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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笔记哎呀，今天咱们聊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真的是个大话题啊。
先说说，经济史就像一部厚重的书，里面藏着千百年来人们的智慧和教训。
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经济就像一个庞大的拼图，有的地方拼得很好，有的地方却总是缺了那么一块。
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结构就像是不同的拼图块，有的光滑，有的粗糙，反正是千奇百怪，各有各的样子。
比如说，早些年，农耕社会就是个大头，大家都在田里忙活，丰收的时候真是乐开了花。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化来了，工厂冒烟，机器轰鸣，大家纷纷从田里跑出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那个时候啊，城镇也跟着热闹起来，人们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经济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
你知道吗，变迁这两个字看似简单，但其实背后可是风风雨雨，波澜壮阔。
历史上很多时候，经济的变化并不是一帆风顺。
就拿大萧条来说吧，那个时候可真是人心惶惶，大家都在担心明天能不能吃上饭。
经济结构的崩溃让无数家庭陷入了困境，街头巷尾都是失业的人。
人们开始思考，经济到底是什么？是财富的积累，还是人们生活的基础？这时候，相关部门也开始介入，尝试通过各种手段来调整经济结构，比如实施一些，刺激经济复苏。
哎，这就像是医生为生病的经济打针，虽然过程有点痛，但总归是希望能治好病，恢复健康。
说到结构与变迁，其实它们就像是一个老夫老妻，虽然有时候会吵架，但总是相互依存的。
经济结构的变化，往往会引发社会的变迁。
就像现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让大家的生活方式彻底变了样。
谁还愿意走出门去买东西？现在随便点几下手机，吃的穿的都送到家，方便得不要不要的。
可问题是，这样的变化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就业问题。
传统的行业面临着冲击，很多人不得不重新学习新技能。
这就像是上了一个舞台，今天唱这个，明天唱那个，谁也不知道明天的曲调是什么。
然后，咱们再聊聊全球化，这也是个不得不提的词。
全球化就像是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连在了一起，让不同的文化、经济在这里碰撞。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笔记一、作者与书籍简介诺斯，192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2年和1952年分别获得伯克利克里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加利福利亚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博士学位，1946年至1982年间曾先后任教于伯利克里加利福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赖斯大学和剑桥大学。
1982年，他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任教，在校经济系任亨利·R·卢斯讲座法律与自由教授。
此外，他还担任过《经济史杂志》副主编、国民经济研究局理事、东部经济学会会长、经济师协会会长和西部经济协会会长等职务。
这部书是注重于“史”还是“论”？《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出版可谓是一书激起千层浪。
不过，这篇论更注重的实史——历史的史实，而诺斯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则更注重论——历史的理论。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提出了在新经济史学派中独执牛角、独领风骚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触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与其说，该书是对经济师进行细致缜密研究的专著，还不如说是一部洋洋洒洒、高屋建瓴的史论。
尽管该书篇幅不大，也没有经济始终的数量研究方面的具体研究的新成果，但他却在西方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因为他为经济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前景，即：根基与当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而用最先进的经济理论去重新阐释历史。
二、本书概况顾名思义，看文章更是得如此，要想对一本的总体意思、中心内容有准确的把握，首先有必要对题目进行推敲与研究。
在对《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进行阅读的时候，我我们首先度需要对其中一些概念进行厘清，以保证对文章的中心把握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偏差。
首先体制不同于制度。
体制一般指系统，如我们惯用的的说法中常会说“资本主义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其所涉及的是一个有机系统，而并非指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制度，则是被设计出来的规则、程序以及内心层面的行为规范等。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是作者吴晓波先生对浩瀚中国千年经济史的一次独特梳理。
书中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制度的解读，展示了历代经济变革的来龙去脉及其成败的关键。
阅读此书，让我对中国的经济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引发了我对当前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的思考。
吴晓波先生以时间为轴，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写到清朝末年。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分析了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制度及其产生的影响。
这其中，不仅有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细致描述，还有对各种经济思想的深入探讨。
在春秋战国时期，吴晓波先生提到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出现。
这一变革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还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为后世的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
而在汉武帝时期，实施了“均输法”，通过国家对物资的垄断经营，调节物价，打击商人垄断市场。
这一政策在当时起到了稳定物价、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但也暴露了政府与民争利的矛盾。
唐朝的“两税法”和明朝的“一条鞭法”是书中的另外两个重点。
这些改革都是为了解决税收不公、财政困难等问题而进行的。
它们在实施之初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长期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例如，“两税法”导致了土地兼并的加剧，“一条鞭法”则因实施过程中的不公而引起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书中还提到了清朝末年的经济变革。
在这个时期，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
为了挽救危局，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
这些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最终还是未能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历代经济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每一项改革都面临着众多的困难和阻力，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去推动。
同时，我也认识到了经济制度与社会各个方面的紧密联系。
经济制度的变革不仅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还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
结合当下中国经济现状，我认为这本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要推动经济制度的创新，必须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利益和局部的问题。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笔记道格拉斯•C•诺斯根据丰富的经济史资料，突出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假设，并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建立了诺斯模型。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三大理论支撑:即实施产权主体的国家理论、在体制中有效激励个人与集团的产权理论以及影响人们判断外界行为的意识形态理论。
1.国家理论。
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的起源的特性，其中最有影响的也不外乎是契约理论和掠夺理论。
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源于契约，若国家主体能够明晰地界定出一套产权,并提供一个有效率地开发资源的平台,它就能推动经济的增长,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掠夺理论认为国家是集团或阶级的代理人，如果国家较好地界定出了一套产权,仅仅使拥有权力的集团获益最大化,就只能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不能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只会导致人为的经济衰败。
而诺斯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他把契约论与掠夺论统一了起来，提出了暴力潜能分配理论，并且构造了统治者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国家模型。
在诺斯的国家模型中, 行为主体由统治者、代理人、竞争者和选民构成。
该模型中的国家具有三个特征：其一是统治者在与选民的交换过程中, 国家为取得收人而向选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其二是国家统治者为达到国家收人最大化而为每一个社会集团设计产权;最后是由于国家组织者总是面临其他国家和现存社会中可能成为未来统治者的个人的潜在竞争, 因此, 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
2.产权理论。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在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企业能够超越市场是由于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 对市场中考核费用与科层管理的度量费用选择决定着企业行为存在的边界。
”诺斯指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但统治集团效益最大化和降低交易成本两个目的存在着不一致性。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笔记《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的经典力作，作者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修正的基础上，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建立了以经济史的经验性材料为论据的制度变迁理论，从而构筑起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
本书中，作者诺思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总结规律，从而提出一个假说，即制度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甚至推出制度重于制度重于技术的推论。
如诺斯在书中举得例子：在1600年——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比呢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及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确有了很大提高，这又作何解释？诺思教授通过《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明确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
通过对经济史和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通过对人类经济史尤其是产业革命的再认识，诺思教授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
因为诺思把制度看成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
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其中相互作用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了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一种经济秩序。
换言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制度在指导和决定经济活动时起到激励或抑制的作用，决定这一个社会基本的福利和收入分配。
所以在诺思看来，一个可以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诺思认为，由于人类受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随着人口的增长将导致资源的稀缺，加剧资源利用的竞争，从而要求明确所有权，所有权的建立即激励机制的形成可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所有权的界定、裁决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所有权保护和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
全球经济史读书笔记《全球经济史》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C.艾伦所著，该书以全球化的视角，全面而深入地讲述了人类社会从古代到 21 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
以下是我的读书笔记：1. 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从古代的农业社会到现代的工业社会，经济发展始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
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还推动了社会制度、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进步。
2. 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3.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从古代的农业技术到现代的信息技术，科技创新一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科技创新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够创造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
4. 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变革。
经济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带来了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变革。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以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社会。
5. 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科学的政策和战略，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经济史》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它以全球化的视角，全面而深入地讲述了人类社会从古代到 21 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让我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科学的政策和战略，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笔记《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笔记游静06国经2006020236道格拉斯·C.诺思根据丰富的经济史资料，突出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假设，并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建立了诺斯模型。
诺思的模型有三大基石：能够激励个人的和集团的产权理论、能够界定产权的国家政府、能够影响人们对可观变化作出不同反应的意思形态理论。
本文主要探讨一下三大基石。
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正如陈郁在《经济史中的制度与变迁》的《译者的话》中所说的“显然，诺思教授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并没有多大的发展，可诺思教授处理问题的独到之处则是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
在诺思的著作与论文中，很少谈到关于产权的问题，而关于国家理论则往往写得比较多。
诺思认为，国家决定了产权，因而国家是更为根本性的。
但是，如果离开了对产权的分析，我们也无法去理解国家。
即产权结构往往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性质。
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的起源的特性，其中最有影响的也不外乎是契约理论和掠夺理论。
前者认为，国家是选民达成契约的结果，他要为选民服务，并且由于契约限定着每个选民相对他人的活动，因而契约对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
后一理论则认为，国家是某一特定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国家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掠夺性国家通过界定一套产权，以使权利集团收益最大化。
然而，现实中的国家往往居于这二者之间。
诺斯指出“契约论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其后的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
”对此，他提出了“暴力潜能”分配论的观点使得上述两者得以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之内。
即如果暴力潜能在选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如果这种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掠夺性国家。
紧接着诺思提出了他的国家模型，一个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特性，其一是，国家为了获取收入，常常以提供一组服务来维持国家正常运行。
简明世界经济史读书笔记《简明世界经济史》读书笔记《简明世界经济史》是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经济历史的书籍。
它从全球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从史前时期到21世纪的全球经济变化。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世界经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这本书让我明白了经济发展是有周期性的。
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经历了多次繁荣和衰退。
这些周期性的波动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如政策、科技等，还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如战争、贸易等。
这让我意识到，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其次，这本书强调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通过贸易，各国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让我意识到，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和交流。
此外，这本书也提到了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
例如，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等。
这些事件和人物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了解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格局和发展趋势。
最后，这本书还提醒我们要注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一些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牺牲了环境和资源。
这导致了一些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必须注重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总之，《简明世界经济史》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籍。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不仅了解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和趋势，还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启示和思考。
我相信这些知识和思考将会对我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导论罗纳德.科斯对中国经济变革给出了三个基本性结论：1、“最伟大”：开始于1978年的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变革计划”2、“非计划”：“引领中国走向现在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3、“意外性”：科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
在现有制度的经济学框架下无法完整的解释中国的崛起。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崩溃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更多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正常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投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造成的。
“中国历史的基本面”“统一的文化”（结束乱世；集权、独裁、专制）两个研究工具1、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2、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郡县制度：人事任命，避免地方割据；尊儒制度：意识形态的大一统；科举制度：吸纳社会精英；国有专营制度：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控制国计民生）两个结论1、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进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2、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第一讲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重商主义的试验）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要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以稳定为主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管仲变法1、“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创意城市与产业集群；小镇经济）（专业分工、子承父业，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并无先后尊卑之分）2、“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放活微观”：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就不用征了；为活跃市场，首开国营色情业，娼妓业的“祖师爷”）“管制宏观”：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入手。
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读书笔记按章节《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是一本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著作，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
本书通过独到的视角和深入的研究，对近代中国的转型与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在本文中，我将根据章节内容对这本书进行评估，并分享我的个人观点和理解。
第一章：辛亥革命的背景与前景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点。
本章主要介绍了辛亥革命前的社会背景和革命的发展前景。
作者指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个别事件的产物。
在这个章节中，作者分析了清朝末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揭示了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因。
我个人认为，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封建统治，而且为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武装斗争的发展与转机武装斗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章重点讲述了武装斗争在辛亥革命中的发展和转机。
作者提到了辛亥革命中的各种武装斗争形式，如义和团、同盟会等。
这些武装斗争不仅展示了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精神，也暴露了革命力量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我认为，辛亥革命中的武装斗争是革命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充分展示了人民的抵抗和斗争意志。
第三章：建立共和国与政治制度改革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本章主要探讨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建立共和国的意义。
作者指出，在政治制度改革的进程中，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虽然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国民主化进程铺平了道路，但也暴露了政治体制脆弱性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博弈。
我认为，建立共和国只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开端，而不是终点。
中国仍然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政治制度，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治理能力。
第四章：社会结构与经济变革社会结构和经济变革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本章详细介绍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的情况。
作者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密切，两者互为影响。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体现在阶级矛盾和社会分化上，也反映在对外文化的接纳和创新上。
基础参考书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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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明主编:《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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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张成福王学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文献综述/读书笔记书目：1．［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毛寿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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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2500字：历史是现实社会的参考，通过研读历史我们能够从历史深处看见未来。
难得读一本正经书，所以必须认认真真的写一回读书笔记。
和剑平同学同样选择了吴晓波的书，看看人家在燕园里写书评写的那么认真，实在是不敢草草了事，所以埋头苦憋到现在才交作业。
历史是现实社会的参考，通过研读历史我们能够从历史深处看见未来。
历史上各朝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经济制度改革，无论改革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都能给当下中国的经济改革一些借鉴。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吴晓波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著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的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
当代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哲学并不是无用的东西，哲学的价值在于能够让人思考问题的本身，减轻人的一些武断。
钱穆先生将这番言论拓展到历史，认为讲历史更能够叫人不武断。
虽然中国历史历经上下五千年，朝代更迭，变化复杂，但是事物之间总是环环相扣的，窥见历史的一小部分，便可以知道里面的很多问题，从而作为如今社会现实的参考。
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乃至实现万世统治，历史上各朝都进行了相应的经济制度改革，无论改革是成就斐然影响深远，还是最后走进了死胡同甚至是让一朝倾覆，都能够对我们有所启发，直到现在仍不失为当代经济改革的一个参考。
吴晓波分析历代经济变革主要运用两个工具。
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的相互斗争和博弈，此法同样可以用来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问题。
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即分析各朝的郡县制度、科举制度、尊儒制度和国有专营制度。
经济变革就是各利益集团在各项基本制度上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结果。
吴晓波认为历代经济改革的内在演变逻辑不外乎是邓小平的两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
说到底，就是发展与稳定相互斗争的辩证过程。
变革中国读书笔记《变革中国读书笔记》《变革中国》这本书由科斯和王宁所著，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变革的历程和背后的逻辑。
书中开篇便指出，中国的经济变革并非如同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推动。
相反，许多重要的改革举措往往是在基层实践中自发产生，并在得到一定成效后被政府认可和推广。
这种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在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就是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提高生产积极性而自发进行的尝试。
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签下了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死契约”，从而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篇章。
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了，当人们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时，往往会爆发出强大的创造力和改革动力。
在改革的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引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资源的配置由政府统一规划和安排。
然而，这种体制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元素开始逐渐渗透到中国的经济体系中。
从最初的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和技术，到逐步放开商品价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许多的争论和反复。
但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中国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的改革也离不开政府的角色转变。
在改革初期，政府更多地是扮演着改革的推动者和监管者的角色。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调整和优化。
政府逐渐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中退出，转而更加注重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例如，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的运行，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通过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通过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种政府角色的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读书笔记§1、诺斯在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实际上是关于如何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
但是，他是从微观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的。
虽然他所考察的时间跨度很大，即从一、二百万年前人类产生起，一直考察到现在，却并不意味着是宏观的考察。
这是因为其考察的方法是一种微观的方法。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考察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纯粹的客观过程，而是考察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相关的各种过程。
它与宏观考察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宏观的考察是以整个社会为单位来进行考察的，而微观的考察则是以个人为单位来进行考察的。
即使考察一个群体，也是把它作为个人的集合体来对待的。
这里就显示出宏观考察和微观考察的根本区别。
作为宏观考察对象的是宏观的经济制度，而作为微观考察对象的是微观经济制度。
宏观的经济制度是指由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由低级向高级变迁的社会基本经济形态。
而微观经济制度则是在社会基本经济形态之内变化着的各种经济制度。
宏观经济形态在历史上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些基本经济形态。
那么，所有这些基本经济形态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方式的问题。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关于社会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劳动产品极其匮乏，人们只能过一种半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任何剩余。
因此在漫长的岁月里，社会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蒙昧和野蛮的时期。
经过上百万年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使人类开始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
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等于能够实现剩余产品的积累。
因为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变量，它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断从低层次上升到高层次。
而且，总的说来自从人类产生直到今天，人类需求发展的速度比生产发展的速度要快些。
因此人类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为积累剩余产品所提供的余地，会立即被人们的需求增长所填平，使得社会很难划分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之间的界限。
在这种情况下，扣除剩余产品就意味着压缩人们的必要消费。
要求生产者自愿地同意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剩余产品的扣除从一开始就是靠强制来实现的。
在原始社会中不存在强制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强制的对象最初只能来自社会的外部，这就是战争的俘虏向奴隶的转化。
当人们惊奇地发现从每个奴隶身上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剩余产品汇合在一起却变成人们从未见过的巨大财富时，奴隶制便作为一种制度巩固了下来。
由奴隶社会开始的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强制性积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使人类迅速地进入了文明社会。
使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以后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类社会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不同方式。
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因此，使得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三种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每一种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都是在前一种积累剩余产品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前一种积累剩余产品方式解体的直接结果。
正因为各种积累剩余产品方式依次的有机联系，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才不会陷入失控的状态。
在人类历史上由这种积累剩余产品方式所形成的各个基本社会经济形态，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变迁过程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完全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相反这种变迁在当时往往是违反人类的意志：既违反被剥削者的意志，又违反剥削者的意志的。
当然，人类在这种变迁面前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人们的努力可以创造各种条件加速或延缓这一客观进程的发展，甚至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强大的外力的作用，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基本经济形态内在的相互替代的逻辑进程，产生跳跃式的发展。
但是，从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来说，特别是对一个大国来说，则人们的意志不能决定选择或不选择某种社会基本经济形态。
即使运用政治力量暂时地消灭某种基本经济形态，到最后它还是要恢复起来的。
这就是宏观经济制度的情况。
与此相反，微观的经济制度则是人们的意志完全有用武之地的。
人们可以设计、和提供各种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以影响和推动经济的发展。
了解了这个区别，我们才能理解诺斯所描述的国家的作用。
因为在诺斯看来，国家在提供所有制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如何理解诺斯这个观点呢？我们都知道，国家的政策则是一种基于意志的行为，是人们根据一定的理性认识自觉设计的结果。
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在国家与经济变革这两者的基本关系中，经济生活的变革是第一位的，而国家的作用是第二位的。
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产生国家，而不是由国家来设计生产方式的变革。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形态的基本所有制关系是不能由国家来规定的。
国家充其量只能在一种所有制形成的过程中起辅助的作用。
而国家的主要任务则在于保护已经产生的所有制关系。
所以，从宏观分析的角度来说，认为国家在提供所有制方面具有决定的作用，是不正确的。
然而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对所有制的解释。
诺斯把所有制理解为约束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的一系列制度、政策、规范等等，这样就扩展了所有制的概念。
把所有制从一个宏观的概念转变为一个微观的概念。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很好地分析国家的微观作用和经济史上的微观变革的理论工具。
也就是说，当诺斯把所有制具体化为各种政策、规章、规范等等以后，就可以说国家在提供所有制方面起决定作用了。
这时国家就确实在规定和实施着所有制了。
这样一种理解对于分析具体的经济变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过去我们主要是讲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对于一个生产方式内部的变迁状况以及不同国别的具体经济变迁状况则没有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因此，诺斯在这方面的创造很值得我们重视和汲取。
诺斯的这种分析可以启示我们在进行社会的经济分析的时候，不可把宏观的分析工具和微观的分析工具混淆起来。
而我们过去却常常把它们混淆起来。
例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都是一些宏观分析的工具，用这些宏观分析的工具来分析具体的经济现象或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就会产生错误。
例如，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依靠国家的力量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即国家所有制，究竟是一种宏观的经济制度还是一种微观的经济制度呢？这里所说的宏观经济制度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讲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基本经济形态所体现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它的产生和消失不是按照人类的意志而只能是按照其自身的规律来实现的。
而所谓微观的经济制度则是指可以由人类的意志决定的那样一些具体的经济制度。
过去我们一直把国家所有制看成是宏观的经济制度，也就是说是和历史上的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处于相同意义上的一种宏观经济制度。
如果是这样，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有制企业就也应该是宏观的经济制度了，因为它也是由国家建立的。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那里，国有制企业的存在与否是完全可以取决于国家的意志的。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有制存在与否也取决于国家的意志，这一点已由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变化所证明。
这样一种完全可以由国家和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的国家所有制怎么能算作是宏观的经济制度呢？实际上这只能是一种微观的经济制度。
如果是一种微观的经济制度，我们又怎么能以此为根据来确定我们的社会性质呢？同时，这也涉及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特点的问题，等等。
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探索的。
而这些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我们把宏观分析工具和微观分析工具混淆的结果。
我们应该认识到，凡是我们的意志能够达到的地方、凡是我们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东西，都是处于微观制度的领域之中。
而运用宏观分析工具来分析微观领域的事物，就会把微观的事物绝对化，从而使它变成阻碍发展的沉重的包袱。
诺斯为我们所提供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应该引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的反思。
当然，这种反思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涉及到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以及比意识形态更深刻的问题等等。
总之，我们应该对诺斯的这一分析方法给予高度的评价。
当然，诺斯在对待宏观分析工具和微观分析工具的区别上也有混淆，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当作了微观的分析工具了，因而说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15世纪之后有三个世纪的空白。
这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分析工具是并不熟悉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微观的分析中是承认制度可以先于技术起作用，并且可以对技术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
同样也承认在技术之外的许多因素如人口和战争等等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的。
这些极其重要的东西都是诺斯所忽视的。
当然即使如此也丝毫不会影响诺斯的微观分析工具的价值。
§2、诺斯的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的理论对于分析经济变迁和政治变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诺斯所分析的经济和政治的变迁都是以个人的活动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过程，而个人在活动中首先考虑的便是利益问题。
这就正好可以纳入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
所以，这一分析的前提就是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即假定每一个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益的最大化的。
这一假设是诺斯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那里继承来的。
对于这一假设人们往往抱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它不能解释人类的许多行为，例如利他主义的行为等等。
但是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各经济学派又都离不开这个概念。
他们都认为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这个概念是能够成立的。
也就是说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行为都具有经济人的特征。
我以为对于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看，那就是把它看作是建立各种制度的逻辑前提。
如果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利他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建立任何制度。
正因为假设每一个人都是自利的，才需要用制度去约束他。
这就为建立制度提出了一个现实的根据。
而按照约束自利行为的需要所建立起来的任何制度都不会妨碍人们的利他行为。
所以，要正确地看待理性经济人假设，就不要把它看成为是对人性的假设，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建立制度的必要逻辑前提。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人们在各种交往中便会自觉地进行利益得失的权衡。
而所谓得失的权衡实际上就是对收益与成本的权衡。
由于在世界上并不存在零交易成本的情况，因此，任何收益的实现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是成本。
由于成本的存在，就使得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产生了差距。
因此任何一种制度的创新都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是为了约束人们的自利行为，另一方面是为了人们顺利地交往创造条件。
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
而交易成本的减少便会产生一种激励的机制，从而使社会财富增加。
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减少和社会效益的增加却受到另一种因素的抵消，那就是统治者及其群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而统治者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