姚鼐的诗风相对而互补，较清晰地呈现出桐城派诗歌双线发展的轨迹。

一、桐城诗派的主流诗学路径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主要著录了桐城派作家别集，其中总结了桐城派作家诗歌风格，追溯不同作家诗学渊源，虽没有明确区分风格类型，却直观呈现了桐城诗派风格脉络。

现择要摘录制表如下，以窥桐城派诗歌风格大概。

姚鼐姚鼐(1731～1815）清代安徽桐城人，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

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

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十，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十多年。

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文辞类纂》。

人物生平（一）姚鼐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其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

至姚鼐像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

鼐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

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士，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

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

其祖父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

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二）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

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

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

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

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

《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

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清代散⽂概述16桐城三祖之⽅苞清代散⽂概述16——清史札记之四⼗三我楚狂⼈三、桐城派32．桐城三祖桐城是“三祖”还是“四祖”？实际上就是戴名世算不算桐城之祖。

戴名世其⼈，我已经在《清代⽂字狱》⼀⽂中说过，这⾥不重复。

确实的，戴名世的⽂学主张却是开了桐城派先河，但是还没有到“开宗⽴派”的地步。

所以我主张“三祖”。

即开派者是⽅苞，师⽣相传的⽅苞、刘⼤櫆、姚鼐，是为桐城三祖。

这个情况与宋代的“江西诗派”有点相似。

“江西诗派”远尊杜甫，称为“始祖”，但是真正的⽂学主张起⾃黄庭坚。

所以“江西诗派”的⽂脉当从黄庭坚算起。

下⾯列数桐城三祖。

⽅苞⽅苞（1668～1749），字风九，⼀字灵皋，号望溪，桐城⼈。

桐城派创始⼈。

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清康熙四⼗五年(1706)中进⼠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

五⼗年，因《南⼭集》案牵连⼊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汉军旗籍管制，以⽩⾐平民⼊南书房，后移养蒙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

六⼗⼀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

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藉。

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年，迁内阁学⼠、礼部待郎，充《⼀统志》总裁。

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

治经以宋儒为宗，尤致⼒于《春秋》、《三礼》。

论⽂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有序也。

义以为经，⽽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

后桐城派的⽂论，以此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

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记析疑》、《仪礼析疑》、《丧礼或问》、《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直解》、《春秋⽐事⽬录》、《离骚正义》、《⽅苞⽂集》等。

⽅苞为清代桐城派散⽂的创始⼈。

“义法”说是⽅苞⽂论思想的核⼼，也是桐城派⽂论形成的基⽯。

“义法”⼀词出⾃《史记·⼗⼆诸侯年表序》，⽅苞借之以说⽂，认为“义即《易》之所谓‘⾔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有序’也，义以为经⽽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

清.桐城派代表⼈物简介之--姚鼐姚鼐（nài）（1731～1815）清代著名散⽂家，与⽅苞、刘⼤櫆并称为“桐城三祖”。

字姬传，⼀字梦⾕，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姚惜抱，安徽桐城⼈。

乾隆⼆⼗⼋年（1763）中进⼠，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等地书院四⼗多年。

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辞类纂》。

【⼈物⽣平】姚鼐是显赫的吴兴姚⽒的后裔，其⼀世祖居⿇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

⾄姚鼐像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

姚鼐1731年⼗⼆⽉⼆⼗⽇（1732年1⽉17⽇）出⽣于桐城南门的⼀个官宦书⾹⼈家。

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明史循吏传》；⾼祖姚⽂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基，曾任湖北罗⽥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

伯⽗姚范，进⼠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的刘⼤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受经学，跟刘⼤櫆学⽂。

其祖⽗姚孔瑛⼆⼗六岁时即去世，⽗淑终⽣为⼀介布⾐。

姚鼐出⽣时，家庭已衰落， 鼐幼嗜学，伯⽗姚范授以经⽂，⼜从刘⼤櫆学习古⽂，刘⼤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

乾隆⼗五年（1750），他⼆⼗岁考中举⼈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直到乾隆⼆⼗⼋年(1763)三⼗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授庶吉⼠。

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补礼部仪制司主事。

后历任⼭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东司郎中等职。

乾隆三⼗⼋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馆充纂修官。

此职本应翰林⽅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椿、歙县程晋芳等8⼈破格当选。

《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不⼊仕途，时年44岁。

⼤学⼠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官厚禄，均被辞却。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

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

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

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

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

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

“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

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

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

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

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

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

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

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

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流派，因为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人名之曰桐城派。

剪裁精当，结构谨严，层次清晰，平易畅达，文辞雅洁，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就是桐城派古文的特色。

桐城派历时长久，作家众多，故各家文风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流派，还是有其共同特点的。

这些特点可由桐城三祖——方、刘、姚的理论与创作中去探寻。

方苞首标“义法”，作为文章纲领。

其言曰：“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又书货殖列传后》）可见义即文章的思想内容，法即指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即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但方氏所重者在法，具体地说，即要求文章取舍详略精当、结构布局合理以及语言文字的雅洁。

方苞以为《左传》深于义法，因其能识“详略之义”，他在《书〈汉书·霍光传〉后》中云：“《春秋》之义，常事不书”，“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

”这种对于剪材详略的强调，意在力求文章的内容精练，材料具有代表性。

桐城文派概述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刘，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

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

”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清代诗、词、文俱有其派。

以地域名派者，诗有秀水派，词有常州派，文派则莫盛于桐城派，故当时有“天下高文归一县”、“声名冠天下”之盛誉。

那么，时属僻壤的弹丸之地桐城，为什么会成为桐城派的发祥地，使桐城成“派”呢? 周中明教授的近作专著《桐城派研究》，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桐城派于清初崛起，在全国文坛取得200余年盟主的正宗地位，绝非偶然。

这要从清王朝文化政策的特征和桐城派对它的适应性上。

要从桐城派在古文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卓然贡献上，来认识其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清王朝系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在统治全国268年中，虽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但也为祖国创造了空前大统一的政治局面，使清代成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总结、大繁荣、大成熟的时期。

[桐城派代表人物]桐城派有哪些代表人物篇一: 桐城派有哪些代表人物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讲求经世致用，看不起明末反传统、倡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等浪漫文学。

方苞提倡“义法”说，主张作文为了宣传义理，而义理主要指孔孟、程朱的道统。

他的主张，正好和满清政府尊崇理学和道统的国策配合。

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

”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戴名世戴名世，今桐城市人，字田有，因晚年在桐城南山买了田宅，以备退隐，人称南山先生。

戴名世6岁时随父到枞阳陈家洲读私塾，父客死塾馆后，戴名世接馆继续教书育人，以文为生。

初为诸生时，以文章锦绣而负盛名。

57岁时才考中进士，官至清廷翰林院编修。

康熙五十二年，因文字狱被杀。

戴名世的文学理念源于儒家的道统和君亲师的正统观，主要成就在于文学的独创，所作的文章皆以道、法、辞三者为要素，以致名满天下，他因此成为清代文坛上倍受人们重视的桐城派代表人物。

方苞苞，字凤九，因祖籍在浮山马溪，晚年自号望溪。

方苞世居南京，大比之年以桐城籍生员参加考试，因此对枞阳山水满怀眷念之情，从来不喜欢作诗的他在文集中仍留下《过枞阳》的诗篇。

康熙五十年冬，方苞因给戴名世《南山集》作序而株连下狱，康熙五十二年，被释放。

方苞最初提出的“义法”文论，即要求作文要言之有物、有序，也是对“空疏”文风的一种矫正和批判。

“义法”之说已成为桐城文派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他所着的《左忠毅公逸事》和《狱中杂记》中的人与物，情与景记述精妙，生动感人，催人泪下。

他以实践开创了一代文风，其许多文章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佳作。

正如姚鼐所说：“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

姚莹、曾国藩等桐城派桐城派至姚鼐时最盛，天下翕然，其门人以梅曾亮（一七八六——一八五六）、管同（一七八０——一八三一）、方树东（一七七二——一八五一）、姚莹（一七八五——一八五三）为著名，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说：“四人者为高等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

其中，管同早卒，故本节以姚莹及梅曾亮为代表，略窥曾国藩之前的桐城派文论。

梅曾亮梅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

在姚门四大弟子中，梅曾亮是最短于考证和少谈义理而自认为“稍知者独文字耳”（《答吴子叙书》）。

在《赠汪写园序》中，就强调“宁自居于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处”，“决其一而专处之”。

应该说，在我国传统的诗文理论领域内，能这样肯定文学独立的人是不多的。

正因此，梅曾亮对我国古代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文学从属于德行，德行可取代于文学的观点不以然，认为这是两门学问，“自古大贤不能兼”，以至对“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圣人结论也明确地表示了异义。

在强调文学独立性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文学的特性在于“合乎古而乐乎心”（《复邹松友书》）。

所谓“乐乎心”，就是指文章能使人产生一种快乐愉悦的情趣。

所谓“合乎古”，其实质就是“能得其真”（《朱尚斋诗集序》）。

他在《杂说》、《黄香铁诗序》、《太乙舟山房文集序》、《吴笏庵诗集序》等文中反复强调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得其真”；而“得其真”的关键在于“肖乎我”，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其《太乙舟山房文集序》云：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

人有缓急刚柔之性，而其文有阴阳动静之殊。

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犹裘葛冰炭也，极其所长，而皆见其短。

使一物而兼众味与众物之长，则名与味乖；而饰其短，则长不可以复见：皆失其真者也。

失其真，则人虽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真，虽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刚柔缓急，见于言语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

盖文之真伪，其轻重于人也，固如此。

梅曾亮把“真”归结为个性，“肖乎我”，这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