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宗师李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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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南一脉——从杨时到李侗
道南一脉——从杨时到李侗
朱雪芳
【期刊名称】《船山学刊》
【年(卷),期】2007(000)002
【摘要】"道南一脉"是宋明理学由北宋到南宋的重要传承学系,亦是二程"洛学"至朱熹"闽学"之间的重要中介学脉,在中国理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本文拟就其主要代表人物:杨时、罗从彦、李侗等生平、活动及理论,探究二人的理学思想和"道南一脉"的"内圣"之学的学术特色.
【总页数】3页(P116-118)
【作者】朱雪芳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湖南,永州,425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1
【相关文献】
1.《宋元学案》对道南学派的阐释与评价——以杨时、罗从彦、李侗为中心
2.道南学派杨时学术教育活动概述
3.道南学派发展视域下的杨时易学
4.从洛学到闽学——综论杨时、罗从彦、李侗哲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5.洛学闽化与杨时“道南”系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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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南一脉”
杨时的学师过程，先后受学于程颢、程颐。杨时从学于程颢三年，其中多次亲承程颢游学，及迟归后亦尝有书信往返。由于杨时资禀甚高，故深受明道喜爱，程颢“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并曾赞杨时聪明，“是学得灵利高才”[3]，能举一反三：同门好友吕与叔亦谓：“伯淳尝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4]
从罗从彦的求学历程了解其志愿后，可进一步探讨，究竟什么是龟山所传?据龟山语录《余杭所闻》记载：“语罗仲素云，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大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为文章，作忠信愿悫不为非义之士而已，则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为闻道则可。……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19]这里有所谓“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究竟道与人有何关系?《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与人的“性”，“命”是息息相关的，道是人性的根源，也是生命过程的准则，亦是生命的终极关怀。杨时书信中的《答吕居仁书》其三记载：“大学者，必以孔孟为师，学而不求诸孔孟之言，则末矣。”[20]杨时覆信给弟子吕本中时，亦反复叮嘱学要以孔孟为师，才不会错过。由此知悉，杨时认为效法孔、孟，以至于“闻道”，是儒学立志为学的根本意义。
摘要： “道南一脉”是宋明理学由北宋到南宋的重要传承学系，亦是二程“洛学”至朱熹“闽学”之间的重要中介学脉，在中国理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本文拟就其主要代表人物：杨时、罗从彦、李侗等生平、活动及理论，探究二人的理学思想和“道南一脉”的“内圣”之学的学术特色。
关键词： 道南一脉；杨时；罗从彦；李侗
怎样是学至于闻道?可参考以下二则龟山教豫章读书方法：首先，据《余杭所闻》记载，豫章问龟山如何看诗，龟山答曰：“诗，极难卒说，大抵须要人体会，不在推寻文义，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者情之所发也。……惟体会得，故看诗有味，则诗之用在我矣。”[21]以看诗为例，可由诗所表述的文义，体会文字背后所流露的诗情、诗意，因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者情之所发”，至体会有心得时，便可运用自如，“则诗之用在我”。龟山所谓的读书方法，人有先从“我注入经”，再而“六经注我”之义。
从罗从彦的求学历程了解其志愿后，可进一步探讨，究竟什么是龟山所传?据龟山语录《余杭所闻》记载：“语罗仲素云，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大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为文章，作忠信愿悫不为非义之士而已，则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为闻道则可。……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19]这里有所谓“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究竟道与人有何关系?《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与人的“性”，“命”是息息相关的，道是人性的根源，也是生命过程的准则，亦是生命的终极关怀。杨时书信中的《答吕居仁书》其三记载：“大学者，必以孔孟为师，学而不求诸孔孟之言，则末矣。”[20]杨时覆信给弟子吕本中时，亦反复叮嘱学要以孔孟为师，才不会错过。由此知悉，杨时认为效法孔、孟，以至于“闻道”，是儒学立志为学的根本意义。
摘要： “道南一脉”是宋明理学由北宋到南宋的重要传承学系，亦是二程“洛学”至朱熹“闽学”之间的重要中介学脉，在中国理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本文拟就其主要代表人物：杨时、罗从彦、李侗等生平、活动及理论，探究二人的理学思想和“道南一脉”的“内圣”之学的学术特色。
关键词： 道南一脉；杨时；罗从彦；李侗
怎样是学至于闻道?可参考以下二则龟山教豫章读书方法：首先，据《余杭所闻》记载，豫章问龟山如何看诗，龟山答曰：“诗，极难卒说，大抵须要人体会，不在推寻文义，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者情之所发也。……惟体会得，故看诗有味，则诗之用在我矣。”[21]以看诗为例，可由诗所表述的文义，体会文字背后所流露的诗情、诗意，因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者情之所发”，至体会有心得时，便可运用自如，“则诗之用在我”。龟山所谓的读书方法，人有先从“我注入经”，再而“六经注我”之义。
朱熹：弘扬儒学的理学大师
朱熹：弘扬儒学的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世称朱子。
朱熹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之中。
他的父亲朱松早年曾受业于理学大师程顺、程颐的再传弟子。
父亲除了精心钻研儒家经典之外，一有闲暇便亲自教朱熹读书，朱熹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式的教育。
朱熹的父亲虽然是儒家的信徒，但他一向兴趣广泛，对于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道家及佛学的思想并不一概排斥。
这种包容、平和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少年朱熹。
在父亲的影响下，朱熹的兴趣也十分广泛，他除了熟读儒家经典之外，也广泛阅读了大量道家及佛家的思想典籍。
朱熹自幼悟性极高，加之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了那么多典籍，学问进步很快。
可是，当他14岁时，父亲突然去世，他不仅失去了慈父，成了孤儿，而且失去了一位良师，朱熹心中悲痛万分。
父亲死后，朱熹虽曾按照父亲的遗愿师事胡宪、刘勉之及刘之翚三人，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自学中度过。
朱熹读书十分刻苦用心，他总是力图用心去体会圣人所讲的道理。
其他同龄的孩子能读书，识字，背诵就已十分满足了，而朱熹则要求自己一句句地领会书中的道理。
他时常为一句话所困扰，食不甘味，夜不安寝。
而每当他领会了书中的道理，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他自己回忆幼时读《中庸》的情景：当他读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时，觉得吕与叔解释此段的含义十分精彩，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并工工整整地将其抄录下来作为警励自己奋发的座右铭。
由于朱熹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所以他读书比常人更加辛苦。
他曾经回忆说：“我小的时候，读《四书》十分辛苦。
早年读《大学》《中庸》时，每天早晨起床后，必先诵读十遍。
在此基础上，再逐字逐句研究书中的意思，读《孟子》亦如此，开始时逐字逐句地读，后来便前后连接，首尾贯通。
”朱熹读书不仅肯下功夫，而且还善于总结学习方法。
他好博览但从不贪多、贪快。
宋代思想
两宋儒学，又称道学、理学、性理学和新儒学，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于公元11- 12世纪崛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这一思潮，集前人思想精华，汇经、玄、佛、老于一体，以孔孟儒学为主干，经300年雕琢，形成了一个内容包罗万象、形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造就了以濂学、关学、洛学、闽学为主流，以周、邵、张、二程、朱、陆等为代表的一代学派学者群。
由于这一思潮将孔孟之道重铸成博大精深的学说，又使其贴近现实、易于实践，因而自宋起被历代立为正统思想，统领学术，规范人伦，指导社会，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视为影响中华文明700年的正宗道统之学。
（一）宋代儒学兴起的社会环境宋代儒学是两宋政治、经济，以及民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１.宋代的政治需要宋王朝，建立于延续了200多年的社会动荡之后。
为避免五代十国的分裂再次出现，宋代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太祖、太宗，特别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
早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着手统一南北之前，赵匡胤就已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他接受了赵普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的建议，统一南北后，立刻着手实施三项中央集权措施：收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精兵）归中央。
以后继任的皇帝，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央集权，如加强禁军制、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和转运使制等，这些措施使地方权力削弱，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保证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
西汉刘向曾说：文化不服，然后加诛。
宋朝开国收权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教化。
宋初三朝，实行释、道、儒三教兼容的方针。
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皇帝行三教并设，特别扶持儒家。
宋太祖于受禅之初，即诏有司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亚圣、10哲、72贤及先儒21人的像，又亲自撰写孔子、颜回真赞。
真宗即位，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封孔子第45代孙孔延世袭这一名号。
他还亲赴曲阜，到孔庙行礼，亲撰《文宣王赞》，称孔子为人伦之表，称儒学是帝道之纲.他又亲作《崇儒术论》，称：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
论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论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赵常淇 武警工程大学摘 要：“理一分殊”是李侗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在延平看来，“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一方面标识着儒者与异端之分；另一方面也是学者须著力下功夫处。
关键词：理一分殊；延平；朱子[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8-089-01“理一分殊”四字原是程颐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提出的：“《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这一思想也被杨时继承下来。
作为道南学派的嫡传，“理一分殊”自然也是李侗（字延平）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延平答问》庚辰七月书中李侗有一段云：所见《语录》中有“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一句，即认得西铭意旨。
所见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广求之。
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
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
在延平看来，“理一分殊”说首先乃是分别吾儒与异端（主要指释氏）的标尺。
儒者所以为儒，异端所以为异，盖全在有无“分殊”之上。
①作为一个少年时代也曾泛滥释老，而此时已经变身醇儒的理学家，李侗对儒释之异同应该说有相当的清醒，但他为何不论“理一”，而直以“分殊”来判别二家得失。
可知此中端倪亦颇耐寻味。
作为正统的理学家，李侗当然也继承了传统儒家的骨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民生活的现实社会给以绝对的肯定与认同。
这正是从孔孟以来，儒家体贴上天生生之德，关怀现实世界，造福社会生民的价值追求。
李侗所谓的“於分殊处下功夫”，其实际意义正在于以“确实理会分殊”的方式来肯认和确认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与真实性，从而与释氏以世界为“空”的思想作出一种针锋相对的抗争。
从这一层面上讲，“理会分殊”实际上已经包涵了“理会理一”的方面。
正是由强调分殊所达到的确认现实社会的结果，反而更坚实了天理本体的真实性和确定性。
因此，延平所谓“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的思想，其实体现着儒家自古而来之对价值世界的追求。
朱子家风家训的形成、传承与践履
朱子家风家训的形成、传承与践履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编纂的《福建家训》，收录较早的家训是北宋初期的杨亿家训和中期的蔡襄家训，皆是格言式的训词，但是已经透漏出理学先兆：以“理”“性”这样具有理学色彩的概念来昭示家训所要求的言行准则所含的道理。
《杨亿家训》曰：“安本分，循天理”。
《蔡襄家训》曰：“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
”《福建家训》将朱子置于篇首，选录了《朱熹家训》《童蒙须知》《朱子家政》三篇，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传统家训内容的方方面面，但欲深入理解朱子家训的理学内涵，还须研究朱子家史、家风。
朱熹祖父朱森是个穷困生潦倒的书生，却立家训：“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当勉励谨饬，以无坠先生之业。
”给子孙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调。
朱熹父亲朱松不负家训，考中进士，入闽为地方基层小吏，重视教子，时常训示，寄以厚望。
《送五二郎（熹）读书诗》：“故乡无厚业，旧篋有残书。
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
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
貘羁宁似犬，龙化本由鱼。
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
”（《韦斋集》卷四）朱松还曾抄录黄山谷《食时五观》给二弟，题了三句赞语：“知恥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
”(《韦斋集》卷一)这三句话也成为朱熹的座右铭，亦可谓家训。
朱松入朝为官，曾将朱熹带在身边，并延请名师施教。
朱松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念，反对秦桧议和，与几位同道谋划上疏，朱熹都看在眼里，受到熏陶。
朱子一生主张抗金，可谓传承家风，其来有自。
朱松精通《春秋》学，对古今成败兴亡了然于心，并常给儿子讲解。
朱熹后来回忆父亲在《春秋》学方面对他的影响：“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
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
”尊王攘夷之春秋大义、君臣父子之大伦大法，幼年即播于心田。
朱松给儿子诵读《后汉书·光武纪》和苏轼《昆阳赋》，用刘秀中兴汉室的业绩激励朱熹复兴大宋的志向。
朱松手书《昆阳赋》并题跋，朱熹珍藏到老，晚年也做题跋，回忆父亲“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为之泫然流递，不能自已”。
论朱熹与李侗的师生关系
作者简介 ： 胡泉雨（ １ ９ ７ ９ 一） ， 安徽 绩溪人 ， 南昌大学人 文学院哲学 系 ２ ０ １ ０级中国哲 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 朱子 学。
第１ 期
胡泉 雨 ： 论 朱熹 与李侗 的师 生关 系
．１ ３．
甚力 ， 乐 善畏 义 ， 吾党 鲜有 。晚得 此 人 ， 商量 所疑 ， 甚
故， 余 四十 年 ， 箪 瓢 屡空 ， 怡 然 自适 。 ” 潜 居 乡里 数十
引 言
年， 只收徒 授学 ， 闻名 于郡学 。 他与 朱熹 父 亲朱松 （ 字 乔年 ， 号 韦斋 ） 是 同 门友 （ 朱松 亦 曾从 学 于 罗从 彦 ） ， 稍 长韦斋 ４岁 ， 时沙 县 （ 今福 建沙 县 ） 邓 迪 常谓松 日 ：
来。
兄弟 于昭武 ， 遂游 武夷而 归 。 闽 帅汪应辰 迎先 生至福 堂（ 今福 建 省 福 州市 ） ， 疾作 。 十 月十 五 日卒 于府 治 。
后数 日， 诸 子至 ， 以丧归 ” ， ‘ 年７ １ 岁。 朱熹 从 学 李 侗 的时 间 前 后 长 达 １ ０年 之 久 。 这 １ ０年 正 是 朱熹 学 术 思 想真 正 由“ 禅” 转“ 儒” 的关 键
朱熹 （ １ １ ３ ０ — １ ２ ０ ０ ） ， 字元晦 ， 一字仲晦 ， 小 名 沈
郎， 小 字季 延 。朱 熹 ｌ ４岁丧 父 ， 其父（ 朱松） 在 临 终 前要 求他 从 学 籍溪 胡 宪 、 白水刘 勉 之 、 屏 山刘 子 翠 ， “ 籍 溪胡 原 仲 、 白水刘 致 中 、 屏 山刘 彦 冲 ， 此三 人 者 ，
（ 南 昌大 学 人 文 学 院， 江西 南昌 ３ ３ ０ ０ ３ １ ）
摘 要 ： 朱熹 一 生所 拜 求过 的老 师很 多 ， 其 中从 学 于李侗 是 他一 生 的转 折 点 ， 李侗将 朱 熹 引领到 “ 道 学” 的 正确 轨 道 上 来 ， 改 变 了他 的 学 术 方 向 ， 为他 以后 创 立庞 大的 以“ 理” 为 中心 的理 学思 想体 系奠 定 了思 想基
延平四贤
延平四贤延平四贤延平四贤，又称“闽学四贤”，是指两宋时期崛起于福建南剑州（今南平）道统相继，学术思想一脉相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理学大儒。
因为南剑州自元代改称延平路，明初又改为延平府，故后人将上述四人称为“延平四贤”。
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延平四贤”是上传承洛学，下开创闽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延平四贤中，杨、罗、李均为南剑州人氏，故早在南宋时，就已被尊称为“南剑三先生”。
在学术传承上，“南剑三先生”是递相授受的师徒关系。
他们先后致力于二程洛学的阐发和传播，为其后继者朱熹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基础和铺平了道路。
明洪武十七年颁布科举取士式，程朱理学正式被确立为“官学”，“延平四贤”的地位随即得到大幅攀升，被看做是上接孔孟、下传万世，具有存亡绝续继往开来之功的宗师性人物群体。
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大儒，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其中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杨时杨时：（1053－1135）生于南建州（今南平）北宋学者。
1093年到洛阳拜程颐为师，留下“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
杨时在高宗时为工部侍朗，后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晚年隐居龟山（今将乐），人称龟山先生。
绍兴5年（1135年）卒于将乐，终年83岁。
罗从彦罗从彦：（1072－1135）北宋学者，系南平东坑罗源村人，他拜学于杨时，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在南平筑室于山中，绝意仕进，体验天地万物之理，常聚于九峰山育德泉讲道。
绍兴2年罗从彦61岁经朝廷特科授予广东惠州博罗主簿，64岁卒于武平县学，数年后由门人李侗为归南平罗源村里，世人称豫章先生。
他的代表作有《遵尧集》。
李侗李侗：（1093－1163）南宋学者，南平炉下乡樟林村人，学者称延平先生，拜学于罗从彦，他的祖父和父亲皆以儒学起家。
李侗24岁从学于罗从彦，一心追求儒学真谛，数年后尽得罗氏所传，后屏居山田，结茅水竹间，谢绝世故，一生不为官。
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
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
陈遵沂
【期刊名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年(卷),期】1989()Z1
【摘要】李侗是宋代福建“延平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之一,思想比较复杂。
本文试从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的角度作一点分析。
一、李侗的“求中未发”之教对朱熹思想的影响。
从程颐到杨时、罗从彦以至李侗,都服膺《中庸》中“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样一种“求中未发”思想。
“求中未发”思想要求人的精神或意识处于静寂状态时,注意加强保存和培养心性之善;当精神或意识处于活动状态时。
【总页数】3页(P61-62)
【关键词】朱熹思想;程颐;分殊;杨时;思想比较;朱子语类;中庸;活动状态;中节;综合作用
【作者】陈遵沂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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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五贤
豫章五贤1、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学者称豫章先生。
宋代剑州（今福建南平）人。
师从龟山先生杨时。
其门人李侗，是朱熹之师，杨、罗、李、朱开创宋代理学的“闽学”一派，称“闽学四贤”。
生平仅做一任主簿小官，半世从教。
论学以主静为宗。
著有《豫章文集》十七卷及《遵尧录》、《中庸说》、《春秋指归》、《春秋毛诗语解》等。
2、罗伦（1431~1478）明代学者和教育家，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
字彝正，号一峰。
家贫好学，十四岁即授徒于乡，以资养亲。
成化二年（1466）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因上疏言事被贬官。
一度复官，不久辞归，于金牛山筑室授徒，四方从游者颇多。
又赴弋阳圭峰、馀干应天寺讲学，开明代书院会讲之先河。
卒谥文毅，学者称一峯先生。
著《一峰集》、《五经文疏》、《周易说旨》。
3、罗钦顺（1465~1547）明代江西泰和人，字允升，号整安。
弘治乡试解元，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
授编修，升国子监司业。
被宦官刘瑾削职为民，后复官迁吏部侍郎、晋尚书。
辞归里，家居二十余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坚持“气”为宇宙万物之本的哲学观。
与王守仁书札论辩。
著有《困知记》、《辩析精审》。
学者称整庵先生。
卒谥文庄。
4、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明江西吉水人。
嘉靖八年（1529）中状元。
授翰林院修撰，迁左春坊赞善。
因联名上疏，冒犯皇帝而被撤职。
从此归家务农，潜心治学。
事亲最孝，父亲肃客，洪先冠带行酒，拂几授席甚恭。
亲殁，苫块蔬食，不入室者三年。
研治王阳明之学，精绘地舆图，为著名地图学家。
卒谥文庄。
有《念庵集》、《广舆图》、《冬游记》等。
5、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
明江西南城人。
阳明学泰州学派代表。
嘉靖进士。
任太湖知县，创志学书院，召请学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
任宁国知府，以德化民，囚犯听其讲论，多受感化，政声颇佳。
入京时，大学士徐阶请他赴灵济宫，向官员讲学，听者数以千计，无不动容格心。
在云南作官五年，常去各书院讲学，“以讲会乡约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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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宗师李侗【课程目标】1.知识目标（1）了解福建理学发展历史，了解理学大师的理学成就。
（2）配合学校的明理教育，让学生掌握闽学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
2.能力目标（1）学会探究过程，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树立学好历史的信心。
（2）学会调查、考证、查阅筛选资料，掌握访谈技巧，提高关于人物传记及历史论文的写作水平。
【生平简介】李侗(1093-1163)，字愿中，世号延平先生，两宋之际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
二十四岁时师从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得其《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
学其师好静坐，认为“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宋史•李侗传》）。
退居山田四十余年，谢绝世故，终身不仕。
授徒讲学，答问不倦。
朱松与其为同门友，十分推重，遗子朱熹从侗学，因此得其传授理学思想。
侗虽身在山野，但心系天下，伤时忧国，认为当世之弊在于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要求“人主当于此留意”。
孝宗隆兴元年（1163），病卒，终年七十一岁。
李侗学宗二程，潜心理学，认为“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饱，衣之御寒”。
注重力行，认为“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
继承二程“理一分殊”之说，强调理会分殊的重要性，认为“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同上）。
世人将其与杨时、罗从彦并称为“南剑三先生”。
清人全祖望认为罗从彦在杨时之门，所学虽淳，而所得实浅。
然而“一传为延平（李侗），则邃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宋元学案•豫章学案序录》）。
充分肯定了李侗在理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李侗所著有《李延平先生文集》、《延平答问》等。
李侗的先祖世代居住在福建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村乡，且以儒学起家。
其曾祖名干，官至屯田郎中，辞官后赠金紫光禄大夫。
祖父名熏，官至朝散大夫，辞官后赠中奉大夫。
父亲名涣，官至朝奉郎，辞官后赠右朝议大夫。
李侗是其父之幼子，他“生有异禀，幼而颖悟，少长，孝友谨笃”，求学于乡里的学校并有声望。
李侗少年时性情豪迈，好饮酒，常常夜里醉酒后，骑马奔驰数里才返回。
后来养成缓慢性格，即使是一二里路程，也常常是行走缓步，从容自得如在家中一样。
弟子朱熹记述：“李先生行郊外，缓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计其远。
尝随至人家，才相见，便都看了壁上碑文。
先生俟茶罢，即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壁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毕就坐，其所持专一详缓如此。
初性甚急，后来养成，至于是也。
”由“初性甚急”，到后来养成“专一详缓”，终日无疾言遽色，改变源于其“潜养思索”的不懈求学。
政和六年（1116），李侗二十四岁，开始师事罗从彦，研习《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典籍，从容潜玩，领悟于心，尽得罗从彦所传之精奥，遂成为程门三传弟子。
他开始时好看《论语》、《孟子》，后来受罗从彦的影响更爱看《春秋左氏》。
又因钦佩罗从彦淡泊超然的立人态度，在从学多年后亦退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放弃科举仕途，教授乡里，箪瓢屡空，怡然自适，以求道为己任。
朱熹之父朱松与李侗为同门，二人志趣相投，有数十年之交情。
绍兴二十三年（1153），李侗六十一岁，朱熹赴任同安，途中拜访李侗。
朱熹自述说：“熹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曾与他说禅，李先生只说不是。
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
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
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
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回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在初见李侗之前，朱熹兼修儒、禅，且受禅学影响较深。
初次见面，李侗就否定了朱熹的禅学倾向，并引导其只看“圣贤言语”。
对此，当时的朱熹尚有怀疑而心中不服，认为李侗未能理会得禅学。
而后，朱熹到同安任职，期间听从李侗的劝告，暂弃禅学，精心研读儒家圣贤之书，并逐渐认识到禅学的破绽错漏，于是抛弃佛学而归于儒门。
可以说，初次见面，李侗的言语引导对此后朱熹思想由禅转儒产生了重大影响。
绍兴三十年（1160），李侗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说：“晚景别无他，惟求道之心甚切。
”此年冬天，朱熹到延平第三次拜见并正式受学于李侗，朝夕受教数月而后离去。
经过之前的绍兴二十三、二十八年与李侗的两次见面“论难”，及来往书信的相与“商量”答疑，朱熹此时已从初学禅而转向“儒者路脉”，对佛禅能“操戈入室”，“指其差误之处”。
且讲学“极造其微处”，“渐能融释”而不为道理所束缚。
对朱熹为学方向的彻底转变及“进学甚力”，李侗深感自豪与欣慰。
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天，李侗随次子信甫寓居建安，朱熹到建安第四次拜见李侗，并一起回到延平。
此年宋孝宗即位，诏朱熹陈述政事。
朱熹草拟封事后，先寄给李侗审阅。
李侗回信说：“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
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
书中论之甚善。
见前此赦文中有和议处一条，又有事迫许便宜从事之语，盖皆持两端，使人心疑也。
要之，断然不可和。
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
此处更可引此，又许便宜从事处，更下数语以晓之如何。
……吾侪虽在山野，忧世之心，但无所伸尔，亦可早发去为佳。
”李侗称自己“不能文，不能下笔”，对封事中有疑虑不妥之处，都已用贴纸贴出，建议朱熹更详细修改。
李侗虽不问世故，但答问却义理精微，其忠义之心自然体见于文字之中。
孝宗隆兴元年（1163），李侗七十一岁，仍多次与朱熹书信往来探讨学问。
当时朱熹将奉旨上殿回答诏问，他就回答诏问时以何事为先请教李侗。
李侗回信说：“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
缘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
而中国之道衰，四裔盛，皆由此来也。
义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
如前日有旨有升擢差遗之类，缘有此利诱，故人只趋利而不顾义而主势孤。
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如此留意二者，苟不尔，则是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
”朱熹接受师说用以应答诏问。
同年，李侗由两个儿子接去养老，从建安到铅山，中途路过昭武拜访表弟并游览武夷山。
后来被时任闽帅的汪应辰邀请至福唐，因疾病突然发作而卒。
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陈复斋来延平任职，仰慕李侗道德文章温和纯粹，仿照汉白鹿观在镡溪南九峰下建延平书院，作为奉祠讲学的地方。
宋理宗淳祐七年（1147），李侗被赐谥文靖。
元顺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赠太师，追封越国公。
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李侗被从祀孔庙。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御书匾额“静中气象”悬于延平府道南祠。
李侗一生不著书，不作文，乡居“颓然如一田夫野老”。
后来朱熹将与其往来问答的书信编成《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一书，简称《延平答问》。
此书不仅是记载李侗言行思想的主要著作，也成为李、朱二人传授心法和“朱子授受衣钵”。
清人张伯行说：“先生不著书，又不喜欢作文。
然读朱子所编答问，解经精当，析理毫芒。
至示学者入道之方，又循循有序。
理一分殊，彻始彻终。
惟先生以是为学，即以是教人，故紫阳渊源有自，得以大广其传，圣学光昌。
而道南一脉，衍洛闽之绪于无穷，皆先生贻之也。
”认为李侗虽不留意著书作文却能答问教人，正是其答问使朱熹之学渊源有自，上承洛学，充分肯定了李侗在道南一脉中的地位。
李侗师从罗从彦，上承龟山、伊洛之脉，立志于接续儒家道统，探求圣学之传。
其学说虽师出有门却不泥守。
朱熹称李侗“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
”朱熹弟子赵致道说：“李先生之学，不但得于所授，其心造之妙，实有先儒之所未言者。
”李侗还以所学接引后学，答问不倦。
虽其本人性格如朱熹所说，“为人简重，不甚会说”，李侗也称自己“素来拙讷，发脱道理，不甚明亮”，“语言既拙，又无文采，似发脱不出也”，答问内容多让朱熹“意会消详之”。
但在师徒的叩问与激发中，朱熹却受益良多，说：“其后熹获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
”每一见师学问即有进益的朱熹在《李先生行状》中多论其师“开端示人”之处，概括而言，有“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洒然融释”等几个方面。
“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李侗以理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并上承二程、杨时以太极论理。
李侗指出其理会有错误，认为太极为至理之源，在天地为理，在二气交感化生的万物包括人中亦存在。
“人与天理一也”，理贯穿万物之始终，因此不能将天地之理与人之理隔截为二。
李侗不仅以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体本源，还论阴阳二气及其交感化生万物，朱熹以仁为心之正理，将人与禽兽相区别。
李侗认为朱熹所说有所窒碍，仁是天地之理，万物的生成都有理有气，万物从本源上都是理，理贯万物之始终且“无顷刻停息间断”，但在气化过程中万物又因各自禀受的气有“秀”、“偏”之分而产生差异。
其中人得五常中和之气最灵秀，其他物只是得气之偏。
因此理非“惟人独得之”。
此处，李侗虽没有直接将万物生成概括为“理一而分殊”，但其所说的“本源则一”即是“理一”，也即仁，万物由于禀气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即“分殊”。
李侗以理本气化不仅说明万物之化生来源，而且也从本体的角度论证了“理一”与“分殊”的客观存在。
在解说张载的《西铭》时，程颐、杨时以仁义论说“理一而分殊”，李侗继承二人之说，亦以“仁只是理”关注“理一”与“分殊”的伦理内涵，强调知仁。
李侗继承发挥杨时之说，注重从“知”字上下工夫理会“仁”。
他认为本源是“体用兼举”的，只有从知觉的角度下工夫理会，才会“透彻”、“了了”本源之分殊，才能达到体用兼举的学术宗旨。
对此，朱熹理解说：“然则仁之为仁，人与物不得不同。
知人之为人而存之，人与物不得不异。
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
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不知果是如此否？”对朱熹的理解，李侗加以肯定，称其“概得之”。
虽然李侗为学宗旨是注重体用贯通，“理一”与“分殊”兼举，但为与“异端”之学相区别又重视对“分殊”的论说。
朱熹在问学李侗之初留意禅学，为李侗所不许。
李侗用“理一分殊”之说引导朱熹辨别儒与异端。
李侗认为儒学和异端之学的区别，主要是对“理一分殊”之旨、特别是“分殊”的认识与掌握不同，主张对“理一”，即“一视同仁气象”的理解并不难，对“理一”的把握也并不能将儒与异端真正辨别开，重要的、难得的是对“分殊”的把握，只有在“理一”的基础上认真仔细地理会人伦日用等分殊才是儒者气象，也才能真正划清“吾儒”与“异端”的界限。
诚然，朱熹在李侗的引导下又超出李侗之思想范围而转向重视“分殊”之穷理，但李侗强调“分殊”主要是为了将儒学与“疑似乱真”的异端之学区别开来，而其“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的重“分殊”思想也是对杨时注重“分殊”的继承与发挥。
“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李侗上承师门，为学注重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发之中即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