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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海外文摘OVERSEAS DIGEST 海外文摘2020年第8期总第799期No.8,2020Total of 7990引言19世纪时，女性主义渐渐变成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女性主义运动提高了很多女性独立自我的意识，逐渐一些女性认识到她们在男权社会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随后女性主义的思想逐渐扩展到社会的不同领域，比如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本文主要讲述女性主义思想扩展到翻译领域所形成的新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本文将首先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随后探讨此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的发展及其未来对中国翻译界的影响。
1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17世纪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Menage 有一句名言“Les belles infideles”，这句话的意思是：翻译像女人一样，漂亮的翻译不忠实。
还有人把翻译比作“媒婆”“美而不忠实的妻子”等[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和女性一样处于同等的弱势地位，被压抑、被奴役。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与女性的这种弱势地位是长期处于男权压制的结果，翻译和原作就好比女性和男性，原作被认为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男性”，而翻译也就是再生产的文本被认为是服从与原作权威之下的“女性”。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男权统治下，翻译中也具有社会男尊女卑的特点，使翻译也被认为是原作的派生、从属、随后被女性化和边缘化。
因此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也就是在这方面，找到了翻译与女性的相同点，进而引发了两者的结合。
弗洛图提出了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干涉文本翻译的三种主要翻译手段：增补(supplementing)前言和注释 (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以及劫持 (hijacking)。
西方女性主义译者改变了过去译者谦卑的做法，“常常越出传统为她规定的隐形译者之限度”[11]。
与此同时，在翻译文本中，她们开始妇弄（Womanhandling），既对文本从女性视角，以女性的方法进行操纵，大胆实践自己的理论宗旨。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探析摘要：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在上世纪70 年代开始便给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然而与国内文艺理论界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相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介绍明显滞后，与当前国内深入讨论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情形也无法相提并论，实质性的深入研究更是罕见。
传统翻译研究的理论重点在文本内部，即研究怎么译的问题，误认为这就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全部，这一点至上世纪50 年代之前中西皆没有大的改变。
50 年代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始萌芽，至70 年代获得理论上的大突破。
“等值”、“忠实”、“源文本意”的真理性开始动摇并逐渐被彻底解构。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妇女从质疑并反叛男性中心论出发，“识别并批判那些将妇女和翻译一并降至社会和文学阶梯底层的一团概念，翻译理论和实践不可避免地要去探寻存在于文本实践中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反映了存在于更大文化语境中的权力结构。
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
”（simon，1996：1）与文学理论界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引入和富有创新性的研究而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国内的介绍并不多见，仅散见于一些论文集中，对其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成果更是缺乏，显然这一理论并没有引起国内译界的应有重视。
本文希望能比较详尽地将这一理论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译学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促进国内译学界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190-03一、理论背景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得益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自身的发展和西方诸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以及这两个研究领域在诸多所关心的问题上存在着相似之处。
西方后现代的转向在理论、艺术和科学的众多领域产生了影响，翻译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后现代转向之令人兴奋和激动在于它包含了一种经验、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冲突，即与已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斗争并且提供观察、写作和生活的新方式。
第23卷第12期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2月Jour na l of H i ghe r C o r r es pon denc e E du cat i on(Phi l osoph y a nd So c i al Sci ences)V01．23N o．12 D ece m ber2010●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回顾与述评谭思蓉(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56)摘要：自1999年穆雷对女翻译家金圣华教授进行访谈并将性别引入翻译研究以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之路历经十余年。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中国学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从最初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著作开始，到后来研究女性主义译本和译者，再到后来将女性主义翻译与其他理论相结合，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经历了理论介绍、实践研究和跨领域研究三个发展阶段。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回顾；述评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87(2010)12一0046一03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关子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作品大量出现，本土学者开始重新解读女性主义作品，并运用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联系中国本土的实际，试图构建中国自己的女性诗学(荒林诸葛文饶2007：76)。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诞生。
路易斯弗洛图的《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成为学者们了解女性主义翻译的窗口。
在弗洛图的介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翻译学者如苏姗妮德劳特宾尼尔一哈乌尔德、谢利西蒙等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线。
众多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性别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并将视线转向研究性别与翻译、女性主义翻译与忠实、女性主义翻译与译者主体性等主题，并引发了中国学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相关实践和理论介绍和研究的热潮。
本文旨在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过去十多年即从1999到2009年在中国的起源、发展和当前状况进行回顾和述评，并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意义。
浅议多元系统理论下英美女性文学翻译的优势作者：狄东睿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35期【摘要】20世纪70年代初由佐哈尔所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界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将翻译学带出了语言这一小范围。
英美女性文学翻译的独创性与开拓性使其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品格，因此多元系统理论在翻译学中所具有创新的特点恰能展现英美女性文学翻译所体现出的这一定优势。
【关键词】多元系统；英美女性文学；翻译每一种语言都是文化的载体，而翻译则是联通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
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忠实再现源语作品的内容，同时做到不失译语文字的美与雅，是一代代翻译家所努力的方向，也是翻译学家在追求的答案。
自翻译理论诞生至今，译学界诞生的翻译理论不胜枚举，但直至多元系统论出现，一直没有理论能够突破语言这一小范围，将翻译放入一个宏大的版图中去研究翻译。
在这一创新理论发表前后，女性主义文学也悄然在文学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共鸣和喜爱。
在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促进下，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也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更加繁荣，随后促进了与之相关的女性文学翻译的兴起、繁荣。
多元系统与女性主义文学翻译，当这两种独特新鲜的事物碰撞到一起，又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介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
这一理论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他认为各种社会符号以及现象，并非由相互独立的元素组成的简单混合体，而是互为有机的整体系统。
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多元系统理论主要着眼于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
较于其它学科，翻译界最先接受多元系统论，并成功将他应用到翻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中。
二、英美女性文学女性文学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质或由女性执笔写作的文学，是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产物。
浅析多元系统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作者：宋越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8年第34期摘要：多元系统理论发源自早期翻译研究派，是翻译研究派的延伸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之初，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
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文学翻译的研究热潮，全新的研究视角对翻译界和文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翻译；缺陷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8）34-0093-02一、多元系统理论概述20世纪70年代之初，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
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文学翻译的研究热潮，全新的研究视角对翻译界和文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多元系统理论以形式主义为基础，把社会的各种符号如语言、文学、经济等等看做是一个开放且动态的大系统。
佐哈尔把这样包含多种社会符号的关系网看做是一个由多个子系统互相交叉组成的大多元系统。
这个大多元系统中所包含的子系统有的处于中心位置，有的则处于边缘位置，它们的地位不尽相同，但不变的是它们永远在争夺中心的位置。
多元系统理论发源自早期翻译研究派，是翻译研究派的延伸和发展。
翻译研究学派以探讨译文的产生和作用为主。
到了发展后期，翻译研究派与多元系统学派逐渐融合，但此时的多元系统派已不满足于翻译研究派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借鉴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的“多元系统”这一概念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
结合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多元系统派对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多因素及翻译的多元准则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传统翻译理论分析的视角。
多元系统理论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新理论，将翻译现象与时代社会背景下的语境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二、多元系统理论中的翻译观在多元系统中，翻译通常是被认为处于次要地位的。
佐哈尔则认为，文学翻译在一个文学系统里的位置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如果从某一文化的文学状态的角度来观察，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以占主要地位，也可占次要地位。
略述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不分地区、种族与阶级,女性都处于一种附属的位置。
但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女性运动才开始具有社会性质。
“女性主义”的英文字feminism源自于法国的feminisme。
柯德教授的研究表明,1880年法国女子奥克雷建立的第一个妇女参政权会最先提出了这一个词汇,但是直到20世纪初“女性主义”才被各派争取女权运动者所认同。
随着女性运动的普遍开展,其涉及社会活动各种领域,因为语言在社会性别发展史中维系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女性主义者便把目光转向语言,投向翻译。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最先出现在加拿大女性主义者的翻译实践中,代表人物有谢莉·西蒙(Sherry Simon)、路易斯·福露窦(Loius Flotow),以及巴贝拉·戈达尔德(Babara Godard)等。
1 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形成的促进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为基石,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要领,性别差异论认为是两性的社会差异而不是两性的生理差异造成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认为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而语言是文化身份重要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之中,语言随父权、夫权地位的建立而成为一种“他/男人”的语言。
自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者为争取解放提出了“女性必须得到语言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的口号。
翻译是重要的语言活动,批评家们认为翻译在父权意识形态下被贬低到从属地位,原作者、原文是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翻译者是女性、阴性、被动的,这使翻译和翻译工作者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
女性主义者用犀利的视角观察,用特有的文风表达,在翻译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使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
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女性主义的贡献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各种观点都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阐发,为女性服务,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彰显女性主义各种主张,凸现女性主义思想,有很强的政治性,为女性主义开辟了新的战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精品源自生物科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风起云涌。
这场由知识女性发起的意识形态的战争,波及到了政治、文化、文学等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更推动了女性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发展。
翻译研究者从中找到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相似点,认为翻译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开始质疑暗含男性中心论的译论。
由此,女性主义翻译观应运而生。
一、女性主义与翻译两千多年来,翻译领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如,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
翻译被置于与女性相同的地位。
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女性。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处于这种弱势地位是长期受父权压制的结果。
父权中心制统治下的翻译研究移植了社会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使翻译这种跨文化的语言活动也被视为从属、派生的部分,进而被女性化和边缘化。
女性与翻译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上找到了相似点和类比的基础,从而引发了两者相互结合的可能(徐翠波,2011,p.60)。
二、理论主张女性主义和翻译都是对语言的一种批判性理解,当二者结合起来时,便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的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见解。
其主要观点包括:(1)对传统翻译理论标准“忠实”的颠覆,强调叛逆 (2)重新界定译文与原作的关系,突显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作者/原作-译者/译文”的两元对立模式,提倡原作-译文的共生共荣。
这首先表现在翻译延伸了原作的生命,使得它得以在另一个语言文化空间中面对新的读者群体。
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译文是原作的后续的生命 (afterlife),译文为原作开启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提出“性别译者”(feminist translator)的概念,首先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中的不同,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
多元系统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及前景探析多元系统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及前景探析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翻译实践；翻译批评摘要：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呈现出系统模式多元化景象。
女性主义进入翻译界，形成了女性主义翻译观，迎接它的有批判和质疑，也有赞赏与憧憬，这是在所难免的。
随着技术操作等微观层面的进一步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成为多元系统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分支，它从独特的视角指导着翻译实践。
一、引言随着翻译研究从着眼于语言内部因素的语言学视角转向以语言外部因素为主的文化视角，翻译理论界出现了多元化系统论，本世纪初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其中一个分支。
张南峰指出，如果没有性别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多元系统论者可能无法意识到，某些翻译策略原来是由某些性别规范支配的。
正如廖七一所言：“女性主义的翻译观，无论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是对原文文本单一意义的反拨”。
女性主义作为文化研究主流的一部分，从性别视角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并以此来解构传统的父权和夫权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影响。
萌芽于英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加拿大迅速崛起并传遍北美和全世界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同样是从独特的性别视角来解构传统的翻译观的。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层面的探讨：(1)关注女性的存在，将性别意识植入翻译的理念之中，评估女性译者的历史和现代作用；(2)从语言上对原文本进行解构，消除男性中心主义，消除男性偏见和性别歧视，批判传统译论中将女性和译者贬入底层的隐喻，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平等关系；(3)分析翻译作品中不同性别的语言的处理及其意识形态问题；(4)提倡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和标准，以“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与脚注”(prefacing)和“劫持”(hijacking)等“重写”策略实现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5)鼓励多性别文本研究比如同性恋文本翻译研究，提倡差异性和多样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正处于发展阶段，中外翻译界的专家学者对其的评价各持己见，对其前景亦看法各异。
二、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批判与质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诞生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少争议，其中不乏否定的声音。
Levine批评女性主义翻译观太情绪化、太主观、太宗派化和理想化，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
Eugene A.Nida对《圣经》翻译中女性主义所提倡的中性译本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性别中性不具备有效的认知模式，而且两性兼顾的语言也不能解决性别中性所存在的问题。
在女性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不少对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批判。
巴西女性评论家RosemaryArrojo批评女性主义翻译论存在“机会主义”、虚伪性和理论的非连贯性等自我颠覆性特征。
女性主义翻译观代表人物之一Spivak则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译者为了迎合西方世界，在对第三世界的女性作品的翻译中，“抹杀”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声音和身影，剥夺了她们“被听见”和“被看见”的权利，是对非西方世界的一种新的殖民主义。
Robyn Gillam等则指出，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通常在同一文本中掺杂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文字游戏，只有精通双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精英才能读懂。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传人中国后，研究者中也有不少学者在肯定女性主义翻译观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葛校琴认为，女性主义翻译观给人一种“矫枉过正”的感觉。
对女性经验的过分张扬有落人色情文学之嫌；在理论阐述方面使用一些过激性词汇，如剥夺、侵占、劫持等，有形成新的二元对立的趋向；在翻译策略上和翻译效果上也有矛盾的地方。
蒋骁华指出，针对英语中没有男女兼指的“通性人称代词”(epicene pronoun)的问题，许多语法家、修辞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几十种解决方案，但至今未有定论，此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卢玉玲则认为，西方文学作品与“第三世界”女性作品的翻译文本存在错误的表述，主要倾向是将西方女性美化，而将东方女性弱化和丑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妇女，主要是为突出和推广自己的理论铺平道路。
张景华也指出，“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观点过于激进，并且把颠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作为终极目的，把非理性作为理性，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过于强调翻译中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活动的本质，……只会把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引向极端”，“导致了译者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
刘娜、邓红风认为，由于女权主义的翻译研究有着天生的缺陷，对于构建翻译学的理论大厦而言，它不是构建基础和打造构架，而仅仅是起了添砖增瓦的作用；它只关注翻译的宏观层面研究，忽略了翻译的技术操作层面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不能持久的。
杨柳也认为，尽管众多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特别是女性研究者都在努力摆脱“多余的肋骨”的阴影，但残酷的现实使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出现也难逃“偶发的存在”之危险。
就目前形势来看，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未来仍然是“不定的”。
三、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肯定和憧憬尽管在女性主义阵营内外都存在着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批评与质疑之声，但中西方大部分研究者们认为，女性主义翻译观的确对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给予积极肯定和认可。
在西方，如，“Simon认为性别文化将会修正并拓展翻译与文化相结合的边缘地带；Flotow满怀希望地预示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即可能在‘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处境状态’(positionality)、‘历史维度’(historical dimension)三个方向进一步拓展”。
在中国，有不少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持赞赏乐观的态度，如刘军平、徐来、何高大和陈水平等。
刘军平指出，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待作者、文本、译者和读者，将会给翻译研究带来全新的启迪；在后现代、后殖民多元文化语境下，女性、差异性、他者性将为建立译者主体性、女性译者主体性以及其他翻译模式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刘军平对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发展也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徐来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女权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对翻译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在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性别视角；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策略和实践手段都带有鲜明的性别特征，以“重写”和语言操纵为方法，以引起社会对女性存在的再思考。
他在《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中，对歧视女性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行为进行了批判，是一篇为女性代言的“身份”作品。
何高大、陈水平论证了女性主义运用某些过激手法是为了追求以“雌雄同体”(androgymy)来最终消除性别歧视的理想，而不是重新建构一个“母权制中心”。
二位学者的研究是对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赞赏与肯定。
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在承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其局限性的同时，也肯定了其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和意义。
比如廖七一认为，女性主义翻译观尽管存在局限性，但这一理论将个体视为特定文化政治的产物，承认这些因素对个人的见解、观点以及翻译产生的作用，重视文化差异、语境以及特定历史环境中翻译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对于我们反思传统翻译观念的合理性、开辟新的研究向度具有深远的意义。
葛校琴指出，女性主义翻译的本质就是要颠覆传统译学话语中的不平等解构，颠覆父权中心，提倡差异的哲学，对译学和文化批评的贡献不可磨灭。
蒋骁华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出质疑之前，首先对其表示了肯定：女性主义翻译观主要致力于凸显翻译的主体性，强调叛逆和平等，强调翻译是政治行为，以消除性别歧视为目标，是一种方兴未艾、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研究领域。
四、前景展望女性主义翻译观虽有偏颇的一面，但却不能忽略其正确因素，这一点已得到翻译界认同。
随着女性地位的日趋提高，女性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女性主义理论进入翻译界，对翻译理论产生影响，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在西方，几次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大力推动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时代的到来；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后，又经过改革开放，女性的地位逐步提高，女性译者、女性翻译研究者和女赞助人纷纷跻身于翻译界，投入到翻译研究和翻译出版行业中来，一些男性有识之士也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中，他们都为中国女性主义翻译话语的显形和铺展做出了贡献。
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前景，研究者中有表示悲观的，也有持乐观赞赏态度的。
它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呢?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与文化视野中的翻译研究一样，是翻译研究的一部分，它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翻译学中的多元互补论。
女性主义翻译观主张从女性的视角来操作原语向译语的转换，不仅要让译者从边缘走向中心，而且让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翻译的中心主体，同男性译者一样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但它强调的并不是女性的霸权，而是平等的话语权力或者平等但有差异的话语权力。
它认为差异是必然存在的，正如Bassnett与Lefevere指出的，“女性主义理论表现了认知过程这一关键因素，而当代翻译理论也重视译文中存在的多种声音，突出了译者／作者语言的内省(self-reflexive)空间”。
女性主义翻译观使我们认识到，在分析文本的时候，除了社会、历史、政治等因素影响外，性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主体加入女性的视角，使人们对翻译的理解由单纯的语言转换视角扩展到多元立体的视野，提高了认识的深度，进一步把翻译活动看成为一种翻译主体间的关系：带有性别角色的译者通过对话文本与带有性别角色的作者间的交流关系。
作为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的一个分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它自身的理论体系，即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如翻译哲学、翻译标准、翻译目的、翻译对策、翻译方法、译者的地位及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等。
这些理论来自于翻译实践并在实践中对译者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尤其在文学翻译领域。
如朱虹教授在向西方译介中国当代文学时，在翻译选材和英译行文时，就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影响，她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如她选材的主要标准是：(1)作者是女性；(2)作品写女性。
她还特别注意选一些有明显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如陆星儿的《女人的“一样”与“不一样”》，王安忆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等。
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在翻译中也要争取女权，即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
在源语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身影和声音是不可或缺的。
原作中的女性话语，最好由女性译者来译，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传达其中的女性语言特征，准确而生动地表现女性心理，从而让读者真正“听到”和“看到”作品中的女性，消除由男性创作或翻译造成的虚假的女性文学表现。
当然，我们不赞成女权主义翻译家对译文的公然篡改和操控，但女性主义翻译观主张从女性的角度来翻译涉及女性生理心理的描述，从根本上瓦解男性语言的霸权地位，使作品中的语言呈现出性别差异，即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共存，这也是对自然语言中性别差异现象的客观反映和真实写照。
