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三次土改是如何进行的

1950年代台湾的土改1950年代台湾的土改1949 —1987年、特别是1949 —1954年间的“白色恐怖”，的确是台湾现代史上不可抹去的血腥一页，是历史的真实。

然而，“白色恐怖”这一幕，却并不是台湾38年“戒严”历史的全部，不是台湾民众生活的全部真相，而仅仅是那段历史中的一个方面，甚至从整体历史上看，只是份量并不太重的一种局部图景。

因为，在台湾38年的“戒严”历史中，与“白色恐怖”并行之际，还发生了很多其他重大事情——不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与文化领域，都更是深深影响了台湾民众的生活。

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便是与1949—1954年“白色恐怖”高峰并行的另类大事之一。

而且，可以说，台湾能有后来的经济起飞与繁荣，台湾民众能有今天富足的生活，都是与当年的土改成果息息相关。

对于农村的土地改革，国民党并不陌生，孙中山制定的“三民主义”（民生）宗旨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耕者有其田”。

1949年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由于种种原因，决定大力进行原来在大陆没能进行的土改，以保证其治下的台湾社会的稳定。

时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警备总司令部”司令的陈诚，是台湾38年“戒严”令的颁布者，同时，他又是当时台湾土改的主刀人。

台湾土改进行得较为成功，至今仍获得国际社会学界的认同与肯定，与陈诚的理念及其政策与操作方法，都是密不可分的。

台湾的土改，在时间上并不是一蹴而就，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相反，它是经历了三个步骤，待基本完成，费时近四年之久。

台湾土改的第一步，是进行“三七五减租”。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时，台湾的地权极其不均，农民近70%都是佃农，而56%的耕地为只占农村人口12%不到的地主所有，剥削情况也极其严重。

佃农遇到一个好的地主租金比较合理，日子尚能艰苦维持；而遇到不好的地主，可能租金要收成的50%-80%，佃农辛苦一年，则糊口都困难。

显然，这是很坏的生产关系，既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

所以，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在制定的土改方针中，第一刀砍的就是这个不合理的租佃关系。

农民和知青返乡的台湾经验钟永丰1990年代开始，台湾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运动。

而之前在日本时代，甚至是1980年代的运动，基本上农民是作为一个生产者去争取他们该有的福利，该有的生产所得，可是还没有归依到农业上。

1990年代中期之后，因为青年的返乡，人们意识到农业不仅是有生产、农业不仅是为人服务，农业还要为土地、为文化、为生态服务，农业还要向下一代负责，农业还要跟我们的祖先对话。

谈台湾的三农问题，不得不谈国民党1949年之后在台湾推动的土地改革。

台湾的土改有三个步骤，首先是三七五减租。

清朝和日治时期，一般台湾佃农地租高达六七成，国民党到台湾之后，首先将地租降到大概三成左右，也就是说佃农上交给地主的收成不能够超过37.5%，这是上限。

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农民掌握在手里的生产所得增加了。

其次是公地放领，原本属于官地的邻近农村可耕地，比如说河边的地，或者比较低缓的山坡地，放给附近的农民来种。

第三是耕者有其田，规定每个地主最高只能够拥有三公顷的土地，这三公顷的土地之外必须让政府来收购，政府当然没有那么多钱，政府的收购方式是国民党将台湾在日本人时代所兴建的大企业，像糖厂、水泥厂等大企业的股票发给地主，也就是说政府用股票换地，再分期付款卖给农民。

农民因为之前的三七五减租，每年的盈余增加了，于是佃农可以用自己辛苦耕作的所得去购买土地。

在1950年代初，短短几年时间内，因为这样的土地改革，台湾迅速从原来主要是佃农的农村形态，转变为以小农为主的社会形态，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转变。

两年前有一个菲律宾NGO组织的代表到台湾演讲，开始之前我跟他聊天，他说非常羡慕台湾。

因为冷战期间美国在台湾支持土地改革，但在菲律宾没有支持土改，在拉美也没有。

言下之意是如果当时美国支持菲律宾的土地改革，可能菲律宾现在不会这么糟糕。

我就奇怪为什么在当时，全世界有些地方有土地改革，有些地方没有？我翻了很多史料，发现当时全世界，的确只有德国、埃及、印度、台湾及日本这五个地区在联合国及美国支持下进行了土地改革。

台湾的三次土改是如何进行的？自国民党败退台湾至今，台湾经历了三次土地改革，其土地制度是世界公认的学习典范。

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主要是改革农村中的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70~80年代的第二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摆脱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营，实现农业专业化、企业化和机械化；90年代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岛内农地市场化问题，以因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

这三次土改的经验教训，对正在推行土地流转的中国大陆而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和平土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惨痛的失败教训，使之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在台湾能够真正站稳脚跟，就有必要对台湾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农村中的土地关系，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建立一个支持其统治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到台湾后，认真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

在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以绝对平均主义均田，是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大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因此决定在台湾实行温和的社会改良。

当时台湾的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土地分配严重不均，56.01%的耕地为只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剥削也极其残酷，其苛重程度一般达到农民收获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

为维持其在孤岛的政治统治，在当时“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策动下，国民党当局从1949年起，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时期一直无法进行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愿意并且能够在台湾推动，主要是由于他们是从大陆逃到台湾岛的“新客”，与当地的封建地主阶级没有直接的利益瓜葛，土地改革不仅不会损害到统治者的经济利益，反而有利于其加强和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

这次台湾土改分三步依次推进。

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

三七土地改革过程观点“三七五减租”是1949年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开始实行的“士地改革”的三个步骤之一。

1949年4月19日，《台湾省私有地租佃管理条例》公布，台湾省“政府”(陈诚于1949年1月1日任”台湾省主席”)及其“地政局”随即实施该条例规定的“三七五减租”：限定耕地租额最高不得超过收获物全年总量的37.5%，原约地租不及此数者依原约。

此数(37.5%)是照此计算得出的：佃农保留收成的25%，余下的75%由地主和佃农对分，则地主所得地租的限定最高额为37.5%。

“三七五减租”于1949年7月基本完成。

1951年5月25日，国民党“立法院”通过《三十七点五减租法》，将“三七五减租”固定化。

“土地改革”的另外两个步骤是：公地放领，即把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地出售给农民。

1951年6月，国民党台湾当局公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办法》;“耕者有其田”，地主持有土地超过3公顷部分，出售给“政府”，再按公地放领办法出售给佃农。

同时，向地主补偿地价，其中70%是实物债卷，30%是四大公司(水泥、纸业、农林和工矿)的股票。

对此，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版)指出：“有些拥地较多的地主，如板桥林家、高雄陈家、鹿港辜家等取得了大量股票，成为工商巨头，在工业上获利很大。

而另一些地主也转营工商业，这有助于工商业发展的资本积累，为以后民间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是当时当政者所未曾预料到的。

”近日，浙江湖州学界友人让我看了一份抄件：蒋纬国1955年9月29日写给金开英的请托信，略谓：“舍侄孝天，前于抗日期间，曾在甘肃油矿局任职有年，对石油储运任务尚具经验。

来台以后，供职农林公司畜产分公司台中食品厂，幸能称职。

近以该厂将房地产售予民有，不日结束，失业堪虑。

尚祈吾兄推爱栽植，就贵公司或所属站库，畀以枝栖俾获温饱，则感激不尽也”。

信中”农林公司”正是当年改为股份制并逐步私有化的四大公有企业之一，所属“畜产分公司台中食品厂”则以“将房地产售予民有”宣告“结束”。

台湾土改述评作者：康慨原创再发于 2007-04-01台湾土改述评毛泽东极其強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建囯后，他一再吿诫内高层领导，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毛泽东深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解决内外所有阶级矛盾的唯一法宝，就是抓阶级斗争。

资深的革命元老都深有体会，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一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流惨剧。

现代政治法律的理念：“任何真理、制度、法律和社会的政策安排都不能強迫他放弃自已的利益”（莫奈言）。

从这个意义来说，社会存在的地主集团和资本家集团属于少数，也有保证自已权益的底线；而属多数集团，如农民和工，也无权以“多数优势”来侵犯少数基本权利。

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诚然是对抗的阶级，能不能不用烈的阶级斗争而用和平的“阶级合作”来解决两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呢？建囯，刘少奇首次提出“阶级合作”一词。

1951年5月13，刘少奇在全囯政协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囯家的工阶级有着先天的不足，根本就没有长起来，为什么不搞阶级合作呢？我看只要合作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

”这显然是和伟大领袖強调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唱调。

刘少奇的主张无法实施是意料中事。

然而，“阶级合作”却在台湾的土改中得以实现。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痛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失去广大农民的支持。

失去农民支持的关键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这一觉悟虽在毛泽东后，但亡羊补牢犹未晩也。

刘德久等合著《解读台湾》一书，详细介绍了台湾土地改革的全过程，读后颇多感慨。

现扼要简述如下：蒋败退台湾之，占台湾农村11%的地主拥有土地56%，88%的农民只占耕地22%，近40%的佃农和雇农则无地。

他们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一般都在收获总量的50%以，有的高达70%。

“封建剥削极其严酷，农民生活极端困苦，阶级矛盾趋尖锐，农村经济极其落后。

”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蒋立“中囯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陈诚负责操作，于1949年至1953年在台湾开展土改运动。

!""#年$月台声杂志史事丛谈!"世纪#"年代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土地改革，是拯救危机、孤守台湾的一项重要措施。

当时台湾农村形势是：农村大部分耕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占台湾农户$$%&’的佃农向地主租种耕地交纳的地租，占农作物收获量的#"(&"’，土地分配不均，加上租佃制度不良，税额过高，造成佃户朝不保夕，生活艰困，农村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国民党为了缓和农村日趋严重的地主和佃农的阶级矛盾，以维持其在台湾的统治，从)*+*至)*#$年，较为成功地推行了强制性的土地改革政策。

台湾的土地改革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年开始，推行所谓“三七五减租”，即规定佃农向地主租种耕地所缴纳的地租最高额不超过主要作物（稻谷和蕃薯）收获量的,&%#’，同时取消押租金及其他不合理负担，实施这一政策中，办理减租计约的耕地面积有!#%$#万公顷，!*%$#万农户。

第二阶段从)*#)年开始，规定把公有地卖给佃农，即“公地放领”。

就是以贷款方式，把日据时期日伪占夺的土地收归公有后卖给缺地或少地的农民。

台湾当局共办理*期“公地放领”，把约),%-万公顷土地卖给!-%#万户农民。

第三阶段从)*#,年开始，实行所谓“耕者有其田”政策。

规定台湾每个地主所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中等标准水田,甲（)甲等于)+%##市亩）和旱田$甲，超过此限出租的耕地，全部由国民党当局收购，再以贷款方式卖给农民。

通过这一方式收购地主超额土地转卖给农民的达),%*万公顷，买到土地的农民有)*%+-万户。

应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是较为成功的，它削弱了农村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长期以来在土地分配方面所存在的社会不均现象，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促使台湾农村封建土地租佃制度瓦解，自耕农大量增加，并驱使他们努力劳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这样，通过土地改革，就有力地促使农村地主阶级将土地资产转向工商业，促进了台湾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台湾耕地保护政策的演变朱德举(中国农业大学,北京,100084) 1949年后,台湾耕地保护政策的发展变化在总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持续约20年,在“平均地权”理念的指导下,通过以耕地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为代表的所谓土地改革,调整耕地租赁与耕地的所有权关系,最终实现“农地农有”或“耕者有其田”的主要政策目标,其特征是“限定农地农有农用”,即农地不仅要农用,而且农地要归实际种地的农民所有,真可谓管地又管人。

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80年代,大致也持续了20年,该时期耕地保护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为确保粮源,通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放宽“农地农有”,其政策目标是转变“农地农有”为“农地农用”。

与第一阶段的农地保护政策相比,主要是放宽对“农地农有”的限制,即重在“落实农地农用”,只要农地农用,不管地归谁所有。

这就是典型的所谓“管地不管人”。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以后,为了满足非农业部门发展对土地的需求,降低非农业产业发展的土地成本,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在台湾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耕地保护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在用途管制的基础上,又实行农地释出方案,意味着农地变更使用由需求来主导,农地释出改变了过去全面保护农地的立场,不再坚持优良农地不得改变为非农业使用之原则。

可以说农地释出方案的制订与实施是台湾农地保护政策上又一个划时代的改变。

根据上述情况,台湾耕地保护政策发展变化遵循了一条轨迹:土地改革———改变原来耕地的所有权和耕地利用的收益分配关系,主要是所有权分配关系,即实现“农地农用”或“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目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加强对农地变更的严格限制与管理,即实现“放宽农地农有,落实农地农用”政策目标;农地保护政策的放宽———从现有农地中释出一部分,供各项非农建设所用,以适应经济发展。

一、土地改革———农地农有(耕者有其田)(一)土地改革的内容与目标11土地改革的背景与时机台湾土地改革前,耕地的利用存在诸多问题,如:(1)耕地分配不平衡;(2)半自耕农和佃农的比重大;(3)耕地的租佃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