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南宋理学兴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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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文库 第1期15宋明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久远的学说与思潮,其兴起、形成乃至确立、发展,自有多种因素的促进作用,而归根到底则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显然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1.北宋王朝一开始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纵容大地主、大官僚以随意购买的方式兼并土地,把日益繁重赋税和徭役压倒农民的身上,迫使自耕农沦为佃户或客户,即变成没有土地的农民。
于是,宋朝开国不久,便爆发了由王小波和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起义农民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农民的这种在经济上均分财产的迫切要求,在理学家看来,是可怕的“人欲”,为了不让这种“人欲”横流,他们便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论证“存天理,灭人欲”为目标的哲学理论。
2.与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相关。
王安石认为只有实行变法,打击大地主兼并势力,才能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王安石变法遭到了理学家的反对,程颢专门写了《论王霸》的札子,用“天理”和“人欲”来区分“王”和“霸”,说王道得“天理之正”,而霸者“用其私心”。
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则用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孟子的“仁义而已,何必曰利”等语句来责备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
3.理学的兴起与宋代政治特点密切相关。
隋唐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纲常松弛,道德式微,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
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家学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上学的主观努力。
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4. 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宋代一统政局后,农业、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大规模发展,在此基础上,科学文化的进步尤其引人注目。
哲学本来就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理学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思考,正是宋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理学兴起的背景和影响
理学是一种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学派,兴起于宋代。
理学的兴起背景主要是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学术思潮的转变。
宋代是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时期,士人们开始追求实际的学问,希望通过学习来改善社会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士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伦理、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而非纯粹的学问探讨。
理学强调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应当遵循天理,并通过道德行为来实践仁爱之道。
在影响方面,理学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加强了社会道德的约束力,推崇仁义道德,提倡忠诚、孝道和诚信。
这种价值观的强调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和谐稳定的文化氛围。
其次,理学强调了学习和实践的结合,重视实践的经验和观察。
这种思想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推动了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
此外,理学对教育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倡导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
这对后来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理学的兴起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在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宋代理学的兴起与思想变革野史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宋代,理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兴起,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宋代理学的兴起和思想变革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揭示宋代理学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地位。
一、宋代理学的兴起在宋代,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理学家,如程朱理学、邵阳学派等。
这些学者通过对古代经典文献的解读和研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学术体系。
宋代理学主张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强调以人为本、实践导向,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发展的推动。
宋代理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宋代理学的兴起与当时社会的背景密切相关。
宋代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这为宋代理学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此外,宋代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如王安石变法等,这些改革也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宋代理学的思想变革宋代理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后来的思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代理学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思想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对古代经典文献的重新解读和评价。
宋代理学家通过对古代经典文献的重新解读和评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解释,深化了对古代文献的理解。
他们强调“格物致知”,主张用实际经验来验证学说,推动了中国古代思想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
2. 对人性和道德的思考。
宋代理学家对人性和道德的思考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他们认为人性本善,并提出了“理性”、“道德”等概念。
这些观点对后来的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程朱理学对康德哲学的影响就不可忽视。
3. 社会政治观念的转变。
宋代理学家们对社会政治观念的思考和讨论,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观念的转变。
他们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念,主张君主应以德治国,注重道德修养和教育。
这对后来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浅论南宋理学兴盛的原因摘要:理学是宋明时代儒家哲学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指导思想。
两宋是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兴起于北宋,鼎盛于南宋。
宋室南渡之后,虽偏安一隅,而思想发展却呈现繁荣景象,其中原因值得探究。
理学在南宋发展之所以呈兴盛势头,除适应了时代思想发展的需要外,还与统治者的扶植及理学家的推动有极大的关系。
在各种因素的交织推动下,理学最终被统治者所承认,确立了官学地位。
关键词:南宋;理学;兴盛;原因理学指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致力于探讨性、理、道、器等问题的哲学思想。
北宋时,在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王安石新学等流派,至南宋渐趋衰落。
而程朱理学则得到极大发展,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学派,特别是孝宗至宁宗期间,可谓理学的极盛时代。
理学家陈亮在《送王仲德序》中曾说,“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以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
1由此可见理学影响之大,阵容之盛。
从南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大力推行理学,《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说:“宋元明清七百多年,儒家出现了真正‘独尊’的局面,程朱理学成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范文澜先生也说过:“理学供给统治阶级更精妙的压迫工具,比汉学讲礼讲阴阳五行精妙得多”。
3可见理学在封建社会思想领域的统治根深蒂固。
理学由北宋的民间学派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其兴盛发展的原因复杂多样,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一、适应了时代思想发展的需要(一)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破坏西汉武帝时期儒学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崇,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指导地位,传统的“天命观”宣扬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是人世间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君主是奉上天之命,代天理政,君权天授。
这一观点一直让广大人民深信不疑,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统治者观念比较开放,对各家学说发展的政策相对宽容,从而出现了儒、道、佛三教鼎立的局面,加之佛、道二教的思辨思维方式超过了传统的儒家学说,从而使传统思想开始出现转折,儒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这样一来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封建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纲常丧失,《宋史·忠义传》记载:“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
南宋时期词人和理学的兴盛时期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不仅是文人风雅的黄金时代,也是理学兴盛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南宋诗词达到了高峰,并且理学也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地位。
本文将探讨南宋时期词人和理学的兴盛时期。
一、南宋时期词人的兴盛南宋时期,词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词是一种婉约的文学形式,以抒发个人情感、描绘自然景色、表达对人生、世态的思考等为特点。
在南宋时期,词的兴盛主要可以归功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宋朝廷对文化和文艺的重视是词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宋政权高度重视诗词的创作和发展,提倡文人的艺术才华。
一方面,朝廷设立了许多文学机构,如翰林院、崇文院等,为文人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平台;另一方面,朝廷举办文艺盛会,如元宵诗会、登科诗会等,为文人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
其次,南宋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词的兴盛。
南宋时期,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社会上物质生活逐渐富裕,文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创作。
同时,商业活动的兴盛也带来了交流交往的机会,文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词的繁荣。
再次,南宋时期文人的自觉性和创新性也是词兴盛的重要因素。
南宋文人倡导婉约文风,追求情感的细腻和意境的深远。
他们注重自己的文学修养,不断追求技艺的精湛和表达的独特性。
他们追求美感上的独立性和个性化,注重在作品中表达作者的独特情感和思想。
二、南宋时期理学的兴盛南宋时期是中国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理学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
理学是一种关于人、天、道、义的学说体系,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原则。
在南宋时期,理学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宋时期各界知识分子对理学的崇尚和推崇使得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尤其是朱熹等理学大师,他们对理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并且系统地整理了经典著作,为后来的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南宋政权对理学的重视也是其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宋朝廷将理学视为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朝廷官员普遍接受理学教育,对理学进行研究和实践。
宋代理学的特点及影响
宋代理学的特点及其影响:
一、宋代理学的特点
1. 中国传统法律学理论强烈活跃。
宋代理学以韩非子之义为主要理论
指导,明确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探索以理论发展实践的方式,强调法
律的实用性,发扬传统法律学理论活跃性,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
2. 结合实际、解决私法关系问题。
宋代理学强调以实际情况为主要研
究内容,深入解决实际社会中私法关系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设计出新
颖而又实用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私法制度的演化提供了突破性的贡献。
3. 关注财政学和金融学。
宋代法学家认识到财政管理和金融的重要性,专门提出财政“节衣以藏”和“匡国以道”的思想,引导政府实行节约政策,为国家发展经济转型提供科学数据依据,使宋代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
度得到更加得以完善,取得较大的进步。
二、宋代理学的影响
1. 是中国传统法学家理论思想兴起的开端,为后世传统法学家理论思
想的延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 推动了私法制度发展,为中国古代私法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 开创了财政学和金融学新历史,为宋朝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提
供了重要支持。
4. 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思想的学者,普及法律文化,对后世的发展起到
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后一座高峰——宋代理学纵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样几大阶段。
这些学术思想的出现,无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宋代理学的形成也不外乎如此,也只不过是适应新的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统治所需要的产物。
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儒家经典教条并不能完全满足当时的需要,这就要求对儒家经典加以重新阐释以至于作哲学论证。
为了使儒学在哲理上与佛、道相抗衡,理学家们大量吸取佛、道思想的思辨成分,构造出严密的哲学逻辑结构,而同时又注重将佛、道的修行体系引向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其虚昧的出世观念重新回到现实的人世,使哲学的终极关怀从彼岸回到此岸。
理学因此具有了广泛的实用性与操作性,不仅被统治者所认同,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
而且它也易于深入人心,使人人得以遵照执行,从而也对社会心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浸漫和影响。
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宋代理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久远的学说与思潮,其兴起、形成乃至确立、发展,自有多种因素的促进作用,而归根到底则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型态密切相关,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首先,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宋代社会的安定,使战乱中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大规模发展。
北宋初年的半个世纪中,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农业生产技术与效率不断更新提高。
与农业发展相适应,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宋代的冶炼、煮盐、制茶、纺织、烧瓷及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先进的。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科学文化的进步尤其引人注目,不仅像活版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重要的发明出现于宋代,而且宋代的天文、历法及数学也已相当发达。
北宋沈括写的《梦溪笔谈》,就是对当时许多自然科学成就加以总结,甚至被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哲学的建构本来就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
作为宋代哲学核心的理学,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思考乃至理学中《易经》象数学派的形成,正是宋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巅峰。
在宋代,理学成为了主导的学术思想,被广泛应用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个领域。
此外,在宋代,管理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本文将重点讨论宋代理学的发展和管理技术的应用。
一、宋代理学的发展宋代理学是以张载、程颐、程颢、朱熹等人为代表的一种学术思想。
理学的主要思想是“格物致知”,即通过研究事物的本质来获得知识。
宋代理学强调人的本性本善,提倡东方文化,崇尚中庸之道。
宋代理学家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寻求各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上,以及摆脱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提高儒家经典的地位。
宋代理学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
在宋代早期,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经济的规模逐渐扩大,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这为宋代理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此外,宋代还遭遇了外族来袭,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宋代政府加大了对学术研究和教育的投入,进一步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发展。
二、宋代管理技术的应用宋代是一个高度文明、法制化的社会,管理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是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的管理技术主要包括人才选拔、官员考评、税收管理、商业管理、民间组织管理等方面。
宋代的社会管理主要依靠人才选拔来保证官员的素质和能力。
宋代政府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不论出身、阶层和地位,只要通过考试都有机会成为官员。
这种选拔制度的实行,使得宋代政府能够吸收各种人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
宋代的官员考评制度也非常重要。
官员的评选不仅是考虑其政绩,还要考虑其品德和才能。
宋代政府把官员分为三等,一等是正任、二等是阶外、三等是乡试。
其中,正任官员要经过朝廷的考核和考评,以保证其政治素质和能力。
税收管理也是宋代管理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
宋代政府实行“保人不保税”的政策,即重视保护农民,限制地主的私人征收,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
此外,宋代政府还实行了明码标价、平抑物价等措施,以防止贪官污吏的滥收行为,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浅论南宋理学兴盛的原因摘要:理学是宋明时代儒家哲学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指导思想。
两宋是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兴起于北宋,鼎盛于南宋。
宋室南渡之后,虽偏安一隅,而思想发展却呈现繁荣景象,其中原因值得探究。
理学在南宋发展之所以呈兴盛势头,除适应了时代思想发展的需要外,还与统治者的扶植及理学家的推动有极大的关系。
在各种因素的交织推动下,理学最终被统治者所承认,确立了官学地位。
关键词:南宋;理学;兴盛;原因理学指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致力于探讨性、理、道、器等问题的哲学思想。
北宋时,在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王安石新学等流派,至南宋渐趋衰落。
而程朱理学则得到极大发展,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学派,特别是孝宗至宁宗期间,可谓理学的极盛时代。
理学家陈亮在《送王仲德序》中曾说,“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以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
1由此可见理学影响之大,阵容之盛。
从南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大力推行理学,《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说:“宋元明清七百多年,儒家出现了真正‘独尊’的局面,程朱理学成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范文澜先生也说过:“理学供给统治阶级更精妙的压迫工具,比汉学讲礼讲阴阳五行精妙得多”。
3可见理学在封建社会思想领域的统治根深蒂固。
理学由北宋的民间学派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其兴盛发展的原因复杂多样,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一、适应了时代思想发展的需要(一)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破坏西汉武帝时期儒学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崇,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指导地位,传统的“天命观”宣扬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是人世间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君主是奉上天之命,代天理政,君权天授。
这一观点一直让广大人民深信不疑,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统治者观念比较开放,对各家学说发展的政策相对宽容,从而出现了儒、道、佛三教鼎立的局面,加之佛、道二教的思辨思维方式超过了传统的儒家学说,从而使传统思想开始出现转折,儒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这样一来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封建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纲常丧失,《宋史·忠义传》记载:“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
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
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
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
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
”4传统的“天命论”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皇帝与天同齐的地位也开始动摇,君主在人们心中的威严日趋下降,发展到唐末就直接导致混乱局面的出现,直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才重新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是面对混乱的伦理道德思想,统治集团1[宋]陈亮.陈亮集.卷十六[Z].北京:中华书局,1974.2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445.3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89.清楚地认识到,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加强思想领域的统治,要重儒学,修礼乐。
(二)理学的时代进步性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宋王朝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极力提倡重整伦理纲常,理学正是在这种历史需要下出现的。
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内部团结,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儒学思想家们抛弃了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哲学方式,挖掘出儒学体系中可继续利用和发挥的内容,同时吸收了佛、道二教中宇宙生成理论、佛教平等思想,使儒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大大增强了儒学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理学的“天理观”便应运而生。
“天理观”是宋朝理学家提出的,二程、朱熹、陆九渊等所讲的天理,不同于以往的“天命观”,他们认为天理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准则,天理与人理联系,天理是封建社会永恒不变的最高准则,二程曾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5“圣人循天理而欲万物同之”。
6认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天理的体现,天与人是合一的,圣人遵循天理治理天下,也是圣人奉天理物之道。
朱熹的天理观是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其主张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天理是宇宙间最高主宰,也是万物的最高原则,治理天下也须遵循天理的准则。
“天理论”比“天命论”要进步,这是因为理学家的天理,它是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象征,只有天理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应服从天理,服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一理论,无形中就对统治阶级给予了限制。
理学家在“复天理”的时候,又提出了“灭人欲”。
朱熹曾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7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主张“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8只有自觉地、完全彻底地服从封建制度和道德规范的约束,才算符合人的本性,若有丝毫的背离,便是人欲、异端。
理学家的这一主张,并非主张禁绝一切人欲,他们的“灭人欲”,主要是灭“私”欲,即一切有碍于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过度纵欲行为,这一观点,客观上保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人民有利。
因为限制了地主阶级的纵欲行为,就会使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适当减轻,当然,理学家们只是希望劳动人民放弃改变自己被剥削地位的愿望,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
这确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束缚,但比起残酷的毫无人身自由的农奴束缚,却要进步得多。
(三) 理学实现了思想上的革新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理学家们又提出了“正心诚意”的主张。
“正心诚意”的主张是儒家思想家们对治理封建国家所做出的一个重要总结,朱熹曾明确指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9“天下之事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
10“正心诚意”思想的提出,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宋时,在朝政危机和民族危亡的形势下,统治阶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纲纪和道德风尚,在社会中具有绝对支配地位,影响力极大,确实是大根本,理学家们希望统治阶级加强伦理道德的约束,以此来挽救政府的危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必需的。
同时理学家们还提出“为政以德”的思想,要求君主要遵守前王之道,推行仁政。
用仁德之心来处理天下国家的事情,并且强调君主行仁政,必须修君德,以仁德之心去感化人民,以身作则,使人感化,这样人民就会拥戴君主,这些思想观点的提出,实际上与当时的社会时代环境是紧密联系的,可以说是符合时代思想潮流及上层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
(四) 理学的恤民主张为广大民众所认同5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五[Z].北京:中华书局,2004.6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五[Z].北京:中华书局,2004.7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Z].北京:中华书局,1986.8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Z].北京:中华书局,1986.9 [元]脱脱.宋史.朱熹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7.除此之外,理学家们在政治上把古代的王道、仁义与“民贵君轻”的思想加以抬高,强调“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11朱熹等理学家还多次上书为民请命,在自己的官任上做一些利民的事情。
尽管说他们恤民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生产得以延续,以保证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的剥削收入,谋求封建统治能长治久安。
而在客观上,却是对生产力的一种保护。
理学家们的这些理论及主张,与那些不顾百姓死活,只图自己享乐的贪官污吏相比,要好得多。
从整体上看,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与当时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是相适应的,它是符合时代思想潮流及上层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
当然,它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着消极的一面,但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中,消极面只是次要的,不占主流。
二、统治者的扶植及需求(一)宋高宗时期的现实需要南宋建立初期,宋高宗赵构以及御用文人们,为开脱其父徽宗痛失半壁江山的千古骂名,出于政治需要,便千方百计把全部罪责归咎于徽宗朝宰相蔡京,而蔡京是北宋新学思想家王安石的学生,因此,王安石便被视为千古罪人。
“立雪程门”的杨时,最早嫁祸于王安石,他认为“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并认为由于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12才有今日之败,此说既维护程系理学的正统性,又与当时统治者高宗的口吻相一致。
绍兴年间,高宗对王安石给予定性,全盘否定,“安石之学杂于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13不仅认为亡国之祸“生于安石”,而且从学术上彻底否定“新学”。
因此,当范冲修改神宗、哲宗“两朝大典”时攻击王安石“尽废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安石”,高宗极表赞赏,称为“极是”。
14在否定王安石新学的同时,高宗明确提出倡导程氏之理学,一些政客甚至利用新学、程学的学派之争,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奸臣秦桧就是最先利用扶植理学派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这样,理学在政治上得到扶植,地位随着上升,一些大臣们的推波助澜使理学得到推广。
秦桧本好王学(王安石新学),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也及时见风转舵,不惜竭力拉拢与扶植理学人士。
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下旬,秦桧由参知政事升任右相的次日,即给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程颐赠官为直龙图阁,制词称他“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理学派为“高明自得之学”,暗指王安石新学派为“曲学”。
15同年九月吕颐浩任左相后,秦桧加速起用理学家与有关人士,即所谓“绍兴初,秦桧为亚相,引(胡)安国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一时间形成以大理学家胡安国为首的“桧党”达二十多人,他们“布列要路,党羽既植,同门者互相借誉,异己者力肆排摈”。
16绍兴四年九月,赵鼎任宰相,又培植理学派,当初被称为秦桧党羽的理学人胡安国、刘一止等多人再次被起用。
次年科举时,在当时新学是显学的情况下,赵鼎打着“许用古今诸儒之说”17的旗号,凡不用理学学说的举子一概不录取,史称:“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
1811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零八[Z].北京:中华书局,1986.12 [元]脱脱.宋史.杨时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7.13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Z].北京:中华书局,1999.14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Z].北京:中华书局,1999.15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六[Z].北京:中华书局,1999.1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八[Z].北京:中华书局,1999.17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Z].北京:中华书局,1999.绍兴七年(1137)正月,吏部侍郎吕祉在给高宗的奏书中,指出王学遭排斥,理学受尊崇的现实:“臣窃详程颐之学,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为入德之要,……近世小人见靖康以来其学稍传,其徒杨时辈骤跻要近,名动一时,意欲歆慕之,遂变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则曰:此伊川之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