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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经典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1915）一书是马克斯·韦伯在完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转而研究“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后所著的第一本书，该书与同系列的《印度教与佛教》（1916-1917）和《古犹太教》（1917-1919）的写作目的相同，即通过对世界各大文明的探索，来凸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
在本书中，韦伯在经过细致的分析并与西方进行比较之后认为，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的鼓舞力量。
本书的前四章，作者以“社会学基础”为名按照西方的逻辑分析了中国在制度层面上可能影响到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容。
货币在西方经济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贵金属的缺乏以及没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率的货币制度阻碍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的城市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摇篮，相比于西方，中国的城市与行政尤其是治河的行政管理密切相关，对外缺乏独立性、对内缺乏统一性；中国的行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也有其重要性，但是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无法成为进一步规范的工商组织；中国古代的政权与经济都和水利密切相关，统治者享受一种政教合一的权威地位而不用像西方一样受教权掣肘。
从政治结构看，古代中国经历了由最初的家父长制向封建国家、再向俸禄国家的演变，作者探讨的重点是俸禄国家。
秦汉时期，原本的采邑秩序被俸禄官僚体系所取代，意味着封建秩序被全面废除，而新的体系则被韦伯称之为“家产官僚制”。
在家产官僚制之下，皇帝可以用家产制特有的手段管理庞大的官僚群体，比如通过科举选官、使官员不得在家乡任职、必须定期调任别处等等，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地方再次出现封建势力。
但家产官僚制也有十分重要的负面影响：官员们对地方胥吏和幕僚日益倚重，俸禄的有限和赋役的配额给了他们获取其他利益的理由和机会，这样形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成为内向改革的最大阻碍。
也就是说，货币经济与俸禄的结合导致了“僵硬化”。
《儒教与道教》读书报告dos《儒教与道教》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著作之一，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斯•韦伯是如何注重对儒教与道教的社会伦理原则进行深入的分析的，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在欧洲学者对待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些看法观点。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欧美各国各地区人民、学者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资料，也就是说，这本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对于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社会文化、伦理的基本态度及理解。
马克斯•韦伯通过《儒教与道教》说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而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已经有了结论：中国因为没有经过类似西方的宗教改革，也就是说缺乏一种特殊的宗教理论作为指导，进而无法产生出成形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按照译者的话来说，马克斯•韦伯写此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描述中国的经济史，也不是为了反映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而是为了论证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的论点：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伦理精神对这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他所采用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和重点被彻底颠倒过来的“理想型”的方法。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韦伯根据他所提出的“理想型”，强调了那些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广泛一致性的教义，而忽略了那些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和谐的因素。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里，韦伯却采用了相反的程序，强调了那些阻碍理性的经济活动的精神因素，而贬低了那些似乎是十分符合经济理性的因素。
在西方，新教伦理（精神因素）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因素）的发展；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情况恰恰相反，儒教与道教（精神因素）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物质因素）的发展。
首先，我先来说说对于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所用到的研究分析方法，整体上是通过对比的方式去解释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基础（物质）之间的共性与区别，同时马克斯•韦伯通过纵向上找出中西方之间各自物质基础形成原因及所带来的影响，也通过横向上找出中西方之间各物质基础形成分歧的转折点。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读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孙阳阳一、作者简介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是德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与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他在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在宗教社会学方面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和《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
其中本次探讨的《儒教与道教》就是《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一部分，该系列还包括《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古代犹太教》。
二、本书结构及主要内容该书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在该书中韦伯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即其社会学基础。
韦伯将其社会学基础分成四部分，内容四章。
A：城市君侯与神B：封建俸禄国家C：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D：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
第二部分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上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该部分包括五、六两章，士等级和儒教的处世之道。
第三部分他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也就是第七章正统与异端（道教）。
第四部分，即第八章儒教与清教，通过对比儒教伦理和清教伦理对资本主义产生所带来的影响，得出一个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第一部分中，韦伯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社会学基础, 这就是：没有发达的货币经济和独立的城市，没有发达的法律制度，宗族包揽民间一切事物，中央政府集各种权力于一身。
韦伯特别强调中央集权制的危害，他指出：“就象争夺市场的竞争迫使私人企业合理化一样，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则迫使古代西方和中国战国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经济政策合理化。
在私有经济中，集中化只会削弱合理的计算，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各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没有了，行政管理、封政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合理化也就没有了。
战国竞争中存在的动力，后来在这个拥有广大领土的国家中不复存在。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P114）即秦始皇统一中国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伍德裕：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片析《儒教与道教》读书报告韦伯，是当代西方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是社会学界的顶级大师之一。
德国特色的大学制度造就了韦伯的博学多才——当然这跟他个人的努力与天赋有很大的关系——他对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连音乐等艺术科学都极有研究，学术涉猎范围很广。
思想体现在著作上，他的著作自然也就富含多种学科思想的交杂，意涵十分丰富，学术视野开阔。
以前曾读过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不算厚，但对于学术修养尚浅的笔者来说，读韦伯的书是一件苦差事，一本书往往要仔细阅读几遍才能粗窥全意。
这次所看的《儒教与道教》尤觉更难，虽然书中写的大部分都是有关中国的内容，但看起来却似乎有点陌生，韦伯在其书中所描绘的是一幅大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见的中国的“历史图像”，这应该是韦伯独特的分析视角所致的吧。
一、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概述韦伯的学术成果中很显耀的是他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观，通过比较、分析来寻求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研究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首，接下来陆续写出《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及未完成的《伊斯兰教》，这一系列著作构成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集，集中体现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
韦伯的这一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宗教伦理根源。
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产生了理性的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商业贸易等比较发达吗？那为什么世界其他民族如中国、印度等也曾有过发达的科学技术、有过繁荣的商业贸易等资本主义所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呢？韦伯独具慧眼，他认为是宗教伦理在当中起着作用。
“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1# 西方之所以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西方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的伦理观，他的论据是新教尤其是卡尔文教的“上帝预选说”，该教义宣扬人是否得到救赎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这意志是预定的而且无从获知，人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工作上的成就来荣耀上帝，并以取得的财富来证明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宠，是上帝所预定的“选民”。
儒释道三者的关联与区别所谓儒释道，就是儒家、佛家和道家三家，三家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在漫长的五千年文化长河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地位是非常大的。
中国如果离开了儒释道，那中国就不叫中国，或者说可能早就灭亡了，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延续到今天。
中国古代文化是儒释道三者合一。
儒学是以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以《论语》为主要经典著作。
孔子是我国古代(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宣扬自己的学说。
佛教是汉代从印度传来的宗教，由释迦牟尼创建，他出家前的名字叫乔达摩.悉达多。
佛的意思是智慧、觉悟。
即不仅自已觉悟，还使一切众生觉悟，最终，智慧和功德都达到最高、最圆满的境界。
释迦牟尼80岁时在娑罗双树下逝世。
火化后，他的骨灰被许多国王抢分，尊称为“舍利”。
他一生所演说的教义，被信徒们纪录整理，形成了经、律、论三大部，就是后世所称的“三藏”。
他本人也被尊称为“如来”(意思是“成正觉”)、“佛”(意思是“觉悟者”)，奉为佛祖。
佛教是佛陀的教学和教育，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
中国孔子的教育，是讲一世(一生)——从生到死的教育。
佛法是三世的教育，讲过去、现在、未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称呼出家人为‘和尚’，其实在一个寺院里只有一位和尚。
‘和尚’是印度话，翻作‘亲教师’，就是亲自教导我的老师，他若是不直接指导我，就称他为‘法师’。
和尚相当于学校校长，是主持教学政策的人，课程是他制定的，教师是他聘请的。
和尚下面有三位帮助他的人，佛家称为纲领执事，分掌三个部门：掌管教务的称‘首座’，掌管训导的称‘维那’，掌管总务的称‘监院’。
老子先生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道教是以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真经》等哲学体系即辨证法为理论体系，是道教文化的开山之作，后来由东汉末年的张天师创立道教。
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
全世界四大宗教:佛、道、基督、伊斯兰教，这四大宗教里边没有儒教，儒教仅是一家思想理论学派，即儒学。
中央民族大学读书笔记读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中国江苏苏州独墅湖图书馆一马克斯.韦伯简介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1920），犹太人，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作为享誉全球的古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被众多学者视为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者，有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之称。
在很多社会问题理解上，他和代表工人阶级的卡尔.马克思有着几乎对立的理论观点。
韦伯在宗教文化对经济关联的理论研究上贡献卓越，特别是1904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为他一生中最负盛名的作品。
正是在这本书中，韦伯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并认为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壮大的关键因素，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1.诚信为本。
信用好的个人，比较容易借来大笔资金，由于借贷杠杆作用，如果经营得当，会取得超额利润。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也说过，“人无信不立。
”说的是没有信用的人在社会上无法立足，更不用谈财富累积。
2.勤俭节约。
有了勤俭节约，财富才能够积累。
富兰克林指出：要当心，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P34）3.积累财富。
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的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他们把赚钱本身当做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体现，是一种天职。
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
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积累财富的天职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拥护和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
但这种理想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在中国和印度也都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
仅靠个别的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精神无法搭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流拥有共同的资本主义精神，才能形成全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儒教与道教》---读书报告马克斯·韦伯是近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名字与涂尔干和马克思的名字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大神明”。
德国特色的大学制度造就了韦伯的博学多才，使他具有极其宽广的学术涉猎范围。
他的思想体现在著作上，他的著作自然也就富含多种学科思想的交杂，内涵十分丰富，学术视野开阔。
我这次所选择阅读的《儒教与道教》正是马克斯·韦伯的代表著作之一。
在选择读这本书之前，一个问题曾经使我有些许担心：一位既不懂的中文，也未曾到过中国实地考察过的西方学者如何能够对于中国的古代历史、古代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阐述？在阅读的过程中，虽然确实发现了一些对于史实的误读——或许我们可以把原因归咎于韦伯所借鉴的汉学译著中本身所存在的错误或是其研究领域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韦伯站在西方学者的立场、以西方社会学的视角对于中国的观察和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极富个性化与见地性；同时，也正是由于韦伯特殊的视野，他的研究也开辟了一块学术上的新高地，成就了《儒教与道教》一书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都说韦伯的这本书是个经典之作，说他是个伟大的外行，单从书名来看，我确实无法想象到韦伯写这本书的目的以及他想要表达些什么，不过看过了书的内容，总算找到了那么一点感觉。
儒教与道教，说到底都是宗教（当然我几乎从来不认为儒教可以算得上是宗教，也不知道世人是怎么界定的），韦伯之所以花大力气研究中国的这两种宗教，其实是通过研究它们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来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进而为他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出的命题作为例证。
道教可以说是真正发源于中国的宗教，应该算是本土宗教，它讲究的是通过修身修心以达到羽化成仙的目的，从政估计从来都不是道教所追求的，追求经济利益估计也是被清高的道士们所不齿的行为。
汉初，为了修养生息，统治者遵循无为而治的思想统治百姓，迅速恢复了生产，不得不说道教的思想其实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之关系中国是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国家，而儒释道三教是中国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三个教派，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
虽然三者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但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互相渗透的历史。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古代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关系。
一、儒、释、道三教的根源和发展儒教是一种思想体系，它起源于周朝晋国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孔子的思想强调礼制、仁爱、忠诚、德行和教化，强调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
在中国历史上，儒教一直是主流思想，它的理论和实践应用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文化和道德。
释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由印度的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年-公元前483年)创建。
佛教起源于印度，强调人生苦难的解脱和超越，讲求修行和觉悟，包括戒、定、慧三学以及八正道等内容。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汉代佛教翻译团队的翻译和整理，逐渐与中国文化融合。
道教起源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不过它的学派体系在汉代才逐渐形成。
道教强调道(天地自然法则)的悟性和礼教无用论，倡导“无为而治”，反对强权统治，提倡陶冶情操和个人修行。
二、儒释道三教的共通点儒、释、道三教在某些方面有共通点，归结于同样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上的共鸣。
首先，三者都强调修身养性和人伦关系，讲求道德修养和忠于自己的职责。
在很大程度上，三者都认为个体需要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向完美，以便实现人的尊严，个人成就与社会和谐。
另外，三者都认为人类社会应该遵循正义、真理和道德准则，以实现公平和共同的价值观。
三、儒释道三教的互动和交融儒、释、道三教并非相互独立的体系，而是长期以来相互影响、学习和借鉴。
首先，由于儒、道、释三教在文化学问上的巨大贡献，相互借鉴和交流的现象始终随处可见。
其次，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明、清两个朝代，儒教的主导地位与宗教权力的合法性一度形成了一种制度化，而各种宗教政策的出台也渐渐把佛教和道教逐渐纳入到儒教体系之后。
当时即使是与执政统治相对立的道教，也经常与儒家的思想体系直接接触，批判自身的“心魅之障”的同时强调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2008年第9期第24卷（总201期）［摘 要］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是中国学术界高度重视的热门课题之一,它促使各地大专院校、学术研究单位以及有识之士发表了大量研究论著,提出了各种观点和解读方法。
文章从逻辑结构的角度对该书进行了解读，认为该书中的“社会学基础”与儒、道教具有较强的逻辑关系，指出：“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即社会学基础）本身就是韦伯论述“为什么近代形态的资本主义仅仅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在中国（儒、道教占主要统治地位）出现”这一命题的两个方面。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是有其内在联系的。
在韦伯看来，精神因素是建立在物质因素的基础上的，同时，精神因素也强化着物质因素的牢固地位，庇护着物质因素的合理存在，而物质因素的存在是有其深刻的精神因素的，从而指明了中国的儒道教与社会学基础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学基础是导致近代形态的资本主义未在中国出现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儒教与道教;逻辑结构;解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撰写的学术名著《儒教与道教》是其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
该书围绕着“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理性资本主义”之命题，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特别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从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本书的研究视角是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研究，在该书中，作者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学基础，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学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及被儒教斥之为异端的道教。
初看此书，感觉前后内容联系不紧密，观点隐晦，扑朔迷离；中外事例繁多，蜻蜓点水，信手拈来，但论据证明论点逻辑性不强，令人费解。
经过认真研读，我感觉该文其实观点明确、逻辑脉络清晰。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有分析不当之处，敬请行家批评指正。
一、资本主义精神及理性资本主义内涵“资本主义精神”按照韦伯的观点，主要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
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这种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实际上，对利润的追求以及对金钱的贪欲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
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必定来自理性地追求利润的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理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一是企业与家庭、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二是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
因此，正是那种非个人、出离了人际关系的、客观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出于计算和预测为内涵的理性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组织和组织官僚制的发展。
此当为韦伯理性资本主义的真正内涵。
二、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未在中国产生的物质因素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未在中国产生的物质因素，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社会学基础，它是书中后半部分所谈的精神因素的基础。
书中从“城市、诸侯与神明、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四方面予以阐述，其核心内容有：1.中国城市从未取得政治上的自治权，其市民也没有特别的政治权力或特权。
2.中国金、银、铜等贵金属拥有量的剧烈增长，无疑导致了货币经济的大幅度发展，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方面。
但是，这种发展并没有冲破传统主义的束缚，相反倒是强化了它。
3.政府出于军事和财政目的而实行的小农经济管理和农业制度，使得家产制官僚机制直接统领小市民和小农民，从而缺乏西方中世纪时那种封建的中间阶层，从而影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理性发展。
4.中国特有的氏族组织、村落的自治以及家长制法律结构，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资本主义不可能产生，从某种程度来看限制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5.和平化的统一帝国的建立，也抑制了国家行政和经济的合理化进展程度。
因此，韦伯认为，以上物质因素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既是精神因素（儒、道教等宗教伦理）诞生的肥沃土壤，更是精神因素发展的保护伞。
三、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未在中国产生的精神因素韦伯认为，分析近代资本主义必须把握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形态；二是观念形态。
所谓的经济形态就是物质基础，而观念形态其实就是精神因素。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未在中国产生的精神因素就是建立在以上物质因素基础之上的宗——解读韦伯中国社会学基础与儒、道教的关系《儒教与道教》一书之逻辑结构分析莫国香 阎 莉（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学科研究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2008年第9期第24卷（总201期）教伦理，主要为佛教与道教。
依据韦伯的说法，源自古希腊文化中的科学理性精神以及来自基督教的宗教理性精神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而中国观念形态当中具有权威性的儒、释、道三教，无论儒家的入世还是佛、道的超脱尘世，都似乎与资本主义所赖以发生的科学理性以及宗教理念相隔甚远，理性的科学精神自然很难培养起来。
而基督新教的宗教伦理在对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形成方面却产生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有精到的看法。
韦伯认为，近现代发生于西方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与其十五六世纪的宗教革命和思想转化密切相关的。
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一改原来基督教弃绝尘世生活的做法，认为尘世中的人们只有不断地努力工作，并自奉俭约，才能获得通往天国的保证，成为上帝的选民。
换句话说，勤劳节俭、入世苦行是新教徒的天职。
这种入世苦行的宗教伦理培养了一种孜孜不倦地以追求利润、增加财富为最高责任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精神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原动力。
然而在十六世纪的中国，建立在中国特色物质基础之上的宗教却缺乏一种能推动经济和社会转换的特殊精神特制。
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纯粹是一种入世伦理，要求人们适应现实，不断协调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这与欧美清教徒所主张的理性地支配世界相去甚远。
儒家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一方面助长了宗法血缘关系的维系和发展，另一方面阻碍了内在团体性格的养成，而这种团体性格恰恰是清教徒用以和世界抗争的自发的驱动力量。
道教主张无为，在根本上引导人们超脱尘世，这就阻碍了人们到广阔天地里施展自己才能的创业精神的发展。
因此，韦伯主张的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繁荣，而在中国未能出现的原因。
四、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未在中国产生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具有内在联系在宗教社会学中，韦伯分析的重点是观念形态即宗教伦理，其分析的经典之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该书为宗教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观察点，而《儒教与道教》就是在这一观察点基础之上所撰写的具体力作。
其中，“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本身就是韦伯论述“为什么近代形态的资本主义仅仅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一命题的两个方面。
在韦伯看来，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物质支撑和精神动力。
其次，韦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是宗教伦理与经济行为的互动。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
不难看出，在韦伯看来，中国形式的精神因素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的物质因素的基础上的，同时，精神因素也强化着物质因素的牢固地位，庇护着物质因素的合理存在，而物质因素的存在是有其深刻的精神因素。
因为韦伯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学基础之上诞生的儒教，尽管作为一种政府的主要意识形态，并没有贬低财富本身，但是它的“士人至上”、“学而优则仕”等理念却暗示着人们，“高等”的知识分子应该避免追求财富，应以牟取功名、光宗耀祖为自己和家族的最高荣耀。
在儒教徒看来，“有教养的人”（君子）不是“工具”，君子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实现某种客观目的的手段。
而且认为，财富似乎并不可靠，而且会扰乱心灵的高贵的平衡。
因此，工商业的发展不但受到政府限制，还常常遭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拒斥，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地位甚是轻微，排在四民之末。
与此同时，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以著书立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和责任）并以之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而不是像典型的清教徒那样，以实在论的思维与专门知识为手段，出于禁欲的强制储蓄的愿望，将所得变为资本，投资于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以财富和成就来获取通往天国的门票。
因此，儒教是教导人们要顺着这个世界进行调整和修正。
并且，依据儒教的学说，对于祖先的崇拜则是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
因此，作为根基于农耕经济之上的祖先崇拜和亲戚关系就显得至高无上。
纵观中国历史，由于中国人更多地依赖其直系或间接亲属关系，因而在感情上就无法离开他们到某个更大的社会圈子里去寻找人生意义之必要之原因，中国人很少发展超出其亲属边界的第二群体。
中国疆域最大的唐、元、清朝其实均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少的游牧民族拓展的，随着儒家思想的渗入和农耕经济的稳固，尽管人口再多，中国也很少向外扩张，寥寥可数的著名探险家几乎仅是皇帝的使臣（如郑和），中国移民很少自己在外建立起独立的政治实体。
此外，中国人与神的关系难以被宗教组织予以制度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神人关系之间，由于交换中介的缺乏，常常导致宗教与哲学的结合，儒教理性主义不能成为普遍性社会规范，只能是部分高层人士、知识分子的精神特权乃至宗教特权，其理解世界和人生的努力就会因此而趋向神秘主义，难以从中引申出一种入世的合理性行为方式。
而且，这种交往媒介常被设置在凡俗权力制度之中而高度角色化。
因此，儒教是被嵌入在凡俗权力秩序中，权力所赋予的角色关系决定了它拥有资源而无法神圣，无法担当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的理性功能。
所以在社会转型之际，“弃儒”而就贾、入教，就是一种超越固有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因此，只有出离固有的人际伦常关系，人们才能重新选择。
所以，中国的儒道教与社会学基础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而实际上，正是传统的社会学基础才是导致近代形态的资本主义未在中国出现的真正原因。
因此，作者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基础也就顺理成章了。
［参考文献］[1]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2]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3] 马晓英.现代化视野中的晚明时代——兼论资本主义在明末不能产生的原因 [J]. 新视野，2002,(2).[4] 黎丽.儒教与道教——社会学基础研究[OL]./blogger/trackback.asp?BlogID=229605&PostID=2874907.2005年10月.[5] 杨宜音.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作者简介］莫国香(1972— ），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阎莉(1966— ），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