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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对白翻译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
对白是文学的一部分，怎样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对白翻译？摘要翻译既是语言的翻译，又是文化的翻译，翻译的目的就是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实现成功的交际。
翻译即选择与适应。
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计结果，对白的翻译要紧密结合翻译的生态环境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做相应的调整与选择以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才能得出最佳翻译。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对白适应与选择；三维转换一、对白翻译概述随着的不断深化，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在国际交流中越来越彰显出信息传播和文化桥梁的作用。
在这种过程中，文学翻译的作用日益凸显。
翻译既是语言的翻译又是文化的翻译翻译的目的就是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实现成功的交际。
影视作品也是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具备文学价值，同时还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多重交际功能。
对白是中人物交流思想情感的载体它是中展示人物性格、推动剧情的有力手段对白都是在特定的地点、时间、场合下产生的是为实现一定的目的或达到一定的效果而提前设计好的因此与普通对话一样，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人物地位、人物关系等情景语境对于理解和翻译对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碧航201）因此在英语对白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准确理解创作者的艺术意图，把握的主题，洞悉不同人物性格和关系了解情节的历史背景，按照译入语的文化需求突破文字障碍，使译入语观众在接受信息时产生和原语观众大致相同的感受。
成功的对白翻译必须承载的主题顺应剧情的合理等。
二、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内涵生态翻译学是我国胡庚申教授从的适应选择学说论证和建构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并在此基础上起来的它是从生态学视角来研究翻译，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生态翻译学派把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的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考试与评价·高校英语教研版翻译论坛General Serial No.1162022No.11吴丽环，女，副教授,译审，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生态翻译学视阈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翻译策略研究吴丽环1（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37）摘要：“生态翻译学”是一项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合的研究范式。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以译者“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为原则，就完成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过程中的一些翻译案例进行研究，并对一些典型案例给出建设性的译本，以便进一步说明“生态翻译学”对翻译项目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适应性选择；选择性适应；中华学术外译1.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提出胡耿申教授于21世纪提出的“生态翻译”理论已在翻译界广为关注。
方梦之在《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的序言中提到“生态翻译学在生态整体主义指导下隐喻人类普遍接受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基本原理”（胡耿申，2013：iv ）。
胡教授（2013）指出，生态翻译研究范式是立足于翻译生态整体主义的学说，以东方翻译智慧为依据，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方面，对翻译现象做出符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解读。
翻译生态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合一体、和谐统一的系统，系统内各个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系统成为一个统一整体。
也可以仿照生态系统的定义而把它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语言与语言之间，翻译要素与非翻译要素之间（如社会、交际、文化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翻译学功能单位（胡耿申，2013：98）。
翻译过程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胡耿申，2004：25）。
进而提出了包括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多维转换，其中主要落实在三维转换上，语言维层面进行适应性选择的转换主要是从用词的习惯和语言形式方面对译文进行分析，文化维主要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努力保护两种语言的文化生态平衡与和谐，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
073［摘 要］ 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提出的翻译理论，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统一，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翻译生态环境，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角度运用翻译方法和技巧完成这三个维度的选择和适应，从而达到“三维”转换的目的。
以生态翻译学为指导理论，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角度对《西宫外》汉译本进行分析，发现该理论在文学文本翻译过程中起到重要指导意义，能够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角度，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避免出现因语言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翻译不准确和不完整的情况，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内容，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当的阅读体验。
［关 键 词］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文学翻译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西宫外》译本解读魏露欣一、引言本文基于《西宫外》译本，运用生态翻译学进行分析，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运用该理论以达到让目的语读者能够获得与源语读者同等感受的小说翻译。
生态翻译学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指导翻译过程，是生态学和翻译学之间的跨学科理论。
胡庚申认为，生态翻译学基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着重研究生态翻译、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并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
生态翻译学是中国本土发展的一个翻译理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在翻译过程中以译者为中心，在译者选择和适应社会文化环境和翻译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提供适用的方法。
该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主张译者要处理好译文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转换。
本文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角度，对该译本进行分析，用例子来阐述译者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达到“三维”转换，以此为小说翻译者提供翻译方法或翻译技巧。
二、文本简介《女勇士》是美国华裔作家汤婷婷的处女作，首次出版于1976年。
全书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无名女人》《白虎》《巫医》《西宫外》《胡笳怨曲》。
《女勇士》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包括移民处境、代沟、青少年的困惑和叛逆、女权主义、边缘文化、寻根意识、家庭史诗、东方话语、红色中国、文化冲突、个人经验与官方话语等。
海上译谭之七国内文学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读廖七一《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有感谢天振回顾最近一、二十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以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当代国际顶尖级的文化学家、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像福柯、德里达、埃科、斯皮瓦克、埃文－佐哈尔、尼南贾纳、希利斯·米勒等，都不约而同地对翻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对翻译发表了相当独特而又深刻的见解。
而与此同时，国际译学界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像安德鲁·勒菲弗尔、苏珊·巴斯奈特、韦努蒂、西奥·赫曼斯等，都跳出了原先翻译界比较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转换的层面、而共同致力于从更为宏大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阐述翻译。
这个景象我们称之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我以为这两个转向非常值得我们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界的人士重视并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
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说，在此之前世界各国长达一、二千年的翻译研究历史基本上都集中在讨论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上的一些问题上的话，诸如翻译的技巧、策略，翻译的标准，以及译者的风格等等，至多也就是讨论翻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也即译学界所称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那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翻译研究者的目光就不再局限在上述这些问题上了，他们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如符号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等等。
而且，即使是曾经在当代西方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没有一直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的层面。
譬如奈达，他从功能对等发展到动态对等理论，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不同文化语境对翻译等值的影响。
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考察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成为当代国际译学研究中的一个趋势。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分析中国古诗翻译—以《出塞》为例摘要：生态翻译学于本世纪由胡庚申教授首次提出，基于整体论哲学思想，通过生态学角度来解读翻译，强调“翻译即生态平衡”和“翻译即文本移植”的翻译生态观，是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融合。
生态翻译学将译者置于中心地位，要求译者在不断的“适应”和“选择”的抉择中打造“整合适应选择度”最优的译文。
本文通过分析鉴赏唐诗《出塞》，着重以诗歌翻译实践鉴赏来介绍生态翻译学理论在中国古典诗词翻译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诗歌翻译、出塞、许渊冲1.生态翻译学理论概括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由胡庚申教授首次提出，通过生态学角度来解读和审视翻译，强调“翻译即生态平衡”和“翻译即文本移植”的翻译生态观，聚焦于整体研究“翻译生态”、“文本生命”和“译者生存”，是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融合，在本质上结合两者特点，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体现出两者协同作用的整体效应[1]。
生态翻译学基于整体论的哲学基础，克服了西方思维中还原论的哲学思想和传统西方译论孤立地比对译文和原文“对等性”的局限性，创造性地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放眼整体，研究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主体和各因素，包括但不局限于作者、译者、委托方、出版商、赞助人、审稿人、读者等参与翻译活动的各个生命体，影响这些主体的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语言等大环境因素，又包括原文文本、译文文本、翻译规章、翻译策略等小环境因素[2]。
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兴起掀起了不同于上世纪翻译研究所经历过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新的“生态转向”，主要表现在翻译基本理论从“对等性”转向“适应性”；翻译研究对象从“文本存在”转向“多主体共生”；翻译思维由“简单化”转向“复杂化”[3]。
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主要涵盖五个核心理论，分别是1.翻译生态环境与语言生态平衡、2.“翻译群落”与译者中心地位、3.通过“适应与选择”解释翻译过程、4.“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5.整合适应选择度的翻译评价标准。
生态翻译美学视阈下汉语文学文本的英译作者：张英来源：《校园英语·中旬》2018年第03期【摘要】生态翻译学作为中国本土产生的翻译理论，在美学上倡导的是翻译中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对称”、“均衡”、“对比”、“秩序”、“节奏”、“韵律”等。
本文以《清明》的三个译本为例，根据生态翻译美学“和谐美”的审美原则，研究汉语文学文本英译微观层面的审美构成，包括“语音和悦美”、“词句和奏美”、“篇章逻辑美”和“情境一致美”四个方面。
【关键词】翻译美学；生态翻译美学【作者简介】张英（1978.11- ），女，汉族，山东沂水人，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硕士研究生，山东医专外语培训部教师，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文学与翻译。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中国学者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的。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人类活动乃至整个自然界的重要内容，所以整个翻译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翻译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在许多方面具有类似性和同构性。
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包括了原文、原语、译语所呈现的语言、文化、交际、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和译者等要素相互关联互动的整体。
用生态翻译学的术语来说，原语是一个文本生态系统，译语是另一个文本生态系统。
原语的文本生态系统涉及到原语系统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等；译语的文本生态系统涉及到译语系统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
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实际是一个“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是译者在生态环境中不断地适应和选择的动态转换过程，最终的目的是使译文和原文达到语言、文化、交际上最大程度的对等，达到最佳语言生态效果。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翻译美学体现的是生态美学，是遵循生态理性，强调通过翻译活动主客体之间、翻译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关联的整体。
研究翻译生态体系时，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讲求“对称”、“均衡”、“对比”、“秩序”、“节奏”、“韵律”等这些审美要素和生态审美原则。
胡适《哀希腊歌》翻译生态环境分析作者：高巍刘静怡杨少赟来源：《文学教育》2013年第07期内容摘要：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文化，社会及作者，译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作为译者和译文生存的总体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
本文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角度分析胡适《哀希腊歌》中译本，认为译者和译文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客观认识翻译生态环境，积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规律基础之上。
关键词：翻译生态环境胡适哀希腊歌胡适（1891-1962）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以其多方面的，创造性的文化成就为整个运动提供了典范”（廖七一，2006）。
胡适倡导文学革命，认为时代不同，所需的文学也不尽相同。
胡适的翻译作品的成功，与其植根于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继而进行积极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是分不开的。
《哀希腊歌》这一篇译作的成功可充分体现证明这一点。
《哀希腊歌》（The Isles of Greece）的原文作者为英国著名诗人拜伦，节选自长诗《唐璜》（Don Juan）第三节，作为一支歌曲独立出现，在整篇长诗中具有独特地位。
拜伦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回顾希腊辉煌历史对比19世纪收到外来欺侮的现状，歌颂希腊历史中对自由的向往，号召希腊人民奋起反抗土耳其外来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
在晚清的内外交困政治形势，亟待振兴的民族经济，和思想启蒙大潮中，翻译文学被赋予了文学性和审美功能之外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仁人志士都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与技术，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开启民智，探索救国道路，表达政治诉求。
在这一过程中，翻译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翻译的器物功用被强调，这使得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具有了政治功利性的主要特征。
知识分子思想主流，翻译实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形势构成了胡适翻译《哀希腊歌》的翻译生态环境。
2018年10期总第398期ENGLISH ON CAMPUS生态翻译美学视阈下汉语文学文本的英译——以古诗《清明》的三个译本为例文/张英【摘要】生态翻译学作为中国本土产生的翻译理论，在美学上倡导的是翻译中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对称”、“均衡”、“对比”、“秩序”、“节奏”、“韵律”等。
本文以《清明》的三个译本为例，根据生态翻译美学“和谐美”的审美原则，研究汉语文学文本英译微观层面的审美构成，包括“语音和悦美”、“词句和奏美”、“篇章逻辑美”和“情境一致美”四个方面。
【关键词】翻译美学；生态翻译美学【作者简介】张英(1978.11- )，女，汉族，山东沂水人，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硕士研究生，山东医专外语培训部教师，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文学与翻译。
一、生态翻译美学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中国学者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的。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人类活动乃至整个自然界的重要内容，所以整个翻译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翻译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在许多方面具有类似性和同构性。
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包括了原文、原语、译语所呈现的语言、文化、交际、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和译者等要素相互关联互动的整体。
用生态翻译学的术语来说，原语是一个文本生态系统，译语是另一个文本生态系统。
原语的文本生态系统涉及到原语系统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等；译语的文本生态系统涉及到译语系统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
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实际是一个“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是译者在生态环境中不断地适应和选择的动态转换过程，最终的目的是使译文和原文达到语言、文化、交际上最大程度的对等，达到最佳语言生态效果。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翻译美学体现的是生态美学，是遵循生态理性，强调通过翻译活动主客体之间、翻译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关联的整体。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呼啸山庄》汉译本中三维观的应用探究1. 引言1.1 研究背景研究此课题的背景在于探讨《呼啸山庄》汉译本中的生态主题与三维观的表现方式，通过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分析翻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这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翻译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可为今后的翻译实践和生态保护提供一定的启示。
本研究旨在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呼啸山庄》汉译本中三维观的应用情况，为翻译学领域的生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和思路。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探究《呼啸山庄》汉译本中三维观的应用情况，从而揭示生态翻译学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实践效果。
通过分析汉译本中对于自然环境、人物关系和情感体验等方面的翻译策略，深入挖掘其中的生态意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生态翻译学视角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通过这一研究，可以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建设提供新的案例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汉译文学作品中关于自然和人的表现方式，提升翻译作品的品质和深度，进而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通过对《呼啸山庄》汉译本中三维观的分析，可以深化对生态翻译学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模式和效果的认识，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3 研究意义《呼啸山庄》作为经典文学作品，在汉译本中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而生态翻译学视角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
通过对《呼啸山庄》汉译本中的三维观进行探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作品中所蕴含的生态主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研究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呼啸山庄》汉译本的三维观，不仅可以拓展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还能够为生态翻译学领域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当今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对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研究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呼啸山庄》汉译本中的三维观，可以拓展我们对生态文学的认识，引起人们对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传播和实践。
这对于推动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静夜思》英译本的赏析与解读作者：邓娜来源：《神州》2012年第31期摘要：生态翻译学理论为译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来审视翻译活动。
本文归纳分析了该理论，把译者主体的适应选择与诗歌翻译这一载体相结合，从“三维”（语言、文化和交际）转换角度对《静夜思》一诗的几种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旨在得出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本，并对该领域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有所启示。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静夜思》英译本1.引言古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朵奇葩，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国内外许多翻译大家对中国古诗词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诗歌文字的凝练和意向的丰富让其想象空间和阐释张力无限丰富幽邃。
这就造成了翻译赏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因此，诗歌的英译也见仁见智。
本文运用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对李白的《静夜思》英译本进行解读和赏鉴。
2.生态翻译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翻译活动经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后，将迎来一次新的变革——翻译的生态转向。
2001 年胡庚申教授第一次提出生态翻译学（ Eco—translatology）概念，把“翻译研究派”的跨学科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全新翻译理论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这一研究的核心理论基础即为“翻译适应选择论”。
该理论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础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为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是一种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
其从生态研究的角度审视并定义了翻译，即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关互联的整体，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胡庚申，2008：1）。
Vol.33No.6Jun.2012第33卷第6期2012年6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胡适是20世纪的一位文化巨匠，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正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胡适在上海寻求新教育时期(1906—1909年)是其诗歌翻译的第一阶段，胡适在该阶段采用文言翻译诗歌，主题集中在宣扬革命、反封建等。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1909—1917年)为其诗歌翻译第二阶段，该阶段译诗偏重哲学思辨，语言为文言。
留学归国之后，胡适诗歌翻译进入了第三阶段，胡适采用白话翻译诗歌，译诗主题更富有人文关怀。
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为研究胡适诗歌翻译提供了新的平台。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译者的适应和译者的选择。
译者适应的过程是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的过程。
译者必须能够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接受其选择和制约，才能够不被其淘汰，并融入其中，成为翻译生态环境的一个典型要件。
译者选择指的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
在这一阶段，译者可以体现并代表翻译生态环境，以翻译生态环境典型要件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控。
适应通过“优化选择”的手段来达到“求存、生效”的目的，选择的法则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
翻译的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做出适应性的选择转换”。
翻译方法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
”胡适的诗歌翻译是胡适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胡适代表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的过程。
笔者拟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阐释胡适的诗歌翻译，研究胡适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层面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的过程。
一、胡适诗歌翻译在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指出“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
语言变体是“由具备相同社会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普遍使用的某种语言表现形式”，受到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制约。
胡适在诗歌翻译第一、第二阶段采用文言翻译诗歌，在第三阶段采用白话翻译诗歌。
笔者从语言变体层面阐释胡适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不同语言变体进行诗歌翻译的过程。
例1：“O haste thee,haste!”the lady cries,“Though tempests round us gather;I ’ll meet the raging of the skies,But not an angry father.”（节选自Lord Ullin ’s Daughter ）胡适译文：妇言风虽恶，趣行勿瞻顾。
侬宁犯波涛，不愿逢父怒。
例1为胡适在上海寻求新教育时期，运用文言语言变体翻译的诗歌。
当时，诗界革命作为翻译生态环境的典型要件，制约胡适在语言维选择文言语言变体进行翻译。
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李磊（郑州轻工业学院外语系，河南郑州450002）摘要：生态翻译学为研究胡适诗歌翻译提供了新的视阈。
胡适翻译诗歌的过程就是胡适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原则下，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代表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进行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三维转换”的过程。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胡适诗歌翻译；“三维转换”中图分类号：H31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２）０６－０１７８－０３１７８－－中提出诗界革命，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梁启超说“（中国）诗之境界，被千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麦哲伦）然后可”。
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要占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1902年，梁启超发表《饮冰室诗话》，指出“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其形式。
”诗界革命倡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旧风格”包含文言语言变体等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表现形式。
胡适在诗歌翻译第一阶段适应以诗界革命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在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中，选择文言语言变体进行诗歌翻译。
例2：He hadna been awa’a week but only twa,When my father brak his arm,and the cow was stown awa’;My mother she fell sick,--and my Jamie at the sea-And auld Robin Gray came a-courtin’me.（节选自Auld Rabin Gray）胡适译文：他去了没半月，便跌坏了我的爹爹，病倒了我的妈妈，剩下一头牛，又被人偷去了。
我的吉姆他只是不回家！那时老洛伯便来缠着我，要我嫁他。
（胡译）例2节选自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后，于1918年发表的中国现代第一首白话译诗———《老洛伯》。
该诗的翻译表明胡适适应以国语运动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白话语言变体进行诗歌翻译。
国语运动举起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的旗帜。
“言文一致”是指用人民的新鲜、平易的语言———白话取代文言作为书面语。
“国语统一”旨在逐步确立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全国统一的国语。
1913年，读音统一会召开，致力于“审定国音、核定音素和采用字母”。
1916年，国语研究会成立，旨在“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
1917年，国语研究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
国语运动确立了“音本位”的原则。
声音是白话区别于文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吕叔湘指出“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文言是现代人必须用视觉去了解的”。
吴晓峰指出国语运动文字改革的历史是推进汉字由表意向表音转变的历史。
他进而指出“以‘声音’为核心的国语运动，在面对‘有声’的白话和‘无声’的文言的选择时……将白话语体推到了文学的中心。
”国语运动确立了白话作为书面语的地位。
国语运动促使胡适思考中国语言、文学问题。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史是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古文早已死亡，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思想应该用这一时代活的语言工具来表现，惟一可能的语言工具应该是民众使用的活生生的口语———白话文。
1916年，胡适决定不再用文言写诗，开始尝试以白话写诗。
1917年初，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不避俗字俗语。
1917年底，当时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寄明信片申请加入国语研究会，并于1918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胡适明确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他认为只有用白话，用国语，做国语的文学，中国才会有活文学。
以国语运动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操控着胡适在诗歌翻译的第三阶段选择白话语言变体进行翻译。
二、胡适诗歌翻译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认为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译者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应该关注语言所属的文化系统，关注原语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
译者不是单纯地隶属于原语文化或目的语文化，译者的身份应该是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调停者，译者的任务就是把原语文化输入目的语文化，并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
意象是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它是创作主体赋予客观物象特殊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意象寄托着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思，融入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特定的意象在不同的文化中被赋予不同的特殊含义。
笔者从意象的层面阐释胡适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在文化维进行适应性转换的过程。
例3：Ein Fichtenbaum steht einsamIm Norden auf kahler H觟h’Ihn schl覿fert;mit wei覻er DeckeUmhüllen ihn Eis und SchneeEr tr覿umt von einer Palme,Die fern im Morgenland.Einsam und schweigend trauertAuf brennender Felsenwand.胡适译文：高松岑寂羌无欢，独立塞北之寒山。
冰雪蔽体光漫漫，相思无梦来无端。
梦见东国之芭蕉，火云千里石欲焦。
悄悄无言影寂寥，欲往从之道路遥。
原诗是海涅所做的一首爱情诗。
fichtenbaum （云杉）和einer Palme（棕榈树）分别象征男、女主人公。
fichtenbaum和einer Palme被Eis und１７９－－Schnee（冰雪）和brennender Felsenwand（火岩）阻隔而不能相见。
在目标语文化中，云杉和棕榈树不能激发目标语读者的想象，不能引起目标语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在翻译生态环境的规约下，胡适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中，将原诗的意象转换成目的语读者熟悉的文化意象，把云杉和棕榈树转换为高松和芭蕉。
在目标语文化中，高松是傲霜斗雪的典范，象征着坚贞、高洁、富有生命力；芭蕉则是孤独、寂寞的象征，充满了离情别绪。
意象的转换适应了文化系统规约，便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原诗的内涵。
正是读者的积极参与和认可才赋予了译文意义和价值，鲜活了译文的历史生命，使其能够不被自然淘汰。
三、胡适诗歌翻译在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除语言维和文化维外，译者还必须把适应性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关注译文是否体现了原文的交际意图。
任何交际过程都涉及交际意图，原文是作者和原语读者的交际媒介，作者通过原文向原语读者传递话语意义，体现交际意图，实现交际目的。
Nida指出翻译应该实现功能对等，即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到了功能对等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到了体现，目的语读者是否能够在译文中体会到作者向原语读者传递的交际意图。
例4：My room was white with the sunAnd love cried out in me,“I am strong,I will break your heartUnless you set me free.”（节选自Over the Roofs）胡适译文：一屋子都是太阳光，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他说，“我是关不住的，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原诗是Sara Teasdale的一首爱情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