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跟随在结构主义觉醒之後出现的一套思想，它试图去了解这个无法挽回地被分割成数个体系的世界。
后结构主义者与它的结构主义前辈最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法论。
他们挑战结构主义宣称自己是能够诠释所有文本的批评後设语言（metalanguage），并且认为一个文本之外中立全知的观点是不可能存在的。
后结构主义者追求的是意符的无限扮演（play），并且不会给予任何一种阅读方法比其他方法还要更高的地位。
也因此，后结构主义领域中很少有互相一致的理论，但是每个理论都是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为起点。
而後结构主义的研究是带有政治性的，因为许多后结构主义者相信，我们认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在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推动著想要成为霸权。
结构主义引入关系、系统、差异等概念，但是仍抱定一个中心——结构：一切都是结构调节、组织的结果，一切都可以用结构来解释，只有“结构”本身是例外。
保留“结构”的超然地位，就是保留“中心”的绝对中心地位，正是这个中心，使结构具有结构的功能。
但是从后结构主义观点看，不管中心概念如何牢固，如何深入人的无意识之中，其历史如何悠久，它毕竟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关系的产物，无限结构之网中的一项。
如果说结构对中心的需要说明了结构本身的结构性或自由游戏性，那么中心的那种永远缺场的“在场性”恰恰说明：对于自由游戏活动，中心只能是一种零限制，或“中心”本身就置身于自由游戏当中。
德里达著名的“一切尽在文本之内”的命题，却不是在这种常识意义上说明语言的重要性，而是表明：首先，任何文本都不是对某种文本之外客观实在本体的再现或真理意义的表达，文本不是一种用以再现的工具，文本的意义就产生于文本的语言的符号表意活动。
其次，这同时意味着文本的意义不是牢牢地包裹在文本内的某种稳定明确的实体，或者说文本并不是一个意义清晰的统一有机体，而是多重意义的混合体，甚至可能是对自身的颠覆，包含着相反的意义。
再次，任何文本都不是封闭自足的，而是与其他文本相互嫁接、寄生、杂交；文本之间没有本质性的类别疆界，因此任何文本性(tax duality)必然同时也是文本间性(intertestuakity)。
这种文本性或文本间性是真正无边的，它不仅将各种文学作品互文化，而且取消了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的确，只有无边的文本性，才能表达德里达“一切尽在文本之内”的真正意思。
德里达认为，根据语言中只有差异的原理，任何符号的任何一面的确定过程都依赖于其他符号，那么对符号意义进行阐释的结果就不是呈现一个确定不移的意义，而是引向一连串新的符号，就像词典对词义的解释，要说明任何一个词的词义，总是借助于更多的其他词，而其中任何一个解释词本身的词义也只能通过另外许多词才能“显现”出来。
如此推演，形成不断交织延伸的符号链，导致那个终极意义被永远地推延，永远不能兑现;因此语言中的“差异”同时也是“推延”，索绪尔“语言中只有差异”的命题应改成：语言中只有“异延”。
“异”是空间性的间隔、分离、区分、辨别，似乎承诺着符号的某种同一性或确定性;“延”是时间性的延伸、推宕、压抑，倾向于将所有关于意义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兑现永远向后推延。
正是这种“推延”，让传统的符号观一直(无望地)等待着“意义”的降临，并且把这种永远不会到来，仅仅是一种符号差异关系值的“意义”想象成语言外的一种本体实在的东西。
现在，德里达通过“延异”概念表明，语言之外并不存在某种决定语言的意义本体，“意义”只是语言之内符号异延活动的效果或结果，并不是像岩石一样独立于语言之外的某种客观实在;符号活动是由一个能指链滑向另一个能指链的异延运动：移置，增补，擦抹，播撒……，根本上是一种无穷尽的自由游戏过程。
从而实现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和解构，也即反对所谓的词语中心主义。
在他看来，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所有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都贯穿着一个中心，即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或曰词语中心，而这个中心实际上又以语音中心为其核心和基础。
按照德里达的看法，言语优先于写作（即语音中心主义）的一个特权就是词语中心主义的经典性特征。
这种观点和方法对阅读历史文本和从事文学批评显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今天从文本中获得的意义并非是首先通过声音实现的，而是首先从前人写下的文本的书面语中获得意义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语音中心主义始终占据的大厦。
如果将德里达对人类思想的贡献放到整个西方文化思想和哲学背景来考察，或者从他对文学批评的直接影响着眼，便可看出他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内的主要创新。
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写作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
德里达的学说之于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颠倒写作与口语的等级序列，（二）差异与延缓。
德里达在《写作与差异》等文集和专著中，反复在一些文字上做游戏，其中一个颇为令人玩味的例子就是“différance”这个词。
这个词本身在法语和英语中都不存在，但根据这两种语言的构词法（即有时两个词各取一部分相互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合成词”），德里达自创了这个蕴含丰富的新词。
但关键的问题是，德里达的目的并不在于单单创造一个新词，而是借助于这个多重含义的词来表达自己的不确定的玄学假想。
我们若是也使用德里达本人的惯用阅读方法，将这个词的结构拆散并分解，便可看出，这个词实际上既非主动、又非被动地将动词différer的含义的暗合性结合了起来：第一个意思是差异(difference)，主要是诉诸空间；第二个意思是延缓(différé)，主要是诉诸时间。
德里达认为，语言不过是“差异与延缓”的无止境的游戏，最后的结论是永远得不出的。
文本与文本之间始终是一种互文的关系，因而对文本的阐释就形成一种“阐释的循环”。
这一思想用于文学批评，实际上为批评家寻求不同以往既定解释的新的意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新翻译确立了合法性。
（三）播撒和分解。
德里达在出版于1972年的《播撒》中，又将différance 这个词的含义扩大了，即由原来的差异—延缓，发展到播撤(dissémination)。
由于文本间有着差异和间隔，因而造成了延缓，对于信息的传达就不能是直接的，而应当像撒种子一样，将信息“这里播撒一点，那里播撒一点”(Pxxxii)，不形成任何中心地带。
这实际上是他一贯反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继续。
所谓“播撒”就是要“颠倒所有这些恢复了的主宰姿态。
它试图挫败这样一种企图：以一种颇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意义或知识，它也想通过某种无法控制的过度或失落来打破意图或希望的巡回。
”(Pxxxii)毫无疑问，这种“去中心化”的解构思想始终是其后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消解中心、批判现代主义等级秩序和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大概不难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德里达留给我们的文学理论遗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他对（结构主义者眼中的）文学本文之封闭性的质疑乃至拆解，对结构主义批评走向末路之后所出现的“文化转向”的推波助澜，以及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之终极意义的怀疑，所有这些洞见均为后人对既定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解释以及既定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铺平了道路。
笔者认为这就是德里达留给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遗产，也是他至今仍对这个“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的重要意义。
巴特认为我们的话语方式既不是上帝决定的，也不是某种自然属性决定的，而是受到社会历史中某种背后的“决策集团”的控制，这个集团无处不在，却莫名其状，正是它决定了语言的结构、边界和用法，限定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规范。
福柯的介入在福柯的话语理论里，这个无处不在而又无法命名的“决策集团”，就是无处不在的“话语权力”。
福柯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第一，不存在话语之外的所谓真理、正义、进步、原则、时代要求、世界观等超验本体，因此话语不可能以这些不存在之物为基础或中心。
第二，相反，知识是话语活动中权力或真理意志作用的结果，权力控制能指，从而适时地创造出真理和价值，并且把它们表达为普遍的永恒的超验存在。
福柯根据这两个基本假设，对西方的知识史和认识论历史作了令人震惊的考古挖掘。
他指出，一套知识概念是通过分离、净化、排除等权力程序来占据文化支配地位的，它们将符合自身规范的话语类型说成符合自然规律的存在，把规范之外的一切差异贬为十恶不赦的异类，并且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通过学校、教会、监狱等权力设施进行压制和剿灭。
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里，17世纪的巴黎总医院就是这样的一种话语控制机器：它将“疯人”视为健康人和文明的对立面而加以强制性隔离。
与此相类似，一个医生要获得行医资格，必须首先在指定的地点学过指定的课程，通过指定的特殊部门或人员的指定考核。
同样，如果要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你就必须先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最好是一所名牌学校的学位，再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规定程序之后，你才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力;即使如此，你也必须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场合去说些一定如此这般的话。
福柯把权力控制甚至创造知识的这一机制程序称为“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有时也称为“认识观”或“历史先验律”或“档案”。
不同的话语系统(譬如医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文学理论)按照各自的“话语构型”进行话语生产，确定各自的话语纪律：谁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怎样说什么，何时何地才能或只能说什么，等等。
由此看来，决定话语形态的真正因素并不是话语是否表达了对象本身的某种客观本质，而是话语的出现是否合乎时宜，是否符合当时的话语纪律和惯例，即使人们一贯认为以探求事物真相为惟一使命的科学话语，也经常因为不合时宜而被痛斥为妖言。
历史上一直不乏这样的例子，近在19世纪中期，生物学家孟德尔发现遗传特征会构成一种全新的生物体，但是由于孟德尔所使用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在当时的生物学界看来显得过于陌生，他的结论只能等待半个多世纪之后才被生物学界承认，孟德尔本人也只能等到尸骨已寒之后才得到平反，由科学的魔鬼变成科学的先知。
因此福柯说，关键不是说出真理，而是占据真理，“进驻真理”。
而要“进驻真理，只须遵守话语‘契约’的某些规则即可，每次言说，都须启动这些规则”。
否则，你就不可能用规范的语言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或真理。
福柯的知识考古表明，历史并不是连续不断地递进的统一过程，而是在权力的暴力作用下产生的无数断裂组成的网状体，或者说历史的前进是这些断裂面不断衔接的结果，而以编写历史有机进化史为己任的传统历史学几乎做了完全相反的工作：抹平断裂，剔除异质，寻找规律，统一口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