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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摘要：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合理因素而发展的理论。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延续，直接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新。
它不仅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
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
它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为研究对象，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
又称科学共产主义。
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已基本在西欧一些国家确立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量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高涨和尖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潮便随之出现。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结合前人理论，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其诞生之初其响应者还寥寥无几，只是在把理论运用与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无产阶级以同盟者的态势联合起来，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载体，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合流，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显现了强劲的阶级力量。
20世纪初，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理运用于指导俄国革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真正成为现实。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加之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使得苏联在世界舞台上威望高涨。
随后不少国家纷纷效仿苏联模式，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照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局势失去控制，由于其过度集权专制的社会体制，缺乏市场和竞争的经济运行模式，片面“一统”的民族政策，造成先是东欧国家、后是苏联政局跌荡，相继发生社会制度的变更。
回顾中国领导学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们正走上了一条“领导伦理—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发展路径。
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未来的大趋势，必然是从具体科学或应用科学走向领导哲学。
一、领导问题与哲学密不可分的历史传统哲学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并非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西方哲学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很少有对政治和领导问题表现出冷漠的，他们不仅力图以自己的哲学理论影响和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还竭力用他们的理论来影响和改造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领导。
至于传统中国哲学，则更强烈地表现出关注领导问题的倾向。
中国哲学与领导问题几乎融为一体，两者密切结合，并产生出特别完美的社会整合功能，使得国家领导权及其运行机制异常牢固。
从历史事实来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来，无论是汉人统治者还是蒙满统治者都将儒家哲学置于崇高的统治地位。
以“仁”、“义”、“礼”为核心，“三纲五常”为准则及以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为目标的儒家思想，不仅是“经国家、定礼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法宝，而且它高度协调了个人、家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自觉地为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传统服务。
文人们以“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为统治者的领导秩序进行论证，“训化”被统治者认同他们所倡导的领导文化理念。
一部中国哲学史，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为统治阶级进行更好的统治进行论证，以避免被统治者的反抗。
文人们将儒家哲学、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一体化，并将由社会基层宗族传统和儒家正统带入国家“官理”中，使其观念不断扩大，行为不断修正规范，从而贯彻儒家哲学与忠于君主制度的使命职能一体化。
儒家哲学左右着中国文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并深深地注入到官僚统治秩序中。
当然，中国哲学对领导现象的重视，所带来的也并不仅仅是悲剧的一面，哲学与领导现象的融合，取得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同时，中国哲学中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兼容天下”的价值取向，是贯穿古今的基本民族精神。
“中国向何处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答作者：孔婷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09期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走什么道路这一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中心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为了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加强对中国道路的哲学反思和哲学引领，由《哲学研究》杂志社、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缉部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高端学术论坛于2018年6月9—10日在武漢大学举办。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崔唯航研究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90多位专家学者莅临此次会议，并围绕大会主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讨论中，北京师范大学吴向东教授指出，人类解放的理想、彻底的理论批判、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是马克思的核心精神，这三者始终贯穿于其理论研究和思想体系之中，成为一个被理解的整体，正是这些精神，使马克思成为了马克思，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和永恒意义。
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把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概括为由以社会人的生存和发展为绝对命令的人的存在论、作为人的主观意志物质化的社会物质论、探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规律问题的历史规律论这三个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
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开放性的哲学，这源自于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性思想，这一思想所具有的批判性与开放性，也是我们今天重读马克思时需要坚持的理念，有了这样的理念，我们才能从马克思走向当代，按照马克思的方式面对当代历史与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民生,民主,民权，(这与民政工作的基本主线就是民生,、民利、民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孙中山是社会进化论者，承认人类社会是进化的。
在近代，社会历史观因为和“中国向何处去”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而变得重要和突出了。
孙中山也把进化哲学的道理运用于社会历史，提出了他的民生史观，并进而提出了社会历史的动力是“民生”，人类进化的理想是“民生主义”的一整套观点。
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孙中山选集》765页)。
简单地说，就是人民求生存。
孙中山认为，正是这个民生，是社会历史进化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
“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孙中山选集》7 79页)。
这里，孙中山既肯定了历史发展的重心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之中，同时，他又从人类求生存的延续上肯定了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
孙中山明确地指出，民生畅遂，社会就进步，人民就安宁；民生不遂，社会就纷乱、就停滞，人民就痛苦。
所以，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否，是社会进退、治乱的关键。
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是团结一切革命分子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旗帜。
伟大的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爆发的。
毛主席说：“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5页。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伟大的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就是在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的基础上爆发的。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所面临着的任务，就在于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而其事实上是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民族独立；二是政治的民主制度；三是经济的民主制度。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中，最突出的是他所提倡的“民生主义”。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1968年1月12日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咳藗兯枷氲膫鹘y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2024北京初三一模历史汇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一、选择题1．（2024北京房山初三一模）《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
它的发表标志着（）A．马克思主义诞生B．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C．第一国际的成立D．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2．（2024北京丰台初三一模）以下示意图反映了（）A．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B．无产阶级政权的普遍建立C．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D．国际工人运动已走向高潮3．（2024北京石景山初三一模）某文献中指出“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该文献是（）A．《大宪章》B．《哈姆雷特》C．《拿破仑法典》D．《共产党宣言》4．（2024北京通州初三一模）下侧是某同学梳理的一部历史文献的笔记，这部文献是（）5．（2024北京门头沟初三一模）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资本主义将因阶级斗争而被推翻，并被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代替。
”指导这一斗争和运动的理论来源于（）A．《查士丁尼法典》B．《人权宣言》C．《共产党宣言》D．《联合国家宣言》二、论述题6．（2024北京东城初三一模）汲取精神之源，凝聚奋进力量材料一结合社会发展，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回答了时代之问。
以下是宣言的节选：①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②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
工人变成赤贫者……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
③（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内容提要针对目前中国社会史等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区域史研究又多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现状，本文提出应改变“村落研究取向”的建议，即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应有意识地区别“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
“地方性知识”是知识人从思想的意义上进行划分的结果，“地方感”则更接近于精英或底层民众自身的感受，两者不能混淆而应区别对待。
如何在尊重既有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政治变迁的跨地方性逻辑的问题，以及“政治”在近代的意义，不但要从“地方”的角度加以理解，更应该结合一些跨地区的政治现象如“社会动员”加以解释。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地方感政治史社会动员一、“宗族”、“庙宇”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现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
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史和政治史占据着绝对垄断的地位。
中国经济史和政治史是描述社会经济形态总体演变趋势的工具，虽然“中国经济史”中间往往加上“社会”二字，叫“中国社会经济史”，实际上在传统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框架内，是看不到什么“社会”的影子的。
因为中国历史的变迁图景只容纳了生产力变迁下一种粗线条的人际阶级关系的变迁，而不会给社会意义上的变化留下什么位置。
80年代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界率先提出了“社会变迁”的问题，力求突破从“生产形态”的角度理解历史演变的旧路子，用新的描述取代老的分析，如用“社会分层”取代“阶级分析”，用“结构-功能”框架取代“社会发展阶段论”。
这种替代式研究因为区别于传统经济史的陈旧语汇和公式化的论证方式，一度风靡史学界。
这种治史风格也比较吻合于80年代整个思想界的阐释风格，即喜欢从大处着眼，搞超大范围的中西比较和框架分析，诠释单位也往往着眼于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这两个系统的作用中，“社会”仍屈从于宏大叙事的压迫而没有什么机会进行细节的展现。
真正把“社会”当做一种分析单位，而不是屈从于“结构”束缚和成为现代化演变分析的附庸是从90年代开始的。
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行龙摘要：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30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富活力和最具创新意义的领域。
对已过“三十而立”之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学术史反思，对于推进未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良好势头，这有助于克服“碎化”或“碎片化”的现象；学者从田野调查中寻找到了新的创新点，而不是只顾进村找庙而不顾外面的世界；以“重提政治史”代替“除去政治史”以及向现当代史的延伸，则是追求“总体史”的一种内在体现。
多元开放应该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下一步的基本走向。
关键词：社会史研究；碎片化；田野考察；重提政治史；多元开放作者简介：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太原030006）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尤为引人瞩目，说社会史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富活力和最具创新意义的领域大概不会为过。
有关30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回顾及成果介绍的文字已有很多，反思以往，面对未来，成为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而已有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走向未来的起点。
本文试从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切入点，也来谈谈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走向。
几年前，赵世瑜教授曾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的专题论文，通过检讨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试图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提出可能的路径，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现在我把这个题目借用过来，并增加了“中国”二字，意在强调中国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而对今后的研究取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就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而言，那毕竟是一个更大的题目了，在此不再多加展开论述。
一、“碎化”或“碎片化”无论从西文中转译过来的“碎化”与“碎片化”的表述确切与否，“碎”字在汉语中最一般的理解就是破碎、粉碎；另一个意思是琐碎、细碎。
碎片则是散乱一片，“一地鸡毛”。
笔者接受社会史研究应当碎化的做法，就是要把研究对象咬碎嚼烂，烂熟于心，化然于胸，然后付诸笔端。
而“碎片化”则是研究者需要力戒和摒弃的，这是因为只有碎片一地，却没有那个“有似绳索贯穿钱物”（陈旭麓语）的东西，只能是碎片越来越多，景象越来越乱。
反之，如果有了那个“有似绳索贯穿钱物”的东西把一地的“碎片”再串通提起，这样的“碎片化”倒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其实，说社会史研究“碎化”或“碎片化”，主要还是批评其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碎罢了。
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碎化”的现象，其实与其学科的特性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象。
社会史首先建立在对传统史学的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西方传统史学以2010年第4期（第25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42010（Vol.25）实证为重，注重叙述事件而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录史实而不作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集团；注重上层人物而忽视下层民众，有人将此概括为“事件的历史”。
在中国，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的同时，猛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那实际是一种“帝王将相”的历史。
社会史研究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异军突起，又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树立起旗帜，这个旗帜的核心就是代表着新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史”。
勒高夫在谈到伏尔泰等“新史学的祖先”时明确指出：“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
①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除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推动外，史学界本身的自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研究被浓厚的政治意识所笼罩，以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为主导的史学，不仅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和真实，而且使研究越来越苍白干瘪，在一片“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语）成为复兴社会史研究的最强音。
复兴最初的中国社会史，无论“专史说”还是“通史说”，都在强调一种全面的历史或总体的历史。
于是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城市、农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习俗、教育赡养、自然灾害、会党土匪、宗教信仰等均被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视野。
柳岸花明又一村，具有新史学色彩的社会史研究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一时间给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
正是在这样一种复兴初期扩展领域和“占领地盘”的过程中，1990年代初期，即有学者批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化”，好像社会史学科也是一个杂物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
应该说，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碎化”现象，实际上就是在“总体史”的旗帜下自然产生的一种学术现象，西方社会史研究亦复如此。
最近，笔者刚看过一本《碎片化的历史学》，即是对年鉴派史学进行评介的书。
②问题是，研究者如何在自然的“碎化”过程中自觉地避免“碎片化”，依我之见，还是要回到总体史的路子上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总体史。
只有如此，才可能使社会史研究真正摆脱“碎片化”的境地。
在我看来，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并不简单的就是要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不是单个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
布罗代尔特别强调，“所谓总体，指的是一个统一体”。
③他所倡导并实践的结构、局势、事件“三时段”历史，首先就是一种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总体史。
马克·布洛赫说：“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与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概莫能外。
”④社会史的选题应该没有大小之分，再小的选题也可以是社会史的选题，关键是要“以小见大”，在总体史的眼光下寻找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作用。
同样，只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把握总体性，“保持总体化的眼光”，再小的区域也可以作出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
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其研究对象虽只是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拥有数百人的小村庄，但它却试图把构成和表现13—14世纪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
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与唯物辩证法中整体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也是息息相通的。
避免“碎片化”的办法就是从总体的观点进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①②③④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52页。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
行多学科的交融。
彼得·伯克有言：“各个学科的结合是对碎片化的补救”，①“揭示地域、社会群体与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是与碎片化进行战斗的一种方式”。
②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本来就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年鉴学派自创始一直到如今第四代学者80年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多学科不断交流和融合的过程。
即使当今西方流行的微观社会史，也有许多优秀的能够体现总体史的著作。
“由于教科书是通论性质的，你并不必须对每一个小问题都进行研究，而一部好的微观史却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总体史的雄心”。
“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的事件的关联”。
③①②③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8、179、76页。
④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
可惜的是，我们仍有一些研究者并没有把总体史的眼光贯穿到自己具体的研究实践中。
对此，早在1950年，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就引用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的话大声疾呼：“最好不过的是，每一位学者在从事他自己的正规专业、忙于开垦他自己的花园时，也应该努力注意邻人的工作。
但是，往往由于院墙太高而被挡住了视线。
倘若这些不同团体之间的智力交流更频繁一些，那么将会有多么丰富的关于方法和关于事实解释的珍贵建议，会有怎样的文化成果，会在直觉上迈出怎样的一步！”④应该说，“碎化”或“碎片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碎而不通，碎而不精。
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良好势头，也有一些较为成功的著述出现，但未来的路程仍然十分漫长。
二、关于“进村找庙，进庙找碑”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从整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转向，也就是从社会史学科性质、概念、范畴及宏观的、一般的“大而化之”的讨论层面向更为深入的、以特定区域为取向的研究模式转换。
这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以来近10年时间后出现的又一个新的潮流，也即是人们所熟知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可以说，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固然受到了“中国中心观”、“区位市场体系”、“国家与社会”等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理论和方法更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学术资源。
1980年代后期，陈春声、郑振满、刘志伟等“华南学派”同行即与海外人类学机构和专家合作，开展华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与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多期“历史人类学研讨班”，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随即挂牌成立，历史人类学在社会史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受到了极大关注。
依笔者粗浅的理解，“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其研究特色主要是在历史学为本位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吸收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从“历史与田野”的视角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
或者说，他们注重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过程的结合，在把握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从过去如何造成现在、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现在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以宗族、绅士、族群认同、械斗等为切入点，研究华南地区作为特定的地域社会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逐步纳入国家的过程及其复杂的生成关系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研究对象大都选择在基层与乡村，凸显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路径，所以对村庄及庙宇的田野考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