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人才思想简论
谢继忠
司马光，字君实，陕西夏县（今陕西夏县）人。他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又是北宋中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目前学术界对司马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思想、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等方面，而对其人才思想却有所忽视，偶有所论，也很简略。①我们认为，司马光对历史兴衰治乱历史的研究，并结合自己长期的做官实践活动和体验，提出了独到精辟的人才的参考思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意义。
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主要贯穿在《资治通鉴》及大量的上疏和对应之辞中。本文以拟缘着上述两条线索对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作以初步探讨。
治国之道，在于用人
北宋时期，冗官充斥朝廷，冗兵为患，封建官僚集团腐败不堪，国势益贫益弱，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司马光深知国家危机深重，在洞悉历代兴衰治乱和用人得失的基础上，面对现实，大声疾呼选用贤才，这对北宋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声警钟。在多次上疏中指出：“为政得人则治。”“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罚善恶而已。”③从三个方面提出最高统治者“人君”的职责，首要的一点就是“量才而授官。”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向英宗上疏，提出宜“选用英俊，循名择实，赏功罚罪”，若能“虚心从善”，④行以至诚。就能达到治国的目的。治平思念，上疏提出治国的三要决，即“得人”，“信赏”，“必罚”。而且不无感叹的提出：“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以。”⑤由此可见，作为一代人主，能否使国家达到至治，关键在于选用贤才，这是治国的根本。
在《资治通鉴》及其附论中，司马光特别强调选用贤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并把历史发展源泉和封建王朝成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能否用人。同时指出，不但要善于任用本国人才，而且要善于任用敌国人才，并举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的例子，来说明“彼敌国之才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⑥的道理。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大写特写刘邦君臣议论秦朝覆灭，项羽败亡和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讨论如何治国，如何用人的生动故事，通过汉、唐这两个“治世”典型的剖析，来进一步述评用人对朝代兴衰的直接影响，以表达、论证自己的观点和用人主张。在《资治通鉴》卷239又着意引用了柳宗元的《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警喻宰相和郡守、县令在用人与处理政务时，都必须遵守自然的法则，不能随心所欲。且说：“此其文之有理者也。”胡三省进一步阐明其引用录的根本原因，即“以其有资于治道也。”总之，通过历代用人经验的总结，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史鉴”，这是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诚如他自己所说“辰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是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⑦
在《资治通鉴》附论中，同样贯彻了上述基本思想。司马光在评述汉武帝时指出：“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知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辙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⑧这说明只要君主爱好并善于招揽人才，就会出现人才云集的局面，君主才能充分施展其包负。着也正是君主开明与昏暗的区别所在。在评论汉光武帝时指出，光武帝即位之初，群雄竟逐，四海鼎沸，而光武帝仍能扫平宇内，重建一统，就在于“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菜之中，置诸群公之首”，“所知先后而得其本源”。⑨认为把用人放在第一位，这是光武帝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评论刘
邵作百官考课法时指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儿女之道，圣贤所难也。”⑩统治者必须以“至公至明”的态度选贤用人，才能治理好国家。
德才兼备，以“德”帅才
在古今人才思想中，衡量人才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德才标准。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特点，存在着对德才标准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要求。其中德与才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等的，不能等量齐观。曹操在选人时只注重“才”，而不问其德行。司马光则坚持了人才思想史上德才兼备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认为“德”是衡量人才的根本标准，“才”只是第二位的标准。在《资治通鉴》的第一篇附论“才德论”中，司马光精辟阐述了这一基本思想。“臣光曰：志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娇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而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饿之足患哉？”⑾这里提出了“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的命题，和前人相比，他更全面，更正却地阐述了才与德的辨证关系。这是人才思想史上对德才关系最精辟的论述，对现代社会中的德才关系仍有启示。
司马光主张“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⑿怎样考察德呢？司马光认为，不但要看当时的德行，还要看其过去的德行，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⒀虽然司马光所强调的“德”是封建士大夫之“德”，即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尽忠尽诚，尽职尽责。所谓“才”，是维护“德”的表现形式的见解，在今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才”的标准，司马光认为：“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课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⒁如果求全责备，那么朝廷就没有一个可用的人才；如果按才能之高下，量才而用，那么天下就没有被遗弃的人才。内外诸官，若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⒂或者“各随器能，临时任使”⒃使人尽其才，治狱之士、才尽其用，那么天下便可得而治。治经之士
司马光还把人才分为治经之士、治狱之士、治兵之士、择言官等类型。对这些人才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职责范围。治经之士，必须做到“记览博洽，讲论精通”；经之士，必须做到“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治财之士，必须做到“仓库盈实，百姓富足”；治兵之士，必须做到“战胜攻取，敌人畏服”。⒄谏官必须是“不爱富贵，重惜名节，晓知治体”。⒅故百官都应有各自的具体要求和衡量的标准。这种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的人才，择其长而用之的用人主张，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精选慎荐，考察黜陟
在选举人才的制度和措施问题上，司马光强烈抨击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向北宋统治者提出选荐、择用、考绩人才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司马光认为九品中正制是魏晋选举制度的最大弊病，引沈约论曰：“魏武始立九品，兼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即州中正）俗士，随时俯仰，凭籍世资，用相凌驾，遂成为法。周、汉之道，以智抑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世庶之科较然有辨矣。”⒆故九品中正制选人“唯论门户，不问贤能”，“所失弘多”，其结果是“官邪国败，不可纲纪。”
司马光尤觉言未尽意，更感叹地评论说：“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⒇故九品中正制是压抑、埋没人才的制度，要真正选用贤才，必须革除这种弊政。
司马光提出的选举措施，基本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广泛荐举，层层择用
司马光做宰相期间，向哲宗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选荐人才的办法，指出既不能只选熟识之人，又不能只选有资历之人，“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则无遗贤矣。”建议朝廷开十科取士。凡职事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大夫等，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等，带职官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等。每年必须在十科之内举荐三人，而且要写荐状，交给朝廷的中书机构，制籍记载。朝廷需要人才时，即按登记在籍的科类查询，选取被荐者处理一些事务。经试用考察后，有政绩者再记录在籍。待内外官有空阙时，再取试用合格的人才随科授职。如果任官以后没有政绩，那么举荐者就要以谬举治罪。这样才能“人人重慎，所得皆才。”②哲宗因此下诏,让内外各级官吏举荐人才。
第二，主张试用制
如上所述，司马光特别强调试用这一选举的重要环节，曾指出：“朝廷即令臣僚各级所知，必且试用，待其不职，然后罢黜，亦可并坐举者。”①这就是说，各级官吏荐举的人才必须经过试用，考察其能否胜任。对能胜任者加以晋升，同时对荐举者给以重赏；对不称职者，罢黜其职，同时对荐举者给以重罚或治罪。这样就把荐举、试用和赏罚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使人们谨慎举荐真正的人才。这是选拔人才的一项基本方法和一条重要措施。
第三，严格考试制度
根据司马光的观点，举荐、试用和考核是选举制度的三个基本环节，缺一不可。司马光很赞同古人“疑则勿任，任则勿疑”②的观点，认为人君治理天下，内外诸官数以万记，必须严格考核制度，即一定要“考察黜陟”，这些工作必须委任有司，不能一手独揽。他说：“凡为人上者，不待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官属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③就是说严格考标制度以后，自上而下层层考察，有能力有政绩者加以任用，无才无绩者罢黜、淘汰，这样才能建立一支精明强干的官僚队伍。司马光的这一关点极有见地。
总之，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的制高点上，对人才的作用、德才标准、荐举和考绩的方法，以及赏罚原则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独到深刻的见解。这是我们今天可资借鉴的东西。同时应当指出，司马光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质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他只注重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把人才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封建帝王和各级官吏这些政治和军事人才方面，鄙视科学技术人才、文化人才和农业、商业等方面的人才，从根本上蔑视广大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这即是古代人才思想的严重缺陷，也是历史和社会的局限所致。
注：①李树喜：《中国人才史稿》第142—14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续资治通鉴》卷79，哲宗元佑元年
③同上，卷61，仁宗嘉佑八年
④同上，卷63，英宗治平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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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七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内容提要〕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了一 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 ”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无修长编的修史原 。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岁宏冒、 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 的事物。孰是孰非一留给学者们深思。 体大 无言 戚则 〔作者简介〕孙方明1915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 研究宋史曾参与写作尚钱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 争护尹砂诊~沪~~沪、 、. 争一 \ 司马光(1019一一108G年)字君实宋朝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出身于宫僚地主 家庭父司马驰历仕宋真宗、仁宗两朝官至天章阁待制、三司副使为“一时名臣”①。 司马光二十岁时(1。38年少考中进士甲科随因服丧在籍。到庆历六年(104G年)至京师 官大理评事大理寺垂嘉砧七年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英宗时任尚书吏部郎 中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锉。神宗时摧翰林学士权御史中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继 因反对变法请求外任专心编写《资治通鉴》。哲宗继位之后拜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居正宰相之位。有人说他“大用于砧际奋身许国揭万代之规模张胆极言切一时利病”②。其实司马光从丰八年五月至京师初任门下侍郎旋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 下侍郎到砧年九月初一病逝在位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特别是他晚年执政期间排斥新党一意孤行。但在史学方面却有着杰出的贡献。 司马光从小爱好史学他说:“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 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③。壮而从政之后更加倍致力于史价“常欲艾去芜杂发挥精篱穷探治乱之源上助圣明之鉴”④。治平三年完成《通志分八卷上之英 宗皇帝。他说。“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忽遇皇帝陛下……留意艺文……讲求古训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⑤。他编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运动 ——曾国藩的入世思想与中国内忧外患时期的个人英雄主义 岭南学院林忆聪15328108 曾国藩，与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对满清皇朝的命运有着决定作用，尤其是他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事迹为他不平凡的一生奠定了基础。在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苏同炳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被放在第一位，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从主流的历史观来看，大多数人对于曾国藩的生平的评价都是褒大于贬，甚至誉之以“圣人”。然而，因他的汉人身份和满清大臣的身份，曾国藩也不免曾被扣过“替异端效劳的功狗”的帽子，诸如此类评价客观公允与否，仍有待商榷，但从这两种完全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们便足以瞥见“评价曾国藩”这一历史问题的多面性，实在不可以好或者坏来草率地概括。本文将以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一事为轴，由此进行外延，考察曾国藩当官前后的为人处世以及生平事迹，从而较全面地认识曾国藩的思想，便于我们对其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价。 此外，本文副标题中还提到所谓“中国内忧外患时期的个人英雄主义”，在此先稍作解释。仔细回忆太平天国运动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满清皇朝面临亡朝危险之际，朝廷却似乎只出现了唯一一个有能力平定内乱的大臣，直至今日，我们仍不否认，若非曾国藩力挽狂澜，满清皇朝的命运会早在辛亥革命五十年之前就走到尽头。无论是在历史教科书还是在其他史料中，关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仿佛只有曾国藩被载入史册，这一历史现象绝非偶然，在此先暂且称这一历史现象为“个人英雄主义”，至于平定太平天国这一事件中的曾国藩是否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英雄，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 一、全面而不矛盾的儒家入世思想：从临危受命到捷后主动裁军 曾国藩并非从太平军起义一开始便接手平定内乱的事务，而是在太平军攻进湖南之后才接到皇帝上谕，以丁忧在籍的侍郎身份在湖南开始办起团练，直到其受任为两江总督，奉命总统苏皖浙赣四省军务之后，才算真正接管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主帅一职。 从曾国藩办团练组织湘军起，其儒家思想就完全体现出来了，从他挑选士兵的标准以及训练士兵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便可以看出，而这种儒家思想在他办团练的过程也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为之后平定内乱做了充足的军事准备。 “为了确保后方地区的安全，于是各省都先后办起了团练。但各省所办的团练虽多，却只有湖南一省办的成绩特别好；不仅如此，经由曾国藩所创办的湖南乡勇——湘军，最后并且成为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主力部队。”① 湘军能成为平定内乱的主力部队，与曾国藩的选兵标准与训练方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曾国藩心目中的军队，一方面要战斗力强韧，二方面更需要团结一心，万众一志。其次，曾国藩带兵时简直是如父兄教导子弟一般恩礼有加，而湘军士兵也自然视其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而这都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进去之后所取得的效果。 至于曾国藩在平定内乱的过程中如何调兵遣将，掌控全局，在此不进行详述。
浅析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一) 摘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孝友”为德教之首；修身以达“天德”；首倡虚心的治学之道；包含老庄哲学的养生之道。曾氏家教思想启示当代教育应以培养良好向善的人性为首要目标：曾氏家教思想昭示家庭教育是社会文明进程中需要编译的“源程序”：曾氏家教思想启迪当代教育实现其育人功能的“培养基”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传统文化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率湘军残酷地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使腐朽的晚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他也因而落下了一个“曾剃头”的名号；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代鸿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道德文章、为官治军可谓卓绝一世，特别是他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为后世所传颂。历朝官宦贵族之家，往往一代人便享用殆尽，由于教育不当，其子孙骄奢淫逸，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家势因而衰败。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是海内极为少见的长盛之家。究其原因，就是曾国藩那套独特的集传统文化之精华而不同于传统，有着开拓品质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曾国藩自幼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氏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这在清代列臣之中，实属罕见。他是清代的大儒学家，毕生信守儒学，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纯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儒学，儒学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传承又发展，融汇又创新的特质。 他的儒学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人世思想。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人世的，这从其奋斗不止的人生历履及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可看出来。当晚清政府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而束手无策时，曾氏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苦心操办团练，亲自率领湘军与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作战，虽历经挫折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取得胜利，挽救了行将崩溃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氏是参透了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关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人世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兴旺发达，要长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孔子的《论语》，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成为曾氏应对变幻莫测的社会人生，复杂诡异的官场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二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此处讲的“汉宋”是指儒学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个学术流派，“汉”即汉代儒学，其特点是重视对五经的考证；“宋”即宋明理学，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对于懦学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因此他申明：“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除了儒学，他还吸纳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别推祟老庄的道家思想，列庄周为圣哲贤人，盛赞其才，屡予征引。甚至对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法家他也能择善而从，他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作为儒家“仁、义”思想信守者的曾国藩而日后为何会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剃头”的最好注脚了。曾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学的博大胸怀，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三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曾氏在学术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这种吸收众长不是毫无原则的，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经世致用，不论哪门学问、哪个流派，都要讲求在实际人世生活中践行的效用，这是曾氏所特别看重的。他认为治学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关键，最需要解放思想，在教育战线，由于思维模式、思维定势和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一大障碍。通过学习讨论，查问题、找差距，极大地激发了我校广大教师的思想活力，能动脑筋想办法，转变观念谋发展，解放了思想，统一到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上来。认识到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准确完整地把握党的十七大精神，才能结合新的实际，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教发展任务，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新局面，为发展教育事业作出新贡献；只有认真贯彻“36”字治教方略，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戒骄满，找差距，才能开拓创新，促进我登封市教育大发展。 通过学习讨论，认识到我们教师每个人都是学校主人，个个都是发展的重要一环；树立了发展意识、明了了开放需求，确立了教学工作中心地位的理念，明确了学校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战略定位与办学特色，以育人统揽全局，统一思想，与时俱进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办学理念。掌握了以往学习中学不到的知识点，对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理解更加深刻了，加深了对学校的认识，更加明确了努力方向，明白了作为教师的职责和任务。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还会以“新，细，实”三字工作要求我们自己。我们还会以三十六字治教方针中“以质量为英雄”“以表率带作风”弘扬务实作风。 教育教学方法要创新。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不竭的动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意气风发地为振兴中华而教学,并传承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教师们，特别是小学的全体教师们，应该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创新出更多的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小学生所接受、所欢迎的教育教学方法，在工作中能够准确地回答和科学指导学生的学习问题，无愧于这个时代光荣的称号。 身为教师，在要求学生的同时，也应该提高对自身的完善。从知识、思维、修养等各方面去发现缺点，进而改正。智者说：“如果你想要抓住沙子，你抓得越紧，沙子就会从你指缝中流出，只有你的力气适当，沙子才会握住。”所以，我们对学生的爱如何把握住爱的“度”的问题，是十分关键的。我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全心全意地为学生服务，为家庭与社会服务，以优质的教育造就更优秀的人才和合格的劳动者，满足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上。为此我们教师应该做到： 1、强化服务意识，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努力为学生发展服务，为家庭服务，为社会服务，实践教育要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方针；强化以人为本的意识，教育教学改革及方法、模式的选择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注意团结普通群众，带动身边的人一起进步。 2、要有奉献精神，当我们个人利益与党（转载自第一范文网https://www.doczj.com/doc/806577272.html,，请保留此标记。）、国家、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们就应该以党、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必要时能牺牲个人利益；在工作中有自己的追求和目标，维护自己的正当的权利，但不过分计较个人的得失。 3、事业心强，以事业为重，能为学校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有爱心，热爱学生，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教师必须做到爱岗敬业，加强师德修养。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应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由于教师所从事的职业特殊，是教育人、塑造人的事业，因此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一言一行，都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学生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时刻注意自身道德情操的修养，通过言传身教，在传
司马光论德才 ———读史札记曾敏之 读《资治通鉴》，不能不佩服古人治学治史的严谨勤奋作风。司马光穷十九年的精力，荟萃史学人才，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编成《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人事尽搜其中，向封建统治者提供“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因此，《资治通鉴》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研究的重要著作，司马光成了八百多年来享有威名的史学家、政治家。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以他的才识反映于对历史事件叙述所加的按语之中，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推移变化所持一分为二的观点。例如司马光论才与德，他强调用人要讲究德才兼备。他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说法是点明两者相互的关系，但是“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这是说云梦的竹是品质优良的，如不能锻炼成材，成为强有力的坚实的箭弩，就无用了。他又指出：“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 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这是说金属之物，要经过 铸冶炼才可能成为利器，否则不能制强敌。司马光就是举这样的例子，比喻德才兼备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是“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两者兼全当然是难得的人才了。 但是司马光却不是唯德才兼备论者，他考察了历代兴衰史所反映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他进一步论证德与才的关系，很有值得深思价值。他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既然把德才作了这样的划分，司马光用怎样的态度以取人呢？他说———凡取人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
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在司马光看来，无才的人既愚，就是智力很差，力不能胜，要控制他是容易的，唯有“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如小人而又有才能，就如虎添翼，其为害是很大的。权衡下来，司马光指出“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一般世俗用人的眼光“多蔽于才而遗于德”。意即世人多偏才重才，而失于重德，乱臣、贼子、败家子是因德不足而形成破坏力量的，“才有而德不足，以至于颠复者多矣”。 可见，司马光是重德而宁愿略才的。 值得探讨的是德的标准是什么？在封建社会，统治者要求的德是效忠、尽职、驯服……带有奴性的德，所以取“愚人”更好供其驱使。正如“女子无才便是德”，以三从四德为女子做人的本分，实质是奴役妇女，加桎梏于妇女的教条，这样的德是封建统治者所赞美的。 时移势易，到了现代，对德的观念自与司马光所持者有所不同，当不是奴性的，也不是“愚人”的了。至于“小人”却是需要现代化的制度严加甄别、制裁、淘汰的
关于曾国藩的思想探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01班 姓名：龚坤 学号：2010011378 2011年5月21号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在满清快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有这么一位充满了历史争议，是非功过都有人评议的人物，他就是曾国藩。在满清的最后岁月里，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广大人民与清王朝的矛盾，其中又还夹杂着清朝内部自身的矛盾，而我们在评议各种历史的时候，都无可避免地谈到曾国藩。 首先看一下曾国藩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大事件。第一，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从历史的背景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来看，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有农民发起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具有正义性，因此我们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来评论曾国藩的时候，他首先就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给人一种“刽子手”的形象。但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就算曾国藩不出面镇压，仍然会下一个曾国藩出来，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的。因此在这件事上对曾国藩的批判和怪罪是不公平的。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史的发轫者。他最初发起洋务运动，他说：“发展洋务，制造炮舰为中国自强之本”。他开设中国第一家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他与李鸿章合办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同时还派员出洋购买制造之械，真正实现中国的富强，同时派人出国深造，积极建设海军，是我国海军空前强大，可以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中不可非议的领军人物和先锋。第三，在对外关系上。这也是现在史学界争论最大的地方。首先是“借夷兵助剿”，实际资料显示当时的曾国藩是反对这样做的，他说：“外夷之助中国成功后，每多意外要求”才使开始清政府勾结英法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没有成功，只是后来形式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可见勾结外国镇压一
浅谈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白泥中学陈琪 [论文摘要]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来自个体内在的多种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其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和家庭的渊源。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家训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任性刚直”、“好勇崇俭”、“气太强”等，逐渐形成其独特的家庭教育思想。研究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有利于我们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启迪和促进现代家庭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论文关键词]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文化现代教育引言： 曾国藩作为一代鸿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道德文章、为官治军可谓卓绝一世，特别是他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为后世所传颂。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包括了丰富的内容:教育其兄弟子侄志存高远,不断读书学习知识以明事理,讲礼仪知荣辱,协调处理好多方面关系等等.这些思想充分融合了曾国藩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也充分体现他对儒学的传承和发展，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家庭教育思想，突出表现在:"孝"、"严"、"勤"、"俭"、"和"等等。反思现代家庭教育，越来越趋于功利化、实用化,忽视道德教育和伦理教育,使教育的内容出现了偏差,致使人性冷淡。此外，除骄戒傲和自克自省，自立自强。对于
现代家庭教育出现的过分溺爱、重智轻德等教育误区，曾国藩教化伦理思想无疑是一种可以借鉴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正文： 一、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影响 曾国藩自幼好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实属罕见。曾国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是对“三大显学”钻研极深。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积极入世精神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道家的全身保生，避让退守之道；墨家的勤劳节约之学，都深深地濡染并引导着曾国藩的人生，并进而成为曾国藩家训思想的重要精神养料，影响着他对家人的训教，“儒墨道”之思想在其家训中得到灵活的运用。曾国藩毕生信守儒学，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可以说，曾国藩早期所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为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曾氏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习惯的继承 一个人生活生长的家庭环境对个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世家，深受高祖、曾祖及父亲的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个人原创，完成于2006年11月29日) 浅谈曾国藩的功与过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在仕途上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他的一生功过让世人争论不休。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民族罪人，好名失德的伪君子。但也有人对他的评价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不过在还没有定论之前,让我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曾国藩进行分析吧： 在思想文化方面 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但曾国藩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那群愚昧无知、痴人说梦的顽固派面前，则算是一个有识之士了。他不仅看到了西方的长处，而且敢于承认，敢于学习。他虽然出于儒者的本质及对清王朝的尊重，说：
论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 严俊杰,黄正泉(湖南农业大学,湖南长沙410128) 摘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孝友”为德教之首;修身以达“天德”;首倡虚心的治学之道;包含老庄哲学的养生之道。曾氏家教思想以其开放性的品质给当代教育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当代教育应以培养良好向善的人性为首要目标;家庭教育是社会文明进程中需要编译的“源程序”;当代教育实现其育人功能的“培养基”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传统文化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在晚清王朝内忧外患、摇遥欲坠之时,力挽狂澜,率湘军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朝统治得以苟延残喘,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其道德文章、为官治军可谓卓绝一世,在当时暮气沉沉、腐朽不化的晚清朝臣中更显其思想和才智的超人一等,不愧是日暮西山的晚清朝廷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历朝官宦贵族之家,往往一代人便享用殆尽,由于教育不当,其子孙骄奢淫逸,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家势因而衰败。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是海内极为少见的长盛之家,究其原因,就是曾国藩那套独特的集传统文化之精华而不囿于传统,有着开拓品质的家庭教育思想。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
源曾国藩自幼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不一一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氏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在清代列臣之中,实属罕见。他是清代的大儒学家,毕生信守儒学,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纯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儒学,儒学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传承又发展、融汇又创新的特质。他的儒学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思想。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这从其奋斗不止的人生履历及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可看出来。当晚清政府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而束手无策时,曾氏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苦心操办团练,亲自率领湘军与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作战,虽历经挫折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取得胜利,挽救了行将崩溃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氏是参透了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关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入世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兴旺发达,要长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1](p343) “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孔子的《论语》,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成为曾氏应对
曾国藩用人的核心四步骤 （分析透彻） 曾国藩这套识人、用人的本领，重点又在哪里呢？以后我们会为《世纪名堂》微友们陆续介绍曾国藩的那本相学名著《冰鉴》。曾国藩总结了相人之术的总口诀： ?要看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关键要看他的眼睛和鼻梁。 ?要看一个人是不是虚伪，是不是喜欢说谎话，主要要观察他的嘴唇。 ?要看一个人将来能做多大事，要看他的气概和气度。 ?要看一个人有没有富贵命，也就是将来能不能飞黄腾达，主要要看他的精神状态。?要看一个人聪不聪明，要看他的手，其实也就是动手的能力。 ?要看一个人会不会经历磨难，要看他的脚和脚筋。要看一个人说话、干事是不是有条理，主要要凭借他的说话内容与说话方式来分析。 一个人的气质、性格和素质往往决定了他的人生，以及他做事的成败，所以曾国藩看重这些方面的观察，也就是看一个人是否符合人才的选拔条件。究其本质，曾国藩还是着眼于一个人的气质、性格和素质，而这些其实是就是曾国藩识人时的重心所在，曾国藩识人的本质就是选拔人才。 倘若我们如果能够综合曾国藩在家训中，包括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所提出的用人理论，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曾国藩所谓的人才论相比较于“唯才是举”这种说法，还是相当独特的，也就是说，确实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事实上，所有成功的人基本上都很会发现并使用人才，这基本上也是作为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条件。像刘邦，相比较于项羽，可以说是一无是处。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要长相没长相，要力气没力气，甚至出身也远不如项羽，人家项羽是楚国贵族的后代，刘邦呢，最早不过是个无业游民。但刘邦只有一点比项羽强，就凭这仅有的一点优势，他最终战胜了项羽，赢得了天下。刘邦唯一的一点优势，就是他肯用人，他会用人，他能
关于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教学 思想的表述 一、办学定位 发展目标定位：到2015年，办学条件显著改善，育人质量明显提高，形成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争取成为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名校。 办学类型定位：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教学型多科性普通本科高校。 办学层次定位：以本科教育为主体，注重发展特色专科教育，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研究生教育。 办学规模定位：规模稳定，内涵提高，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 学科专业发展定位：巩固文理传统优势学科专业，打造强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大力发展工科类等应用型学科专业，建立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建设若干省内一流、国内有影响力的品牌特色专业。 办学特色定位：培育“一二三”办学特色。即一个保持，两个强化，三个围绕。 一个保持：保持教师教育传统办学优势； 两个强化：强化学科建设，发挥支撑作用；强化专业的应用性，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三个围绕：围绕建设合格本科院校；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培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具有鲁西南崇实尚义特质的毕业生。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以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积极开展产学研政合作教育，培养意志坚、基础实、口径宽、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服务面向定位：立足菏泽、服务山东、辐射周边、面向全国，加强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区域内有重要影响的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基地、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实用型科技成果孵化和产出基地。 二、办学定位概述 应用型、地方性、开放式 应用型是指培养的人才是应用型人才。
地方性不仅指菏泽学院属性是地方性高校，还指学校应密切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实现校地互动、合作共赢。 开放式是指菏泽学院办学方式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包括校内开放、市内开放、省内开放、国内开放、国际开放，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实现校校、校地、校企、学校与行业合作培养人才、协同发展的目的。 三、人才培养目标概述 意志坚、基础实、口径宽、素质高 意志坚就是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代表菏泽学院人精神和固有品质；基础实就是知识实在、实用；口径宽是指学生一专多能，群体性出口宽，培养方案中设置的专业方向课、专业提高课确保学生分类培养，个性化发展；素质高是指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还必须具备非常强的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四、教育教学思想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促进学生成长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文化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意志坚、基础实、口径宽、素质高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坚持立足地方，服务地方。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置学科专业，凝炼发展方向，加强产学研合作，走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坚持教学中心，科研助教。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学生为本，一切工作服从服务教学。改善办学条件，突出内涵建设。加强学科建设，发挥支撑作用，注重教学研究和应用研究，教学科研相辅相成，实现协调发展。 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强化质量意识，实施质量工程，加强质量监控，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错位发展，培育特色。 五、校训校风教风学风 校训：修德笃学求是创新 校风：崇实尚义励学图强 教风：敦教敬业 学风：学以致用
简析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司马光(1019 年11 月17 日-1086 年)，字君实，号迂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其生平著作甚多，主要的史学巨著有《资治通鉴》、《温国司马文正集》、《稽古录》等，他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史学思想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要研究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应该先从他治史的目的着手。在《进资治通鉴表》里，司马光叙述了他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足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哀，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同时，他还把历代君主分为创业之君、守成之主、陵夷昏君、中兴明主、乱亡国君五类。从上面所叙述的材料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晰
的看到司马光编写史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君主提供“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吸取借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通过对司马光治史的目的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进行总结，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1.以史学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思想 司马光通过直书实录，对封建统治中的各种暴行进行揭露和谴责，同时，还把借鉴前世“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作为“考当今得失”的主要标准，要求君主应该长备戒惧之心，以更好的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南朝有很多的荒淫残暴的昏君，但是很多史书都多加讳饰，而司马光则把这些昏君暴主揭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他还对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明君，也是毫不留情的揭露其暴虐的一面。在《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里，记载了唐太宗(当时还是秦王)“屠夏县”，唐将罗士信屠洛阳外围的千金堡;同时，又在这一卷中大书：“窦建德在洺州，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其对比是何其的鲜明，他希望通过揭露这些君主的残暴行为，使统治者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杜绝这些残暴的行为，以巩固其统治。
曾国藩识人用人智慧对企业人事管理工作的启示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在于重视人才的道德品行，以“广收、慎用、勤教、 严绳”形式最大化发挥每个人才的优点，做到人尽其才。曾国藩识人用人智慧对今天企业人事管理工作的启示主要是：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健全选人用人机制;充分发挥人才培养教育机制。 标签：曾国藩;识人用人智慧;企业人事管理;启示 晚清重臣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自道光二十年初（1838）會试中名列三甲，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迁为兼属五部的侍郎，位居晚清“中兴名臣”之首。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曾国藩以用人三策向咸丰皇帝进言，认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又推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咸丰帝心服而纳谏，并对其加以褒奖。 比起他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更为人所熟知的是他选人用人的本领，曾国藩一生举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四十多人，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曾国藩的成功和他善于选人用人密切相关，他的部下人才济济，助推他事业的成功。曾国藩的选人用人思想对当今人事部门具有积极借鉴作用。 一、曾国藩识人用人智慧的体现 1、德才兼备的识人选人思想 （1）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品德比才能更为重要，他在选拔任命人才时始终把道德操守放在首位，他认为如果人的品德有问题，无论其才华有多么的出众都不会有长久的发展和伟大的建树，正所谓“才德不可兼得以德重，好利之人不能用”。曾国藩自身也有着自虐般的自律，严于律己、生活简朴，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为他赢得所有人的尊重。曾国藩的选人用人之道即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并进行不断的磨炼和培养，调动和激发人才的潜力，将个人的优点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充分利用人才的优势和长处，做到人尽其才。在曾国藩的眼里，德、才、学、识这四个方面，排列的顺序是德、识、学、才。他对于那些投机取巧、官僚习气重、不切实际之人不予使用，二是重用能够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之人，在此观念的主导下，在曾国藩的麾下实现了“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 （2）终身学习，立志有恒。曾国藩出身平凡、才智中等，正是这种平凡人蜕变的过程，才对大多数人都有借鉴意义。他并非天才式的人物，他的成功，是逐步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是从理想主义到实干家的蜕变。有人说曾国藩的成就不是取决其兵法，而是取决于他的学识，他在德才兼备的基础上，于人于己都要求立志有恒，从自身做起做到终身学习。 梁启超对曾国藩是这样评价的：“并时诸贤中最称钝拙，其一生得力在立志，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 目录：史学史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史的含义，史学，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周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先秦历史观念的丰富和史学的兴起，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天人关系和古今变化的理论，马迁的史学思想，班固的皇朝意识和正宗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的特点：辨兴亡，论神灭，评人物。 隋唐五代：史通的史学批评意识及理论，杜佑的经邦致用史学思想之成熟以及历史进化思想，通典的史论特色，这一时期历史思想的发展：治国论的丰富，君主论的发展，封建论及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等思想，民族论和历史进化思想，史家主体意识增强：直书，信念，良史及价值观念，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 宋辽金元时期：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通鉴的思想价值和史学价值，通鉴纲目，通志的史学思想与史学价值，宋代史学批评的繁荣：册府元龟国史部序和新唐书纠谬序的理论贡献，曾巩和洪迈的史学批评，叶适的史法之议和朱熹的读史之论，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通鉴学的发展和胡注，文献通考的历史思想。 明代：史学的通俗形式和历史教育，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理论，李贽的历史评论的批判精神。 清代：黄宗羲历史批判精神，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史学价值，王夫之史论的历史价值，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圆神和方智定史学两大宗门，史德与心术，史意与别识心裁），龚自珍历史思想特点，梁启超新史学，章太炎历史思想特点。 附录：近百年史学发展的趋势，传统史学在近百年的命运，史学与社会）（李炳泉，邸富生亦有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中间论到史学思想者：孔子，诸子，司马迁，班固，范晔，刘知几，杜佑，欧阳修，司马光，朱熹，郑樵，李贽的史论，胡应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的史学理论，龚自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魏源的历史观，郑观应，康有为的历史观，梁启超的历史观和新史学，夏曾佑，章太炎，傅斯年的史学观念，陈寅恪的史学观念，李大钊，郭沫若，毛泽东，） 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目录中：春秋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诸子历史观的内容，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司马光的史学思想，郑樵的史学思想，王世贞的史学，李贽的史论，顾黄王的史学，经世致用史学，章学诚史学思想，清后期重开经世致用史学，龚自珍，魏源，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批判，章太炎的史学思想，
一、关于人才高层的说法 1、国际理论：人才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的5个里程碑。 第一里程碑：人的有用才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地把工人技能的增长视为社会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源泉。他说：“在社会的固定资本中，可提供收入或利润的项目，除了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的有用才能。” 第二里程碑：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本。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第一个认识到，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本。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所有的投资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 第三里程碑：资本也包括无形资本。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资本与收入的本质》及《利率理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资本概念。他说：任何可以带来收益的东西（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可以称之为资产，而这些资产的市场价格就是资本。 第四里程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高于物质资本。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将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收益高于物质资本。 第五里程碑：专业化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尔、卢卡斯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者提出了“新增长理论”。这种理论在古典经常学生产函数中加进了人力资本要素，故又称之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卢卡斯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由上观之，不难看出：人才的确是第一资源，是兴国之本、富民之基、发展之源。 2、中国对人才关注的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国策. 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同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切实抓好，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200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则专章提出“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这是中国首次将人才战略确立为国家战略，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之中，使之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面对中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直面经济全球化和综合国力
试论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学生：王泽明指导老师：党庆兰 ［摘要］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有名的军事家、战略家和理学大师。他以儒学思想为根基治军，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其治军思想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仁”，“礼”为治军之源，“忠”“信”为行军之本；二是以“勤”“恕”“廉”“明”为将帅 的武德修养和行为准则；三是“训”与“练”相结合的练军方法；四是讲求“慎战”“以主 待客”“正奇互用”的战略战术。他以思想治军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蔡锷、蒋介石毛泽 东等后世革命家的治军思想都深受其影响，他们治军思想的很多方面都直接与曾国藩的治军 思想有着渊源关系。 ［关键词］曾国藩；治军思想；影响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普通封建地主家庭，他自幼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熟读经史，立志要做“末世扶危救难的英雄”，更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座右铭。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发动起义，实力很快发展壮大，清朝政府朝野震动。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临危受命，投笔从戎，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曾国藩分析认为八旗绿营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弊端就是“败则不相救”。针对这一弊端，后来他以自己所学理学思想为基础，并结合军事实践建立了一支异于八旗绿营的军队—湘军。湘军在于太平军作战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稳定了统治局面，建立了赫赫战功，这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所以其治军思想也受到后世学人的推崇，对后世影响极深。曾国藩以思想之军，可谓是一种独创，与现在所提倡的创新思想相吻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一、曾国藩以“仁”“礼”“忠”“信”为治军的根本，后世革命家蔡锷﹑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的治军思想深受其影响。 曾国藩为了改变八旗绿营在于太平军作战中节节败退的局面，在湘军建立之初就强调要把湘军建成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忠义之军”。○1要想使湘军内部“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就必须找到一套合理的治军方法来协调好军队中的各种关系。曾国藩以此出发，结合儒家思想，主张以“仁”“礼”为治军思想之源，以使湘军有礼有序，内外和谐。他说：“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