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二十五：中国金融衍生品巨额亏损事件回放

近十年央企在衍生金融工具上遭受的重大损失案例金融衍生产品的高杠杆化，是造成美国住房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这已为世人所共识。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谈起“金融衍生产品的高杠杆化”，人们大多聚焦于美国及西方国家，殊不知，国内深受其害的企业大有所在。

近些年来不少中央企业(简称央企)为了追逐投资性收益、规避风险、短期投机套利等目的，投资于具有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

其中，确有企业达到了自己的投资目标，实现了套期保值，获得了较好的利益；但不少企业则严重亏损，付出高昂代价。

特别是去年以来接连披露的中航集团和东航集团的航油期权业务、中远集团的远期费用协议合约(FFA)、和的外汇结构性存款业务以及中信泰富投资杠杆式外汇产品和深南电原油期权合约等等，都发生巨额浮亏和损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这些企业投资金融衍生产品会发生如此普遍如此严重的损失？原因何在？企业能否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业务？如何有效防范风险？对此，有必要深刻反省和探讨。

一、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的总体情况从目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央企金融衍生产品业务呈以下主要特点。

1.参与企业多，业务品种广，亏损数额大。

根据调查统计，目前有68家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主要涉及商品期货、汇率掉期、利率掉期，以及期权、结构性存款等品种。

截至2008年10月底，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合约市值为1250.0亿元，形成了114.0亿元的浮动净亏损(浮盈49.8亿元，浮亏163.8亿元)。

在境内的合约市值为357.4亿元，形成了1.3亿元的浮动净亏损(浮盈4.5亿元，浮亏5.8亿元)；在境外的合约市值为894.6亿元，形成了112.7亿元的浮动净亏损(浮盈45.3亿元，浮亏158.0亿元)。

2.非标准化合约多，交易对手集中，交易风险高。

目前有26家央企是自行在境外从事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业务(OTC)，且大都与交易对手私下签订的是“一对一”的非标准化合约，交易风险大，透明度不够。

金融工程教学案例之中信泰富衍生品事件(doc 15页)1.背景资料中信泰富是一家综合性的实业公司，于香港注册成立。

其前身为1985年成立的泰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泰富发展），后获得上市地位。

1987年荣智健加入中国国际信托（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信香港），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荣智健的运筹之下，1990年，中信香港收购泰富发展49％的权益并注入若干资产，其中包括港龙航空38.3％的权益及两座工业大厦。

泰富发展遂与中信集团结缘，荣智健亦由此成为泰富发展的董事。

翌年，泰富发展改名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即中信泰富。

香港主权交接前夕，中信香港将中信泰富作为融资的窗口和收购战略性资产的平台。

一方面将港澳两地重要的战略性资产注入中信泰富，另一方面通过中信泰富融资为日后的收购业务筹集资金。

1991年，中信香港将国泰航空有限公司（下称国泰）12.5％的权益，以及澳门电讯有限公司20％的权益注入中信泰富。

荣氏还利用中信泰富收购大昌贸易行有限公司（下称大昌行）36％的股权，并于次年将大昌行变成全资子公司。

依靠这一模式，中信香港又陆续收购了香港电讯、化学废料处理中心、香港西区隧道有限公司、香港东区海底隧道公路段等公司的权益。

与此同时，中信泰富也逐步向内地发展，涉足发电厂、水厂、隧道、公路等基础设施行业。

1996年12月26日，时任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王军签字同意以25％的折让价，即每股33港元，配售3.3亿股中信泰富股票给以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氏独得，令其持股上升至18％（3.8亿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这一管理层收购曾轰动一时。

不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信泰富的股价一路下跌，令融资收购的荣智健一度面临资金压力，后由国有当局提供信贷支持才勉力渡过危机。

经过此番股权变动，中信泰富之归属已经大异于其他香港红筹股公司。

中信集团持股29％，但仅处于相对控股地位。

荣智健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约19％，私人机构及投资者持有余下的股份。

第1篇一、背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衍生品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在企业和金融机构中被广泛运用。

然而，衍生品交易由于其复杂性和高风险性，也容易引发法律纠纷。

本文将以某证券公司期权交易纠纷案为例，探讨衍生品法律风险及应对措施。

二、案件概述2018年，某证券公司（以下简称“证券公司”）与一家知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签订了期权交易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证券公司为企业提供为期一年的看涨期权，企业有权在约定的行权期限内以约定价格购买证券公司的股票。

然而，在行权期限即将结束时，双方就期权行权价格产生了争议。

证券公司认为，根据合同约定，行权价格应以行权日前一个月的平均收盘价为准。

而企业则认为，行权价格应以行权日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为准。

双方各执一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遂将纠纷诉至法院。

三、法律风险分析本案中，证券公司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合同条款模糊不清：合同中关于行权价格的计算方法表述不明确，导致双方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产生分歧。

2. 市场监管风险：衍生品交易涉及市场监管，若证券公司在交易过程中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可能面临监管部门的处罚。

3. 交易对手风险：企业作为交易对手，其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均可能影响证券公司的权益。

4. 法律诉讼风险：双方就合同条款产生争议，可能导致诉讼风险，增加证券公司的法律成本。

四、应对措施针对上述法律风险，证券公司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1. 完善合同条款：在签订衍生品交易合同时，应明确约定行权价格的计算方法，避免产生争议。

2. 加强合规管理：证券公司应严格遵守市场监管规定，确保交易合规，降低监管风险。

3. 评估交易对手风险：在交易前，对交易对手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降低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4.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潜在的法律风险进行及时发现和应对。

五、案例分析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中关于行权价格的计算方法表述不明确，导致双方产生争议。

考虑到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均具有过错，法院判决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行权价格，并要求证券公司支付企业相应的行权费用。

案例二十五：中国金融衍生品巨额亏损事件回放株冶事件株治冶炼厂是我国最大的铅锌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

1997年，株冶从事锌保值具体经办人员越权透支进行交易，出现亏损后没有及时汇报，结果继续在伦敦市场上抛出期锌合约，被国外金融机构盯住而发生逼仓，导致亏损越来越大。

株冶最后集中性平仓的3天内亏损达到1亿多美元。

中储棉巨亏中储棉是2003年3月设立的中央企业，中储棉肩负着调节棉花余缺、平衡市场供求的职能。

当年10月起进口棉花多达20万吨，豪赌国内市场棉价上升。

结果，国内棉价不涨反跌，致使其投机失败。

如果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确定的不高于13100元/吨的价格收储，其亏损在6亿元左右中航油事件2003年以后，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在对油价走势判断错误的情况下，在市场上卖出大量看涨期权，累计数量达到5200万桶。

2004年10月份，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但中航油并没有采取断臂措施避免更大损失，而是不断展期，导致亏损急剧扩大，最终亏损5.5亿美元。

中盛粮油事件2005年2月底到4月期间，CBOT豆油期货一路走强，而内地大豆油现货价格却出现下跌。

这一背离使得中盛粮油套期保值不但失去作用，而且在期货和现货市场都出现亏损。

据判断，每手亏损1700美元左右。

按亏损超过1.3亿港币计算，中盛粮油在CBOT至少抛空了1万手左右豆油期货，大约27.2万吨。

国储铜事件2005年11月中旬，中国国家储备局一名关键交易员刘其兵(他被认为是国储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铜期货交易的代表)失踪，揭开了国储局和国际基金之间只是一场“暗战”的面纱。

据报道，原因在于刘其兵在LME建立了大量的空头头寸，而12月21日是这批空头头寸期权到期日。

据悉，这笔头寸的数量大约在20万吨铜，由于建仓的量太大，早已被国际基金盯上。

中国是铜进口大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刘其兵却在国际市场上抛出数量如此巨大的铜，令国际基金们感到不可思议，并认定国储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现货可以交割，因而乘机发动逼空战役。

金融衍生品案例【篇一：金融衍生品案例】株洲冶炼厂株洲冶炼厂于1956 年成立，曾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五百强中排列132 名，年利润过亿元。

该厂为中国三家在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挂牌上市企业之一、全球五大铅锌冶炼生产厂家之一。

1995 年，株洲冶炼厂利用进出口权便利，开始在境外从事锌期货投资业务，最初以套期保值名义操作，获得一定收益，株洲冶炼厂进口公司经理、锌期货操盘手权利逐渐膨胀，株洲冶炼厂对他以及从事的外盘期货交易采取了放任态度。

1997 年3 月世界金属期货市场价格上扬，锌市走俏，株洲冶炼厂进口公司见有利可图，开始在每吨1250 美元的价位上向外抛售合同，此时株洲冶炼厂每吨锌的成本仅1100 美元，如果做套期保值，每吨在以后按期交割现货可获利150 美元，也可避免市场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

但是后来锌价上扬到l 300 美元，株洲冶炼厂进口公司开始做空，即抛出了远远大于株洲冶炼厂年产量的供货合同，目的是通过抛出大量供货合同打下市场价格，等锌价跌至价格较低的抛出价格以下时大量买入合同平仓，保留高价位的卖出合同如期交割获利。

但由于对锌价走势判断的错误以及交易对家逼仓，锌价并没有如预期下跌，而是一路攀升到1674 点。

按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规定，买卖双方须缴纳合同金额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株洲冶炼厂进口公司支付保证金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在1997 年3 月～7 月间，株洲冶炼厂进口公司因无法支付保证金，多次被逼平仓。

面对巨大的空头头寸和过亿美元的损失，株洲冶炼厂进口公司不得不向株洲冶炼厂报告，当时已在伦敦卖出了45 万吨锌，相当于株洲冶炼厂全年总产量的 1.5 倍。

虽然国家出面从其他锌厂调集了部分锌进行交割试图减少损失，但是终因抛售量过大，株洲冶炼厂为了履约只好高价买入合约平仓，形成 1.758 亿美元(14．6 亿元人民币)的巨额亏损。

中航油（新加坡）事件2003 年底至2004 年间，由于种种原因，中航油新加坡分公司判断石油价格走势失误，公司持有的期权投机合约面临亏损。

中国的银行金融衍生品失败案例1. 引言1.1 中国银行金融衍生品的普及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银行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的投入和研究，推动了金融衍生品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银行体系中，金融衍生品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为银行的盈利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随着金融衍生品的普及，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挑战，需要银行和监管机构共同努力，加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确保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1.2 金融衍生品存在的风险金融衍生品存在的风险是指在金融市场中使用各种衍生工具所面临的潜在损失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多种方面。

市场风险是金融衍生品交易中最为普遍和重要的风险之一。

由于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取决于基础资产或指数的波动，因此市场波动可能导致价格波动，从而带来潜在的损失风险。

而且，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增加了市场风险的难以预测性。

信用风险也是金融衍生品交易中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

由于金融衍生品交易通常涉及多方交易，涉及到各方的信用状况。

一旦其中一方不能履行合约义务，可能导致其他交易方蒙受损失。

对信用风险的评估和控制显得尤为重要。

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也是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常见风险。

操作风险指的是由于操作失误或系统故障等原因导致的损失风险，而流动性风险则是指市场上某些金融工具难以快速变现导致的风险。

法律风险也需要引起关注。

金融衍生品交易往往涉及复杂的法律合同和监管规定，一旦合约条款不明确或监管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法律风险。

对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管理至关重要。

2. 正文2.1 中国银行金融衍生品失败案例分析案例一：中信银行期权交易失误案例在近年来的金融市场中，中国银行金融衍生品交易发展迅速，但也伴随着一些失败案例的出现。

中信银行曾经发生过一起期权交易失误案例。

据报道，中信银行在一次期权交易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导致了巨额的亏损。

中信泰富外汇衍生品投资亏损案例分析与启示Js1007220 10级金融2班马兰【摘要】2008年在国人不断关注来自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及其惊人的救市措施时，10月22日公开的中信泰富投资外汇衍生品导致巨额亏损的消息终于让国人将视线拉向国内。

本文将简要回顾中信泰富外会衍生品投资亏损案，并分析其产生的外部原因，间接原因。

同时，并且对其中的涉及相关理论知识做简单讲解。

最后，从套期保值的角度来阐述中信泰富事件对其他从【关键字】中信泰富、外汇、衍生品交易、风险控制（一）案例背景中信泰富是港交所蓝筹股列表内的大型上市公司，并且其大股东是央企中信集团，业内人士纷纷称其为“紫”筹股，可见其综合实力之雄厚。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信泰富获得了澳大利亚的SINO-IRON 铁矿投资项目。

整个项目的资本开支，除确定的16亿澳元之外，在项目进行期间，还将每年投入10亿澳元，作为后续工程开发的费用，保证设备人员的及时进场。

但是由于国内并没有外汇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因此中信泰富的该项交易就暴露在汇率变动的风险之下。

考虑当时的澳元兑美元的强势上涨的趋势，要锁定外汇的风险，必然需要借助于相关的衍生品市场，包括远期、期权、互换甚至是相关的组合物。

（二）合约内容根据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的《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盈利警告》(以下简称《盈利警告》），在2008年7月，中信泰富为避免汇率风险，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等13家国际金融机构签订了4大类的外汇衍生合约，分别是AUD target redemption forward contracts（澳元累积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AUD daily accrual，Dual currency targetredemption forward和RMB target redemption forward。

其中以澳元累积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损失最为巨大，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盈利警告》所披露的澳元合约下的权利义务主要有：对中信泰富，当1澳元的市场价格高于0.87美元时，中信泰富有权利以0.87美元的价格，用美元换取澳元，并且当中信泰富利润总额达5150万美元时，自动终止对手方每月交付澳元的义务；相应的，当1澳元的市场价格低于0.87美元时，中信泰富仍要以0.87美元的价格换取澳元，承接澳元的金额是汇率高于0.87美元时的2倍（相当于增加了杠杆），同时接受的最高金额为90.5亿美元；双方的合约期限是2008年7月至2010年10月。

金融衍生产品纠纷案例金融衍生产品纠纷案例：沃尔玛诉高盛案例概述：本案涉及2010年前美国商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公司与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之间的金融衍生产品纠纷。

沃尔玛公司在这起案件中指控高盛集团在销售复杂金融衍生产品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导致沃尔玛遭受重大财务损失。

该案成为金融界备受关注的一宗影响深远的案例，引发了关于金融衍生产品销售和监管等方面的广泛讨论。

案例经过：2001年，沃尔玛公司开始与高盛集团洽谈购买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风险管理的计划。

高盛集团向沃尔玛介绍了一种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名为“二元期权交易”。

该产品是一种衍生品，即衍生自标的物资产价格的金融产品。

一旦底层资产价格在预先设定的价格范围内，则交易成功，否则交易失败。

2007年4月，沃尔玛与高盛签署了一项协议，以购买高盛的“二元期权交易”。

根据协议，沃尔玛向高盛支付了1.5亿美元，作为购买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保证金。

然而，沃尔玛后来发现高盛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即高盛隐瞒了该产品的风险，将其呈现为一种稳定获利的工具。

实际上，该产品的复杂性使得沃尔玛无法充分了解其潜在的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底层资产价格暴跌，导致沃尔玛所购买的“二元期权交易”无法实现预期获利，反而遭受重大损失。

沃尔玛以高盛欺诈和违反契约为由，于2009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投资本金和赔偿损失。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高盛试图通过抗辩使案件失效。

高盛主张沃尔玛公司是一家拥有丰富金融经验和专业顾问的机构，对该产品的风险有充分的认知，并且签署购买协议时已经充分了解了交易的风险。

对于高盛的抗辩，沃尔玛辩护团队提出了大量证据证明高盛在向其销售产品时存在不正当行为。

2010年，该案最终在美国联邦法院审理，并于次年作出判决。

法院认定高盛存在欺诈行为，隐瞒了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

法院判决高盛必须返还沃尔玛支付的投资本金，并赔偿沃尔玛因此遭受的损失。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纠纷案例分析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纠纷案例分析引言：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纠纷案件在金融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争议性，由于此类交易涉及多个主体、复杂的交易机制和风险管理，容易产生争议。

本文将以一起具体案例作为切入点，探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纠纷的起因、争议以及法律解决方案。

案例描述：2010年，甲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作为自然人乙先生（以下简称乙先生）的资金委托管理人，执行衍生产品交易策略。

甲公司向乙先生解释，此策略将通过购买名义为敞口的交易产品来增加投资收益。

根据合同约定，甲公司应按照乙先生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目标收益制定交易策略，并定期向乙先生报告交易情况。

2011年，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甲公司决定增加购买过往不曾交易过的衍生产品。

与此同时，乙先生的目标收益率发生变化，希望减少风险敞口。

然而，甲公司未告知乙先生新交易策略带来的风险增加，也未根据乙先生的意愿减少风险敞口。

2012年，市场突发事件使得甲公司持有的衍生产品出现巨额亏损，乙先生的投资本金几乎全部损失。

乙先生认为甲公司未尽到咨询和警示义务，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承担损失并支付相应赔偿。

争议点：1.甲公司是否在交易过程中未尽到咨询义务？2.甲公司是否擅自改变了交易策略？3.甲公司是否违反了风险警示义务？4.甲公司是否应承担损失并支付赔偿？法律分析：1.对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向其提供风险评估和咨询服务。

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对委托事项及时报告并保持联系，甲公司未向乙先生咨询新交易策略的风险，可能违反了此义务。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6条和第53条的规定，证券公司应当根据委托人的意愿进行交易，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改变交易策略。

甲公司未征得乙先生同意即改变交易策略，可能构成违约。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79条，甲公司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应当对交易风险进行标准提示和警示，确保乙先生对交易风险有明确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