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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论述作者：段呈菲来源：《牡丹》2019年第20期余华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以精致见长。
笔锋刚劲有力，独树一帜的语言系统构造出一系列荒诞、怪异、隐秘的文本。
余华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屡屡可见，他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全面地塑造出各种“父亲”形象，如荒诞无耻的“父亲”、丑恶异化的“父亲”、苦难艰辛的“父亲”、正直无私的“父亲”、善良温存的“父亲”，尽管每一部作品中“父亲”的道路迥异，但最终都走向了一个结局。
余华作为先锋派小说的领军人物，他的小说以冷酷、血腥、暴力为主要字眼冲击着读者的眼球。
余华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所以他对医院的环境非常熟悉。
小时候，他的父亲很忙，每次放学余华就在医院的各个角落里游荡，父亲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血迹斑斑，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外套。
也许是从小对父爱的渴望，余华的作品中经常塑造出“父亲”的形象，但又是因为和父亲的疏远，他的作品中关于“父亲”的结局也大都很凄惨。
《在细雨中呼喊》男主角孙光林的父亲孙广才，淹死在粪坑里;《兄弟》男主角李光头的生父，淹死在粪坑里;《活着》男主角富贵的父亲，摔死在粪坑里。
这种写作手法的心理层面投射出余华对“父亲”带有强烈的偏见和恨意。
《现实一种》塑造了两个“父亲”的形象，山峰和山岗，虽然在儿子死后都表现出愤怒，并且都为自己的儿子报了仇，但在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两个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与对亲情的麻木，父爱在这个家庭中是畸形的。
山峰和山崗这两位父亲的结局也同样是悲惨的，一个被小狗舔脚心痒死了;一个被解剖捐了器官，最终连个全尸都没有留下。
死法都极其残忍、变态，令人唏嘘。
《一九八六》的父亲是一个历史老师，被红卫兵带去写交代材料后就消失了，留下了年轻妻子和幼女迷茫的等待。
多年之后，这个小镇来了个疯子，正是当年消失的历史老师。
当年他看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刑罚后害怕地逃走了，当他以疯子的形象再次回到这个小镇，不断地臆想并对自己实施刑法、自虐，最终惨死街头。
73品 评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论述段呈菲余华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以精致见长。
笔锋刚劲有力，独树一帜的语言系统构造出一系列荒诞、怪异、隐秘的文本。
余华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屡屡可见，他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全面地塑造出各种“父亲”形象，如荒诞无耻的“父亲”、丑恶异化的“父亲”、苦难艰辛的“父亲”、正直无私的“父亲”、善良温存的“父亲”，尽管每一部作品中“父亲”的道路迥异，但最终都走向了一个结局。
余华作为先锋派小说的领军人物，他的小说以冷酷、血腥、暴力为主要字眼冲击着读者的眼球。
余华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所以他对医院的环境非常熟悉。
小时候，他的父亲很忙，每次放学余华就在医院的各个角落里游荡，父亲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血迹斑斑，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外套。
也许是从小对父爱的渴望，余华的作品中经常塑造出“父亲”的形象，但又是因为和父亲的疏远，他的作品中关于“父亲”的结局也大都很凄惨。
《在细雨中呼喊》男主角孙光林的父亲孙广才，淹死在粪坑里；《兄弟》男主角李光头的生父，淹死在粪坑里；《活着》男主角富贵的父亲，摔死在粪坑里。
这种写作手法的心理层面投射出余华对“父亲”带有强烈的偏见和恨意。
《现实一种》塑造了两个“父亲”的形象，山峰和山岗，虽然在儿子死后都表现出愤怒，并且都为自己的儿子报了仇，但在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两个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与对亲情的麻木，父爱在这个家庭中是畸形的。
山峰和山岗这两位父亲的结局也同样是悲惨的，一个被小狗舔脚心痒死了；一个被解剖捐了器官，最终连个全尸都没有留下。
死法都极其残忍、变态，令人唏嘘。
《一九八六》的父亲是一个历史老师，被红卫兵带去写交代材料后就消失了，留下了年轻妻子和幼女迷茫的等待。
多年之后，这个小镇来了个疯子，正是当年消失的历史老师。
当年他看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刑罚后害怕地逃走了，当他以疯子的形象再次回到这个小镇，不断地臆想并对自己实施刑法、自虐，最终惨死街头。
试论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父亲形象的建构摘要：从九十年代开设，余华的作品逐渐回归传统文化，这一时期余华的作品开设注重小人物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在这些作品中，余华对“父亲”形象的描写逐渐回归，坚韧、英雄“父亲”的形象占主导地位。
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把许三观不断的卖血作为故事的线索，以此来展现主人翁的苦难生命经历，许三观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选择卖血呢，为何频繁卖血许三观却不会死，是什么力量在支持者许三观，让他面对着苦难的生活如此的坚强？作为父亲的许三观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善良品性，彰显了有责有爱的传统的“父亲”形象。
由此可见，《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塑造“父亲”的自我反拨，也意味着余华创作的跨越式发展与突破。
随着艺术观念的变化与创作的转型，余华开始步入新的寻找和书写普通父亲的征途，其小说中开始呈现对父亲的救赎，也可以说是“父亲”得以回归。
本文主要从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父亲形象的建构这一角度来进行深刻剖析。
关键词：许三观卖血记父亲形象坚韧性格福州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On Yu Hua "construction of Xu Sanguan blood-sellinglegend" the image of father inAbstract：Open from the age of ninety. Yu Hua’s works gradually return to traditional culture.YU HUA works during this period opened on small characters and the bottom of the public life. In these works.Yu Hua’s description od the image of”father”gradually regression.tenacity.hero “father” image of the dominant.In Yu Hua’s ”Xu Sanguan blood-selling legend”.Yu Hua toXu Sanguan sell blood as a continuous story line. In again choose to sell blood. Why the frequent blood Xu Sanguan but never die. What forces supporters in Xu Sanguan. Let him face tuo face with the suffering of life so strong? As the father of Xu Sanguan hidden in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Highlight the responsibility of love of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father”. Thus .“XuSanguan blood-selling legend” is Yu Hua create “father”self backwash. Also means the great-leap-forward development and breakthrough of Y u Hua’s creation.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tistic ideas and creation Yu Hua began to enter a new search and writing ordinary father’s journey. Began to appear on the father’s salvation in his novels. But also cab be said to be “father”to return. This paper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Yu Hua "Xu Sanguan blood-selling legend" the image of father in carries on the profound analysis.Keyword:Xu Sanguan ；blood-selling ；legend father；image tough ；character目录一、绪论 (3)二、人物形象 (4)（一）坚韧的性格 (4)（二）父爱的本能 (5)（三）性格的矛盾 (6)（四）英雄的形象 (7)三、创作手法 (7)（一）叙事特色 (7)（二）意象特征 (8)（三）喜剧效应 (9)（四）悲剧意识 (11)四、艺术特色 (12)（一）结构分析 (12)（二）语言特征 (13)（三）哲学意义 (14)（四）审美特征 (15)五、父亲形象的原因和意义 (16)（一）风格的转变 (16)（二）“真实”的发现 (16)（三）内在情感的变化 (17)（四）受西方作家的影响 (17)参考文献 (18)一、绪论在余华的作品中，“父亲”这一角色一直是余华描写的重点，通过对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分析，能够清晰的看到余华写作风格的转变。
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研究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其作品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人性洞察而备受关注。
在他的诸多小说中，父亲形象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这些形象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复杂，也为读者理解余华的创作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在《活着》中，福贵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家长形象。
他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和等级意识，对福贵的行为举止有着严格的要求。
然而，他自身却也有着放纵和堕落的一面，沉迷于赌博和挥霍，最终导致了家族的衰败。
这个父亲形象展现了封建传统在社会变革中的崩塌，以及其对个体命运的束缚和影响。
与福贵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
许三观作为父亲，他的形象充满了生活的无奈和坚韧。
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他多次卖血，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
在面对困难时，他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对子女深深的爱。
他的父爱并非通过华丽的言辞或高贵的姿态展现，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在为家庭付出的每一份努力中得以体现。
这种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形象，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与温暖。
《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孙广才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父亲形象。
他自私、狭隘、不负责任，对待子女冷漠无情。
他不仅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有的责任，反而给家庭带来了诸多的灾难和痛苦。
孙广才的形象揭示了人性中的丑恶和社会底层的悲哀，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家庭关系中的缺失和伤害。
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之所以如此丰富和深刻，与他的创作背景和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成长于社会变革的时期，目睹了社会的动荡和人们生活的起伏。
这种经历使他能够深刻地理解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现实，从而在作品中塑造出了各种不同的父亲形象。
这些父亲形象的塑造也反映了余华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
他通过展现父亲们在不同环境下的选择和行为，探讨了人性的善恶、家庭的价值以及社会对个体的影响。
在他的笔下，父亲不再是单一的、理想化的形象，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挣扎的真实个体。
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看，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浅析余华小说中的“父亲”情节郜苗苗 沈阳师范大学摘 要：作家余华在蓬勃的当代文学史中稳健地占据着一席之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凭借着独树一帜的先锋姿态踏入文坛，以其“暴力美学”构筑了独特的艺术天地，无论是高超的创作技巧还是充满“人性”的叙事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其创作中，对于“父亲”形象的描摹却并未笔耕不辍，并且处于变化的形态呈现出来，这也反映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创作理念的演变和对于人生态度的转换上。
关键词：父亲；转型；回归[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52-01无论是余华早期的作品，还是后期的作品，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隐藏在他或前卫或温情的叙事结构下，“父亲”这个人物一直都是余华作品所表现的强烈存在。
简单的一个人物却往往牵动着读者的心绪，无论是用尽全力的去憎恶，还是不顾一切地去喜爱，因“父亲”而起也因“父亲”而终，在余华笔下尽显魅力。
余华在198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亲，莫名的将刚满十八岁的“我”撵出家门，使得“我”在对社会和人生都懵懵懂懂的时候，步入其中，陷入荒谬的世界。
“父亲拍了一下我的头，如同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然后我就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小说中对父亲的提及不多，却鲜明的道出“我”被霸道的决定了离家出走的命运，但是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作家余华并未表现出过多对于权威的反叛和抨击，反而因为年龄过小的单纯，顺从的接受父亲不合理的安排，乐观天真地相信父亲，没想到却遭到了欺骗。
父亲瞬间化身为满存欺骗和伪善的阴谋家，一改文学作品中刻画的父亲形象所具备的慈祥标签和指引者身份，开始长久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被丑化为尝试陷害自己孩子的旁观者形象。
此后的一系列作品都延续这种风格的描摹，诸如《四月三日事件》、《在细雨中呼喊》、《世事如烟》、《祖先》、《阑尾》等等，都有一个或是缺席的或是懦弱的或是残暴的父亲形象。
再谈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作者：姜洋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9期摘要：父亲形象是余华作品经常描写的形象之一，父亲形象一直是余华写作中不可或缺的，并且这一形象还是沿着从隐约到清晰、从病态到完美的方向发展着。
在余华所写的父亲中，宋凡平之后又出现了杨金彪。
杨金彪（以下简称为杨父）这个角色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
关键词：余华；父亲形象；血缘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9-0225-02自鲧禹时期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确立[1]，父亲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就不断发生着变化。
余华作为先锋作家总是能带给读者惊喜，在父亲的写作中，余华惊人举动之一便是冲破了血缘在亲情中的纽带作用。
在新作《第七天》中塑造的父亲形象就令人耳目一新。
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梳理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
一、血缘不再是亲情中的唯一纽带我们知道，传统伦理道德注重自然的血缘关系，尊崇血缘的承继与由此而生的伦理约束，父子母女之间的亲情纽带主要靠血缘维系，这是天道也是人伦，千百年来芸芸众生正是以此繁衍生息。
若在此人伦之外，人们能超越血缘关系而抚养非亲生的子女，则是大善大德大爱。
这样的人倍受社会尊敬，也会因善举而获得内心的平静、充实与幸福。
善和幸福不但不相互冲突，反而可以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善就是幸福，我们在满足自己的要求或现实理想的时候总是幸福的。
在善的背面一定要伴随着幸福的感情[2]。
阅读余华那些超越人伦之常的小说常常在我的内心涌起善与幸福的情感暖流。
在《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中，同样是父亲，并且抚养着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子女”，三位父亲的际遇大相径庭。
也许余华是想以实际行动告诉读者，他要将已有的“父亲”打破、揉碎，重建父亲形象，或者说是在不断否定自己。
《许三观卖血》中的许三观与一乐并无血缘，但仍在注入亲情，最终这位老父亲没能在现实社会与传统道德之间获得平衡，或者说余华没能冲破自己，这种无血缘的亲情试探以告吹结束。
现当代文学浅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孙娟娟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摘要：余华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父亲”作为余华小说里主要的人物意象，贯穿余华作品的始终。
在作品中该形象可被概括为“暴戾的父亲”、“温情的父亲”和“崇高的父亲”。
总之“父亲”形象是余华作品中的一个亮点，在作品中余华借“父亲”形象来表达他对人性及生活秩序的思考，纵观余华的作品，“父亲”形象的塑造走过了一条迷失——寻找——回归之路。
关键词：余华；当代小说；父亲形象“父亲”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威严、正直、坚强的形象。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描写过“父亲”这一意象，要么是威严的《雷雨》中的周朴园，要么是充满慈爱的感人的《背影》中的步履蹒跚的“父亲”。
《背影》中的“父亲”会触动人们隐藏心底的温情，甚至于让人感动的流泪，那么余华小说中的“父亲”亦是怎样的呢？纵观余华的作品，“父亲”形象的塑造走过了一条迷失——寻找——回归之路。
一、迷失的父亲早期在余华作品中，“父与子”是一个对立模式，子辈们对父辈的带着不满和反抗，但更严重的是父辈对子辈的无情毁害，孩子们总是不被父亲推到一个又一个阴谋的中心，“父亲”的形象开始迷失了。
从《十八岁出远门》开始追溯。
在文本中“我”试图以一次完美的出发完成对这个世界美好的认识，然而我看到的却是正义的消失、罪恶横行的现实，主持正义的我却被打的遍体鳞伤，连出门的背包也被抢走了。
那么又是谁把我送上了这危险之旅的呢？在文本中这样写到：“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
我记得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的在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父亲转过身来温和的说：‘不，是让你出门。
’”[2]就这样儿子便被“父亲”亲手送进了一个险恶的世界，一个危机四伏的圈套。
《四月三日事件》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刚过完十八岁生日感觉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的笼罩，充满了恐惧和惊慌。
本期关注· 3 ·论余华小说中温情的父亲形象谭淑婷【摘 要】余华是当代影响深远的作家之一，他对于同时代的作家而言，作品产量不算很高，但其作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他创作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这两篇作品中塑造了两个经典的父亲形象——福贵和许三观。
纵观余华的小说，从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最新小说《第七天》，各种类型的父亲形象频繁地出现在其作品中，有缺席的父亲山岗山峰、扭曲的父亲孙福、无赖的父亲孙光林以及温情的父亲福贵和许三观。
其中福贵和许三观是余华第一次给读者呈现出乐观、顽强且温情的父亲形象，这一形象的出现代表这余华从先锋小说进入到民间小说的创作阶段，意味着身为人父的余华重新开始打量人性，从而成就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更奠定了余华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温情 父亲形象一直以来，父亲在每个家庭中都处于主导地位，并且父亲这一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威严不可侵犯的。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这说明父亲在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具有很高的权力和地位。
从古至今，我国文学作品受到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熏陶，出现了父权集中化的父亲形象，《红楼梦》中的父亲形象最为典型。
而在二十世纪以后，受西方作家的影响，中国的一些作家们开始对父亲这一形象重新进行审判。
本文试着以余华的代表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出发点，梳理余华笔下温情的父亲形象的特点。
一、余华小说中父亲这一形象塑造的转变余华作为先锋作家的代表率先对父亲这一形象进行审判，对带有浓厚传统意义的父亲形象进行颠覆，父亲不再是我们眼中的家庭的顶梁柱、有权威负责任的丈夫，而是逐渐产生异化，余华《我胆小如鼠》中的父亲，总是被人欺负了也不敢回击，甚至于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极端的用同归于尽的方式企图报复他人。
这个的父亲形象与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形象大相径庭，从其间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中所勾勒的父亲形象的崩塌。
余华小说中的“双线”父亲情结探析余华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在其作品中，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人性的脆弱和人生的悲欢离合。
其小说刻画了大量个人的人生历程，其中“双线”父亲情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本文将深入探析余华小说中“双线”父亲情结的表现形式及其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和人性因素。
“双线”父亲情结的表现形式在余华的小说中，“双线”父亲情结展现在主人公的生命经历和内心体验中。
这种情结常常是父亲在亲情和责任的纷争中，选择较低的道德标准和更自我的生活方式，导致母亲和孩子们受到伤害。
这种父亲对亲情的选择常常表现为对性的放纵和暴力行为，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和子女的伤痛。
例如，在其代表作《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双线”父亲，他在生活中是一个无所谓的人，经常打骂福贵的母亲，而且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十分荒淫。
这使得福贵在成长过程中，深受他父亲行为所影响，有了自卑感，引发了许多负面情绪。
另外，在余华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主人公学生时期的班主任，被描写为一位性格扭曲的老师。
他常常不顾道德和学生利益，大打出手，强行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虽然这些情节并不是直接展现父亲行为，但却揭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社会结构或道德观念的行为标准，往往会给人类带来伤害。
“双线”父亲情结反映的社会背景和人性因素余华小说中的“双线”父亲情结是一个扭曲心理的反映，它深受社会背景和人性因素的影响。
首先，这种情结和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矛盾密不可分。
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经常被要求成为家人的意志代表。
因此，他们常常会面对家庭和外界压力的矛盾，在责任和自我泄欲之间徘徊。
其次，这种情结也和中国特殊的男女角色展示和性别权利分配有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子气概被视为一个人民之间交往必须观念的表现。
这意味着在男性与女性进行权利争夺时，男性的自私和权益往往将降低女性的地位。
因此，父亲的“双线”情结往往直接涉及到性别权力的不平等和自私的本性问题。
邹艳琴将其分为“消解的父亲意象和重建的父亲意象。
“余华无疑是先锋小说中最具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作家。
他的作品不仅偏离了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期文学主潮,而且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构成了解构和颠覆。
”[1] 如果说这句话成立的话,那无疑言中了余华早期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要害。
余华的中短篇小说正是这样直指人的非理性、非逻辑、无秩序,将一个价值多元时代的迷茫、无望、困惑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读者一同体认转型期的文化百态及道德疲软。
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对父亲形象的描写无疑是比较矛盾的。
早期他是站在儿子的立场来审视父亲的，随后又陷入了弑父、失父的无助和焦灼中，最后又重新确立了新父亲的形象，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托。
他小说中的弑父意识逐渐削弱，新父亲成为儿子们的精神归宿，这暗示着余华作为先锋派经历了从颠覆到回归的曲折过程。
在评论界，似乎荒诞、暴虐、死亡以及苦难与生存等抽象主题就构成了余华小说世界的全部。
虽然余华采取的是先锋式的写作策略，他的文本也并不以塑造典型人物见长，但他却似乎偏执的不断描写一类人物的形象，那就是“父亲”的形象。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到《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再到《现实一种》、《黄昏里的男孩》、《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最后到《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父亲的形象不断被书写，并经历着从审父、弑父到敬父的微妙改变，显示余华从颠覆走向了回归。
余华作为先锋派较有代表性的一位，率先以对“父亲”形象的审视/审判，实践着这一使命。
他笔下的父亲形象不再只是落后观念的象征物，而是作为控制子辈生活的实体存在，他们在狭窄空间的催逼下呈现出完全丑恶龌龊的、令人生厌的现实生活细节，剥开“封建性”和“自私”的外壳，暴露在子辈面前的是他们人格上的可怕缺陷：极权制后的“父亲”已然丧失了文化的主体性，他们是阴谋家，也是嗜血的暴力狂，因为自身的失败而用卑劣、阴险并且暴力的方式戕害着子辈的命运。
早期余华作品中就有一种“反俄狄浦斯”性，即“父杀子”情节的反复叙写，大都设置为“父亲（父辈）——儿子（子辈）”的两极对立关系，在这两极关系中，父亲（父辈）占据着强势地位与绝对权威，儿子（子辈）或被疏离冷落，或遭受父亲（父辈）的肆意虐待或暴力戕害。
父亲（父辈）不再是带有神圣光环、不容亵渎的形象，相反这些作品中的父辈是龌龊的、虚伪的、阴险的。
《世事如烟》中出现了3个父亲形象，分别是“6”、“7”和“算命先生”。
丧失父性的6在妻子死后，竟将六个女儿先后以每个三千元的价钱卖到天南海北，致使女儿们陷入了恐慌的噩梦。
更让人发指的是，他甚至在小女儿4自杀之后，还将其灵魂卖了个好价钱；父辈7为了自己的苟延残喘竟然无情地将自己的儿子推入火坑，任人宰割，用作延寿之物；而头发散放着绿色荧荧之光、坐在永远充满阴影的屋子里的算命先生更是处于绝对的操控地位，支配着一群没有姓名的人物。
那个“90岁的算命先生，正是这个所谓的父亲和他所播散的腐臭的欲望成为一系列死亡的原因：他‘一共有五那个“90岁的算命先生,正是这个所谓的父亲和他所播散的腐臭的欲望成为一系列死亡的原因:他‘一共有五个子女,前四个在二十年前相继死去,他将四个子女克去了阴间,因此那四个子女没有福分享受的年岁,都将增到算命先生的寿上。
因此,尽管年近九十,可算命先生这二十年来从未体察到身体里有苍老的痕迹。
’在他的第五个儿子死去之后,他认养了7个儿子,也许诺收留了3个‘不知重孙,还是儿女’的孩子,以便继续把他们克去阴间,以享用他们稚嫩而悠长的生命。
不仅如此,他作为唯一的一个不朽、不老的男性能力的化身,除将儿女送入死境外,还要以‘采阴补阳’之道养生的。
他在每月十五日诱骗一个瘦弱的、未成年的幼女,在‘一阵撕裂般的哭叫声’中攫取她们的童贞,以便能在年幼的女孩体内吮吸生命之源”。
在这里父亲这一形象作为欲望的载体彻底沉沦了,传统的、大写的人在无法进行的自我确认中尽情地展开欲望的舞蹈,连最起码的人伦亲情也丧失了,人到了只能凭本能活着的时代,并且还相互影响,各自行动着。
这种无父的境况连带着相邻种属的无常竟还达成了某种默契。
但是，正像王征所说，“谁又能保证儿子杀父就一定能实现自我拯救？”[3]先锋作家们以大无畏的气魄颠覆了一切，消解了父亲的形象，本以为弑父之后，儿子们就会找到出路，但恰恰相反，背叛之后，由于精神与传统相脱离，再加上新的信仰没有得以及时树立，结果儿子们不但没有解脱，反而在精神上更加地虚空，更加地无助焦灼当无父的故事被演绎到《现实一种》时,世界呈现出了兄弟相残、祖母自恋的非常糟糕的局面。
在这个文本中,祖母是一个与儿孙争吃争喝,一天只考虑自己的肋骨又断了几根的老妇,她只关心自己,而将监护下一代的责任抛之脑后,致使四岁的大孙子抱耍摔死了几个月的堂弟。
这篇小说有着典型的无父背景,无父的子女们凭着自己的天生舔犊之情互索性命:弟弟山峰的老婆要讨回人命,整死了小侄子,山峰甘愿代妻受过,被哥哥山岗绑在树上,任由一只小狗舔他的脚掌,他搔痒难熬狂笑四十分钟暴毙。
山岗逃走,终于落网被枪毙。
他的尸体却阴差阳错地被弟媳“捐给国家”,被解剖得四分五裂。
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山岗的睾丸被重植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年轻人不久结婚,“十个月后生下了一个十分壮实的儿子”。
山峰的妻子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复仇使山岗“后继有人”了。
余华在小说创作中以敏锐的艺术感觉淋漓尽致地描写丑恶。
他深入人性最黑暗的地方，用他自己阴沉、犀利、冷酷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世界。
将一个无父背景（即缺乏理性、缺乏远见、缺乏文化）下的人类命题揭示了出来，整个作品暴力而且疯狂，展示了一幅可怖的“末日狂欢”的堕落生存图景。
并让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指归新父亲的建立人不能长久地面对虚无，先锋作家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危机问题。
精神的匮乏是无法用形式来掩盖的终于无法忍受无根之轻的沉重负担，从记忆深处重新唤醒了“父亲”，希望从“父亲”身上重获精神和力量。
但是这里的“父亲”肯定不同于之前的父亲形象，余华要唤醒的必然是一个全新的“父亲”。
新父亲的确立是渐进的，在《我胆小如鼠》中，父亲的形象似乎有了力度。
尽管《我胆小如鼠》中，当父亲重新驾着卡车冲向那辆载着侮辱了他人格的拖拉机时，他的命运也只能是与他们同归于尽，但无疑父辈已经开始具有了承担和反抗的勇气。
《在细雨中呼喊》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作品，父性在这部作品里开始慢慢复苏了。
这里的“我”对有父世界开始有了认同，尽管这种认同是通过养父而不是生父来表达的。
“我”的生父是个无赖，是个不知廉耻的家伙；祖父年轻时虽也雄姿英发过，但晚年却卑琐无比；老师张青海是个在惩罚、诬陷学生中得到无穷满足的伪君子。
这些父辈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使年少的“我”在对父辈的失望中产生了对世界的绝望。
他们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耻辱是永难弥合的。
然而，“我”却有幸被王立强——“我”的养父所收养。
尽管王立强和他的妻子也经受着无望生活的折磨，特别是王立强，还遭受着疾病缠身的妻子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困扰，而他却是一位知冷知暖、知情知意的父亲。
所以“我”动情地承认“我忘不了当初他看着我的眼神，我一生都忘不了，在他死后那么多年，我一想起他当初看着我的眼神，就会心里发酸。
他是那样羞愧和疼爱地望着我，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父亲，可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受，他死后我回到南门以后的日子，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比起孙广才来，王立强在很多地方都更像父亲。
现在一切都是那么遥远时，我才发现王立强的死，已经构成了我冗长特久的忧伤。
”这段话，余华近乎直露地表达了“我”对养父的认同，这也就是对有父世界的认同。
而真正意义上新“父亲”形象的确立是从《活着》开始的，到了《活着》,父亲形象已“在余华那里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坚实地矗立在创作的十字路口,以信任的重建替代了对于父亲传统文化的反人类性的探讨,以崇拜的颂扬替代对于它的作为暮年文化化身的诅咒。
余华在若干年遗忘父亲之后,终于无法忍受无根之轻的沉重。
在《活着》中从记忆深处重新唤醒‘缺席的父亲’”。
这种福贵式（充满艰辛的、诚实的、敦厚善良的、坚持不懈的）的父爱很容易赢得广泛的认同，至此,一幅完整的父亲的肖像便如朝霞般浮出。
父亲的行为被深深地理解并得到了报偿：福贵在还完赌债之后,终于深深体谅到了为人之父的难处与苦心；有庆也在无端遭受误解而受惩罚之后,流下了感激的泪花。
很显然，《活着》中父亲（父辈）已经不再是受谴责者了，余华在完整地描绘出与命运相抗衡的父亲——福贵的形象的同时,他也完成了作为先锋派小说家的心灵与文本的救赎,在父亲的引导下逃出了自己此前创作中所营造的恶劣语境。
如果说《活着》中早年的父亲形象还身存轻浮无知的活,那么其后这个父亲则以返还历史本真的轨迹承载了父亲深层文化悲悯人格的意义建构,这个父亲承担的了责任、苦难、艰辛、死亡,从意义混乱到意义明晰,再以牛的形象强化这种意义确认的悲剧人格的文化建构,从而完成了余华早期关于失父到亲和父亲形象再到认同父亲形象的寻父轨迹。
如果说福贵的形象多多少少还带有些作者的感性抽象,那么《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则是地地道道的千百位父亲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根在农村,身在城市的小人物,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他身上既有小市民的自私狭隘，又有农民的善良坦诚，他对生活和亲情的朴实理解使他具有了真实可信的魅力。
小说中许三观共有十一次成功的卖血行为,除第一次和第三次是为自己的私欲外,其余九次都是为承担父亲的责任,也就是说十一次卖血中有九次是以父亲的身份实施的。
许三观的三个儿子,二乐、三乐是己生,而一乐却是许玉兰和别人(何小勇)的孩子。
尽管一乐不是许三观的孩子，小说却突破了陈旧的血统亲缘论，许三观与一乐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关怀，是生命之间的互相拉近，无血缘的冰冷现实被巨大的温情所融化，为了家庭他依然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生命去成就一乐。
一乐得了肝炎，许三观就一路卖着血去上海救一乐，差点死在路上，卖了两次血的钱最后反倒被输了回来的血一次花光。
在此过程中，一个悲凉的插曲是面对许三观让医生收回去另外三百毫升血的要求，医生说他“你有病”时，或许他的想法在世人看来是可笑、荒唐的，可正是这可笑的荒唐却那么实在地让人感觉到了一个弱小卑微生命面对亲人病重时的无奈与焦灼、无助与慌乱！许三观为了挽救一乐---这个不能确定是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生命，差点丢了自己的生命。
书中超越了所谓的血缘关系，人性深处最善良最柔软的地方被开启，被触碰。
在何小勇被车撞到时，许三观曾幸灾乐祸的说：“说起来我做了十三年的乌龟，可你们看看一乐，对我有多亲，比二乐、三乐还亲，平日里有什么好吃的，总要问我。
爹，你吃不吃，二乐三乐这两个小崽子有好吃的，从来不问我，一乐对我好，为什么？是老天爷奖我的……所以，做人要多行善事，不行恶事，做了恶事的话，若不马上改正过来，就要像何小勇一样，遭老天爷的罚……”许三观的言语和行动都表明，在其心中，一乐已经是和亲生儿子一样重要，一样可以为他一次次付出热血的牵挂所系，生命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