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翻译)钱钟书简析

读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的几点启示作者：张茜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03期摘要：林纾作为一名伟大的翻译家，对于我国翻译事业和引进西学所做的贡献不言而喻。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曾对他各个时期的翻译作品做出过评价，其中著名的有钱钟书所著的《林纾的翻译》。

笔者在阅读《林纾的翻译》之后，从四个方面总结归纳了从中获得的启示，包括翻译的目的和动机、译作的风格、翻译的评价和译者的责任，通过本文展示给同仁们，以加深大家对林纾及其翻译思想的理解和领悟。

关键词：林纾；翻译目的和动机；翻译风格和评价；译者责任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林纾的地位不可忽视。

他是唯一一位不懂外文而又译作颇丰的翻译家。

林纾到72岁逝世为止，共翻译了12个国家（其中包括英、法、美、德、日、瑞士、希腊、挪威、比利时、西班牙、丹麦）的101名作家的180多种作品，共计1200万字。

他所译作品中大部分是小说，成为我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学的人，他的贡献无法估量。

尽管有学者对林纾能不能被称作“翻译家”持质疑的态度，例如王秀云在《是翻译还是整理——质疑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他的翻译不能叫做转译……把一个完全不懂外文、只会用文言写作的人称作‘翻译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这种看法很不公正，换个角度来看，在林纾的翻译过程中也存在三种语言：英语、转述者的语言、林纾的文言译语；而最后两种语言可以看做是语内翻译，都是汉语，但是林纾所做的工作不是记录，而是将转述者的语言译作具有自己风格的译文。

所以说，林纾作为一个翻译家的身份是不容质疑的，他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读完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之后，笔者对于林纾本人、对于翻译也有了更深的体会，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自己在本书中得到的几点启示：翻译的目的和动机；译作的风格；翻译的评价；译者的责任。

一、翻译的目的和动机林纾本人很少专门来写关于翻译理论的文章，但是他的翻译理论可以在他译作里的序、跋以及像《译叹》、《译林叙》的文章里体现出来。

由《林纾的翻译》析钱钟书的“化境”论作者：张利宋玮来源：《商情》2009年第21期【摘要】通过对著名翻译家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一文的研究,从中看到钱先生对翻译研究的杰出贡献。

钱先生通过对林纾翻译作品的评论,把翻译的指导原则和翻译技法通过“诱”、“媒”、“讹”、“化”等极有概括力的字一一体现出来,充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所应具备的能力与技巧,同时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翻译化境一、引言当代一位资深翻译家在谈论翻译时指出:“翻译中的理论争论始终没完没了。

因为任何语言中的任何一词,都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同义的一个词;而且,每一种语言都以一种特殊的语法表达一种视界。

翻译就是选择,而选择时,各人又有各人的标准。

”《林纾的翻译》是钱钟书先生在20 世纪60 年代写就的著名论作,是体现钱钟书先生翻译理论的代表性作品,对学术界和翻译界产生过极大的启发作用。

二、“化境”论在《林纾的翻译》中的体现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通篇就是围绕“诱”、“媒”、“讹”、“化”展开对林纾译作的分析和评价的。

在文中,钱先生对翻译的作用,使用了“诱”、“媒”两字,非常生动形象:一是具体地说明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对原作品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从而勾起想读原著的冲动;另外这个“诱”和“媒”字就是从广义上翻译对于文化交流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译文中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就是讹”。

由于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故“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毛病。

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先生列举了在林译作品中存在的“讹”,并作出标定,如某些“讹”是译者的不细心造成,如“排印之误不会没有,但有时一定由于原稿的字迹潦草”。

某些“讹”则是译者主观为之,其原因有对原作的理解不彻底而产生误解,也有的是为了能理顺译文,使之更顺应译语文化和阅读习惯强而改之的。

A review to Lin Shu＇s Translation by Ch＇ien Chungshu—— Taken Lin Shu＇s translation as an
example
作者： 李少鹏
作者机构： 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北京100871
出版物刊名：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 19-21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1期
主题词： 翻译;林纾;钱钟书;文化研究
摘要：世人多斥林译之讹,指其译文不依原著、肆其雌黄、随意增改,纰缪甚多,以＂信、达、雅＂权之者众。

钱钟书不讳林译之谬,亦不遮其光芒,谓其讹可一分为二：讹之妙处虽损原意却能开民智、通中西,变一时风气,促文化交流;讹之陋处使文章失韵味、损灵气,读之如口嚼白蜡,佶屈聱牙,化珠玉为厌物。

讹错,译家避之而恐不及,钱钟书何以扬其讹错,赞其功德？章句儒但见毫末之疵,钱先生察其觉世之功。

安徽文学ANHUIWENXUE 安徽文学2018年3期总第416期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翻译观王婉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摘要：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展示了自己的翻译观，提出了“化”境说；并将翻译称为“媒”“诱”，强调了其在异语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还提出“讹”在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

后人对其翻译观的研究层出不穷，笔者认为钱钟书的观点有其局限性，其“化”境说过分强调归化翻译，使翻译失去原语背后的文化色彩，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异语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关键词院林纾的翻译钱钟书“化”境“媒”“诱”“讹”作者简介：王婉贞（1993-），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一、引言钱钟书所写的《林纾的翻译》一经发表就引起诸多讨论，几十年来，对其翻译观的研究从未中断。

本文就从《林纾的翻译》浅谈自己对于钱钟书翻译观的拙见。

从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看出他主张翻译要完全归化，使译文看起不像是翻译过来的文字。

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赞同。

由于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过度追求翻译的“化”，难免出现不必要的“讹”，影响其发挥媒介功能。

译者应该提高个人的翻译水平，在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尽量减少“讹”，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翻译媒介功能。

二、“化”境说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开头就提出了影响中国翻译界至今的“化”境说。

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钱钟书，1985）钱钟书翻译观的核心在于“化”字。

他认为好的译作应该像是母语使用者的创作，没有丝毫的翻译痕迹，要符合译语的特点，符合译语读者的文学审美。

由此看出，钱钟书是主张归化的，而他本人也是“化境说”的践行者。

比如：他将“Everything is the same,but you are not here,and I still am.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译为：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

钱锺书翻译理论与实践钱锺书学贯古今，被称为“文化昆仑”。

接下来，小编给大家准备了钱锺书翻译理论与实践,欢迎大家参考与借鉴。

钱锺书翻译理论与实践其作品《林纾的翻译》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钟书的翻译观，另有大量见地独到的论述翻译的片段，散落在《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中。

他所标举的“化境”说，更是在中国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钱锺书提出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境”。

他认为：“文字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以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格，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这表明翻译既要用译入语再现原语信息，又能完全保持原作的风味;既要在内容、形式等诸多方面忠实于原作，有要求译文自然流畅，不可生硬牵强。

例1、 One man was la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se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dar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译文：一人腿脚不好，另一人眼睛不好。

盲人背着瘸子，听着他指路。

但教他们如何通过分开他们之间的缺陷，组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却需要莫大勇气，因为这有点残忍。

钱译：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

解析：此段摘自《管锥编》，以极简的语言说明了一位盲人和一位跛者相互扶助，取长补短，彼此协作的情况。

译文相较于原文来说，更加精炼，但对原文意思的表达却没有任何删减。

东西方文化关系课程论文：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学号：A0839001 ：杰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从古到今，无论是西方还是，翻译思想及理论层出不穷，关于翻译的标准也不一而言。

就翻译本身而言，一般的翻译人员无需有复杂的翻译思想，只要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境外作品，用通达、符合本民族文化的要求的语言描述即可。

无论是西方还是，翻译活动千百年间从未停止，但是翻译这门职业并未获得世人应有的尊敬，也并未承认他在文化交流中应有的价值。

若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讲，原作与译作的等值、可译与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发展，近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各持己见。

彼得.纽马克在《翻译教程》中这样描述翻译：什么是翻译，在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将原作在文本里的表达的含义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但林纾的翻译若只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看，是不能够用翻译标准来衡量其成功或失败的。

林纾的翻译与他所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所以只能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林纾个人和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活动前后可大抵分为两个时期，辛亥革命之前，与辛亥革命之后。

林纾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社会本身处在变革的年代，且自身政治腐败，经济科技十分落后，面临着外国列强的经济文化的双重侵略。

林纾作为一个受过封建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思想中有进步的东西，也有落后的东西。

《闽中新乐府》是林纾公开发行的第一本诗集，诗文通俗易懂，号召民众反帝救国，对封建科举制度和教育方式十分不满，因林纾生活贫苦，在他的作品里很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林纾鲜明的民族思想。

与维新派不同的是，他不但主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看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和昏庸。

这也是后来林纾从事翻译的思想基础。

林纾本应该是一个极其成功的翻译家，翻译阶段前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后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林纾笔锋渐老，且坚持自己的古文章法，为当时文化潮流所不容。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描述极为贴切：“一个老手或能手不肯或不能再费心卖力，只倚仗积累的一点熟练来搪塞敷衍。

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及其译例赏析作者：江梦晔来源：《读书文摘（下半月）》2017年第10期摘要：钱钟书先生是我国近现代的国学大师，文化昆仑。

从翻译方面来看，钱钟书先生具有创新性的翻译理论观点和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

他的翻译理论观点言简意赅，意蕴丰富，在文学翻译界独树一帜，对以后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本文将根据有关资料，对钱钟书的翻译思想与实践做出总结、论证以及不同层面的梳理，对其译例进行赏析，希望有利于人们对“钱氏”翻译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并且为全球化交际过程中的文化转型提供借鉴思路。

关键词：钱钟书；翻译思想；译例一、引言钱钟书，江苏无锡人，字默存。

他精通数国外语，在许多文化领域都取得了极高建树。

他是当代中国的国学大师之一，更是见解独到的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钱钟书翻译的专著不多，而且他对翻译问题的研究比较零散，但十分独到、全面。

《林纾的翻译》《汉译第一首英文诗及有关二三书》等专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翻译思想，此外，大多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中。

二、翻译思想（一）“诱”、“媒”、“讹”在《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开始，钱钟书就首先分析了“译”字中相互关联的意义。

在后面的文章中，他对“诱”“讹”“化”做出了详细的阐述，把翻译的性质、作用、易犯的错误和翻译的理想做出了独特的概括。

这一段话意蕴丰富，引人深思。

所谓“诱”就是我们常说的“媒”，钱钟书用二字形象地说明了翻译的作用。

从广义上来说，即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也就是说，翻译是个“居间者”和“联络人”，诱使人们去了解外国作品，好像“做媒婆”似的，促使各国文化缔结“文学姻缘”。

从狭义来说，一方面，读者可能会因为阅读了翻译作品而对原作产生浓厚的兴趣。

另一方面，随着读者阅读量的增加，可能渐渐对翻译作品产生质疑，故想阅读原作。

这就是钱钟书所说的“讹”。

所谓“讹”，就是译文和原作之间总有“失真”的地方，在意义理解或语气上与原文的风格不同。

浅谈《林纾的翻译》作者：王晓锐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17年第09期【摘要】钱钟书是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大家，其一生建树颇多，在译学方面也拥有杰出造诣。

本文通过浅析《林纾的翻译》一文，对钱钟书“化”、“讹”、“诱”三个主要翻译观点进行解读，且对其间接提出的译者所应具备的部分素质进行挖掘、借鉴。

【关键词】《林纾的翻译》化讹诱译者素质钱钟书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史上名震国际的大学者。

他既晓畅中国古经典籍，又精通多种语言与学术，著有《围城》、《管锥编》等重要作品，被盛誉为“文化昆仑”。

其实，关于译学的研究仅是钱钟书巍峨学识中的冰山一角，却在我国译学界熠熠生辉，影响巨大。

钱钟书所作《林纾的翻译》一文，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他的翻译思想。

在该文章之初，钱钟书便巧妙引用了《说文解字》中的一段关于翻译的训诂来展开下文。

“囮，译也。

从‘口’，‘化’声。

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

钱钟书利用这段丰富的意蕴，将翻译的最高境界“化”，难于避免的毛病“讹”以及所起的作用“诱”，都一一展示出来了。

第一点是“化”。

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但同时，他又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换言之，钱钟书只把“化”作为译者理应追求的翻译的最高境界，而非必须实现，且由于主客观因素，根本也不可能实现。

第二点是“讹”。

由于“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因此，译文在意义和口吻上总有失真之处，这就是“讹”。

在该文章中，钱钟书还进一步指明了“讹”的类别。

钱钟书评林纾译作之我见——兼谈《林纾的翻译》
李少鹏
【期刊名称】《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37)001
【摘要】世人多斥林译之讹,指其译文不依原著、肆其雌黄、随意增改,纰缪甚多,以“信、达、雅”权之者众.钱钟书不讳林译之谬,亦不遮其光芒,谓其讹可一分为二:讹之妙处虽损原意却能开民智、通中西,变一时风气,促文化交流;讹之陋处使文章失韵味、损灵气,读之如口嚼白蜡,佶屈聱牙,化珠玉为厌物.讹错,译家避之而恐不及,钱钟书何以扬其讹错,赞其功德？章句儒但见毫末之疵,钱先生察其觉世之功.
【总页数】3页(P19-21)
【作者】李少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北京1008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65
【相关文献】
1.余光中《翻译与创作》节选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节选英译 [J], 张栋;
2.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主张 [J], 陈逸
3.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J], 薛蓉蓉
4.翻译技巧视角下解读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 [J], 韦雪华
5.从翻译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看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兼谈严复与林纾的翻译[J], 苑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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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翻译观浅析作者：董梓杨来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9期摘要：钱钟书作为中国20世纪国学大师对东西方古典文化和主流学术思想都有这深刻的见解。

本文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着手介绍了其“化境”翻译观极其影响。

关键词：钱钟书化境诱讹化钱钟书作为中国20世纪以睿智和博学著称的国学大师，不仅深谙中国古典文化，而且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也有着深刻的见解。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钱钟书的影响从学术界、知识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并在国内外形成了“钱学”这一文化现象。

本文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着手介绍了其“化境”翻译观极其影响。

一、钱钟书小传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

十岁在无锡东林小学就读，十三岁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

他读书过目不忘，幼年时读了许多古代小说，并能流畅无碍的背出其中章节。

1929年，十九岁的钱钟书被破格录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仅得15分，但国文和英文成绩突出。

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至1938年在欧洲留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围城》；翌年出版《谈艺录》。

1949年后，在清华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

1998年，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二、“化境”翻译观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林纾的翻译》——钱钟书1、“化境”“化境”是钱钟书1964 年在一篇谈论翻译的文章《林纾的翻译》中提出的翻译主张，颠覆了以“信”为基本的传统翻译主张，开创了以追求“美”为标准的现代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先生的翻译思想，也为当代翻译理论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2、“化境”在《林纾的翻译》中的体现文章开始，钱钟书叙述了许慎在《说文解字•诂林》的一节中关于翻译的话：囮，译也。

【中华杂谈】钱钟书的翻译语妙天下02钱钟书先生对翻译工作非常认真，也很下功夫，他特别瞧不上那些混饭吃的翻译家。

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先生关于那些差劲的翻译有这么一段精妙绝伦的嘲讽：“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却一变而为诱导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

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

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中国旧名“牵马”，因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使读者心仰神驰，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

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个饱、看个着实，就得设法去读原作。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

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须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

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

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

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十七世纪法国的德·马罗勒神父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

他所译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Epigrams of Martial）被时人称为《讽刺马夏尔的小诗集》（Epigrams against Martial）”。

钱钟书曾发感慨道：“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

从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角度看林纾、严复和鲁迅的翻译摘要林纾、严复和鲁迅都是著名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为他们的时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他们的翻译方法也带来了极大的争议。

本文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分析这三位翻译家翻译的背景、原因、联系与区别，可以指导当下的翻译研究。

关键词归化翻译异化翻译一、归化（domesticating）和异化（foreignizing）翻译理论的探讨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来源于直译和意译，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

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也提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

…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

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

”（王东风，2002：24-25）。

这就是说，直译和意译比较偏重“形式”上的自由与不自由，而归化和异化关注更多的则是有关文化的问题，及是否要保持原作洋味儿的问题。

归化/异化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 （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

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异化），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归化）。

归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使用本民族的方式，用流畅地道的目标语去表现外来的作品，以源语或原文作者文化为归宿，译者在这类翻译中称之为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化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异化则相反，认为既然是翻译，就得译出外国的味儿，应保留原文中的语言方式，输入新的表达法，并以目的语或译文作者文化为归宿。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批评]《林纾的翻译》一文对译界来说众所周知。

罗新璋认为“文章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博瞻综赅,融中西学理之长;深识创见,成钱氏一家之言。

”作为一篇得到普遍认同的客观的翻译批评,钱钟书先生何以使自己的批评具有如此的学术含量和学术生命力呢?一该文开篇处,钱钟书从汉代文字学者关于翻译的训诂中引出“译、诱、媒、讹、化”,认为这几个字“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 在随后的篇章中对“讹”、“化”、“媒”、“诱”几字生动透彻的阐释正是钱钟书用来对林纾的翻译进行批评的理论依据,虽未冠以“理论”二字,但确是批评者赖以观察译作的工具和批评本身的结构线索。

实际上,钱先生的这段文字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已经被普遍认为是翻译理论了。

钱钟书对于自己批评的理论依据作了透彻而精辟的论述,这是无需讨论的。

然而,批评者的批评标准是否明晰、具体就存在争议了。

钱钟书的“化境”如同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一样较为抽象,与翻译批评实践之间有一些不适应的情况。

那么,这篇孕育了“化境”说的翻译批评是否将“化境”作为批评的标准呢?“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 这段文字极易障人耳目,使人将“化境”作为该文的翻译批评标准,其实不然。

在考虑了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译者的体会与译者的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后,作者指出,“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那就是‘讹’。

”由“化”字发端,进而到“讹”字,两字之间的距离便是译本的现实生存空间。

在不可实现的理想――彻底和全部的“化”与不能避免的毛病――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之间,作者找到了“媒”或“诱”的新意义,即“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

译论｜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本文转自：珞源国学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

从‘口’，‘化’声。

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

“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

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

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

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象从反面来看花毯(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