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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解放军历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实施的较大规模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就有10次，先后有数十个大军区和兵团级单位被撤销，近千所军队院校、医院等被裁撤、缩编或改隶，全军员额从抗美援朝时的627万人减为目前的230万人。
回顾建国以来我军历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0月至1952年，确立国家军事领导体制和人民解放军进行精简整编。
1949年10月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重新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重新划分战区，将全国划分为13个军区;调整了总部和战区的领导机构;组建了新的军兵种，改建和新建了军事院校。
到1950年，人民解放军总人数骤增至近550万，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1.1%。
1950年4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复员的重大战略决策。
中央军委于5月16日至31日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研究、讨论和部署。
决定军队复员150万人，将全军的总员额由550万压缩到400万，当年即复员23.9万余人。
这是我军建国后的第一次精简整编。
整编方针是：缩减陆军，尤其是步兵员额，加强空军、海军及各特种兵部队员额。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精简整编工作终止。
之后，由于战争需要军队又进行了扩编，到1951年底总兵力达到611万人，最高时达到627万人。
朝鲜战场形势基本稳定后，中共中央决定再次进行精简整编，毛泽东于1952年1月批准了《军事整编计划》。
到1952年10月底，共精简19个军部、73个师，近200万人。
基本实现了朝鲜战争爆发前国家计划将军队员额压缩到400万的目标。
军费开支占全国财政总支出比例由1951年的43%下降为32.9%。
这是第二次精简整编，更确切地说是第一次精简整编任务的继续。
通过这次精简整编，陆军初步完成由分散领导向集中统一指挥、从单一步兵体制向诸兵种合成体制的转变。
同时，海军、空军和院校建设得到了加强。
第二阶段：1954年至1958年底，人民解放军按照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规划和贯彻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又进行了第三、四两次大的精简整编。
从年新中国建国至今，我国的军费开支总和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这么多。
不过现在美政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军费开支一度叠加，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
70多年前，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而军费开支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加。
经过70多年的积累，中国军费开放已经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这也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压力。
中国军费开支所占的国民总净收入的比例约为9.2%，其中大部分都用在国防和军事建设上，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军费开支有助于保障国家地理边界、从而维护国家安全；其次，军费用于购置现代化武器装备，提升我国军队实力，能最大限度保护我国舆论自由及国家利益；此外，军费还可以用于把军人生活待遇与社会提升到同一水平，从而促进军队士气高昂。
同时，军费开支也应该采取有效的控制手段，充分考虑国家的发展需求。
比如实行有效的资金预算管理，在充裕的资源条件下，加大军事建设投入，尽量把军费用于其它发展领域，积极推进国防科技创新，同时壮大科技力量，在更有效的利用军费的前提下，取得更大的国防建设成效，以此增强国家之间的军事实力。
总之，军费在我国国家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控制及利用军费应当采取有效的手段，遵循资金预算，合理使用军费资源，把军费用在最省最需要的地方，以保护国家地理边界、提升我国国防技术水平，最终取得更大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成效。
浅析建国初期（1949—1952）的粮食问题作者：吴美霖来源：《知音励志·教育版》2017年第02期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长年的战争，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
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放在了首要位置，而经济恢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在建国初期我国的粮食问题非常多，但是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制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粮食政策，解决了当时严重的粮食问题，有益于经济的恢复，同时也可以对解决今后的粮食问题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建国初期；粮食；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在战争中饱经磨难的一穷二百的烂摊子，国家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缓慢，人口却急速增加，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是不断增加，在新中国初期，我国的粮食面临着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一个良好发展，本文将简要分析建国初期我国的粮食问题1 自然灾害极其严重，抢灾救灾任务重。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当时连年混战，很多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全国很多地区的水旱灾害都非常的严重。
在1949年，全国被淹的耕地有1.2亿亩，粮食减产高达120亿斤，灾民达到了4千万人，重灾区的灾民就有1千万，当时受灾的地区，沿路数百里的河堤完全失去作用，村庄全部淹没，灾民都只能挤在一块块的高地上求生，大家的情绪都是非常低落和恐慌的。
在1950年9月，抗美援朝前夕，皖北淮河水災，3100万亩的土地被淹没，9百万的人口受灾，加上河南等地，被淹的土地达六七千万亩，严重的灾害不仅使老百姓遭受生命危险，也严重影响了粮食的种植，对经济影响很大，由此可见，在建国初期，我国的水灾情况极其严重。
共产党执政后，立即开展了救灾工作，确定了“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助以国家必要的救济与扶持。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开展生产自救，1950 年为解决灾区的种子困难，政府仅苏北、皖北、苏南等地就贷出种粮近 3000 万斤。
其次是以工代赈，所谓以工代赈，就是运用灾民的劳动力从事建设，是一种积极的救灾办法，主要体现在兴修水利方面。
解读中国军费开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这是第三次做新闻发布会，每次外媒都要问军费，据说我的前任也是如此，前任的前任也是如此，好像据说外媒到我们这个发布会来，主要关心的就是军费”，可见每年的“两会”中国军费开支总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一、今年中国军费开支增幅为5年来最低军费就是国家用于军事方面的经费。
3月5日财政部提交的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国防支出将比2014年增加10.1%，达8868.98亿元。
这是中国国防开支连续5年增长，但增幅为5年来最低。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
中国作为大国需要有能够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的军事力量。
较于2011年12.7%，2012年11.2%，2013年10.7%，2014年12.2%，中国军费已连续5年呈两位数增长，但增幅创5年来最低。
中国军费开支一公布，迅速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
美联社称，军费的增长反映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也表现了中国立足于区域和全球的愿望。
法新社称，军费延续每年两位数的增长反映出中国巨大的军事雄心，北京多年来一直以两位数增加军费开支，“并在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系列领土纠纷中展示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中国军费增长不受经济增长放缓制约”，路透社特意将中国国防预算增幅与经济增速联系起来，称随着中国加大对潜艇和隐形战机等高科技装备的投入，今年军费增幅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还称“中国军力发展引发地区担忧，特别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主权纠纷中采取了强硬立场”。
今年中国军费是连续5年军费实现两位数增长的最低水平。
2015年中国军事预算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仍位居世界第二，但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军费支出。
而今年10.1%的增长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更加客观地指出，中国的军费开支仍然不足美国国防预算的三分之一。
近年来我国军费有所增长，主要是用于改善官兵生活条件，加快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保障军队各项改革需要。
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王爱云计量史学方法，不是指运用简单的数字作为论据说明历史现象，而是指运用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过各种数据关系和创建数学模型来论证说明历史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联系。
这一方法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六七十年代扩展到西欧、拉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数字统计资料比较健全，这种方法马上引起了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重视，很快便出现了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计量史学方法在中国当代经济史、人口史、社会史、军事史乃至政治史研究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计量史学研究以其鲜明的科学性、客观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计量史学方法本身存在的使史学陷于枯燥以及研究者主观态度影响结果的客观性等局限在研究中也暴露出来。
本文通过回顾30多年来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总结分析这一方法的优势及局限，并对如何在当代史研究中弥补和修正这一方法的局限做出思考，以期对学界掌握、运用这种方法有所帮助。
一、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在中国史学界，“整个说来，历史学基本上是定性研究，而极少考虑量的因素”［1］。
这种定性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确定历史事物的某些特征和本质，但却不易表示它们的量；虽然可以揭示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但却不能测定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程度大小。
新时期要继续推进历史研究，就需要借助量的分析，因此计量史学方法介绍到中国后得到史学理论界部分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8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计量史学热”。
但是由于传统史料尤其是古代统计资料相对匮乏，计量史学方法本身的理论探讨虽然很多，真正运用这一方法开展研究的史学成果却很少。
然而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计量史学方法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运用，并涌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一）当代人口史领域人口史研究离不开统计数字。
解析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摘要]军费是一国国防政策的经济表现，它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
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军费开支的增加准备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中国国家安全需求出现了新的变化。
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具有补偿性、有限性、防御性和协调性的特点。
“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论调是荒谬的，其炮制者的动机无非是要削弱中国的军事防御力量，遏制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军费开支；增长；中国军事威胁论200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新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这是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第五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对外公开阐述自己的国防政策。
根据这份文件，2004年、2005年中国年度国防费分别为2 200.01亿元人民币和2474.96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分别增长15.21％和12.50％。
近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保持了连年增长的势头：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分别为934.7亿元、1076.7亿元、1207.54亿元、1442.02亿元、1707.78亿元、1907.87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逐年递增10％以上(除特别注明外，本文所使用数据均来自1998年、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以美国、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动辄拿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做文章，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声称：随着经济的迅速腾飞，中国必然会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进而对周边国家构成严重的威胁，甚至于打破现有的国际力量平衡，给世界带来动荡与纷争。
对此，我们不仅需要从道义上予以回击，更需要通过对中国军费开支平实、客观的分析对其进行批驳。
一、军费开支的增长与“中国军事威胁论”军费也称国防费，是一个国家国防政策的经济表现，它具体而清晰地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
在某种意义上讲，军费是国家军事战略的“风向标”。
一国军费的投量或投向发生变化往往意味着该国军事战略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的调整或调整动机。
不同时期中国国防支出情况分析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周边邻国较多，海岸线狭长，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平，国防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从而国防支出也成为了财政支出中的重要方面。
但是，中国的国防支出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自己特殊的价值与地位，即随着世界环境的变化调整国防支出和维护国家稳定与和谐，而非对外扩张。
中国的国防支出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建国初期，即1949年到1958年；第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1959年至1977年；第三是改革开放时期，即1978年至现在。
三个时期的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截然不同，同时国防支出的范围也各相不同，下面我就就分阶段的对中国的国防支出做充分的分析与论证，最后得出中国国防支出的特点与价值。
一：阶段分析1.建国初期建国初期，中国的政局不稳，对外则有反对势力干涉，此时的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很大的，如下图所示：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财政收入逐年大比例的增加，说明中国的经济在稳固发展，而国防支出同样在在增加，说明当时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国防事业的建设，同时联系当时的国际背景，外国势力对中国敌对，都迫使中国要在国防方面要大幅度的增加开支，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定与和平，给为百姓创造一个和谐的国内环境。
上表的数据充分显示出了建国初期的国防支出的情况，从国防支出所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1950年至1955年的比重较大，原因是当时中国在进行战争，如抗美援朝、国内剿匪等，从而国防支出成为了当时财政的重点支出对象，而1957年后，战争基本结束，所以国防支出开始有所下降，但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所以国防支出依旧在财政收入中占相当重的比例。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个跨越的时间段很长，其内外部的环境变化也极其复杂，所以国防支出有很大的变动性，其重点支出的对象也有很大的不同，下面的折线图则可以一目了然的显示出这个时期的变动。
上面点线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时期的财政收入波动性极强，因为于这个时期属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前期犯了许多错误，导致财政收入下降，而此时的国防支出却趋于稳定，原因在于这个时期的国内环境相对良好，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国家没必要将备战作为工作重心，也没必要在军费上浪费太多的财政收入。
新中国军费开支的历史演变发布: 2011-3-01 10:30 | 作者: 强悍村姑|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点击: 896 | 回复:1新中国军费开支的历史演变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国防投入也在加大，国际上一些妙作“中国威胁论”的人便就军费数字增长大加渲染。
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军费开支的演变数据，可以看到，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保持适当的军费理所当然。
逢大战军费第一，搞建设压低比例我国2500多年前的兵圣孙武在《孙子兵法》中便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从古至今的战争特别是大战，关系到国家存亡，政府都会集中财力服务于军事。
近代中国战乱不息，清王朝和民国年间，政府财政收入大半都用于养兵和打仗。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布成立，国内战争至1950年春才墓本结束，而同年10月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这一年国家财政支出只有68亿元人民币（按新币算），供养军队和战争的开支便达29亿元，比例高达42%。
在1951年内，由于国家财政支出以保障战争为第一位，在国民收入497亿元、政府开支123亿元之中，直接军费便占52亿元，再加上国防特支费6亿元，国防开支分别占国民收入的13％和政府财政支出的48%，是新中国国防开支比例最大的年份。
对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急需搞建设的新中国而言，自然不愿保持这种高比例。
1951年秋朝鲜停战谈判取得进展后，毛泽东马上要求挤出钱来搞建设，并预定将军队总数由626万人减至350万人。
1952年，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便降到33%,经济建设费占了第一位。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中共中央规定，军费要压缩到国家财政支出的20％以下。
为此，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便大力裁军并压缩军费。
1957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压缩军政开支，翌年，全军员额减至237万人，军费只有50亿元，分别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1%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8%. 1960年的军费为58亿元，降到GDP 的3.5%和国家财政支出的8%。
当时，毛泽东认为国际上“东风压倒西风”，国家可以集中财力搞建设。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此时的军费开支虽比过去缩减，保持的比例却比较合适，军费中又减少“人头费”而着力投入“两弹”（导弹、核弹）研制，这使我国尖端武器和常规装备都得到了高速发展，成为国防建设的第一个黄金阶段。
过火战备和过高军费比例，使经济和国防建设受影响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越南战争又步步升级，中国的军费开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1961年以后反而一路飙升，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期都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0%左右。
由于当时地方许多单位也有相当多的战备开支，实际上，服务于国防事业的费用比例达到国家财政支出的1/3，占GDP的比例则在10％左右。
由于当时总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军队员额大幅增加，1965年超过500万人，1969年达到631万人，而且数量增加最多的又是步兵。
当年养兵的人均开销处于很低水平，与国内居民人均收入基本停滞的状态相符，入伍第一年兵的月津贴费都是6元人民币，基层军官月工资只有52元，步兵连钢盔、背囊这类世界流行的装具都不配备，但毕竟因兵员数量多而导致“人头费”大增。
1971年直接军费投入达169亿元，再加上军事科研、民防建设、无偿军事援外等费用，则远超过200亿元。
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时开展了整顿，强调要把经济搞上去，并对军队“消肿”，即减少员额，这一年军费略有减少。
不过，这一整顿因“四人帮”的干扰受挫，加上“左”的指导思想未能改变，军队数量和军费开支比例还未能压缩。
直至1979年，直接军费开支仍有222亿元（按当时汇率折算为160亿美元），分别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8％和GDP的6%（若再加上地方开支中的国防项目费还要增加1/4)。
这一期间，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受到很大拖累，军队的装备技术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又重新拉大，这些事实也充分证明了和平时期军费投入不宜过大，否则会给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方面都带来不利影响。
80年代军费开支萎缩，迈入新世纪作补偿发展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此后我国的国防建设也强调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
进人80年代后，邓小平科学分析了国际战略形势，提出了时代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的新论断，国防建设由临战状态逐步转入和平轨道。
从1980年到1985年，全军进行了两次员额超过百万的大裁军，进入了强调“忍耐”而又有所作为的新阶段。
1986年，我国的军费减为201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花费比70年代后期减少了一半。
这一年GDP为10202亿元，国家财政支出为2291亿元，军费在其中的比例只占2.1％和9%。
此后，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军费随之有所增长，不过，在GDP和国家财政求出中的比例却一直递减至1997年。
这一年，军费支出数为840亿人民币，仅占GDP的1.3%,其比例为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
为保障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在80、90年代前期大力压缩开支，体现了顾全大局的精神。
不过，较长时间内军费过低，国防建设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1990年，中国的军费仅290亿元，因人民币贬值而只折合50亿美元（此前1 0年间，人民币兑换美元由1.6：1变成5.8：1)，按汇率还不如韩国、印度和中国台湾地区。
当时，军队日常生活费用都经常不足，要靠自己生产经营来补贴，而一些经商活动又滋长了一些腐败问题。
在国家经济状态有所好转后，中央很快就决定停止军队的经营性活动，并从90年代中期以后扭转了军费开支比例持续十几年下滑的局面。
1988年以后，我国的军费开支比例在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前提下又逐步有所增长。
2002年，我国GDP迈过10万亿元关口，军费开支也超过了1500亿元。
此后，我国经济隔几年便迈上一个大台阶，2006年GDP超过20万亿元，2008年迈入30万亿元。
我国的军费开支也相应与经济发展同步得到提升，2004年超过2000亿元，2007年超过3000亿元，2008年又超过4000亿元，2009年达到4806亿元。
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军费的这种增长速度议论纷纷，同期，中国国防白皮书则把这种增长释为“补偿性发展”。
了解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的人都会知道，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的十几年间，中国军队在装备、官兵待遇和训练活动这三面都有严重的“欠账”。
国防部门研制的新武器只能少量装备，多数武器仍处于落后状态。
中国官兵的收入虽不断增加，却因物价上涨和社会上分配差距拉大，其收入已经偏差。
要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并增强军人职业在社会上的吸引力，加大对军队的投入已是势在必行，而国家也完全具备了相应的财力。
近十几年来，由于我国适当地增大了军费投入，体现高科技水平的军事装备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世界瞩目的成就，部队面貌也有很大改观，国防建设终于迈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黄金阶段。
确保强国强军，应有适当稳定的军费比例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GDP达到37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达5.5万亿美元，已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位，不过仍只相当于美国的1／3。
2010年初，我国人大会议上公布的军费开支预算为5253亿元，折合770亿美元，虽然已居世界第二，却只相当于美国的l／8。
如果对比一下国际人均军费和各国军费在GDP中的比例，中国都属于较低水平。
美国人口占人类的4%，其GDP占世界总量的22%，军费开支却接近全球的40%。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GDP占世界总量的7%，军费还不到全球的5%。
由此看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实力增强，提升国防开支也是保障应有的国际地位的自然之举。
和平时期的军费中，主要包括括生活（养兵）费、日常维持费（包括教育、训练和其他活动）、装备费这3类。
中国因人口多、幅员辽阔和周边情况复杂，不能不长期保持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生活费在军费中要占相当大的比例（在前几年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说明要占1／5）。
按目前公布的军费，中国每个军人年均生活费在8000元左右，其中包括工资、营房、医疗和其他福利等，以国内现有物价看仍感紧张。
随着新一代军人成长环境变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其津贴和工资也应比社会上的多数同龄人偏高一些，这一趋势还决定了今后军队生活费年增长量至少要高于国内居民收入增幅（即年增长8%以上）。
中国近年来配备了许多新武器，不仅大大增加了装备费支出，训练和维护费用也势必不断增长。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军费占GDP的5%以下大致不会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太大影响。
这一比例若在2%以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很微小。
若按这一标准，目前中国的军费只占GDP的1.5%和国家财政支出的7%，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仍有增大比例的空间。
新中国军费变化附表（收入按人民币统计，军队人数按年度末统计）年度GDP（亿元）国家财政支出（亿元）军费开支（亿元）军队总数（万）1950 426（国民收入）68 29 513 1951 497（国民收入）123 52 626 1953 824 220 75 438 1955 910 269 65 345 1958 1307 409 50 237 1960 1457 654 58 3001962 1149 305 56 355 1965 1716 466 87 503 1966 1868 541 101 479 1969 1938 525 126 631 1971 2426 732 169 600 1975 2997 820 142 640 1979 4038 1273 222 590 1982 5294 1153 176 423 1985 8964 1844 191 420 1986 10202 2291 201 320 1990 18548 3312.6 290 320 1996 67684 7407.9 720 300 2000 89403 15886 1207 250 2003 114000 24107 1853 250 2005 182321 32910 2420 230 2009 335353 53865 4806 230 注：上表的人民币数字未反映物价指数上涨，如按实际购买力计算，2009年GDP约相当于1978年的7倍。
（《环球视野》第351期，摘自《中国国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