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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一、近代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及社会习俗变迁的表现1、变迁的表现（1）近代：①服饰：鸦片战争后，西服开始传入中国；洋布”、“洋装”渐渐进入中国城市百姓生活；辛亥革命后中山装受到新派人士的欢迎；20世纪30年代服装五花八门。
②饮食：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和大城市开始出现西餐馆、面包房、咖啡店。
吃西餐成为有钱人的一种时尚。
③建筑：鸦片战争后西式住宅开始出现在沿海和内地的大城市；一些官员和商人建起欧式洋房或中西合璧的豪宅。
④社会习俗：维新派主张“断发易服”、“废止缠足”，改变传统婚姻制度；辛亥革命前后，“断发易服”不仅是移风易俗，还具有反清革命的色彩；民国时期，政府颁布剪辫易服和废止缠足等法令；大城市婚丧仪式由繁琐愚昧改为简约文明。
⑤农村落后、封闭，传统风俗习惯坚如磐石。
（2）现代：①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物质生活：衣着朴素，食物比较简单，城市住房总体看比较拥挤。
中国人生活水平差距不大，但总体比较低；社会习俗：从20世纪50—70年代，勤俭节约、无私奉献，是中国社会风尚的主流②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服装颜色五彩缤纷，款式多样化；到1987年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政府实施“菜篮子工程”；住房状况得到很大改善，1995年国家在城镇启动了“安居工程”；社会风俗：休闲娱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方式多样化；注重环保、讲究卫生、赈济灾区的社会风尚在逐渐形成。
2、影响变迁的因素（1）近代：鸦片战争后，西方民主思想、生活方式的传入；政府政策的影响；先进中国人的主动吸取；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影响。
（2）现代：政治运动和对外关系的影响；中共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改革开放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
3、变迁的特点：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而不断加深；地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始终保持着民族本色。
二、交通和通讯工具的进步1、交通工具：（1）表现：①铁路：19世纪70年代外国商人擅自修筑淞沪铁路，不久被拆除；19世纪80年代初清政府修筑唐胥铁路，标志着中国铁路的诞生；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近代铁路网的基本格局奠定：20世纪上半叶中国铁路建设进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成了宝成、兰新等铁路；20世纪90年代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加快铁路建设；到“九五”期末，铁路营运总里程跃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新中国成立后机车改造方面有很大进展②公路：20世纪初，汽车开始出现在上海等大城市；随后外国近代筑路技术传入中国；民国时期虽修建一些公路，但公路交通发展仍受到很大限制；新中国成立后，公路交通获得较快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比较密集的公路网。
“史料学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作者：马天娇金宏宇来源：《江汉论坛》2020年第10期摘要：近年来，史料工作日益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史料学转向”的呼声甚高。
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新发动”，“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和方法路径主要有三：其一，转向史料（学）研究，开始具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并在借鉴中西史料学技艺基础上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其二，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新史料的发掘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拓新;其三，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实证传统回归。
“史料学转向”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拓宽研究版图，反拨空疏学风，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新发动”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10-0084-06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
“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
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
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
导论中国社会生活史，是中国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系列，指历代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传承性、风俗性、地域性、交融性等诸多特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活事象体系。
一、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状况社会生活史作为一个学科是伴随着20世纪初社会学的兴起而出现于西方。
1、1911——1949年成果丰硕，但研究手段粗疏，缺乏理论2、20世纪50——80年代初研究“停顿”时期3、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二、如何学习中国社会生活史1、明确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指导思想2、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1）个案研究法（2）参照比较法（3）精准计量法（4）相关学科交融法3、研究历史文献三、学习中国社会生活史的意义1、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需要2、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能够带动中国式学研究范式的革新3、社会生活史研究能够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4、可以为清除现实生活中的陈规陋习及封建残余四、近年国内社会生活史研究趋势——以明清时期研究为例1、家族史研究走出以往家族族权是政权附庸的定位及定性研究，而向全方位开展，特别是宗族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的探讨。
2、人口史研究人口数字的瞭望、人口行为（生育与婚姻3、士人研究4、商人研究社会地位、商业经营、商业道德，徽商、晋商、海商研究5、妇女史、性别史研究6、民间社会研究7、城市史研究8、灾荒史与生态环境史研究9、身体史研究第一章饮食生活饮食生活是人类饮食实践所反映的社会多层次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的总和，是一种文明的标尺和民族特质的体现，从某个方面体现了本民族的创造精神和独特风格，标志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进程和美的神韵。
一、中国传统的食物1、主食“五谷”：麻、黍、稷、麦、豆《周礼》稻、黍、稷、麦、菽（一说）“六谷”：稻、梁、菽、稷、黍、麦《三字经》“九谷”：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麦、小麦玉米、甘薯、薯类作物秦以前，主要有干粮（糗、糒、糇）、蒸饭、粥“糁食”汉代有了石磨，出现磨制的面粉，“麵”、“麺”开始了饼食历史西晋时期掌握了发酵技术。
近二十年中国近代家庭史研究述评陈玉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摘要：近二十年，中国近代家庭史研究在法律与文化、家庭生计、家庭形态、家庭生活等方面成果颇丰。
家庭教育、家庭生活实态成为新的研究议题，这利于我们全面、立体地理解近代家庭乃至近代社会。
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下，内生性的现代化家庭伦理被发掘。
随着环境史、微观生活史的兴起，采用环境史视角探讨区域家庭生活的成果已经出现；关注人的生命体验、从日常生活层面考察近代家庭形态变迁成为新的研究趋向。
突破研究力度不均衡、研究范式不成熟等困境，是中国近代家庭史能否成功再出发的关键。
关键词：近代家庭史；婚姻史；社会生活史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5744（2023）04-0077-11中国家庭史的研究发轫于五四运动前后，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陷于停滞状态，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史的兴起，家庭史的研究完成了从人类学、社会学到历史学的过渡［1］。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近代家庭史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特色，聚焦于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家庭关系与家庭观念的变迁，这与该时期关注“现代化”“革命”的研究范式有关。
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阶段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他们认为该阶段的中国近代家庭史研究缺乏理论范式指导，存在研究对象错位、研究趋同化和简单化等问题［2-3］。
21世纪以来，在微观史、生活史、性别史、环境史、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等一批新史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家庭史在研究内容、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了新的特色。
本文从婚姻法律与家庭文化、家庭经济、家庭形态和家庭生活实态这四个方面对近二十年的中国家庭史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与展望，从丰富而问题各异的研究中梳理出近代中国家庭史的研究特色，总结现有研究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扩展近代中国家庭史的研究空间。
从研究成果来看，通论性的家庭史专著较少，而专题论著较多。
中国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专门性质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乃是伴随着本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历史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引入而出现。
早期的社会生活史著作有：张采亮《中国风俗史》（1915）、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1925）、陈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务考》（1938）、瞿兑之《中国社会史料丛钞》（1937）顾颉刚：“中国社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继是而作通史者亦将知政治之外别有重要者在，而扩大其眼光于全民族之生活矣。
”《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序《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198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全书共有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十卷。
关于中国拭秽习俗流变的考证三国魏晋南北朝--厕筹时代唐宋--厕筹与粗纸并用时代元明清--粗纸时代谈谈古人搬家时间越往前，人群的迁徙频率越高“迁徙往来无常处”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要素之边际生产力差异有关三代之前政治权力控制的首要目标是人力政治权力是建立在武力权威基础之上的，战争以争夺领导权为目的，最强大的部落的首领成为共主附论：“迁徙往来无常处”与历史地理难题壹花目[1]燕京天气严寒，南中名花多不至。
即有至者，率为巨珰大畹[2]所有，儒生寒士无因得发其幕上，不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
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逸之士，族迷于鹿豕[3]，身蔽于丰草，吾虽欲友之而不可得。
是故通邑大都之间，时流所共标共目，而指为隽士[4]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也。
余于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入春为梅，为海棠；夏为牡丹，为芍药，为石榴；秋为木樨[5]，为莲、菊；冬为蜡梅。
一室之内，荀香[6]何粉[7]，迭为宾客。
取之虽近，终不敢滥及凡卉，就使乏花，宁贮竹柏数枝以充之。
“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
”[8]岂可使市井庸儿，溷[9]入贤社，贻皇甫氏充隐之嗤[10]哉？贰品第汉宫三千，赵姊[1]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2]。
中国社会生活史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其社会生活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生活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代时期，那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与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主要围绕农业展开，农民是社会的支柱，他们种植粮食和养殖家畜来维持生计。
在这个时期，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制度，统治阶层和平民百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
同时，古代中国也是一个重视礼仪和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儒家思想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生活经历了许多变革。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迎来了繁荣的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生活也经历了许多变革，科技和文化的进步为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经历了更加深刻的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带来了极大的提高，同时，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的中国社会生活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同时，中国社会也在不断地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问题，如城乡差距、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也在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总的来说，中国社会生活历经千年，经历了许多变革和发展，如今的中国社会生活已经与古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将对未来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王慧玲（海南师范大学，海南，海口 571127）摘 要：我国的改革开放大约是从1976年的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开始的，距今已有40年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开放新思想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也得到了史学家的关注，大家众说纷纭，本文将同读者一起来领略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中国近代社会史学术领域研究以及重要理论体系。
关键词：社会史早就；学术领域；重要理论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领域通常而言，史学家们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所存在的独特意义。
第一阶段通常是指以1976年开始的第一个十年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发展初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还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地发展起来 ，究其原因，是人民思想意识上的缺失，中国也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着我们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突破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建立起一个更加和谐、更加具有社会生活性的国家。
随着文化方面逐渐兴起，也为日后的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所谓"软实力兴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济方面也指引着我们不断前进，不仅仅只单方面关注经济增长所取得的成绩，而应该去关心民众，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关心他们的物质以及精神生活。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各地不统一，不同的地区所采取的方式也不一样 ，史学家们往往会忽略这一要素，在发展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经济的同时，也应该将视线多转移到偏远山区的贫困地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农村人口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因此，更应该从底层人民出发，去关心他们的 生活，使每一个中国人民吃的饱 穿的暖正是当时的第一目标。
第二个阶段是1976年后的第二个十年阶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学术领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中国首届社会史研究讨论会在中国天津举办，这也会也得到了史学家们的极大重视，会议讨论了我国当时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列举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引言中国社会生活史作为一门学科，旨在通过研究社会生活的演变过程，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发展。
研究方法对于该领域的学者来说至关重要，它们帮助我们收集、整理和解释社会生活史所涉及的重要性事件和现象。
本文将列举一些常用的研究方法，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探索中国社会生活史。
1.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研究中国社会生活史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它通过收集、挖掘和分析历史文献资料来揭示过去社会的面貌和变迁。
这些文献可以是古代经典著作、年鉴、史书、报纸、笔记等等。
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分类和综合分析，可以得到社会生活史的重要线索和趋势。
2.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法是一种主动参与式的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观察和深入访谈来了解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研究者可以前往特定的社区、村庄或城市，与当地居民交流，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传承。
田野调查法的优势在于可以直接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能够获得不同层次、不同视角的信息。
3.数量分析法数量分析法是一种基于统计数据的研究方法，通过收集和处理具有代表性的数字资料，从宏观角度分析社会生活史的发展趋势。
这些统计数据可以包括人口普查、经济指标、社会调查数据等。
通过运用统计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者可以揭示社会生活史中的各种关联性和规律性。
4.口述历史法口述历史法是一种通过访谈和记录个人或群体回忆的方式来了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
研究者可以与曾经经历过某个历史事件或时期的人进行深入交谈，记录他们的经历、见解和观点。
这种方法可以从个体的生活经历入手，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增加研究的真实性和原汁原味性。
结论通过本文列举的几种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生活史的发展和演变。
文献研究法帮助我们系统地梳理历史文献资料，田野调查法提供了直接接触社会的方式，数量分析法揭示了宏观的社会趋势，口述历史法则让我们能够听到真实的历史见证。
综合运用这些方法，我们可以逐步还原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真实面貌，并且为未来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和启发。
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徽州社会史研究的新转向(主持语)卞利
【期刊名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40)003
【总页数】2页(P92-93)
【作者】卞利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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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笔谈稀世富矿: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价值 [J], 熊月之
4.“地域文化及社会史研究”栏目主持人语 [J], 王本朝
5.社会史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研究的学术意义——读常建华教授“日常生活”论文感想 [J], 冯尔康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
再出发
作者：常建华文章来源：南开新闻网更新时间：2011年09月24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生活史、地域史、专题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中，生活史研究多采用“社会生活”的概念，这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
但时至今日，有关生活史的研究也面临如何深化与拓展的问题。
当前，在生活史研究中强调“日常生活”的概念，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生活史的研究历程
在我国，生活史作为现代史学出现于20世纪20—40年代。
当时，一些学者从风俗的角度关注民众生活。
1928年瞿宣颖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历代风俗制度”一课，讲述“平民生活状况”。
在《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的“序例”中，他批评旧史学“忽以人民日用之常”。
同年，陈东原撰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则直接采用“生活史”作为书名。
当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把握历史，发表了不少论文，如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8）、全汉升的《宋代都市的夜生活》（1934）、傅安华的《唐代社会生活一斑》（1937）。
吕思勉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有关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的断代史论著中，也设有人民生计、人民生活等专章。
当然，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中真正关注生活史的学者还是极少数，更多学者的兴趣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方面。
20世纪50—7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讨论社会形态发展史，只有个别学者涉及生活史。
如陈直在50年代发表了《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等文章。
吴晗在50—60年代发表过一些有关古人服饰、称谓方面的普及性短文。
60年代韩国磐发表《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分析了唐代农民家庭的收入与支出并判断其生活状况。
谢国桢在70年代撰写了《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研究。
1985年，《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在天津召开“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将“生活状况”纳入史学研究视野。
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应从流行半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史著框架中解脱出来，从事各式各样的专史和专题研究，比如撰写一部尽收衣食住行、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风俗礼仪于笔端的著作。
此后，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重视，成为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标志，涌现出不少成果。
断代性的如宋德金的《金代的社会生活》（1988）、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1990）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断代史丛书10卷，1994年以来陆续出版了6卷。
近现代方面，有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2007）、李长莉的《中国人的
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2008）等。
其中，城市生活史备受关注，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和“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从我国生活史的研究历程来看，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于社会生活，日常生活虽有所涉及，但数量偏少。
有关日常生活史的理论探讨
日常生活史既是具体的历史研究对象，又是一个理论探讨的领域。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刻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这一论断让人们对“社会生活”有了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既可以指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在内的广义社会生活，也可以指与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并列的狭义社会生活；与生产方式并存的应该还有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制约着生活方式。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关于狭义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的系统论述。
恩格斯晚年概括出“两种生产”理论，认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生产包括“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虽然“人类自身的生产”是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概念，但恩格斯并未建构起理论范式。
后来的匈牙利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法国学者昂利·列斐伏尔等对“日常生活”的概念作了较为清晰的阐述，到匈牙利学者阿格妮丝·赫勒1970年出版《日常生活》时更加完善，“日常生活”被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也对“日常生活”有过较深入的探讨。
他认为：“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
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
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决不是无关紧要的。
”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在不断探讨有关日常生活史的理论问题，努力把握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有学者尝试建立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认为“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
”一些历史学者开始反思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倡导应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史。
有学者指出，虽然我们也有关于衣食住行的研究，但它们都是孤立的、个别的、零散的。
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还没有有意识地、自觉地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去研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现象。
日常生活史研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即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的活动；二是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三是“综合性”，由于日常生活是一种
综合性的日常活动，单研究某一种个别活动不能反映当时人的完整生活，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一定要在单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这些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理论探讨，为深入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日常生活史研究如何深化
当前，海内外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展。
这些研究通过个案反映整体，深入人的生活与观念世界，为人称道。
但这些研究也被批评为选题过于琐碎，远离宏大叙事。
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注意改进研究方法并积极借鉴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地域史等的研究成果，新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可以扬长避短，推动中国社会史实现新发展。
建立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
历史的变动通常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历史变动时期，如春秋战国之际、唐宋之际、明代中后期，尤其是近代开埠以后，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生活方式转变，其中包括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影响。
如汉族最初的室内居住方式是席地生活，下层人民在室内铺的草席上坐卧、饮食；贵族之家除席外，还有木制的床和榻，榻是坐具，床和榻都非常低矮。
魏晋时期，少数民族不断内迁，他们的风俗习惯也影响了汉族。
两晋时，洛阳贵族官僚争用胡床、方凳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家具，这些家具一般都比较高。
隋唐时期，床、桌、凳、扶手椅、靠背椅等家具已普及到百姓家。
到了宋代，室内普遍使用桌椅，完全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惯。
再如，随着新儒家思想的发展并在明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礼仪教化经过社会实践而深入民间，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因此，日常生活史研究应避免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本身，还要建立与历史变动的联系。
挖掘日常生活领域的非日常生活因素。
在日常生活之外还有非日常生活，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指政治、经济、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等有组织的或大规模的社会活动领域，具有制度化的特色；二是指科学、艺术和哲学等人类精神生产领域或人类知识领域，约等于意识形态。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国家”、“文字”等高度发达，即使在农业文明的传统社会，非日常生活的社会活动、精神生产也较为活跃，并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
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互动是社会历史演进的重要方面。
因此，在日常生活领域挖掘非日常生活因素，有利于建立日常生活与大历史的关系。
把握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文明因素。
与古代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对应的是原始、传统、现代三种类型的日常生活。
学者们通常都是立足于农业文明来分析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段的日常生活。
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也往往被视为是僵化的、停滞的，中国人的生活自给自足，单调而乏味。
新时期的历史研究开始挑战上述传统看法。
有学者提出，中国传统社会中商品经济伴随地主制经济长期存在、共同发展，商品经济在农村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16世纪形成国内市场，出现了现代化因素。
更有学者认为，晚明已进入早期消费社会。
因此，日常生
活史研究应当扬弃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看到中国社会多种经济类型的长期“多元一体”，从农商互动中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而从日常生活切入把握中国历史。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