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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995/10-1617/F7.2024.07.043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刘丽平(贺州学院教务处 广西贺州 542899)摘 要：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对通过科学发展数字经济扩大消费市场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利用2000—2018年全国31个省市区相关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普及程度、数字经济产业规模、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和网络消费覆盖率四个维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量，运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产业规模、数字基础设施普及程度、数字“新基建”投资规模及网络消费覆盖率对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支出。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通过科学发展数字经济扩大消费市场的具体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经济；居民消费支出；面板分位数模型；网络消费覆盖率；数字基础设施普及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本文索引：刘丽平.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J].商展经济,2024(07):043-047.中图分类号：F063.2；F124.3 文献标识码：A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加快重塑世界。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不断渗透和应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在推动消费领域新变革和新转型方面，特别是在消费领域利用数字技术加快与各类新消费业态融合，数字引领下的教育、医疗、文娱各类消费新场景，不断培养出新的消费形式与消费需求，为扩大消费提供增量，释放内需潜力，拓展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需求。
此外，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相关要素禀赋的变化，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加大力度扩大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也是打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落脚点。
能够扩大消费的有效手段与创新模式，都应充分合理地加以利用。
中国的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的开题
报告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要。
因此，财政和税收政策在推动消费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有关这些政策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是大多数仍然是基于理论框架或经验研究，没有实证数据支持。
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中国财政和税收政策的实证研究，探讨这些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文将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开展研究：
1. 各级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据此，通过统计分析、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探究财政和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促进或限制作用。
2. 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对消费的影响。
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策实施的差异性，都会影响财税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分析前一方面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对消费的影响程度。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等公开数据，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三、研究预期结果和成果
1. 揭示中国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实际影响。
通过实证分析，揭示政策对消费影响的机制和路径，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有益参考。
2. 研究将对改善中国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为中国消费政策的实践提供指导。
同时，本文也将为学术研究提供参考，提高财税政策研究水平。
基于区域效应的财政政策效果研究＊———以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为例：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刘建民 王 蓓 吴金光内容提要：本文选取中国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０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对３０个省份按照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对省份数据进行分类加工处理，并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Ｐａｎｅｌ－ＶＡＲ）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揭示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
关键词：财政政策 区域效应 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一、引言在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期间，我国宏观经济增速由２．４５％上升到８．３９％，然而，１９９８年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ＧＤＰ的比例为２．４３：１，到２００２年时该数值上升为２．５７：１，这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在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我国不同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
由此可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特别是其对经济增速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作用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呈现一定差异，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区域差异性的存在。
为此，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估，将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科学合理制定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在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效应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首先，就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Ｇａ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通过ＤＳＧＥ模型证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财政支出）一般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然而，Ｇｕｉｄｉｃ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运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研究却认为包括削减财政支出在内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将推动宏观经济增长，另一部分学者如Ａｄ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通过数据描述的方法提出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可能存在非线性效应的观点，并得到了包括我国学者王立勇等人（２００９）运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支持。
其次，对于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不一致，如Ｓｕｂａｒ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运用混合ＯＬＳ、两阶段ＯＬＳ以及静态面板模型发现财政支出的增加将有效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然而，Ｗｅ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通过结构化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却表明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将恶化收入分配状况。
第24卷第7期Vol .24 No .7统计与信息论坛Statistics &Information Fo rum2009年7月Jul .,2009收稿日期:2008-12-27;修复日期:2009-05-1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08ZD03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中国地区间收入分配差异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07JJD7901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数据挖掘中关联规则的统计研究和应用》(06JA910003)作者简介:陈建宝(1965-),男,云南曲靖人,统计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副主任,研究方向:空间统计学、数量经济学。
【统计应用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实证分析陈建宝a,杜小敏b,董海龙b(厦门大学a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b .计划统计系,福建厦门361005)摘要:阐述制约中国内需不足的几个主要因素,利用描述性统计和非参数方法重点考察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其对扩大内需的重要影响。
同时利用分位数回归技术对中国城镇和农村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居民消费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差距的确是制约中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不同收入阶层其边际消费倾向大不相同,并估算出这种消费倾向的具体值。
从收入差距的视角提出了提高中国国内居民消费水平以便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差距;内需;非参数检验;分位数回归中图分类号:F22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116(2009)07-0044-07一、问题的提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的衰退,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因此,政府和各界人士都纷纷将目光聚集到如何扩大内需上来。
尽管中国最终消费需求对GDP 的拉动作用从2003年的3.5个百分点、逐年稳步上升到2007年的4.7个百分点,说明中央扩大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和系列举措正在逐步收到成效,虽然政府消费对该上升趋势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然居民消费仍较为疲软,表1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7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呈逐年下降的态势,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到49.9%,降了12.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6.3%,下降10.1个百分点;从横向来看,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率56.8%,世界低收入国家79.7%,中低收入国家72.8%,中等收入国家为71.7%,而且之后年份中国的消费率还在走低,因此中国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
中国区域经济趋同的空间异质性研究——来自空间杜宾分位数面板回归的证据胡可欣;孙向伟;李沣航【期刊名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年(卷),期】2023(43)1【摘要】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存在趋同,已有的实证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趋同速率的空间异质性。
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构建空间杜宾面板分位数模型,考察了中国336个地级市经济增长趋同的空间异质性。
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市经济增长总体上呈趋同状态,趋同速率随分位点增大呈U型。
考虑资本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中低增长地区储蓄率作用显著降低。
高增长地区受到周边经济带动作用小于中低增长地区,因而高增长地区的趋同速率更大。
进一步分析发现,南、北方地区,东、西部地区均表现出俱乐部趋同特征,而中部地区内部表现出分异态势,即高增长地区发散,低增长地区趋同的特征。
识别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对于政府更好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非常重要。
【总页数】16页(P14-29)【作者】胡可欣;孙向伟;李沣航【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郑州大学商学院;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12【相关文献】1.资源禀赋会转化为制造业竞争力吗？--来自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经验证据2.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变化研究——来自面板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的证据3.广义人口红利、制造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及面板分位数的实证分析4.后发地区金融集聚、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广西14个城市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研究5.物流基础设施的空间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异质性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第 44 卷第 3 期 Vol.44 No.32023 年 9 月Sept. 2023农业科学研究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河南省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季顺顺1，马艳艳2，李永胜1（1.宁夏大学农学院，宁夏银川750021；2.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夏银川750021）摘要：基于2014—2020年河南省104个县（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释放出明显的“数字红利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在不同分位数水平均与农村居民收入呈显著正相关；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不同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不断优化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数字金融高质量融合发展和精准培育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等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收入；固定效应模型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志码：A2021年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迫切性以及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重要性。
同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这也可以看作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深度延伸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尤其随着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兴起，数字金融与信息技术的紧密结合扩大了服务范围和提升了服务便利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位数由2011年的33.6增长到2020年的334.8，涨幅近10倍，实现了近10年以来的跨越式发展[1]。
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做好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继续深入实施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和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指导性意见。
可见，面临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趋势。
但当前农村发展的不均衡和农村内部收入的差距大依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一步。
税收政策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区域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摘要：利用1999～2012年样本数据，采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省域税收收入空间聚类分布格局以及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税负水平、税收结构和税收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不同分位点上产生的区域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在参数异质性假设条件下，税收负担挤入居民消费水平，而税收不确定因素挤出居民消费水平；商品税、所得税与财产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税收收入水平下，呈现出具有差异性的区域空间特征。
关键词：居民消费；税收政策；区域效应；分位数回归中图分类号：F063.2；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2-0095-05一、引言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扩大内需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应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
在中国税收保持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税收政策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现有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税收收入总量视角分析宏观税负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李俊霖（2007）认为宏观税负可以通过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拉动居民消费需求，也可以通过减少个人可支配收入抑制居民消费需求[1]。
部分学者对税负与居民消费的数量关系进行了检验，杨文芳和方齐云（2010）采用全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过高的税负率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具有负面影响[2]。
武彦民和张远（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占比每增加1%，居民消费率下降0.53%[3]；而李文（2011）利用我国1985～2008年的数据实证表明，我国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有限，降低总体税负并不是促进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的最优选择[4]。
二是从税收收入结构视角分析税收政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方面，税收政策对于不同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具有差异效应。
根据吴玉霞和侯文英（2009）的研究结论，税收政策因素对于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具有双重性，税收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5]；另一方面，不同的税种，影响居民消费的程度不尽一致。
张振卿（2010）运用动态计量方法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制约作用，不同类型税收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6]；储德银和闫伟（2012）的研究发现，财产税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商品税和所得税却存在挤出效应[7]；张斌（2012）指出税制结构会通过对不同消费品的差别征税对居民的消费结构产生影响[8]。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在不同税收收入水平下的不同区域，税收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将区域因素纳入到税收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考量之中，此外，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针对税收政策因素，除了考察宏观税负的总量效应与税制的结构效应外，还关注税收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将通过对中国31个省域的税收收入水平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区域划分，利用1999～2012年中国区域居民消费水平、税负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税收不确定性的相关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对税收政策影响不同区域居民消费水平的效应进行综合分析。
二、基于税收收入水平的区域空间聚类分析由于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仅仅根据地理差异难以准确划分区域差异。
本文摈弃传统地理区域分类方法，根据我国区域税收收入空间分布，利用Moran散点图将我国31个省域划分为高高（H-H）、高低（H-L）、低高（L-H）和低低（L-L）四种类型。
为了揭示中国省域税收收入集聚与空间差异格局，使用1999～2012年中国31个省域税收收入值计算相关的Moran’s I值，测算和检验中国省域税收收入的空间相关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2期2015年第2期（总第194期）刘建民，毛军等：税收政策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区域效应研究根据空间聚类分析测算2012年Moran指数散点图，可将各省域税收收入分为四个象限的集群模式：“高高”象限表示高税收收入省域被其他高税收收入省域所包围，经济发达地区税收收入处于“高高”象限有5个省份，包括天津、北京、江苏、上海、浙江；“高低”象限有4个省份，包括辽宁、重庆、内蒙古、广东，该类型区域自身税收收入水平较高，周边省域税收收入水平较低；“低高”象限有6个省份，包括吉林、山东、河北、黑龙江、海南、福建，该类型表示低税收收入地区被周边其他高税收收入水平地区所包围；“低低”象限有16个省份，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象限，包括安徽、河南、山西、江西、广西、四川、甘肃、湖北、湖南、青海、宁夏、贵州、云南、西藏、陕西、新疆。
依据样本期间中国省域税收收入的集聚区域与传统的四大经济地带划分方法存在一定的不匹配性。
“高高”类型和“低低”类型的区域单元较多，约为总数67.74%，表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
图1中国省域税收收入水平分位图（1999）图2中国省域税收收入水平分位图（2012）三、税收政策影响不同区域居民消费水平的分位数回归分析（一）分位数回归模型设定分位数回归是由Koenker and Bassett[9]提出的，是一种采用加权绝对残差最小方法（Weighted Least Absolute，WLA）对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分位数进行的估计方法，考察因变量在不同分位数下对自变量反应系数的变化，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式中，yt和xt（t=1，2，…，n）分别为因变量和自变量，n为样本量，βθ为各分位点估计系数值，回归线上方的点权重为θ，下方的点权重为（1-θ），也是估计中所取的各分位点值（0 选择以下三个变量刻画与反映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税收负担变量（Tax-burden-it），以税收收入占本省域GDP的比重来表示；税制结构变量，按照IMF 和OECD的税收制度分类方法，将税收结构大致可以分为货物与劳务税（以下称之为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和其他税等四大类：商品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其他税类包括没有被纳入到商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其他税种。
鉴于其他税的类型不统一性并且波动较大，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不列入本文分析范围。
以下主要分析商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作用，分别用商品税（Product-tax-it）、所得税（Income-tax-it）、财产税（Property-tax-it）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表示。
第三是税收不确定性变量（Uncertain-it），反映税收收入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借鉴陈守东和杨东亮（2009）[10]的作法，选择以人均税收收入的拟合值构造税收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变量，以随机性税收收入的平方项（LnTax-LnTax）2作为税收收入不确定性的测度指标。
其中，LnTax为人均税收收入的对数，LnTax为人均税收收入趋势值的对数，并通过对带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模型进行拟合回归。
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it），用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表示，借鉴楚尔鸣和鲁旭（2008）[11]的做法：居民人均消费=（城镇人口×城镇人均消费+农村人口×农村人均消费）/总人口。
本文数据来源于1999～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使用R计量软件进行分位数实证分析。
（二）基于区域空间特征的分位数回归分析本文分别对全国及根据我国税收收入区域空间分布划分的高税收地区（高高H-H、高低H-L）和低税收地区（包括低高L-H、低低L-L）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税收政策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分位点选取为0.1、0.25、0.5、0.75和0.9，同时运用自助抽样法（bootstrap）进行100次抽样来求得标准误，以削弱分位数回归模型误差项未知的干扰。
首先，在税收负担因素的影响方面。
在各分位点上，税收负担对全国及其区域居民消费水平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估计系数均大于零，这与李普亮和贾卫丽（2013）[12]的研究结果一致。
税收收入增加使得政府拥有更多的财力并通过政府转移性支付达到提高低收入水平居民群体的支付能力，从而有助于缓解我国区域居民收入不平等现象，促使国民收入分配从“政府偏向型”向“居民偏向型”转变，减少了“国富民穷”现象的产生，促进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我国整体的居民消费水平。
其次，在税制结构因素的影响方面。
（1）商品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低税收地区估计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商品税占比的变动在税收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才会产生明显的引致作用，而且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商品税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系数是递减的，这表明我国此类地区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其受商品税占比变动的影响越小。
近年来政府改变商品税的征收方式，商品税通过在不同商品间征税行为对居民消费结构进行调节，从而有利于提升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和加快居民即期消费水平的扩张。
商品税对居民消费水平在全国及高税收地区估计系数为负值，且估计结果各分位点上都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商品税占比在全国及税收较高的地区会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
由于商品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通常都通过转嫁由消费者承担，从而商品税会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消费者的即期消费与未来消费（储蓄）之间产生负效应，从而会因商品税的累退效应降低全国及其高税收地区居民消费水平。
（2）所得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此类税对全国及低税收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估计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所得税对此类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挤入效应。
所得税具有调节收入的功能，从而能够提高此类地区的居民消费倾向及其居民消费水平。
所得税对居民消费水平估计系数在高税收地区估计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为负。
高税收地区事实投资较旺，间接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
同时，个人所得税对此类地区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个人所得税在高税收地区挤出了居民消费。
（3）财产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此类税对全国及低税收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估计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
财产税具有明显的财富效应，并且财产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居民贫富差距，从而提高低收入者当期消费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