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国经济转型的机遇与挑战近年来，中国经济迎来了转型的时机。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新兴产业和创新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然而，伴随着转型的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给予了创新经济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满足了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随着消费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新经济不断蓬勃发展。
智能制造、高技术产业、互联网服务等新兴产业迅猛发展，为国家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一些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供需矛盾，影响了经济的平稳运行。
中国需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问题也是经济转型中的难题。
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这意味着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压力将日益加重。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中国需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养老金的支付能力，确保老年人的福利和生活水平。
此外，环境污染和资源约束也是经济转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
为了实现绿色发展，中国需要加强环境保护，推动能源转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
在经济转型中，创新是关键。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创新，加大对科研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
建立创新体系，培育创新人才，提高科研和技术转化效率，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和经济发展中，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同时，转型也需要各方的积极参与和协作。
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形成合力。
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企业要加强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提高竞争力；社会各界要加强对创新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支持和理解。
中国经济转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只有通过深入的改革和创新，解决产能过剩、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特征分析内容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
但来自于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风险是基础性、深层次性的风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
本文立足于社会结构视角，详细阐述了社会层面的各类社会风险，深入剖析了现时期中国社会风险所具有的独特性。
文章最后指出改善民生是化解现时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全然途径。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结构；特征；民生一、社会结构：社会风险研究的新视角社会风险，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风险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由此引发了研究者对社会风险的关注和探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差不多步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
正如贝克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
”〔1〕毫不夸张地讲，当今的世界是一个“除了冒险不无选择的社会〔2〕”。
社会风险已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而狭义的社会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一个子系统。
相应地，社会风险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社会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难、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的缘故而引发社会失序或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3〕本文使用的是狭义层面上的社会风险，指社会领域中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其本质是损失的不确定性。
简言之，社会风险确实是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现时期的中国已进入社会的高风险期，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风险中国都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还存在着社会结构层面上的故障所引发的严峻的社会风险，这一类社会风险属于基础性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关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进展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
然而，随着经济进入转型期，中国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
本文将探讨这些机遇和挑战，并分析中国在转型期的经济发展中可能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
首先，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之一，可以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加强合作，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和影响力。
此外，中国仍然拥有庞大的人口红利，这也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潜力。
通过加强内需和提升消费能力，中国可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中国在转型期的经济发展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首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驱动，这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均衡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
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提高技术创新和科技含量。
同时，还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中国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这使得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受到了一定的压制。
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中国可能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困境。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需要加强技能培训和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创新能力。
此外，还需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福利和养老服务。
第三，金融风险和不平等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企业债务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影子银行等。
同时，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也日益严重，这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还可能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风险防控。
同时，还需要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最后，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之一。
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
关于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及其治理前言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空前的经济成就。
但是，这也伴随着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生态风险的不断加剧。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环境问题成为当前最为热门和紧迫的问题。
本文就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及其治理进行探讨。
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在经济发展高速增长的初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开采和环境的牺牲换来的经济价值。
这些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是可行的，但是长期来看，这样的模式是不能持续的。
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开始制定环境保护法、资源税法等与环保有关的法律法规。
生态风险的形成原因尽管中国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生态风险，这些风险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工业和能源消耗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需要大量能源和原材料的支撑，这导致中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压力。
2. 农业生产和草地荒漠化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农业生产和草地荒漠化也加速推进。
大量的化肥、农药的使用导致农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加剧。
3. 水土流失和水资源枯竭中国的西部地区地形复杂，土壤红黄，水土流失严重，沙漠化、干旱化也加剧了水资源的枯竭，对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的破坏非常严重。
4. 建筑和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的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导致城市空气、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不断凸显。
生态风险的治理治理生态风险，需要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寻找合适的匹配点并进行有效治理。
治理生态风险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并涉及复杂的博弈，需要有政策、技术和市场等多层面支撑。
1. 加强法制建设在法制层面，需要建立健全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加强环境监管，修订法律法规，制定环境保护基准，落实环境保护责任等，确保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各方面的责任落实。
2. 推进技术创新在技术层面，需要加大对环保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支持，积极研发和推广合适的环保技术和产品，探索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新型经济模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浅探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及其治理一、前言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对环境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如水、空气污染、土地退化、生态破坏等。
这些生态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成为了中国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1. 本质中国经济转型营造了新的发展空间，并伴随着新的生态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农村的现代化，人们越来越多地进入自然生态系统，这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这意味着过量的采矿、能源消耗和大规模的土地开垦，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压力。
2. 案例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
例如，自古以来通航的长江，受到水上工程的增多和底泥的淤积等因素的影响，极易引发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
此外，采矿业的快速增长导致土地沉降、地质灾害和污染，同时也导致了城市化呈现不可持续的状态。
三、生态风险治理的重要性1.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但也不能忽视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只有提高环境质量，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为人们提供健康的生存环境。
2. 内陆土地与污染的治理污染控制和治理需要人们更好地管理资源和环境。
加强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全面审视，强化国家层面的政策和法规，同时也需要举一反三和发展创新方式。
四、中国生态风险治理工作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通过行政管理建立有效的人口管理机制，并针对重点地区采取适当的措施。
同时，还需要在各方面加强科技创新，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加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最后，尤其需要持续不断地提高所有相关部门及公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实现全社会的共同保护环境的目标。
五、结语不断变化的经济与环境对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需要我们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
加强政策和法律的指引，鼓励创新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可为中国可持续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
新时代情境下对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与治理的再审视在新时代下，中国经济在不断转型升级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
这些风险不仅来自于较早时期存在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还来自于新兴领域的风险，如网络安全、新经济模式等。
同时，社会治理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型升级，以更好地应对这些风险。
首先，新时代下社会风险的面临与治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社会风险也在不断涌现，如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失衡、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重重压力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污染严重等。
针对这些社会风险，社会治理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大资金投入，提高政策的精细化程度，增强组织协调能力，从而促进国家的持续发展。
其次，新时代下网络安全风险的面临与治理。
在数字化时代的全球化竞争中，网络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网络体系，网络安全问题更加复杂。
因此，对于网络安全的治理需要建立多层次的网络安全体系，提高网络安全的管理能力，随着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应用和改造也需要加强网络安全的保护。
最后，新时代下新经济模式风险的面临与治理。
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科技进步，共享经济、智能制造、大数据等新经济模式不断涌现。
这些新模式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诸如新垄断、产业链乱象、资本运作过度等问题。
因此，新经济模式治理需要严格执行政策，加强监管，快速组建强劲的机构，提高公众的法治意识。
总之，在新时代下，社会风险危机不断，社会治理也需要不断进化，只有加强治理手段、完善机制，从根本上遏制和解决各类风险，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关于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及其治理[ 论文关键词] 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论文摘要]当前, 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
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
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
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
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
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
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
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与出路摘要：认为经济转型可能面临增速大幅下行风险。
数据从多角度印证制造业转型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投资回报率与产成品价格显示近一两年内制造业将继续疲弱。
政府需要调整政策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培育新的经济长期增长驱动力。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转型；改革一、重新寻找驱动力经济持续下行背景下，增长、转型和改革之间的政策目标选择问题成为普遍关注焦点。
广泛讨论的经济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支出法GDP看，转型在于从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向投资消费相对均衡发展模式转变。
中国在未来20年内实现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存在较大困难，但多方证据显示，现有投资驱动型模式难以持续，向投资消费均衡结构转变是必要的。
二是从生产法GDP看，经济转型在于从制造业驱动型经济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均衡发展转变，主要驱动力可能更依赖于服务业。
这两类转型能否成功，决定着未来20年经济增长情况。
今后10年经济能否保持7%的增长，未来20年能否保持6%的增长将取决于这几年结构调整进程。
第一类转型是支出法GDP下的结构转型。
设定不同的转型情形，观察相应结果可以对转型代价有所认识。
如果2012-2020年GDP名义投资保持10%的增速，结合其他假定，消费占GDP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56%附近，相较于现在49%的水平，年均增速约为1个百分点。
如果此速度持续至2030年，消费占GDP 比重将达到61%。
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约75%的平均水平，但经济结构已经达到相对健康状态。
而如果急速转型，假定2020年消费在GDP中比重提高至65%，名义投资则需要下降至7%，放宽假定至2030年消费在GDP中比例达到65%，名义投资增速需要下降至9.3%。
投资增速过快下降可能对经济带来大的冲击，因为消费一定程度上受投资驱动，投资增速大幅下降会抑制消费。
经济向合理结构转型应渐进完成。
经济结构失衡事实上出现于2000年之后。
2000年以前，经济结构相对合理，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保持在60%以上，2000年依旧保持62.3%的比例，投资占比则只有35.3%。
理论文章：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和治理对策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风险高发的转型期，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在不同的学科视野或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对社会风险的实质及其治理途径的看法并不一致。
在政治挂帅的话语体系中，社会风险主要源于敌对势力，表现为政权合法性和制度优越性与否，治理途径则是政治斗争；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社会风险主要源于生产力落后和物质文明不发达，治理途径往往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文化建设的话语体系中，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治理途径被归结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教化。
那么在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中，当前转型期的社会风险来源于何处？表现有哪些？最佳的治理路径又是什么呢？一、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来源及表现社会风险源于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20世纪60年代，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并断言“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意味着动荡”。
后来的研究者据此得出“人均GDP达1000美元以后将进入社会风险高发期”以及“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等说法。
这种社会风险观坚信“尽管道路曲折，前途依然光明”。
到了20世纪80年代，贝克、吉登斯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则认为，虽然在某些领域现代性降低了原有的风险，但同时也导入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不知的新的风险，包括后果极其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
这种社会风险观不相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在等着人类，而是强调人类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当今生活在地球上的这几代人。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又处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大潮中，因而既存在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中的动荡和风险，又存在贝克、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的风险，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风险是叠加共生的。
前一种风险会随着涉过“改革深水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逐渐减弱，后一种风险则会越来越强。
正因为如此，进入新世纪后，中央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又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2011年第8期山东社会科学No．8总第192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2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及其价值范导何小勇（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3）［摘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高度复杂性是风险共生现象衍生的现实基础。
风险的识别、归因和治理都是与价值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对风险问题的探讨需要引入价值哲学的研究视角。
从社会制度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各种风险累积共生的深层根源主要是快速转型期社会公正规范价值的模糊、混乱乃至迷失。
在实践中不断拷问并澄清指引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价值理念，不断凝聚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共识，以更具历史合理性的价值标准不断校正波澜壮阔的制度变革，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积极创建能增加和谐因素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机制，才能把各种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转型发展；风险共生；价值范导［中图分类号］B0－0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1］08－0018－05一、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人类历史进步中的现代化变迁本身是一种具有高度复杂性的过程，它既有一定的必然性、规律性和连续性，又有大量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是偶然与必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有序与无序的辩证统一。
全球化日益深入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尤为复杂，这种高度复杂性来自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风险得以衍生的现实基础。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高度复杂性使风险问题存在于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由现代性的激进化造成的各种风险和由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殊性造成的风险交织在一起，出现了快速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现象。
只有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价值诉求，深入分析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运行状态，深刻反思由风险转化而来的重大危机事件，才能认识和确定风险，全面把握风险共生的具体表现。
从经济领域来看，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型的经济运行方式。
当代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使城乡矛盾、贫富差距、供求矛盾、劳资矛盾、国内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等日趋凸显，经济风险已成为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各种风险衍生的核心领域。
主要表现在：其一，城乡二元经济格局逐渐固化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但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打破、政府政策的城市偏向导致的各种优质资源向城市集中等原因，中国二元经济格局呈现出刚性特征和不断强化的态势，从而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依赖程度降低、断裂程度加深，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和风险源。
其二，贫富差距日趋扩大和过分悬殊的风险。
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但过分的贫富悬殊则会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快速攀升，目前已达到甚或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
其三，就业压力快速增大的风险。
就业事关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劳动者谋取收入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基本手段，是劳动者融入社会、增强社会认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主要途径。
失业率的不断攀升必然加剧贫富分化造成的经济风险，还有可能滋生愤懑情绪和反社会行为引发其它社会风险。
其四，劳资矛盾和生产事故风险。
近年来，我国劳资关系中出现的诸如劳动时间过长、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报酬过低、恶意拖欠工资等问收稿日期：2011－06－25作者简介：何小勇，男，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风险控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批准号：08BZX010）的成果之一。
题时有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频发，都危及着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全。
此外，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身也带来了经济和金融风险。
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观念结构。
当前，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期的经济风险必然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以改变了的形式体现出来。
在政治领域，快速的经济体制转型与严重迟缓的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社会弱势群体与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严重失衡、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等突出问题，加之国际政治冲突和军事威胁，使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期的国家统一、主权完整以及政治的合法性基础都面临着风险。
主要表现有：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和精英群体结盟化的风险，腐败蔓延与政府公信力下降的风险，国际政治冲突与军事冲突带来的风险等。
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既受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决定和制约，又有自身独特的能动性和发展规律。
改革开放前，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取向十分明显与强烈，文化领域的严密控制使其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具有与意识形态相同的特征。
近代以来长期存在的中西文化与体用之争在转型发展期又以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间轮番论战的新形式粉墨登场，大众商业文化的兴起正日益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理想，各种亚文化的流行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之间造成了新的裂痕和冲突。
文化领域的快速市场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惯性相互纠缠，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切与追问和对文化商品符号的炫耀与消费并行不悖，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冲突。
这些矛盾和冲突既为当代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各种可资借鉴的资源和不断解放思想的契机，又使中国文化现代化面临着诸如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淡化的风险、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入侵的风险、大众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风险，这些风险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安全面临挑战。
从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领域来看，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快，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和生态压力日益加剧。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的出现和不断加剧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水平极低，与发达国家经济状况的差距很大，因而快速发展经济的任务更加紧迫，而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又不断给我国施加限制和压力，甚至利用全球化转移污染密集产业和工业废弃物，这就使自然灾害型、资源枯竭型、环境破坏型、公共环境与公共卫生型等诸多类型的生态风险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
二、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风险共生的深层成因第一，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断裂和制度缺陷。
由于中国的改革总体上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不仅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不同步，而且每一领域中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的调整都带有尝试和过渡性质，这就使各种新旧要素相互胶着，整个社会结构急剧分化而社会整合机制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同时并存，一些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短时期内难以定型，难以给人们形成长期性的稳定预期和激励。
这就使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一种内生的脆弱性，集中地表现为整个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各种形式的制度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不仅造成了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结构性断裂，而且使现代化进程的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建设层面和文化观念层面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与错位。
由社会断裂所造成的各个部分都力图使自身的利益制度化、合法化，这就极大地妨碍了社会共识的达成和社会信任的确立，从而使体制改革中的具体制度安排面临各种合理化诉求的压力，出现了诸如制度缺位、制度虚化、制度错位、制度之间相互冲突等极其复杂的制度缺陷。
制度缺陷本身又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成为新的风险源。
当前，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断裂和制度缺陷不仅弱化了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和机制，而且成为各种风险共生并发的深层根源。
第二，利益分化加剧和利益诉求强化过程中的利益失衡。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资源并实施再分配，各种利益主体的独立性不明显，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也很小，整个社会形成了低水平的利益均衡格局。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这种低水平的利益均衡和在此基础上的心理平衡，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快速增强。
利益主体的独立化、利益来源的多样化、利益实现方式的多元化与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消极后果纠结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各阶层之间、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部分得益而其它部分受损的局面和发展趋势，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在经济博弈中失去平衡。
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和碎片化以及阶层结构的固化，使当前中国社会呈现为一种“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中，①几乎使每一个利益主体的心理都难免失衡而产生强烈的社会剥夺感，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矛盾极易激化。
利益分配的公正问题和利益结构的均衡问题涉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当前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利益结构失衡是各种风险共生并发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第三，市场化转型中资本逻辑的强势和公共权力的经济化倾向。
虽然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资本关系的历史进程不容混淆和等同，但离开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和“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难以达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要求的程度。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都将是有资本和市场的社会主义，这就使资本逻辑成为我们求解一切发展问题包括风险共生问题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自从中国在近代被动地卷入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以来，我们发展的成就也好、问题也罢，其秘密和出路都隐藏于资本的逻辑当中。
”③资本逻辑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加速中取得了矫枉过正般的强势力量，科技、政治、法律、文化各领域都为经济增长和资本逻辑的运行铺路、让路、搭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并不能改变资本的本性：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和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公共权力领域的渗透。
中国转型发展期资本逻辑的强势运行使其固有的矛盾引发各种危机的趋势系统地表现出来：资本对个别的、短期的、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利益的贪婪攫取使生态环境遭受肆意掠夺和破坏，使中国经济长期来看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使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充斥于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使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和人际关系功利化。
市场化转型中资本逻辑的强势运行与公共权力的经济化倾向密不可分，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观使公共权力对资本逻辑过度纵容，从而使政府营造公正制度环境、提供社会公共产品以及发展社会事业的基本职能衰微，而设租寻租、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各种腐败现象增加。
近年来出现的有毒食品、非法用工等事件都充分反映了资本逻辑的强势和政府职能的缺位。
第四，社会转型期社会信任的下降和社会焦虑的上升。
社会信任是一个与社会交往的发展程度、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的完备程度和公正程度、社会文化的基本价值导向紧密关联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包含对他人人格的诚实性的确信和对制度规范的正确性的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